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蚁群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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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和蚁群理论模型蚁群理论

最早是由仿生学家提出的。仿生学家经过大量细致的观察研究发现，蚂蚁个体之间是通过一种称之为外激素（pheromone）的物质进行信息传递的。蚂蚁在运动过程中，能够在它所经过的路径上留下该种物质，而且蚂蚁在运动过程中能够感知这种物质，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运动方向。因此，由大量蚂蚁组成的蚁群的集体行为便表现出一种信息正反馈现象：某一路径上走过的蚂蚁越多，则后来者选择该路径的概率就越大。蚂蚁个体之间就是通过这种信息的交流达到搜索食物的目的（李永捷，2007）。意大利学者Dorigo，Maniezzo，Colorni等人通过模拟蚂蚁寻路的群体行为，最先提出了蚁群算法，并用于求解复杂的组合优化等问题，获得了较好的效果。将其应用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国内相当文献还很鲜见，只有李永捷等在2007年做出过初步研究。本文假设在由各种形态的劳动力组成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一个复杂的动态信息网络，这个信息网络是由劳动力之间的就业信息流构成的信息集合，在这其中他们根据这些信息流来选择他们的就业路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单个劳动力的信息收集是有限的而且是不对称的，搜寻过程呈现出一种模糊、无序的特点，而且会受到来自很多歧途（干扰）因素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就业服务管理机构通过对劳动力之间搜寻信息流的控制和纠正来调整劳动力市场就业搜寻之间的无序性、模糊性，减少劳动力的无序搜寻和歧途（干扰）搜寻，通过对信息流的过滤和整理，引导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收集呈现出一种有序、真实的特点，保证这个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质量。劳动力在就业市场的状态划分为3类：潜在态劳动力（A）、准备态劳动力（B）、就业态劳动力（C）、而就业态劳动力又可以细分为稳定就业态劳动力和动荡就业态劳动力。整个劳动力市场的信息网络就由这3种状态的劳动力所产生的信息交流构成，因为这三类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以及他们为整个劳动力市场所提供的信息之间的不同（如图1所示），所以他们对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网络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图1中的潜在态劳动力（A），在本文是指农村中已具备劳动能力但尚未有出外打工想法的劳动力，他们会关注整个劳动力市场中信息网络的情况，并且这些信息网络中的信息会对其以后的就业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准备态劳动力（B），是指具备劳动能力，并准备马上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村中准备外出打工人员，他们已经开始通过信息网络中各种搜寻途径来搜寻有就业可能性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和整个信息网络产生信息交流量呈不断增加的趋势；就业态劳动力（C），在本方是指正在外务工和有外出务工经验的农村劳动力，他们通过先前的经验储存大量的就业信息，同时也对周围的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信息，在整个网络中他们贡献和获得信息的能力都比较强。如图2所示，在这3种状态的劳动力中信息网络呈现一种不断增加的趋势。由A、B、C三类劳动力组成了一个复杂的、动态的信息交流网络（如图2所示）：图2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他们依靠劳动就业信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网络中的劳动就业信息呈现出一种动态变化的趋势，同时劳动力也是自由流动的，所以整个网络是多变的、动态的。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须通过采取一定的作用手段来调整信息网络，从而减少歧途搜索的干扰，以规范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能通过真实的信息网络，经过最短的时间，通过最短的搜寻路径，支付最低的搜寻成本找到适合自己的就业岗位，使整个劳动力市场出现最优均衡。

