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与乡村和谐社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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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西左江流域民间信仰丰富多彩，文化内涵深刻，祭祀仪式繁复虔诚，具有浓厚的农耕文明特征。主要有土地神信仰、官板信仰、花婆神信仰、祖宗信仰等，其对乡村和谐社会的构建所起到的濡化、涵化作用世代传承，对乡村社会具有激发、维持和塑造群体心灵、宗教信仰以及形成族众力量的凝聚力、向心力。其信仰成为族众人生价值的导向，道德伦理的范式，为人处世的禁忌与操守等，共同构建和谐、友好、可持续的乡村社会，对祖国西南边陲的和平、稳定具有文化心理、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基础性促进作用。

关键词:左江流域;民间信仰;乡村社会

一、左江流域及其民间信仰

左江流域指的是广西左江及其支流所遍布的区域，从地理涵括的位置上来看，主要包括源头所在的越南北部高平省以及中国的凭祥市平而河一带，其后是包括流经的凭祥市、龙州县、宁明县、江州区、扶绥县等，之后汇入南宁市的邕江，最后进入西江、珠江而入南海。因此，从地理上来看，左江流域包含越南北部及中国广西西南部的接壤部分，其中大部分在中国境内，亦即在中国西南边陲通往陆路东盟的交通枢纽地带上，为中国进入东盟各国的陆路大通道。自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以来，左江流域再次成为一片热土，境内有凭祥保税区，在龙州、凭祥、宁明建有水口、浦寨、爱店等一级口岸3个，二级口岸4个，另有边贸互市点13处，中越乃至东盟各国往来其间，经贸发展频繁，人员互访日趋常态化，文化交流合作司空见惯。正是因为自古以来跨境跨国的地理特性，使左江流域的民间信仰、民间习俗、神灵祭祀、民俗文化、族群文化心理、民族思维等具有西南边疆特性和异域风情等特点。同时，左江流域在千百年的历史演变延传中，在内陆性农耕文化及文明中，其民间信仰既具有从中原传入的汉文化色彩，又具有当地壮傣世居族群自身的特征，还存在中越跨境跨国同根生民族的复杂性。左江流域绝大部分为内陆山地，多高山少平地，历史上以农耕、狩猎为主，因此其民间信仰、族群文化带上深刻的农业文明印迹，宗族观念浓厚，宗教仪式繁杂，文化内涵丰富，有各式各样的神灵祭祀活动和仪式，其民间信仰深入人心，各种禁忌和伦理道德含有特定的族群要义和作用，规范着乡村社会进程的顺利延续、发展，约束村民的言行举止，对其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规约，起到启蒙、习得、延传的作用，对其伦理道德以及人生信仰、宗族维系、神灵观念、家族意识等都产生化育、教化、规约的作用，并相应地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民间信仰，并延传到信息化、国际化、区域化的当今时代，如土地神信仰、官板信仰、花婆神信仰、祖宗信仰等，共同构建了乡村社会的和谐，具有增强族众个体的安全感以及凝聚社会群体的功能［1］。左江流域民间信仰丰富厚实，绚烂多姿，内涵深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变进程中，既有中原汉文化的元素存在，如土地神信仰、花婆神信仰、祖宗信仰等，具有中原文化以及周边汉文化的色彩与痕迹，时部分信仰又具有左江流域以当地壮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文化特征，如官板信仰，即村寨守护神信仰。这些民间信仰在长期的延传过程中，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传播化育过程中，形成独具西南边陲的民间文化、民族文化、族群文化，并塑造乡村民间族众的习俗规约，指导其日常行为举止、思维向度、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人生信条、宗族观念、族群心理等，为构建乡村和谐社会打下文化习得的基础，作为孩童启蒙教育铺垫并化育了村民朴素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使其遵守千百年来在民间信仰中形成的俗信、不成文教义、教典和禁忌，并在人生践行中维护、协调其人居环境，维护良好的人与自然，自我与他人，个体与宗族，维护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友好局面，形成重人伦、重伦理道德，重家族、宗族观念的乡村习俗文化;同时，也强化了边民的族群意识、民族意识、家国意识、国民认同等，共同维护西南边疆的和谐与稳定。