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的举措及效应

导语：社会建设的举措及效应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一、锄强扶弱，维护社会稳定

国以民为本，民心的安定与否将会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延安时期意识到社会治安、移难民救助、妇女解放等问题的妥善解决与民心稳定有着密切联系。他认为，只有将这些工作做好了，社会稳定才真正能够实现。1．开展剿匪禁毒，改善社会治安状况。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境内沟壑纵横，交通十分不便，加之灾荒频繁，造就了边区民风剽悍的情形。不少人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成为专靠掠夺而生的土匪。土匪给边区百姓和社会安定带来深重的灾难。因此，的目光瞄准了匪患。在他的指示下，中共中央专门做出剿匪的部署，即既要肃清根据地内部的土匪，又要采用慎重而有效的办法改造那些土匪式的抗日部队，〔1〕其中主要的办法就是进行武装剿匪。在剿匪中，边区军民采取了“军政结合，剿抚兼施”的正确方针政策，把军事剿匪与政治瓦解有机结合起来，政治上争取不放弃，武力上进剿不放松。〔2〕最后，经过边区军民的共同努力，到1943年1月，边区的匪患基本上被肃清。不仅如此，还领导边区政府先后制定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禁烟毒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暂行办法》、《陕甘宁边区查缉办法》等，要求所有民众严禁种植鸦片烟苗，严禁贩买或吸食烟毒，对于包庇他人种植、贩运、吸食者均按违法行为论处。边区政府采取广泛发动群众力量来推动禁烟运动的方法，使禁毒不仅是一项政令，更成为人民群众生活的主题。边区政府帮助烟民开展生产生活活动，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产生活条件，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这样，有了政令、群众的配合、烟民“二流子”的改过自新，到了1943年年底，大部分烟民都摆脱了烟毒的危害，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2．赈灾救济，安置优待移民难民。延安时期，由于受战争和灾荒的影响，陕北地区的移难民迁徙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大量的移难民流入陕甘宁边区。自1937年至1940年，在边区因天灾、战争逃来的难民和内部移民总计达266，619人。〔3〕人口的大幅度迁移造成边区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不能合理结合的现象。解决移难民安置，惟有将其改造为劳动力才有益于边区经济的长远发展。针对这一状况，提出把“奖励移民”作为陕甘宁边区农业政策的重中之重，不仅为移难民提供必要的帮助，还为其提供成家立业的长远计划。移难民所垦的土地，归他们自己所有;开垦地主的私荒，地主不得任意收回;如果移难民需要部分熟地，政府需酌情给予调剂;免除新来移难民的三年公粮和地租，免除一至三年的义务劳动。边区政府还不断加强对当地群众的宣传教育，消除他们的排外思想，并责令各区、县要制定周密计划，消除工作中的马虎状况。移难民与边区人民共享平等的民主政治权利，使这些移难民不仅享受党的物质关怀，还享受党的精神关怀。许多移难民经过边区政府的帮助和自己几年的努力，基本上都变成了自耕农甚至富农。他们为了感谢党和，编写了很多农民歌谣，其中最著名的一首歌谣开头唱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的大救星。”〔4〕3．解放妇女，维护妇女权利。解放妇女，打破轻视妇女的社会歧视现象同样是延安时期重视困难群体、维护社会稳定的内容之一。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在看来主要应该从妇女的婚姻自主和教育水平提高两方面着手。在陕北地区，从古代社会延续到近代社会，买卖、包办婚姻是两性结合的主流模式。这种婚姻将男女的结合定义为经济利益的交换，严重扭曲了适婚青年特别是女子的心灵并戕害其一生。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一成立，就向其提出要对妇女婚姻习俗进行改造的建议。据此，边区政府先后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陕甘宁边区抗属离婚处理办法》等法律法规。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依据男女平等原则，坚持自愿的一夫一妻制。这些法律法规和条例的颁布实施，无疑为广大妇女获得婚姻自主权利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中共中央刚到达陕北时，这里的女子“除了家庭缝纫造饭外，不事他事”〔5〕。认为女子只有有了办事的权利、开会的权利、讲话的权利才能够达到自由和平等。为了使妇女能正确行使这些权利，提高她们的思想文化素质已成为党和边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此，在党和的号召与要求下，边区政府通过创办小学、中学、女子大学，尤其是冬学的形式，将广大妇女的学习意识、参政意识、生产意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一部分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及较高政治觉悟的特别优秀的妇女逐步脱颖而出并成为独当一面的妇女干部;而大部分普通妇女则“通过参加社会活动，不仅为国家提供了物质财富，增加了上缴利润，繁荣了边区经济，有力支援了战争，同时也增加了人民收入，改善了人民生活，使妇女得到社会、家庭的尊重，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6〕。总之，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锄强净化了人民生活环境，通过消除匪患使边区重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境况，整体社会面貌澄明，人民安全感得到大大增强;而禁毒的顺利开展，不仅帮助吸食者从生理上重塑体魄康健，而且在心理上也使他们摆脱了旧俗恶习，使其身心皆获新生。通过扶弱不仅使这些人的生活得以为继，而且也极大程度地降低了边区贫困人数，促进了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通过妇女社会地位的提升，从思想上打破了边区人民旧思维的桎梏，为男女平等地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参政议政、参加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战争开辟了新的途径与新的境地。

