互联网平台劳动关系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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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联网出行平台的发展引发驾驶员与互联网出行平台多种多样的劳动关系纠纷。然而我国所应用的“三要件”理论过于僵化，司法实践对于二者法律关系认定亦大不相同。本文由四份不同的判决引出争议点，对此争议点进行概括性评价，进一步从互联网出行平台经营模式类型入手，结合从属性理论界定互联网出行平台与驾驶员之劳动关系。其后，引出网约车之本质———共享经济，指出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共享经济下新型用工模式保护的不足之处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劳动关系;经济从属性;互联网出行平台;共享经济

一、互联网出行平台与驾驶员劳动关系之争议点

我国裁判中关于互联网出行平台与驾驶员之劳动关系的认定，主要有四种类型。第一种为劳动合同关系，如该案例:廖某为某互联网出行平台代驾员，在某次代驾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对方车内一人受伤，且廖某对该次事故负全部责任①。北京市二中院审理认为，廖某此次代驾行为为职务行为，因其接受平台统一管理，薪酬由平台发放，薪酬标准亦由平台拟定，故可认定廖某与该互联网出行平台之间为劳动合同关系，该案中承担侵权责任的主体便明了了。第二种为雇佣关系，如该案例:驾驶员张某通过某互联网出行平台接送乘客，因堵车便停车等候。范某某骑自行车从张某车右侧经过，不料此时车后座乘客赵某打开后车门，将范某某撞倒，致使范某某身体受伤、财物受损②。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审理认为，张某与互联网出行平台为雇佣合同关系，该平台接受张某向其提供的劳务，因此在张某因职务行为而造成侵权之时，互联网出行平台理应对其负责。第三种为居间合同关系，如该案例:宫某通过互联网出行平台接送乘客，在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驾驶员宫某严重受伤。法院审理认定，驾驶员宫某负全部责任，互联网出行平台属于无责任主体，因其为信息交易平台③。第四种为模糊关系，即法院刻意回避该问题。如，驾驶员李某在接送于互联网出行平台预约之乘客时发生交通事故，李某受伤。法院认定时，并未直接指出互联网出行平台与驾驶员李某之间的关系，而是在前文中认为驾驶员李某为承运人，后文中认定互联网出行平台为网约车业务的经营者，驾驶员李某须向该互联网出行平台交纳管理费用，故判定该平台对上述事故承担连带责任。由以上四种截然不同的认定方式可以看出，我国法院乃至学界对互联网出行平台与驾驶员之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不一，此便是争议点所在。针对此争议点，笔者有三点考量:第一点，笔者认为将互联网出行平台与驾驶员之劳动关系认定为劳动合同关系是基于传统标准得出的最守旧的结果。从上述第一个案例来看，法院严格遵守《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依据其中提出的三标准来定义:首先廖某与互联网出行平台符合法律的规定，其次廖某实际上受该互联网出行平台管理，最后廖某所提供的劳动即驾驶汽车是互联网出行平台业务的主要部分，因此便直接得出两者之间为劳动合同关系。然而，此种认定方式并不能满足新型共享经济的保护需要，驾驶员通过互联网出行平台获得工作机会提供劳务与传统的劳动关系完全不同，如此机械运用旧法会违背共享经济的规律，削弱就业灵活、参与成本低等该经济模式之优势的地位。第二点，认定为雇佣关系及居间关系是应共享经济蓬勃发展而生的最优解，但仍需分类讨论。案例二与案例三中的互联网出行平台运营方式截然不同。案例二中的平台为只有乘客为客户端，驾驶员为本公司雇佣之员工为乘客提供服务;案例三中的驾驶员与乘客同为客户，互联网出行平台将双方的交易需求交换给对方，起到媒介作用。不同的运营模式所导致的互联网出行平台与驾驶员之劳动关系认定结果必然不尽相同。第三点，欲求互联网出行平台与驾驶员之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应从互联网出行平台经营模式类型入手进行讨论，无法避免。