至今，左江流域民众族、宗、亲的观念依然浓厚、强烈，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的:“在中国，甚至目前，一个人还必须对其庞大的宗族尽忠。……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在大部分地区，任何一个村庄里的人都同属一个宗族。……拥有同一姓氏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认为彼此同属一个宗族。”［2］40在乡村社会里，每个宗族都有代代相传的规约，并用以指导其子孙后代的思维及言行，同时作为其人生启蒙自小习得。正因如此，左江流域至今还存在大量的如此现象:一个屯几十户人家同为一个姓(小宗)，甚至同一个村十几个屯数百户人家数千人口全为同一个姓(大宗)，因此形成了不以个人而是以团体(宗族)为重心的“团体文化”现象，致使村民对于他人的存在格外敏感［3］。同样，乡村社会形成由血缘和熟人关系组成的内陆乡村文化，这种农耕国民生态环境使其产生“熟人经济”，形成牢固的利益团体，在熟识的圈子中互助互爱，并维护乡村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在丧葬、婚嫁、起屋、祝寿、祭庙等个人、家族大事中所展现的习俗及民间信仰，村民生怕在同村同屯人面前失面子，担心违祖训，犯禁忌，触众怒，担心成为众矢之的，从而难以在乡村立足并自觉维护规约。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左江流域土地神信仰、官板信仰、花婆神信仰、祖宗信仰等成为族众的主要信仰，得到大众的积极认可、接纳、祭拜，成为共同规约、俗信、禁忌乃至道德戒律，并在日积月累的活动仪式及信条化育下，共同构建了和谐的乡村社会，并展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和传播张力，成为当地乡村民间信仰文化的载体，成为村民在生产、生活和心理活动中的重要角色，并在日常习得中起到了凝聚群体力量，进而自觉维护边疆的和谐与安宁。

二、左江流域四种主要民间信仰

左江流域在秦汉前后称骆越、西瓯、乌浒等，秦始皇统一岭南后设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其中桂林、象郡府治即为现今的广西辖地。据专家考证，象郡郡府所在地即为今日的江州区，如属实则说明左江流域崇左市范围内为象郡故地。东汉建武十七年(公元42年)，马援将军南征，其从中原地区带来的军队曾驻扎龙州、凭祥等地。据《龙州纪略》记载，马将军“师至粮绝，(班)夫人倾储以助，遂获济凯旋。”［4］班夫人为左江流域壮族女子(史载为凭祥人氏)，正因为得到她的大力帮助，马援将军才打败了交趾征侧、征贰的叛乱。至今，在左江流域的龙州、凭祥、宁明、大新等地还留有多座伏波庙(纪念马援将军)和班夫人庙，民间有大量的有关伏波将军和班夫人征战西南、平叛安南的故事传说。在与越南北部接壤的龙州县金龙镇的民间道公巫师经书中还有关于刘邦、项羽、张良、陈平、萧何、韩信等帝王将相事迹的大段详细叙述，如楚汉相争、张良献计、刘邦建国、韩信被诛等，但经文中却无一处三国两晋南北朝及其往后历史的描述，相当于秦汉断代史。可见，左江流域在秦汉时代已有中原汉文化的传入，因而其民间信仰也带有部分中原文化及周边汉文化的色彩及元素，同时也具有其自身的边地少数民族特别是壮民族文化特征，如古王开山垦荒，先民弃巢下地，巫婆求雨救灾以及官板信仰等，具有较浓厚的本土特色。左江流域土地神信仰、官板信仰、花婆神信仰、祖宗信仰等四种主要的民间信仰，千百年来在边民的群体道德规约、族群观念、宗族心理、禁忌文化、群体凝聚，在增强认同感、归属感等方面维持延续，起到了维护边境安宁与乡村和谐的作用。1．土地神信仰。土地神是古代农业社会神灵崇拜意识的产物，也是中国及东南亚部分国家民间信仰中的一个重要神祇，其影响广泛，遍及城市乡野，有人烟之处皆敬土地［5］。