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企业劳动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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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研方案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深入农村，入户调查。课题组于2013年1—2月，赴江苏、浙江、山东、河北、湖北、湖南、安徽、河南、陕西、贵州等十省农村劳动力流出地的典型村，对在私营企业就业、返乡过年的农民工进行了劳动关系状况入户问卷调查。调查的主要目的是，深入了解当前外出农民工在私营企业劳动就业、工资收入、劳动条件、社会保障、权益维护等劳动关系现状、影响劳动关系的主要因素以及他们对劳动关系的评价与期望等。样本村的选取采用了判断抽样方法，共选取了20个劳动力外出典型村。农民工问卷调查采用随机抽样调查的方法，在每个样本村选取30位农民工进行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问卷585份，回收率为97.5%，有效问卷为585份，有效问卷率为100%。在回收整理问卷基础上，应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问卷进行了统计分析。

二、农民工与受雇私营企业劳动关系现状

农民工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作为单位成员，农民工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考虑到劳动关系的中国特色、中国劳动关系政策法规等制度安排以及私营企业用工逻辑，本研究以邓洛普的劳动关系系统论(JohnT.Dulop，1993)基本思想为参照，考虑劳方、资方和政府等三大劳动关系主体，从劳动就业、工资收入、劳动条件、社会保障、权益维护、所想所盼等六个维度进行分析。

(一)劳动就业

1.多数农民工未接受过正式技能培训，技能等级偏低

专业技能方面，“自费参加过技能培训”、“参加过政府组织的培训”及“参加过企业组织的培训”的农民工仅占被调查者的39%;具有“初级技工”、“中技技工”、“高级技工”、“技师”等专业技能等级的占51%。表明农民工在技能水平上大多未接受过政府等机构提供的正式培训，技术等级整体偏低。

2.农民工主要流入东部地区，就业区域集中

就业区域流向方面，从流入地省份判断，东部地区是农民工就业区域首选，十分集中，占60.3%，其次是中部地区，占27.9%，西部、东北地区分别仅占11.1%和0.4%。这与中国区域性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征刚好一致，相对而言，东部良好的发展基础和强劲势头，孕育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商业机会，为农民工改变家庭生活、实现人生梦想提供了广阔天地。

3.农民工就业较少变化，求稳趋向明显

比较就业地点和就业单位，容易发现，农民工在目前城市就业“1—5年”的占67.7%，在目前企业已就业“1—5年”的占84.1%，就业地点和就业单位选择体现出明显的求稳心态。更换就业单位方面，“近3年没有更换过工作单位”的占49.1%，“更换过3个及以上工作单位”的仅占12.3%，充分体现出求稳的就业心态。

4.农民工主要从事服务业和制造业，就业结构改善

从就业部门来看，农民工目前从事服务业的比重最大，占38.1%，其次是制造业，占27.9%，再次是建筑业，占19.7%。尽管房地产等构成的建筑业仍旧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吸引了为数不少的农民工，但相对于上个世纪90年代集中于建筑业的就业结构而言，农民工在该产业的就业比例明显降低，就业结构有所改善。

5.农民工以中小企业就业为主，从业岗位层级低

从企业职工人数判断，农民工主要在8人以上、100人以下的中小私营企业就业，占调查样本的78.1%。非公有制中小企业数量众多，是中国吸纳社会就业的主要途径，也是最具活力的经济实体，为农民工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从在企业的工作职务来看，农民工主要作为技术能力要求低的一般工人或服务人员，占被调查样本的56.9%，技术工人或中高层管理人员很少，体现出从业岗位层级偏低的就业特点。

6.夫妻共同外出打工普遍，子女留守比例高

农民工夫妻一同外出打工十分普遍，占被调查者的50.8%，其中在同一单位打工的占29.4%。表明作为外出农民工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更为重视家庭生活，相对于父辈，夫妻共同外出打工的比重较高。从子女随迁情况来看，仅有少数子女跟随父母进城，占被调查者的26.2%，留在老家的占43.9%。

7.劳动合同订立很不规范，短期化、格式化突出

劳动合同订立形式上，“签订正式书面合同”的占50.8%，容易引发劳资矛盾的口头合同比例高达49.2%;书面合同短期化、格式化问题突出，签订3年以内合同的占被调查样本的32.0%，5年及以上劳动合同的仅占3.1%，农民工直接在格式合同上签字、订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占34.2%。从交易成本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民工与受雇私营企业劳动关系是一种劳动交易关系，劳资双方的交易关系往往以一定的契约(书面劳动合同或事实劳动合同)为载体。《劳动合同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是劳动者实现劳动权的重要保障，也是减少和防止发生劳动争议的重要措施。可见劳动关系的确立，距法制化、规范化管理要求仍有相当距离，成为劳资矛盾突出、纠纷频发的重要根源。