二、蚁群理论的启示及对贵州省就业服务机构的分析

（一）基本蚁群理论的就业服务机构作用

那么，蚁群理论在劳动力转移中能起到什么借鉴意义呢？我们知道，蚁群是借助信息素来进行协作觅食的，信息素就是蚂蚁在寻找食物过程中分泌的一种化学物质，可指导后面的蚂蚁行进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蚂蚁释放的信息素浓度跟路径的长度有关，路径越长信息素浓度越低；相反，路径越短信息素浓度越高，蚂蚁趋向于浓度高的信息素方向移动。同样，劳动力根据信息网络中的信息的强度来选择自己的就业搜寻路径，支付一定的搜寻成本。劳动力就业搜寻和蚂蚁觅食搜寻一样在开始阶段充满了不确定性，但随着搜寻过程的推演，最后根据信息素的集中而形成一条搜寻最短路径。但是，劳动力就业搜寻与蚁群觅食搜寻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蚁群的搜寻是自然动作的结果，它们所要经过的障碍是在信息素以外的外生网络；而劳动力就业搜寻中的障碍主要是来自信息网络以内的歧途（干扰）信息的影响，这些因素的交织作用使整个劳动力搜寻存在多条路径，而且有的歧途路径比正确路径更短，支付的成本更低，且劳动力在知识、信息、判断等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因而造成劳动力选择歧途路径的局面出现。比如妇女农民工外出就业现象。当同村某位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很快就衣锦还乡，其实是在外从事不正当的行业，如“三陪”等，不明就里的其他女青年就会受其歧途信息素的影响，受骗上当，或就此走上不正确的外出务工道路。在民族地区，由于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习俗，人们在民族内部之间的信任与纽带更为紧密，我们通过典型调查，以贵州民族地区为例，80%以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来自于同族的亲戚、朋友、老乡的推荐，在这样一个非正式社会网络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的人情社会，更容易受到歧途信息的影响，导致农村劳动力整体转移的恶性循环。比如非正规就业典型“捡垃圾村”、和电视报道的“假货村”、“小偷帮”等等。为避免农村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受到误导，保证其转移的数量和质量，就业服务机构在其中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就业服务机构在整个就业搜寻过程中要尽力排除那些歧途（干扰）信息，引导劳动力选择正确的就业搜寻路径。在整个就业搜寻过程中就业服务机构所发挥的作用，首先表现在规范劳动力市场的构成，为歧途（干扰）因素进入信息网络设置障碍；其次是鼓励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自由流动，但要通过一定作用降低歧途（干扰）因素的影响；同时，通过对信息的控制，减少构成歧途搜寻的信息素数量，并减少劳动力为获得正确信息的支付成本，缩短正确搜寻路径的长度。归纳起来就是在劳动力交流形成的信息网络中，就业服务机构要加入一定的作用力来加强正确信息的留存，减少歧途（干扰）因素的停留，在最优选择路径上形成正反馈机制，加强对最优路径的选择。同时，如何缩短劳动力的就业选择路径，提高劳动力就业搜寻的成功率是就业服务机构的重要工作。

（二）贵州就业服务机构的现状及问题