土地神信仰则主要是村民自发对村落周围土地神灵的一种敬畏、崇拜及信仰，村民认为，每个屯都有一个土地神在保佑村民的安康，守护本村寨人畜，守护田地、山林、水塘等一切跟土地及土地产出的植物。在左江流域，几乎每个屯都有一座土地庙，寺庙里有神像、牌位、供桌、香火炉等，平日里较少有香火和祭品供奉，多数是正月初一、初二在部分村寨举办祭祀庙会，届时举行隆重的祭拜活动;农历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也有部分村民自发到寺庙里去烧香供奉糖果、酒菜等祭品。左江流域自古以来都是农耕经济，主要以农耕、渔猎、养殖为主，在日常劳作中，村民高度依赖土地，与土地的联系极为密切，土地产出关系到民众的生死存亡、血脉延传、代际传播，由此而产生对土地的崇拜、信仰及感恩。在部分岁时年月，如正月初一、初二，农历每月的初一、十五，以及少数特殊年景，如连续大旱或暴雨成灾时节，村屯里主持土地神祭祀的道公、巫师就要召集村民商议举办祭神活动，并分配各家各户如何出钱出力等事宜，并决定日期、时辰、流程、游行路线等具体事务。届时，全屯民众将出资购买一头大肥猪，将其宰杀，并把猪头供到土地神牌位前，在猪鼻孔中插入香火。其间道公、巫师带领众徒弟在庙前席地而坐，一字排开，齐口念诵经文，祈祷上苍恩赐保佑，降福生灵以求物阜年丰、人畜平安、四季兴旺。在某些年份遇到屯里人频繁非正常死亡或大量身故，也要举办土地庙会祭祀。如2013年10月期间，在LZ县SK镇HP村BH屯有三个青壮年意外离奇死亡，另有青年车祸身故，一个两岁婴儿落水夭折，引起族众极大恐慌，认为多年不举办大祭，致使土地神怪罪责罚，通过灾异降下灾难警告民众，于是村民商议请道公作法镇邪。村民认为，通过道公、巫师等神职人员的法事祭拜，能够与神灵沟通，能够把人间疾苦传达给村屯的守护神，通过虔诚的祭拜以及丰厚的祭品供奉感化土地神灵，令其在玉皇大帝面前多为老百姓说好话，赐福降安，停止灾难，并惩治恶鬼、厉鬼等妖魔鬼怪，使村民生活安康顺意。左江流域土地庙多数坐落在村庄边上，距离村民住宅不远，但又不能离民居太近，否则就会打扰其清净。多数土地庙都较小，大多在100平方米以下。在左江流域，村民对于土地庙有较多不成文的禁忌和规约，如不能在寺庙及其周边大小便、吐口水、说脏话、扔垃圾、焚烧山林等，不得有不雅的行为，不得随意移动、翻修其固定物体，也不能砍伐其周边大树、老树等。至今，在庙里的糖果、酒肉等祭品从未有人敢私自偷拿。在日常生活以及举办各种集体活动的过程中，村民都能自觉维持秩序，主动参与，敬畏有加。2005年春节，在龙州县JL镇BC村BM屯，有外地客商来参加侬峒节期间，看中村头一棵三人合抱的老岘木，悄悄找到时任屯长LZW(时年37岁)，愿意出资12万元采购，并私下给屯长个人3万元好处费，屯长当场拒绝其“好意”。第二天一早，这位客商再次提着名贵酒肉果品等丰富的礼品登门求见，并答应将款项提高到20万元，并承诺私下给屯长个人5万元“辛苦费”。按照当时的物价，20万元在农村绝对是一笔巨款，面对如此巨大的诱惑，屯长依然不为所动，严词拒绝其要求，并指出即使出资上百万也不能对村寨的神树动歪主意，无人有权私自对其进行处置和破坏，否则全屯130多号人决不答应，任何破坏者及其家族、宗族都会遭受天降灾祸，并在土地神的审视下接受全体村民的道德谴责和监督，其日后将难以在村中立足。在乡村社会，一个人、一个家族能够和周边的村民和谐相处，世代为邻，靠的就是日常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诚实守信的为人处世原则，并通过口口相传而确立，“人的存在是通过自我感知的直觉和与他人的传播得来的”［6］。在村里，交际圈狭窄，大家彼此熟识，因而极为看重他人对自身的评价与议论，一个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品质地位与其信守风俗习惯、宗教禁忌成正相应关系。因此，为了能长久立足于村寨，为了宗族安康，为了群体和谐，不能随意萌动私心邪念，不能破坏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俗信。“一切社会制度或习俗、信仰等等的存在，都由于它们对整个社会有其独特的功能，也就是说，对外起着适应环境、抵抗能力，对内起着调试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之间关系的作用。”［7］虽然这些禁忌未有明文规约，也未能成为官方律法，不具有法律的严肃性和强制惩治手段，但村民生活其中，自小从祖辈、父辈身上习得禁忌俗信，族众都自觉信守，成为其灵魂深处的“习惯法”。同时，这些民间习得流传上千年，部分内容看似无理，为“封建迷信”“愚昧意识”，但在实践中却存在较多的合理、科学、和谐的成分和逻辑。