8.倾向劳动关系管制，人本化管理缺乏

从企业内部维持劳动关系方式来看，主要通过负责招工和监工的组织和人员来实现，占被调查者的61.4%，依据透明公开制度进行人本化管理的企业不多，仅占被调查者的37.8%。劳动关系的最重要领域包含了雇主和工人之间的集体性关系，国内多数私营企业仍旧固守传统的劳动关系管制思维，缺乏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以及劳资双方互利共赢的价值取向。

(二)工资收入

1.总体水平较高，基本工资为主

月工资总量上，以2001—3000元为主，占被调查者的39.3%，高于2011全国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2049元)。工资结构上，月基本工资水平以1001—3000元为主，占被调查者的72.1%，月奖金、补贴、加班费等收入“500元及以下为主”，占被调查者的67.4%。表明基本工资是月工资收入的绝对主体部分，奖金、补贴、加班费等收入仅占十分有限的比重。相对于资本利润，农民工劳动工资收入处于低水平，这与整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格局紧密相关。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劳动力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连续下降了33年，从1983年的56.5%减少至2005年的36.7%。

2.总体上及时足额发放，据经济绩效变动

工资发放上，总体上能够按月及时足额发放，占调查样本的59.0%，但拖欠问题仍然存在，其中“及时但不足额发放”、“足额但不及时发放”的情况分别占被调查样本的13.7%和16.6%。工资变动上，主要随劳动者个人劳动贡献和企业效益增长而增长，分别占被调查者的45.1%和29.4%，符合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

3.几乎全年在外务工，工资收入成为家庭主要收入

从年打工时间长度来看，“10—12个月”十分集中，占被调查者的74.5%。表明农民工几乎全年在外打工，产业工人的职业特征十分突出。年家庭工资收入上，集中在20001—40000元，占被调查者的46.7%;年家庭总收入上，集中在40001—60000元，占被调查者的36.6%。年工资收入约占年家庭总收入的50%—67%，成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三)劳动条件

1.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

从工作时间长度看，农民工日工作时间长，9—10小时为主，占被调查者的42.9%，8小时及以内的仅占37.1%，且加班加点十分普遍，每月1—5天为主，占被调查者的46.1%，不加班的情况仅占被调查者的26.2%。劳动强度方面，认为“劳动强度大，工作紧张”的占被调查者的51.8%，认为“劳动强度很大，工作很紧张”的占被调查者的11.5%。

2.有文化生活时间，缺文化服务平台

农民工尽管工作时间长，但多数仍有业余文化生活时间，占被调查样本的50.4%。文化生活支出增加了农民工城市生活成本，他们希望参加低成本的单位内部文化活动，但多数企业并未提供相应的文体活动场所或设施等服务平台。占72.6%的被调查者反映，企业没有面向员工开放的文体活动所场和施设。

3.生产安全设施有限，劳动保护不足

从劳动安全保障看，生产安全问题并未彻底解决。有49.2%的被调查者认为“工作场所安全设施一般，存在一定的生产及人生安全隐患”，认为“安全设施缺乏，存在比较严重的生产及人生安全隐患”的占11.5%。表明企业的劳动保护存在突出不足，相关部门应加强劳动生产安全管理，切实保障安全生产。

4.企业提供食宿服务，农民工总体满意

调查发现，多数企业为农民工提供了食宿服务，占被调查样本的73.0%。食宿服务质量方面，农民工还算满意，超过66%的被调查者表示了认可。其中认为“条件一般，还行”的占被调查样本的39.7%，“条件比较好，比较满意”的占14.8%，“条件好，满意”的占8.5%，“条件良好，很满意”的占4.8%。

(四)社会保障

1.企业购买保险比例低，险种有限

提供社会保险方面，多数企业没有为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占被调查样本的57.6%。从已购买的社会保险看，不仅险种少，且覆盖率低。以工伤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等“三大险”为主，分别占被调查样本的25.5%、26.7%和20.2%。据《劳动法》的规定，所有用人单位和雇主对招用的所有职工，包括农民工都要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