二、互联网出行平台与驾驶员劳动关系界定初探

(一)不同类型经营模式下的劳动关系特征。如上所述，企业对个人(B2C)运营模式下，互联网出行平台与驾驶员之间的劳动关系明确，完全符合传统劳动法所调整之范围，无展开讨论之必要。然而，在个人对个人(C2C)运营模式下，传统劳动法似乎稍显薄弱与限制，而上文中不同法院不同判决的情况所针对的案件也皆为个人对个人运营类型下的互联网出行平台。在此，笔者再次对个人对个人运营类型下的互联网出行平台业务进行分类:第一类，快车模式。快车模式为典型的个人对个人运营模式，快车业务是大多数实行个人对个人运营模式的企业之主要业务。快车模式所用车辆为私人所有，私家车主接受互联网出行平台提前所列条款，并签订“四方协议”。④但新政策已承认私家车依靠互联网出行平台获取劳动机会之合法性，故目前不需要签订该种协议来规避特种经营之风险。第二类，专车模式。目前我国互联网出行平台之专车服务有两种主要类型，一种为高级版的快车服务，即通过对私家车年限、品牌、价位之规定分流出“高端”私家车用于专车服务，本质上与快车并无不同。另一种为企业对个人运营模式之衍生业务，专车为企业所有，本质上依旧是企业对个人的运营模式，在认定上无过多争议，故本文不讨论。第三类，出租车模式。互联网出行平台出租车模式本质上依旧是公司对个人模式，于认定无争议，故本文不赘述。第四类，代驾模式。代驾为乘客与互联网出行平台与驾驶员三方关系，在此关系中驾驶员的本质不是提供客运而是提供服务。第五类，顺风车模式。顺风车历史久远，并非严格意义上某种运营模式的名称。传统意义上顺风车为好意施惠关系，私家车主自行选择是否运送有需求的乘客，并与乘客自行商量薪金问题，大多数为无偿。而互联网出行平台之顺风车模式均为有偿服务，互联网出行平台更多地起到信息媒介及定价作用。(二)以从属性理论探讨不同类型经营模式下的劳动关系界定。从属性理论在成文法国家应其抽象的方法论而生，顾名思义，若成就劳动关系，则必是劳动者在雇佣者的管控之下提供劳务，劳动者在某种程度上“从属”于雇佣者。已故学者黄越钦认为，一切与传统的民事法律概念不尽相同的劳动法概念皆是围绕从属性概念展开，可以说，从属性概念为劳动契约之最大特色之一。⑤正如上文所述，劳动者于某种程度上从属于雇主，然而该“程度”如何界定却是学界乃至国内国外皆争论不休的话题。以外为例，德国与日本学理上倾向于将“人格从属性”作为衡量标准，注重挖掘探讨雇佣者与劳动者之间的人身关系，强调劳动者对雇佣者的依附性，我国台湾地区将人格从属性主要运用于秩序层面上，即通过人格从属性赋予雇佣者一定惩戒劳动者之权力，得以维护企业乃至经济正常有序运转。同时，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亦对“组织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有研究与应用。组织从属性便是强调劳动者对接受自己劳动的企业或组织拥有从属之地位，雇佣者对劳动者所提供之劳务的使用亦是自身所处之企业或组织的一部分。⑥而经济从属性便是在人身从属性上更深一层思考，劳动者对雇佣者的人身依附来源于对其经济的需要，正是雇佣者为劳动者的生存提供经济支持，劳动者在人身上具有从属性，听从雇佣者之命令。⑦我国从属性理论所最大之作用便是辅助法律法规与规章制度所陈述之笼统内容进行规范地解释与适用。