如不砍大树、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大小便，不乱吐口水等行为，在客观上起到保护环境、教人向善、文明有礼、保护植被、减少疾病等作用，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致使自我与他人友好相处，促进乡村社会的和平安宁，自动构建起乡邻和谐关系，使其在道德亦即精神规约的坚守中延续传播中华优良文化与文明，注重心灵的“契约”束缚，甚至在部分时段比官方的律法律令更具有约束力和震慑作用，从而将其背后隐藏的族群文化内涵、族群思维、民众文化心理、宗脉传承、族群心理、团体协作以及精神信仰、道德习得等，作为一种内心的精神操守延绵一代又一代。或许，从另外的角度来思考，中华文明能够延传至今不断绝，应得益于中国人自古以来注重对道德、精神、灵魂、信仰等更为久远深刻的心灵模塑进行教化、传习、规约及默契化育，并非像古代西方只注重物质创造而忽视精神延传，从而如同三大文明古国一样导致文化断裂、失传、消亡。左江流域历来是农耕渔猎社会，土地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相互联系紧密，其在族众的生产、生活乃至生存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当地的民间信仰看到，乡村居民与自然、生态和谐共处，其观念系统、行为模式、风俗习惯，乃至群体信仰、风俗禁忌、伦理道德、民间文化、精神特质等一系列的文化习得与思维观念对族众灵魂的模塑价值，对于当代学人追溯当地居民如何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进行社会整合、控制、力量凝聚、社会认同和交往，探究土地神信仰背后起到了怎样的文化共识、国民认同、爱国固边、精神慰藉、心理调适功能以及道德规范功能，都值得我们在急剧变化的信息化、全球化、区域化时代思考。2．官板信仰。“官板”是左江流域壮族民众对村寨守护神、保护神壮语的音译，“官”含有管理、官员、官职等含义，“板”就是连片、成片村屯、村寨的意思，官板就是管理、保护村寨平安幸福的神职官员，相当于民间信仰中阴间的村官。官板信仰则是左江流域壮族民众对村落守护神、保护神的信仰、崇拜。在左江流域乡村大众的信仰意识里，官板栖息在村寨周围的大树、老树上，日夜照看、审视村民的生活起居，保佑人畜平安，防范族众遭受孤魂野鬼、妖魔鬼怪以及各种意外灾难的侵扰。在左江流域，绝大多数村寨周边树木成荫，花草繁盛，环境优雅，房舍有序。至今，村民依然持有不砍村边大树、老树等信仰观念，也不得在这些大树、老树下丢垃圾、倒脏水、说脏话、大小便、吐口水、动土垦荒以及出现被认为有伤风败俗的不雅言行，否则就会引发人神共愤、天怨人怒，甚至造成家族灾难，同时也会激起整个村庄民众的愤怒乃至矛盾冲突。左江流域乡村民众对村寨周边大树、老树，甚至是对老藤都存在一种敬畏、敬仰、崇拜等心理，认为其能够生长数百年上千年，必定是神灵附身，并被赋予灵性，已经由普通的植物修炼成仙成精，官板也就自然选择其作为栖息处所，如同上了高寿的老人一样理应得到特别关照。20世纪80年代末，在DX县SK镇BM屯就发生一起民间闹剧，村民NJB上山烧林垦荒期间，误把一根有上百年历史，俗名叫“鸡血藤”的古藤砍断，而这根老藤正好东西两头横跨在村头的“龙脉”泉眼边上，荫蔽全村甘泉。据老人说，这根古藤已超过500年，其在被砍断后滴下红色汁液，染红了泉水，7天7夜方才停止。村民知息后，谣言四起，引发了群体恐慌、震怒，全屯人对NJB一家进行集体孤立、轻视，不断对其责骂、诅咒，老人们更是将屯里最近发生的怪异事件归咎于NJB的恶行上，将人畜所有不顺事故联系到NJB头上，甚至把灵异、怪异事件当成神藤怪罪的征兆。最终迫使NJB一家公开在全屯族众面前道歉、谢罪，并出资请道公举办隆重的祭拜仪式，跪求谢恩，将断藤伤口包扎，方才逐渐平息众怒，但在其后较长时间内，村民对NJB一家都存有戒备和敌视心理，致使其全家在村里成为另类，长时间抬不起头。从科学、客观的逻辑上分析，该事件并无太多实证依据，鸡血藤为多汁植物，其汁液本是淡红色，也正因此才有“鸡血”的俗名。但从另一个侧面来看，村民的行为及民间信仰也表明其尊崇老人，敬畏自然生态，守护神灵居所，自觉保护水源，心中存在清规戒律和信仰，并深植到灵魂之中，在客观现实的实践上，也存在美化人居处所、净化空气、涵养水源、养护植被、保护环境等作用，进而尊敬老人、善待长者，维护和睦共处的人居环境。