2.社保个人缴费额及就业流动性，制约农民工参保

从制约农民工不愿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因素分析，认为“个人缴纳部分高，难以接受”的占被调查样本的26%，“自己流动性大，在一个地方打工时间不固定”的占9.7%。此外，城镇社会保险跨省市接续程序麻烦、城镇社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险难以对接等因素也限制了农民工参加城镇社会保险。

(五)权益维护

1.工会组织组建率低，维权职能虚化

调查发现，企业工会组建率低，绝大多数企业没有工会，占被调查者的79.7%。农民工入会比例也低，加入了工会组织的农民工仅占被调查者的11.6%，甚至有79.7%的被调查者并未回答是否加入了工会组织。即使建立了工会组织，其组建往往缺乏民主，12.6%的被查者认为“工会委员会企业直接任命产生，由企业中高层管理者担任”，高达79.5%的被调查者未发表意见。工会职能履行方面，认为“工会能代表农民工的利益，有效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仅占3.4%，“不能代表农民工利益，没什么用处”的占11.5%，79.5%的被调查者没有表达看法。工会的基本职责只能而且必须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通过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协调劳动关系，维护企业职工劳动权益。私营企业中已有的工会组织基本上流于形式，农民工组织化程度低，工会维权职能虚化。

2.劳动纠纷不多，倾向依法维权

劳动纠纷数量上，84.6%的被调查者认为劳动纠纷不多。纠纷解决办法上，一旦与企业发生劳动纠纷，农民工往往选择与企业直接协商和通过第三方进行调解，分别占被查者的75.4%和34.4%，也会考虑仲裁、诉讼和上访等其他方式依法维权。维权力量借助上，主要依靠自身和向农民工义务维权中心求助，分别占被调查者的26.8%和42.9%，此外，也会求助于工会、同乡会以及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体。维权方式的看法上，占95.9%的被调查者不赞同跳楼自杀等极端方式，占65.7%的被调查者不赞同举行罢工。表明农民工维权意识较强，倾向于在制度性框架内依法理性维权。

3.劳动纠纷解决不力，仍需加大力度

从劳动纠纷解决状况来看，总体上不甚理想，仅32.5%的被调查认为“多数情况下得到了妥善解决”，有49.6%的被调查者认为“多数情况下或多或少得到了解决”。可见劳动纠纷解决成效有限，劳资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化解劳动纠纷、防止劳资冲突的行政执法力度仍需加强。

(六)所想所盼

1.劳资利益既冲突又一致

对自身与企业利益关系的认识，占38.5%被调查农民工认为“既冲突又一致”，17.1%认为是“冲突的”，30.8%认为是“一致的”。经济主体追求经济利益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农民工与私营企业基于追求各自的经济利益分别投入劳动和资本，建立劳动契约，从事经济活动。农民工作为劳动者，创造经济价值，资本作为生产资料，提供价值创造条件，劳资双方均有权参与价值分配。劳资竞争与合作是劳动关系的主旋律，为参与分配既定的经济价值，双方必然竞争;为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双方必须合作。

2.劳动关系整体和谐稳定

从对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状况评价看，农民工认为他们与受雇私营企业劳动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稳定的。其中64.4%的被调查者认为劳动关系“和谐稳定”，7.0%的被调查者认为“很和谐稳定”。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国家不断完善农民合法权益保护政策，加大政策执行力度，农民工参与劳资博弈的力量逐步增强;另一方面，全球化时代国际性劳工权益保护运动兴起，倒逼用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自觉尊重劳工利益诉求，实现利益共享。

3.有明确的劳动关系改善诉求

对“劳动关系不满意的方面”调查发现，农民工对与其自身利益关联最直接的收入水平、工作安全、权益维护、社会保险、食宿条件并不满意，分别占被调查者的82.6%、48.2%、39%、42.6%和31.6%。这些不满既涉及到他们的基本经济利益，也关乎政治、社会等相关权益。说明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经商过程中，不仅认识到了改善物质条件的意义，并且领悟出了实现全面发展的价值所在。

4.期待政府加强劳动关系管理

劳动关系管理上，农民工希望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保障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农民工权益维护工作力度”、“加强企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工作”、“改善农民工食宿条件”，分别占被调查者的86.8%、48.2%、47.9%、37.8%、36.2%、35.6%。经历着现代化洗礼的农民工，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农，他们正在成长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公民劳动者，具有明晰的政治权益诉求。