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可知，在贵州省全年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为22198485人，占63.89%；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2547983人，占36.11%。在这样一个少数民族人口占到1/3的省份中，具体研究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具有现实意义。贵州省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主要依托于各市、州、地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深入到农村各乡镇的称为社保所，但其职能主要在社会保障方面，对于引导最基层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乡镇乃至县城就业局的力量很微弱，导致贵州省农村外出劳动力组织化程度仍然较低，大多是自发的转移。主要依靠社会关系、血缘关系寻求就业机会，如依靠亲戚朋友介绍外出打工。通过中介机构的有偿介绍、职业技术学校的培训转移和政府劳务输出办公室组织的集体性成规模的劳务输出所占比例较小，有组织的输出只占1/8左右。例如，贵州省在广东就业的农民工中，除少量是通过政府部门有序输出和定点劳务扶贫外，多数是通过以老带新等方式输出的，致使农村劳动力转移组织化程度低、风险大、成本高，大多处于自发、无序、零散的转移状态。根据蚁群理论，我们知道就业中介组织在劳动力转移中应该取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尤其是政府的就业服务机构，更应该行使这样一个公共的职能，避免农村劳动力自发无序转移中的干扰歧途信息的产生，而是由政府中介就业部门传播正确的、最为经济合理的信息素让准备外出的农村劳动力去跟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一个系统工程，从掌握劳动力资源、就业培训、提供就业信息到维护合法权益，都需要政府部门提供完善的管理和服务。但是，政府的这种职能非常缺乏，还不能完全地掌握农村劳动力资源及转移就业的基本情况，包括文化程度、年龄结构、技能特长、地域分布及转移就业的方向等。政府没有建立完善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市场服务体系，导致农民工就业信息不畅，有组织外出的比例比较低。目前的中介服务机构从规模和管理上仍不能很好地满足贵州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需要。一方面，县、乡、村三级具有管理和指导农村发展职能的组织和机构基本没有承担起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充分而准确的就业信息的义务，也没有发展起专门的商业性职业中介组织；另一方面，城市作为容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要地区，也缺乏指导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机构和组织。在当前的行政管理框架下，城市政府只对城市劳动力的就业负责，而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城市就业负责。所以，尽管进入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中有相当一部分存在搜寻就业机会的困难，但大多数城市都没有建立起专门为农村流动劳动力就业提供信息服务的部门。不仅如此，在城市劳动力就业出现压力时，城市政府管理部门一般要对农村流动劳动力采取排斥的做法。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寻求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