村民一代又一代以民间信仰的风俗进行教育，从而使下一代自小习得人伦规约及道德习俗，并在灵魂深处坚守祖辈延传的宗教信仰和禁忌习俗，净化族众产生违法乱纪的私心杂念，维系族众的宗族观念、群体利益、价值认同、道德约束、心灵需求和精神生活等，阻止其发生歪门邪道、犯上作乱、作奸犯科，使其在千百年来村寨共有法则的约束下对公共生存的社会生态环境和既存生活秩序进行保护、延续。表面上看，不砍村落大树、老藤等仅仅是一种普通的日常生活世相，在其背后却隐含了壮族乡村民众的生存法则和文化意识，也展示了其地域居民一代代延传的宗教信仰和心灵追求。事实上，民众在对神灵、俗信的虔诚崇拜过程中，已在心灵深处把个体与宇宙、个体与神圣以及个体与他人的存在相互联结、内化起来，进而从中得到心灵安慰与精神寄托，感受到在虔诚信仰之中的人文终极关怀，找到人与自然、他人与自我共生共荣的习俗戒律，以及由此呈现出来的和谐社会生态的构建方式，并随之创造了族众文化、民俗禁忌、精神信仰的延传、赓延和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撑、集体信任、代际传承、血脉延续和根植于人性法则当中的共同精神家园，在俗信与禁忌中弃置那种只顾索取自身和眼前利益的零和博弈，更多的是追求共赢、互惠、和谐的人与自然、自我与他者的平衡、守恒原则，并在客观上自觉构建、践行乡村社会自我协调的和谐生态系统。3．花婆神信仰。花婆神信仰在左江流域极为兴盛，为当地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民认为，花婆神就是在天上专门负责给人间“送花”———也就是配送人间生命种子的神仙，每个人都是花婆神花园里的一朵花，红花即为男孩，黄花代表女孩，花婆神赐给你何种颜色的花你就生下对应的婴儿。已婚夫妇能怀孕生子，并使其子女能在人间繁衍生息，都是因为得到了花婆神的恩赐并配发了“花种”和护佑，人的降生以及是否能够健康成长，其命运完全掌握在花婆神手里。因此，久婚不孕不育的夫妇要请道公、仙婆、巫师等民间宗教师到家里来举行求花仪式，未成年孩童如成长不顺乃至出现夭折等怪异现象的，也要请宗教师布道诵经，设坛祭祀，代向花婆神祈求祷告，转告家中灾异情况，希求通过虔诚的祭拜活动以及丰盛的祭品供奉，求得花婆神赐花生育或提醒其勤于浇灌护理花苗，以便早生贵子、儿孙健康发达。因此，在村民的意识观念中，花婆神自始至终都在审视、监督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即使民众已成年，花婆神也会跟着审视其子孙后代。因此，对花婆神不能有不敬，更不能做出伤天害理之事，平生要安分守己，内心洁净，与人良善友好，不犯上作乱，不乱砍滥伐、放火烧山等，否则本人及家族会遭受报应和灾难。在左江流域的乡村里，每对新婚夫妇房门上都要设一座花婆神祭台，逢年过节以及日常烹煮好饭菜都要盛出一小碗进行单独祭祀，在婴幼儿床头还要插上一朵用塑料或布匹扎成的花苞，并精心守护，任何人不得随意触碰、损毁。在左江流域，族众对花婆神的信仰及禁忌较多，甚至部分内容还带有唯心、愚昧等迷信色彩，但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其信仰却能强劲地传播和延续，表明村民对花婆神的感恩和敬仰，对人口繁衍生息、对宗族平安幸福的渴望。在年复一年的血脉种群延传中，以及民间信仰的文化传播和心灵习得中，民众希望通过日常的祭祀、祈祷、朝拜，奉献自己的虔诚，也就能从神灵那里得到相应的护佑、帮助和关照，实现心中愿景，特别是实现种族的繁衍生息、血脉延续、基因传承，这就是花婆神信仰亦即生殖信仰存在乡村民间的最大根基所在。时至今日，左江流域乡村花婆神信仰从举行集体宗教仪式的“神圣化”“神秘化”，再到个体家庭祭祀的“俗众化”“平民化”，无不彰显、展演村民俗众的精神信仰、神灵敬畏及心理追求，在乡村家庭的婴幼儿花婆神信仰教育中自小养成和日常习得，致使民众本分守纪，为人正直，友善平和，民风淳朴，人际和谐，社区安宁。在靠近中越边境仅数公里的凭祥市友谊镇平而村，40多年来从未出现过一例刑事案件，整个村庄容貌整洁有序，民众文明有礼，待人和善，到处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的和谐友好景象。4．祖先信仰。祖宗信仰即族众对已逝先人的敬仰、追思、怀念，将其当作神灵来供奉崇拜。在左江流域，每年农历三月初三都要全族举行拜山仪式，也就是上山到先人祖灵聚居地祭拜，给祖坟锄草、添土、砌墙，使其修葺一新，为先人营建一个干净整洁的栖息环境，之后还要点香火、插幡旗、烧冥币、放鞭炮，将酒菜果品陈列墓前，一切安顿完毕后，全族子孙围在坟茔四周鞠躬、磕头、祷告、祈求，行礼如仪。