二、推行民主政治，维护公平正义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的领导下实施的“三三制”的政权建设及建立在普选基础上的参议会制度，不仅保证了边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更进一步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完善。1．“三三制”政权建设的原则。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战，同时也为了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陕甘宁边区在的领导下开始实行“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认为，“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7〕。在这里，共产党员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派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在“三三制”原则实行的初期，曾经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很多党员干部和农民对让中间派加入政权表示不理解，他们怀有担忧甚至愤慨的心情。针对这些偏见，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式上向大家阐述了共产党实行“三三制”的原因:“中国社会……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8〕他指出:“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也不主张共产党的，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9〕这就表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各界各党各派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抵制国民党、共同抗战的决心与勇气。“在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中，人民始终是政权的主体。‘三三制’中的人民不仅包括共产党和共产党所代表的工农群众，而且包括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以及与他们相联系的各种抗日力量。从‘三三制’的共产党、非党的左派先进分子、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1/3的政府组织结构到抗日民主政权的参政议政所坚持的民主原则，从派作为选民直接选举参政到充分保障各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各项民主权利，无不体现出在‘三三制’建设中，共产党始终奉行人民当家做主的原则。由此可知，人民当家做主是抗日民主政权的核心内容。”〔10〕2．“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选举制度。延安时期，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为同国民党的政制衔接，将边区的议会制改为参议会制，并进行参议会代表的选举。边区的选举制度具有“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特点。所谓普遍，即延安时期的选举条例规定一切抗日阶级，不分任何党派和团体，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所谓直接，是指边区的各级代表、议员，都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这种直接选举的方式保证了选民的民主权利最大化，既调动选民的积极性，同时又强化各级代表、议员的工作责任心，更便于选民对其进行监督。所谓平等，是指边区的选民在选举过程中都享有同等的权利。只要是选民，享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及投票的效力都是一样的。所谓无记名，是指边区选民在投票时，不填写选举人的名字，只填写被选举人的名字。这样做不仅保证了选民的人身安全，预防对选举人的打击报复，而且也保障了选民的选举自由。通过这些举措，边区人民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参加选举的选民一般都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甚至在有些地方达到百分之百。在投票方式上，识字的采用选票，不识字的则采用画圈、画道、点洞、投豆子等方法来计算选票。认为，“边区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民主”〔11〕。“三三制”原则既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又把一切赞成抗日赞成民主的人士凝聚在一起，同坚持的国民党政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创造性地把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纳入到民主政治的体系之中，这在当时来看应该说是全中国最民主的选举制度。一个外国人曾经这样评说:“现在中国有两个中心，一个封建的中心，在重庆;一个民主的中心，在延安。”〔12〕

