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知识化的影响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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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知识化改变了生产过程中劳动与资本的相对地位

在传统的劳动过程中，资本处于优势地位，劳动受资本的控制。马克思曾详细描述了劳动从属于资本并受资本支配，从而受资本剥削的情况。“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1]（P197）劳动者的这种状况，决定了劳动对于资本的从属和被支配地位。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并没有减弱资本对劳动的优势，相反却使之强化了。“由于机器的发展，农业的改良等等，生产同样数量产品所必需的工人越加减少了，这种完善，也就是这种使工人过剩的现象，甚至比资本的增加更要快得多。这种不断增加的工人人数将招致什么结果呢？他们形成产业后备军……在所有的情况下，这种产业后备军却会破坏在业的工人的抵抗力量，使他们的工资保持在低下的水平上。”[4]（P596）机器的使用使生产过程中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而人口总体来说是不断增加的，由此导致了工人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使得资本相对于劳动有了更大的优势，进而可以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品的生产，甚至物质产品的生产，在需要以资本形式存在的物质生产资料的同时，更加需要知识劳动的参与。但知识只能存在于劳动者大脑之中，不能与劳动者本身分离开来，也只有在劳动过程中发挥作用，因此也就不能为资本所占有。这种情况下，资本面对的不仅是劳动力，更是一种在生产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生产要素———知识的所有者。也就是说，知识劳动者并不像传统劳动者那样“自由得一无所有”，他们身上有着最具竞争力的生产要素。知识劳动者不是由传统劳动者自然转化而来的，二者之间的鸿沟并不能轻易跨越，因此，传统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对知识劳动者收入的影响微乎其微，由传统劳动者所组成的庞大的“产业后备军”也不会影响到知识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力量的对比。由于知识不能脱离知识劳动者而得以保存、发展和应用，资本也不可能离开知识劳动者而独立地保存、发展并应用于知识生产。拥有知识生产要素的知识劳动者便在生产过程中确立了对资本的相对优势，传统劳动者的从属或被支配的地位被彻底改变了。离开了资本，知识劳动本身也无从发展并创造价值；离开了知识劳动，资本在激烈的竞争中也无法生存。但资本有着更强的逐利性和增殖欲望，资本对知识劳动的依赖比知识对资本的依赖更强烈。在劳动与资本的结合与谈判中，知识劳动的话语权与传统劳动相比已经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具体来说，知识劳动对资本的相对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知识在生产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传统的生产过程，资本、土地和劳动是基本的生产要素，知识的应用仅局限于有限的范围，远远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而在科学技术大生产条件下，知识已经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知识有其特殊性：一方面知识被“资本化”（如知识产权）而存在；另一方面，它又被“人化”了，即附着于劳动者身上，在劳动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无论是资本化的知识还是人化的知识，都是知识劳动的结晶，也只有在知识劳动中发挥作用。因此，知识便成为生产过程中的支配性因素，知识劳动对其他生产要素的优势也就不言而喻了。（二）知识劳动者在价值分配方面的优势。传统劳动者得到的工资只是其创造价值的一部分，其他的作为剩余价值被资本所占有。知识劳动者以其本身的劳动力与其所拥有的知识的统一体的身份参与分配，地位与传统劳动者不可同日而语。其收入在价值分配中的比例已经大大提高，相对于资本所得也有了一定的优势。这一点可以从知识劳动者多样化的收入形式中体现出来，尤其是国家通过权力保障知识劳动者的收入，这是资本难以享受到的权利。国家参与组织知识劳动与知识生产，使得知识劳动者的收入往往采取国家支出的形式。基础科学的劳动者和教育劳动者基本上是以国家支出的形式取得收入的。国家保证了科学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及其生活条件，同时组织科学劳动成果在全社会的推广与传播。科学劳动成果的推广需要大批的技术劳动者，他们分布于各个企业，以把科学成果应用于生产过程为职责，他们的收入主要有工资、奖金、专利收入、政府补贴等。他们还能够以技术劳动入股，即技术劳动资本化，从而在劳动成果中分到相应的部分。现代企业中的传统劳动者和管理者的劳动也越来越多地渗透着知识的因素，尽管不能把他们归于知识劳动者之列，但他们的收入也包含了知识劳动的收入。（三）知识劳动者的稀缺性。科学技术大生产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与世界的一体化，各种生产要素更加自由地在国际上流动，尤其是现代金融业的高度发达使得金融资本在国家间的流动可以瞬间完成。在世界性的生产要素市场上，获取货币资本并不十分困难，而要获得具有科技知识和先进管理知识的人才却不太容易。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劳动者是比资本更为稀缺的资源。一方面社会对知识劳动者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知识劳动者的形成既需要劳动者个人、国家和社会的大量投资，其成长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另一方面，知识与技术的积累使得劳动者的专用性增强，企业的技术积累不可能离开知识劳动者而进行，有时甚至离不开某几个知识劳动者的劳动，这样就减弱了知识劳动者的流动性。