在实践中，判断双方是否成就劳动关系首先看是否有劳动合同，若无，则通过从属性理论进行审查。我国实践中对从属性理论的适用主要依照《通知》的规定，当且仅当《通知》所述全部要件都得到满足，才认定为劳动关系，稍显僵化。笔者认为，从属性理论不应与“构成要件”之地位机械地判断一段劳动关系的是与非，而是应当以“要素”的形式，灵活地适应新型经济下劳动关系界定之需要。结合本文，若驾驶员对互联网出行平台达到了“人格从属性”标准，则可以归入劳动关系，如上文所述之出租车模式及专车模式第一类;若为非典型从属性的新型经济劳动关系，则依照“经济从属性理论”进行衡量。因此参考从属性理论且将之作为要素并非构成要件，笔者对互联网出行平台与驾驶员之间的关系进行分类探究:首先，在快车模式、专车模式⑧、与代驾模式中，互联网出行平台与驾驶员之间为雇佣关系，其在我国劳动法中并未完整地加以限定与解释。我国实践中对雇佣关系应用较为广泛，通常判断特征为“控制性”，也即劳动者虽为劳动力之所有者，但其将使用权让渡给雇主，由雇主控制该劳动力换取等价财富。可以得知，在互联网出行平台之专车模式、快车模式与代驾模式下一切劳动关系开始之初，驾驶员所需遵守的条款及制度均由互联网出行平台所订立，驾驶员在互联网出行平台所定之规则下提供劳动力，驾驶员通常会接受互联网出行平台的相关培训。同时，乘客所签订的合同的主体不是驾驶员而是互联网出行平台，如在代驾模式中，代驾司机只是在互联网出行平台与乘客签订好协议后派出的提供劳动力之人。其次，在顺风车模式中，互联网出行平台与驾驶员之间为居间关系。与雇佣关系不同，因居间关系所订立的居间合同在我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中被明确规定，居间人起到联系双方的桥梁作用，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对委托人的合同订立成功起到催化剂作用，但居间人本身不对最终委托人与第三人所签订的合同拥有实质性的影响，委托人与第三人所签订的合同内容、形式等等完全与居间人无关，居间人也无权介入。⑨目前大多数互联网出行平台声称自己只是起到媒介作用，也就是将自己位于“居间人”的地位，此举有利于规避很多法律风险;但如上文所述，并非其所有的业务模式与业务形态符合居间关系之特征，笔者认为，只有在顺风车模式中，互联网出行平台与驾驶员是真正的居间关系。顺风车模式保留了好意施惠的传统，又符合了闲置交换的共享经济发展规律使乘客向驾驶员支付一定的金钱。互联网出行平台在顺风车模式中仅仅作为中间媒介，将私家车主与乘客的出行需求进行运算与匹配，两两交换。由此我们确定，无论是私家车主还是乘客，其明确知晓自己所签合同之对象并非互联网出行平台。一旦订单形成即合同订立，互联网出行平台之主要任务便结束，驾驶员与乘客之间自行决定合同最主要的内容———搭乘价格与行车路线。此时互联网出行平台的作用便是便利驾驶员与乘客的工具，为驾驶员提供收款的安全渠道，为乘客提供路线图及路线分享服务以保证安全。最后，由互联网出行平台运营模式多样得以看出，共享经济作为新生儿必将日新月异，利益越大，其背后所隐藏的法律关系越复杂。对此而言，不应机械套用•8•境传统劳动法及传统理论，而是应当充分研究不同共享经济类型之共性与特质，明确劳动法及理论发展所趋之新方向，弥补法律的滞后性。