三、基于蚁群转移的典型案例分析

案例一：民族地区非正规就业的典型———关岭县顶云乡上发卡村关岭是个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地处贵州西南部，属于安顺市管辖，黄果树大瀑布周围的不少景点都在关岭县境内。顶云乡距关岭县城六公里，因其1978年率先以秘密形式实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做法而闻名，也象征着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正式启动，顶云乡也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顶云乡面积81.6平方公里；人口2.1万，其中布依、苗、黎等民族占76.2%；辖16村委会。虽然改革开发以来顶云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变化，但因为自然条件的限制，目前仍有9个国家一级贫困村，2个二级贫困村。笔者在对顶云乡的实地调研中，无意发现了一个体现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典型例子。顶云乡有一个国家一级贫困村，叫上法卡村，这是一个自然寨，4个组，360人，几乎都是白苗族。由于这个村地处海拔较高的山头，自然资源较为贫乏，生活条件恶劣。村民以玉米为主粮，交流都是使用的苗语。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和少数民族意识的浓厚，使上发卡的村民与外界交流不多，且文化教育程度低。因为孩子不多，村里的小学教育也只办到一年级，教他们说点汉语。若要继续上学，就得走几公里山路去另外的村上，造成普遍教育程度不高。绝大部分上发卡村民依靠有限和贫瘠的土地，满足不了生活的需要，所以每年农忙结束，他们的主要劳动力就外出务工，甚至是举家外出。但由于没有文化没有技能，他们能做的，就是最低级的体力活，如在建筑工地上挖土方，当“背兜”，捡垃圾等。他们的民族意识很浓，对本村本族的信任程度表现得很明显，也就是这样，社会资本在他们转移的过程中的作用就显得非常的大。其表现就是，他们迁移的目的地、居住和工作地几乎都是在同一个地方----贵州市郊，他们在贵州市大营坡郊外，就地找个山坡就搭起了棚子，四处分布，都是一个带一个出来的上发卡村民，相当于他们把上发卡村“搬”到了贵阳。到农忙时或有什么任务时，村干部带上一帮劳动力就回到顶云，没事了又全部跟着外出。虽然在外一天也只能挣到30-50元工钱，但也比在家的收入高，且他们也没有其他的信息渠道、技术手艺，他们相信和依靠的，就是本村熟识的亲戚和朋友，所以，一旦有新的劳动力想外出务工，也无一例外的到了同一个地方，从事同一种低级的体力活，并造成恶性循环，形成了“漂浮在城市中的村庄”。这也是民族贫困地区非正规就业的一个典型案例。案例二：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功经验———关岭县花江镇提到花江镇，也许很多不熟悉贵州的人都知道，它以“花江狗肉”而闻名于全国。作为农民勤劳致富的典型，花江镇农民在同样艰苦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环境下，却创造了贵州“犹太人”的神话。花江镇位于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城西南的214国道上，距县城约25公里，总面积158.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9万亩，花江镇全镇辖25个行政村、2个社区共252个村民小组，总人口45290人，其中布依、苗、黎等民族占29.7%。初中以上文化程度19860人，目前从业人员28765人，其中外出从业人员14100人。外出务工人员主要以餐饮、中草药营销和制造业工人为主。花江原是贵阳到贵州黔西南州和广西的交通要道，正好处于中点位置，所以一般来往车辆都要停在花江进餐或住宿，造就了其饮食业的发达，花江镇的街道其实就是一条绵长的街道，沿街的上百家的门面几乎全是餐馆，而每家几乎都经营着花江狗肉，凭其秘制香浓口味而闻名。可是随着贵黄高速、关兴高速路的建成，几乎所有的客车、货车都不经过花江镇而直接上高速路了，花江镇的前途怎么办，农民刚富裕的日子怎么办，是不是又会陷入贫困，曾是让很多人担忧的问题。可本次调查的事实的确让人吃惊，花江经济不仅没有受到冲击，而且还化压力为动力，本镇上的生意不好做了，就走出去，反而还打下了全国的市场，让“花江狗肉”的名气越来越大，也让更多的花江人走了出去，共同增收。据花江镇政府介绍，不完全统计的情况下，花江人在全国各地开的“花江狗肉馆”2300余户，从业人员约9600人，按户均纯收入3万元保守估算，年总经营纯收入6900万元。经营地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但主要集中在中部省市，如长沙一地，就有200至300家的规模。事实上，大部分经营户一年就可以赚到二十万元以上，花江镇资产上百万的农户至少有三四百户。这在贵州农村而言，是非常难得的。花江劳动力的转移模式，便是蚁群理论的一个现实写照。因花江狗肉秘制配方，也由于怕外乡人掌握到其独特的制作过程与方法，所以才会出现刚才所述的一帮又一帮人结伙外出。如果一个农户到外开餐馆，他不是就地招工，而一定会在花江本地带上服务人员一同前往。而寻找伙计的途径，也一定是先找亲戚，然后是利用朋友、熟人的资源，最后是找老乡。开得较大的店，一天经营收入达20多万元，服务人员就有80多个，最小的店也有5个左右的服务人员，一般都是开一家店带10—20个本地农民工外出。而这些跟着外出务工的服务人员，稍有些头脑意识的，在帮工两三年，学得技术和经验后，也会自己开馆子，然后再带一帮人出去。这就形成了“滚雪球”式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良性循环。在共同形成的习俗、信任及规范下，花江镇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也是借用这样一个产业优势，以少带多，以点带面，亲邻相传的发展起来，为贫困地区劳动力的转移和增收致富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案例。