三、影响农民工与受雇私营企业劳动关系的主要因素

1.农民工人力资本与收入水平

统计表明，农民工累计外出打工年限分别与月工资总收入、月基本工资收入、月补贴或加班费收入在0.01水平显著正相关;技能等级分别与月工资收入、月补贴或加班费收入在0.01水平显著正相关;受教育程度与月补贴或加班费收入在0.01水平显著正相关。累计打工年限、技能等级、受教育程度等代表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这既表明农民工人力资本状况与其收入水平正相关，也符合人力资本理论逻辑。有学者基于杭州市农村务工妇女的调查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结论。

2.劳动就业与劳动关系和谐

统计表明，农民工“近三年更换工作单位数量”、“企业职工人数”、“配偶就业情况”分别与劳动关系和谐度在0.01水平显著正相关。农民工更换工作越频繁，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市场就业竞争力强，容易与企业形成利益均衡;企业职工人数越多，其社会影响相应越大，来自员工、社会及政府部门的压力迫使其协调劳动关系;配偶工作越稳定，农民工与企业利益博弈的近亲正向支持力度越大，越不易受企业“敲竹杠”威胁，进而建立起相对均衡的劳动关系。

3.工资收入与劳动关系和谐

统计表明，农民工月工资收入水平(包括基本工资收入、月补贴或加班费收入)、月工资及时足额发放情况分别与劳动关系和谐度在0.01水平显著正相关。尽管农民工进城打工动因多种多样，两代农民工之间存在诸多差异，但其首要动因在于提高收入水平。在城乡二元公共服务体制下，农民工在城镇务工基本上享受不到物价补贴、住房补贴等公共福利，打工收入几乎全部由其工资收入构成。工资水平越高、发放得越及时足额，他们的切身利益越有保障，对劳动关系的肯定评价越多。

4.劳动条件与劳动关系和谐

统计表明，农民工劳动强度与劳动关系和谐度在0.01水平显著负相关。劳动强度大小与农民工单位时间体力、脑力劳动实际付出成正比，在收入预期既定条件下，对劳动关系和谐度评价与劳动强度感受自然统一。“工作场所的安全设施状况”、“企业提供的食宿状况”、“业余文化活动时间”、“企业向员工开放文体活动场所”等分别与劳动关系和谐度在0.01水平显著正相关。

5.社会保障与劳动关系和谐

统计表明，企业为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状况与劳动关系和谐度在0.01水平显著正相关，社会保险农民工个人缴纳数额与劳动关系和谐度在0.01水平显著负相关。据我国现行相关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农民工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至少占其工资收入的10%。当前农民工工资不仅总体偏低，且增长缓慢，社会保险费支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他们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个人缴费越高，他们对劳动关系和谐度评价越低。

6.权益维护与劳动关系和谐

统计表明，企业工会委员会产生方式、企业工会职能履行情况分别与劳动关系和谐度在0.01水平显著正相关。工会委员会产生方式越民主，农民工的表达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等民主权利越有机会实现。工会职能履行越到位，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越有保证，自身价值追求与企业发展目标的契合度越高，进而对劳动关系形成和谐稳定的判断。企业劳动纠纷多少与劳动关系和谐度在0.01水平显著负相关，劳动纠纷解决结果与劳动关系和谐度在0.01水平显著正相关。劳资关系的和谐取决于劳资关系冲突能否迅速向劳资合作转化。企业劳动纠纷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资矛盾紧张程度及农民工维权的潜在成本压力，解决结果体现了农民工劳动权益实际维护状况。纠纷数量越多，劳资矛盾越大，解决结果越理想，劳资冲突向劳资合作转化的几率越大，劳动关系则越和谐。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利用全国十省农村劳动力流出地的典型村外出农民工调查数据并结合现有文献，本文分析了转型期农民工劳动关系现状及主要影响因素，容易得出如下结论:当前农民工与受雇私营企业劳动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稳定的，劳资纠纷和冲突处在可控范围之内。农民工有明确的劳动关系改善诉求，他们希望政府加强劳动关系管理。农民工与受雇私营企业劳动关系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与其收入正相关，他们的劳动就业、工资收入、劳动条件、社会保障和权益维护状况直接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据上结论，可以得到的政策启示是:农民工与受雇私营企业劳动关系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如何深化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制度改革，为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政策和制度安排，是当前亟待解决的改革难题。一是大力深化城乡二元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二是继续加大农民工教育培训力度，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三是稳步完善劳动就业制度，提高农民工非农就业质量;四是尽快出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提高农民工非农就业收入;五是严格规范企业用工行为，改善农民工劳动条件和社会保障;六是不断完善政府的劳工政策，建立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长效机制。

作者：梁伟军单位：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与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