劳动的知识化促使企业组织形态和经营战略发生重大变化

与传统的资本雇佣劳动的组织形态不同，一些高科技企业出现劳动雇佣资本的新现象。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以科学和技术为代表的知识因素在生产活动中的地位不断增强，知识劳动以及知识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越发重要,资本雇佣劳动的基础或条件都在发生变化。而随着生产的发展，资本的积累越来越多，资本的积聚也越来越庞大，现代金融业的高度发达使融资成本大大降低，经济全球化更使得国际金融资本加速形成，促使资本在国际间更加自由地流动。面对庞大的生产需求，知识劳动者远远不能满足资本逐利性的需要，资本稀缺性降低与知识稀缺性的提高同步发展，导致知识及知识劳动者成为比资本更为稀缺的生产要素，从而逆转了资本对传统劳动的相对优势，出现了知识劳动对资本的相对优势，进而出现了劳动雇佣资本的现象。风险投资就是劳动雇佣资本的一种表现方式。风险投资模式最早起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当时一些富有的家庭和个人投资者把资金提供给一些新办的公司，培育了东方航空、施乐、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世界性大公司。美国其他的一些新兴高科技企业如微软、雅虎等都是通过风险投资模式发展起来的。按照全美风险投资协会的定义，风险投资是指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目前，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领域是风险资本的投资重点。通过风险投资，一些高科技企业发展速度之快，令人叹为观止，如苹果公司、康柏公司等都是不到5年的时间便步入全球500强企业的行列。有人甚至总结出了这样的公式：知识经济=科学技术+风险资本。按照这个公式，知识经济就是资本与知识的最佳结合方式。但这种结合首先体现的是知识的力量，资本除了与其所承担的风险相符合的投资回报外，知识经济生产过程中，资本的发言权已经降低了很多。传统企业作为物质生产的组织，具有浓厚的物质气息。刚性的生产纪律与钢铁铸造的机器设备一样，在生产过程中“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1]（P488）现代知识型企业越来越具有文化的特征。企业组织往往是由企业文化凝结在一起的，各种制度也成为企业文化的体现。“兵营式的纪律”开始变为各种调动知识劳动者积极性的手段。由于知识劳动者收入的资本化，知识劳动者以知识参股，使得企业越来越具有社会化的特征。传统企业的经营是围绕生产与销售进行的，市场份额的争夺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现代企业则更侧重于创新与服务的理念，高级人才的争夺成为企业的中心工作之一。只有有了高层次人才，创新与服务工作能更好地开展，销售市场才得以保持并拓展。现代企业已经把人力资本当作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予以经营和管理。传统企业中，生产处于第一线，知识劳动者身居幕后，为生产服务。而现代企业里，生产已处于幕后，我们所看到的是企业的文化、服务、理念，是知识劳动者的劳动。四、劳动知识化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启示当前，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正在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迈进。而我国仍处于工业化过程的中期，面临着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重大任务。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全球科学技术大生产体系中仍处于不利地位。我们曾用了60年走完了发达资本主义20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能否还用较短的时间赶上发达国家经济知识化的步伐，是21世纪面临的重大挑战。如何成功地迎接这一挑战？一是要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资源不是矿产资源，也不是日益丰裕的货币资本，而是人力资源。谁拥有的人力资源多、质量高，谁就站在了竞争的制高点上。但人才不是自然形成，而是通过教育、开发形成的。在谈到我国国情时，我们总说人口多、底子薄。人口多证明我们潜在的人力资源丰富，一旦通过教育和开发，使之转化为现实的人力资源，人口多便成为一种优势。为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把人口多的劣势转化成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教育是开发人力资源的最重要途径。应不断加大投入，完善各项配套政策，在扩大教育规模的同时，更加重视教育质量，培养适合科学技术大生产的创新型、实用型人才。二是应在积极吸引国外高层次人才的同时，更加重视留住本国的高层次人才。发达国家早就开始了在全球范围内争夺高端人才的活动。人才争夺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不争取，势必为他人所用。我们也应主动出击，发挥自身的优势，吸引国际高端人才为我所用。当前我国面临的更大问题是人才流失现象。发达国家以及一些跨国公司，利用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特点，采取各种措施，吸引我国人才为其所用，以致我国几乎成为发达国家的人才基地。这说明我们在留住人才方面做的不够好。除了物质条件不够外，制度与环境也是重要的因素。应着力建立灵活多样的用人机制，创造人尽其才的用人环境，改善政策环境、人文环境与工作环境，使人才愿意进、留的住。三是国家应加大组织知识生产、传播与应用的力度。知识及知识劳动的特殊性决定了国家在知识的生产与应用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知识生产与应用机制，加之企业规模大，资本与技术积累雄厚，除了一些关键性、导向性、战略性的科学技术研发仍由国家主导外，大部分的科技创新活动都由企业和非政府机构完成。在我国，知识生产与应用机制仍不健全，绝大部分企业处于成长期，实力相对薄弱，非政府机构也尚在发育期。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借助于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组织知识的生产与应用活动。同时，应采取相关措施，扶持企业及非政府组织在知识创新中逐渐壮大，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四是着力营造知识劳动者发展与壮大的经济社会环境。目前是我国社会矛盾的多发期。长期经济高速发展中积累的各种矛盾开始显现，其中最大矛盾是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造成的两极分化问题，使收入分配呈现出“金字塔”的结构，即低收入群体庞大，中等收入群体较小，高收入群体更小。实践证明，这是一种不利于稳定、不利于社会和谐的社会结构。中央收入分配政策中重点强调的“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就是基于这一点而提出的。中等收入阶层往往是知识劳动者，因此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主要途径就是促进传统劳动者向知识劳动者转化。应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知识的氛围，改进企业经营方式，促进知识型员工持股，鼓励科技人员自主创业等，大力提高知识劳动者的收入。

本文作者：武靖州工作单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