四、基于蚁群理论的相关政策建议

（一）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大力发展乡镇信息化水平

虽然现在已经是网络化信息化时代，但在贵州这样的民族贫困地区，经济和文化仍相对滞后，我们看到一些乡镇政府的信息化水平都很低，更谈不上普及到普通农民。笔者建议每个村都设立一个专门的信息员，他们要懂得基本的电脑知识，能利用网络资源为农民提供各种信息需求服务。比如，可以成立动态管理网络或劳动力供需信息系统，将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各部门出台的有关农村劳动力供求方面的法律政策及规定、全国各地劳务市场及人才市场的运行和供求状况提供给农民，充分运用其信息导向作用，增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民工“信息导向、按需流动”的就业意识，引导农民工合理、有序流动，让农民也享受到社会化网络时代的丰富资源。（本文来自于《经济研究导刊》杂志。《经济研究导刊》杂志简介详见.）

（二）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改善的重要物质基础，它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公共产品的性质，政府应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投入者。在发展农村经济的过程中基础设施因其经济效应而受到重视，但在此处我们强调的是其对农民积累社会资本的意义。完善的道路、电力、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必然会给农民出行、与外界联系带来便利，促进农民在更广的面上进行社会交往，帮助农民维护社会关系网络，从而积累社会资本。借助现代化的社会交往媒介，农民可以突破个体在地点、身份、职业上的差异，将人际关系网络扩展到城市和非农产业领域，这必然会给农民寻求非农就业、提高工资收入带来帮助。政府应进一步推动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把公共服务延伸到农村去，改变农村的闭塞局面，为农民交流信息、参与社会活动创造物质条件，从而使农民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积累社会资本。另外，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繁重的任务，在建设时应注意科学规划，优先解决农民最急需的生产生活设施。

（三）建立和完善农民工专门的职业介绍中介机构

政府应专门设立并大力发展专门的农民工职业介绍中介服务机构，扩大其覆盖面，增强其服务功能，使之在有组织地转移农民工方面发挥主渠道作用。农村地处“边缘地带”，信息缺乏是他们择业的一大障碍。他们获得信息的主要途径就是劳动力市场。在目前贵州省乃至全国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较低且不够规范、工作效率低的情况下，更需要加快培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利用蚁群理论的启示，减少农村劳动力求职就业过程的歧途信息素的干扰，可采取树立外出务工成功案例典型的方式大力宣传，或一个村、一个镇集体先组织一小部分精干的劳动力到较发达、较好的产业就职，然后利用这些良好的信息素带动更多的本地劳动力沿着这个路径转移，从而形成自己有序良性循环。另外，对民间资本的中介机构，政府也应实行有效的监管体系和机制。

（四）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发展职业培训机构

教育、培训和健康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面，政府和农民个人都应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努力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教育是人力资本最基本的投资方式，政府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国民教育事业，提高国家财政用于发展教育的比例，平衡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分配，促进整个社会的教育平等。目前的当务之急是保障还在学龄阶段的农村未来劳动力的受教育权利，保证他们享受和城市学校同样的教育资源；减轻农村家庭的教育负担；尽快取消农民工子女入学的户籍限制和择校费。对于已经离开学校的农村劳动力来说，职业技能培训是增加他们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从农民工市民化这一长期过程出发，长期系统的就业培训是他们在城市持续发展和沉淀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是，目前大多数培训是短暂且是一次性的，农民工的需求和现实的就业培训制度供给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虽然少数企业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对农民工进行了岗位培训，但是他们的出发点是企业盈利。真正从农民工发展的角度考虑就业培训的问题应该是政府的公共政策之一。国家应建立和发展一套规范的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体系；根据岗位的技能要求有目的的开展培训，以使农民能够胜任复杂劳动的岗位，并可以对农民工进行基本法律知识、维权意识、基本技术等培训。提倡企业开展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并录用。由于健康的重要性，政府需要改善农村的公共卫生状况，增加农村的医疗资源，进一步发展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建立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农民看病负担，保障农民病有所医。

（五）健全农民对社会活动的参与机制

政府作为制度的供给者之一，可以通过健全社会活动的参与机制，帮助和引导农民参与健康有益的社会活动，为农民积累社会资本提供规范化的制度支持。参与社会活动，既是人物质生活的需要，也是人精神生活的需要。生产性的活动为社会提供了产出，同时也使劳动者得以维持生计；娱乐文化交际活动有助于人保持身心健康、精神愉悦。但受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长期影响，农村的生活相对封闭，农民的社会活动范围狭窄、形式单一，特别是他们的娱乐、文化等满足精神需求的活动相对缺乏。农民既不清楚他们生活圈外的活动，也不知道如何参与。这就导致了农民的社会资本匮乏，很难转变就业的产业范围。政府部门可以在农村社区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即把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引入农民的生活圈内，以吸引农民参与。这些活动既可以是精神娱乐活动，也可以是有针对性的非农就业指导活动。对于外界的社会活动，当地政府部门应做好宣传工作，向农民介绍活动内容和参与方式，鼓励其积极参与。在社会活动的参与过程中，农民才能扩大社会关系网络，交流信息。

本文作者:马红梅工作单位:贵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