在重大的岁时节令期间，村民家家户户烹饪好鸡鸭猪鱼等美味佳肴，并将其供奉到先人神龛牌位前，焚香邀请祖宗先行享用，其后家人方可取食。无论是在拜山，还是在日常节庆期间，族中长辈都要现场对儿孙晚辈进行根祖教育，温训，讲述家族历史及先人开基创业、为人道德品质等生平事迹，共同感念先祖功绩恩德，勉励后人奋发有为，培养其良好的道德礼仪。在左江流域，村民认为先祖已经由人转化为神，其身上具有神格的力量和法力，已成为一种符号化的价值存在，从而得到后辈的祭祀和供奉。因此，先祖要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崇高的人格，才能起到模范规约作用，才能日夜庇佑和恩泽子孙后代。可见，祖先信仰作为一种内化了的道德楷模对后世进行约束，同时也积聚着家族、宗族内部的共同价值和行为方式，通过代代延传和日常潜移默化，成为族众的集体意识和潜意识，对族众成员的思维及行为起着最基本的控制作用，形成宗族、家族内部的行为导向和约束机制，维系、协调着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8］。正是因为根深蒂固的祖先信仰及其宗脉传承教育与精神习得，使左江流域村民极为看重家族、宗族观念，使其遵守当地道德人伦，恪守风俗习惯，尊敬长者，并以德高望重的先祖为榜样，以求真向善、为人忠恳、不违祖训为规约。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个人生活的主轴是对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传统模式和准则的顺应。每一个人，从他诞生的那刻起，他所面临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孩子长大成人，能参与各种活动时，该社会的习惯就成了他的习惯，该社会的信仰就成了他的信仰，该社会的禁忌就成了他的禁忌。”［2］2长期以来，祖先信仰渗透到乡民生活当中，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播、教化过程里，逐渐演变成民间的风俗习惯以及祭祀禁忌，其根基深植于普通民众的意识思维或下意识之中。基于祖先信仰的强烈意识及感恩回馈、仰慕、敬畏等心理，左江流域乡村社会极力维护宗族声誉，特别是已逝先人的声誉，坚守名节，珍惜人伦，注重香火血脉传承，在宗脉延续的繁衍生息观念中担心上愧对列祖列宗，下有负子孙后代，因而自觉担当起“修身齐家”的主体责任，在日常习得中产生罪感、耻感等心理，这样的文化传承具有一定的乡村社区自然调节、力量凝聚、自我修正、道德维护、宗族认同等功能以及构建和谐乡村社会的集体意识。在习得过程中，推动边疆少数民族族众信守规约、礼俗、禁忌、道德范式乃至宗教信仰，以致在文化、道德教化上起到了某种程度的约束作用，成为乡村民间一代又一代的不成文“习惯法”，成为集体“心灵契约”，而且在部分时段更具有持久性和约束力，对乡村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模塑、教化、调控、修正、习得乃至强制、强化、约束等作用，即便在现当代的文明社会里，仍具有强盛的生命活力及巨大的存在空间。结语左江流域民族、民俗文化丰富多彩，内涵深刻，特色鲜明，其民间信仰有的以灵魂观念为核心，如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原始信仰;有的以神灵观念为核心，如以主神崇拜为特征的官板信仰、花婆神信仰等宗教信仰。其中以灵魂、神灵观念为核心的民间信仰，在左江流域乡村里表现最为突出明显，属于超自然信仰、社会神信仰，具有一定的虚幻色彩，其影响力最大，群众基础最广泛，对普通民众的信仰约束力最强。在传统的左江流域乡村社会，民间信仰发挥着强大的调节、教化、戒律、劝勉等功能，为生活在穷乡僻壤的乡村社会底层民众提供精神寄托与心灵抚慰，化解、缓和乃至消除郁积其心中的困苦、怨恨、忧虑、恐惧、无助，使其在艰难困苦、迷茫挫折、天灾人祸面前得到精神心灵上的皈依和慰藉，积极勇敢面对各种困难，使其对建立和维持乡村社会组织结构与人际和谐关系中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在当下社会快速变动的生态环境下，物质极大丰富，交通发达，但各种突发事件变幻无穷，负面甚至邪恶的现象也时隐时现，致使民众在部分时段对社会现实、人生前途命运、灾祸灵异降临等产生迷惑、失望、愤怒、绝望，加之个体村民在生老病死、社会保障、公平正义、人身安全、道德伦理、种族延续等方面的诉求也屡受挫折，人生难料，世事无常，谁都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人生进程，面对贫富差距的刺激，命运前途的乖张多舛，邻里利益的纠葛争斗，非正常致富途径的诱惑，飞速变化发展生活的冲击，城乡二元对立的加剧，疑难杂症的感染蔓延，共同生活样式分化的影响，各种消极、负面讯息的传播，经济发展与社会伦理失范并存，物质生活丰富与精神生活匮乏同在。