三、由网约车劳动关系认定引出共享经济对我国劳动关系认定的冲击

(一)共享经济———网约车本质之特征。日本学者三浦展曾说过，私有模式向分享使用的意识转变是第四消费时代一大特征。⑩这也正是共享经济的核心特征，即淡化人们对物的拥有与管领意识，强调物的使用价值，将闲置资源与他人分享与交换。与此同时，交换闲置资源与典型的劳动关系不同，其可以作为一项辅助经济来源与个人之主业并存，因此在该种经济模式下人对于企业与组织的从属性大大削弱，人拥有更多的主动权灵活地提供闲置资源，这是共享经济的又一大特征。互联网出行平台约车服务即网约车便是将驾驶员私有之车辆进行闲置交换，改变传统的先拥有后使用的观念，使得驾驶员可将网约车服务作为一项兼职获取多重经济来源，就业灵活性极强。可以看出互联网出行平台约车服务完全符合共享经济的特征与核心观念，其本身为共享经济之一种模式。基于共享经济提供劳动的用工形式便是新型用工形式，典型的企业如滴滴打车提供闲置车辆接送服务，AIRBNB提供闲置房屋租赁服务等等。然而，并非所有基于互联网共享经济的企业均为需要探讨的、界定标准模糊的新型用工形式。共享经济下的企业有轻资产和重资产之分，重资产模式经营的企业与传统企业几乎无二，仅仅是依靠互联网拓宽业务。在重资产模式下，企业仍旧是先拥有再使用，如在互联网出行平台领域，企业仍会首先购入汽车作为公司财产，再将此批汽车投入使用;驾驶员一般仍旧从属于该互联网出行平台，接受其统一管理。在实践中，共享经济下的重资产模式互联网平台与驾驶员之劳动关系十分明确，若驾驶员与平台签订劳动合同自然不必多说，若驾驶员受其他公司统一派遣那便是与派出公司构成劳务派遣关系，于标准上无过多争议点。同样的，所有的重资产模式企业几乎都完美地处于劳动法羽翼之下，人与企业的关系并非近年来新出现的形式。因此，共享经济的轻资产模式下的新型用工形式才是需要关注之处。(二)新型用工形式的认定及保护。1．新型用工形式之特征。首先，新型用工形式相对于传统劳动关系，人格从属性更加淡薄。其次，新型用工形式相对于劳务关系，经济从属性更加强烈。与此同时，新型用工形式机遇与风险并存。2．以从属性理论审查新型用工形式之保护。我国对于新型用工形式并无针对性规定，实践中大多依照先劳动合同后从属性理论的顺序进行考量，且以人格从属性为核心。因此，不妨参考国外对新型用工形式之保护方式，如意大利便设立“半独立性劳动者”以保护与促进新型经济之发展。在意大利之早期社会，对劳动保护采取严格的二分法，只保护从属性劳动，其他劳动保护一概置之不理。在早期实践中，组织从属性与人格从属性标准僵化地控制着劳动保护之判断，经济从属性为法院所漠视。后直至上世纪70年代左右，随着信息互联的发展与社会资源的积累，有别于传统劳动的新型用工形式蓬勃发展，对传统的二分法劳动保护理念造成了强大的冲击。若仍然适用旧体系，只注重人格从属与组织从属，继续忽略经济从属，则新型用工形式一无法得到认定，二无法受到保护，其将时时处于市场的高度风险之中。因此，意大利学者将二分法解构，重组为三分法，即用半独立性劳动者或曰准从属性劳动者的定位为新型用工形态下的劳动者们在法律上谋得一席之地，从而得到法律的庇护。同时，德国亦有相似“类似劳动者”之规定。以人格从属性理论为核心，德国对劳动合同关系中的劳动者给予完全倾斜的保护;同时参考经济从属性理论，给予类似劳动者也即新型用工形式下的劳动者以相对倾斜的保护。美国与加拿大同样有着“依赖性承揽人”之概念，即对于在经济上依赖于对方的劳务提供者给予相对倾斜之保护，其与德国的“类似劳动者”做法有着相似的特征。由此可见，经济从属性在新型用工形式之保护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不妨学习借鉴该理论，在先合同后人格从属性之后再加一条经济从属性标准，增加经济依赖型主体进行半倾斜保护或谨慎性倾斜保护，在保护好从业者基本权益同时，促成新经济业态的健康发展。

四、结语

随着共享经济蓬勃发展，互联网出行平台约车服务成为人们出行之首选，然繁花背后便是阴翳，在日渐复杂的互联网出行平台与驾驶员关系纠纷中，如何界定其关系标准不一，甚至在某些案例中被刻意回避。因此有必要对互联网出行平台经营模式进行分类，结合从属性理论探究得出，在快车、专车、及代驾模式中双方关系为雇佣关系，在顺风车模式中双方关系为居间关系。同时，《通知》中对从属性理论之“构成要件”式规定已是明日黄花———共享经济模式下，我国劳动法律不仅在网约车领域落后，在宏观的新型用工形式下依然将“先劳动合同后人格从属性理论”奉为圭臬，无法将其护于羽翼之下。因此，可以借鉴外国相应的经验，注重经济从属性，增加经济依赖的劳动主体，进行相对倾斜的保护。法律之滞后性无可避免，但及时进行改进与增补，才能保证共享经济持续蓬勃发展，人民各有所养，安居乐业。

作者:吴蔚 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