部分村民行为的失范，社会秩序的混乱，权力与金钱的宰制，对公共资源的争夺破坏等，导致在传统社会中共同支撑民众信仰的精神理念受到消解、冲击，整个社会在传统道德文化与价值系统方面的裂变，全球化时代西方思潮的碰撞颠覆，给乡村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新的疑虑和困境，导致民众心理失衡动荡，并对神灵产生祈求、寄托，寻求心灵的宁静与安慰，对原有道德伦理秩序与古圣先贤楷模的依恋及向往，诸多原因致使民间信仰成为左江流域乡村常态化的一种文化世相，从而未在科技发达进步的现当代消亡，这是值得认真审视和深思的。土地神、官板、花婆神、祖先等民间信仰，对左江流域乡村社会的和谐构建具有独特的作用和意义。历史上，中越两国边民频繁互动，文化交流交往成为常态化，在这些日常习俗的表象背后隐含着丰富繁杂的边疆地区跨国跨境所体现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族群认同、文化认同等，揭示了左江流域民间族众宗教仪式、祭祀活动、禁忌规约等表象下映射出来的民族文化内涵、族群文化心理、宗教信仰禁忌、宗规民约、道德习得、人伦观念、宗脉传承、生命传递等，并由此引申出左江流域乃至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群体千百年来为守护边疆，爱国固边，跨境合作交流，特别在全球化、信息化、区域化的时代背景下构建乡村和谐社会，完善乡村治理，以及对基层社区的自我修复，自我协调乡村社会的信仰与人际和谐，增强村民之间、村落之间的凝聚力、向心力，从而建立起一个社会秩序良好、村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宁团结、充满生机活力的新农村，为当前的精准扶贫、共同致富，减少违法犯罪案件，凝聚人力人心提供一条探索的路径。以此延伸到与之相类似的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经济、政治、社会等建设当中，为构建乡村和谐社会提供政策参考和实例借鉴，强化村民精神信仰教化引导，为净化乡村和谐生态环境及友好型社会构建献计献策，为政府乡村建设治理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与理论参考。

参考文献:

［1］［英］马凌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53．［2］［美］鲁斯•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黄学益，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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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卫星．传播的观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2．

［7］［英］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译者中文版初版前言)［M］．夏建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21．

［8］冯永泰．民间信仰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基于非物质遗产视角［J］．东岳论丛，2014，(4):173．

作者:黄新宇 单位:1.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2.广西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