三、提高边区文化素质，开启民智

中国封建统治者历来忌惮民智开启，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做法的极端错误性。应该说，中华民族所历经的曲折与磨难除去上层建筑的因素外，与整体国民文化素质的低下不无直接关系。因此，延安时期提出提高边区人民文化教育的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1．普及国民教育，提高边区群众的思想觉悟。陕甘宁边区的教育文化水平历来十分落后，堪称“文化教育的荒漠”。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以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延安时期边区政府的中心工作:第一是生产，第二是教育。教育是消灭文盲，提高群众思想觉悟的最好方式，可以使广大人民明了并执行党的各项政策，积极投身到边区建设和抗日战争中去。延安时期的边区国民教育突出了两方面的思想，一是扫除文盲，破除封建迷信，提高国民素质;二是“提高群众政治水平，给群众以民族意识，抗战知能，动员群众参加救国实际行动”〔13〕。它强调的是大众教育而非精英教育。边区的教育主体是农民，要这些农民都脱离生产来学习，是不大现实的。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一面生产一面学习，使学习不妨碍生产。1937年9月，边区政府提出了形式灵活的冬学、识字组、半日班、民教馆等，其中冬学是民众教育最主要的一种形式。经过学习，广大农民不断增加了学习科学、反对迷信、了解卫生常识、废除陈规陋习的自觉性与主动性，这对于改造农民的旧思想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还充分认识到争取抗战胜利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要培养成千上万的优秀人才的道理，因此，他除了高度重视对广大农民的普及教育之外，还相当重视对农民的成人教育问题。他指出:“农村中的成人，是目前紧张的战争与生产任务的首要担负者，他们的教育虽不免有种种困难，但他们提高一步，战争与生产既可提高一步，正如立竿见影。”〔14〕为此，在边区的国防教育中成人教育是优于儿童教育的，教育厅也相应调整了一些教育政策:如修改学制，废除不急需的和不必要的课程，在发挥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基础上教授战争所必需的课程;继续发展广泛的民众教育并使之内容丰富，地方上还出版了各种通俗报纸;开办义务小学，以培养具有民族精神的后代。边区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提高了广大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政治觉悟，使之抗日的积极性和热情空前高涨，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2．加强干部教育，储备干部人才。全面抗战爆发后，错综复杂的战争形势迫切需要大批干部人才上前线斗争。一直都非常注重干部教育，可是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讲，都与形势发展的要求有着不相适应的地方。由于大多党员干部出身于工农家庭，较少接受正规学校教育，导致文化水平、政治理论水平比较低下，甚至出现有基层干部是文盲的现象。依照这种特殊的情况，创立了一种符合当时实际的干部教育体制，即在整个教育中，规定干部教育放在第一位，在干部教育中在职干部教育放在第一位，干部学校教育放在第二位。〔15〕因为“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这是我们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上的重要任务，亦是改进我们工作质量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因为，谁都知道，在我们的工作中干部决定着一切;而且干部的政治水平和马列主义的觉悟程度愈高，则工作本身也愈高和愈有成效，工作的质量也愈有效力。反之，则工作常常会发生延误和失败。然而，马列主义既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结晶，那么，没有相当的文化水平要掌握马列主义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央在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郑重地指明:没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是不可能的。凡文化水平太低而又需要与可能学习的，县级营级以上工农出身的老干部，应先补习文化。这种补习，不应只限于阅字之多少，而应包含识字阅读写作能力，历史地理常识，社会政治常识与自然科学常识的获得”〔16〕。要求党员干部通过学习不仅掌握一般知识，更能洞察时事问题，贯彻党的政策。根据的指示，边区政府在延安开始创办干部学校，在干部保证工作的同时，对其进行一定的教育培训。曾先后创办了西北党校、边区行政学院、延安大学等，分期分批地培训教育干部是抗日战争时期提高陕甘宁边区广大干部素质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为了解决在职干部不可能随时有充足时间进行学习的问题，边区政府在强制规定党员干部每天2小时的学习时间的情况下，还对其所要学习的课程进行精简，确保学习时间的最有效利用。通过在职干部教育和干部学校教育，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具有战略意义。区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整体素质有了明显提高，工作能力也显著增强。

四、重视民生，调节各种利益关系

古人言“不患寡而患不均”，利益分配方面的不公平最容易导致人民不满情绪的产生。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只有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正确协调党政军民的利益分配关系，才有可能进一步搞好党群关系，进而使党的各项政策方针为群众所接受、所执行。1．发展经济，把改善人民的生活落到实处。中国共产党来到陕北后把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驻扎着大量的党政军人员，粮食问题就成为边区政府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1940年以后，边区政府除向当地农民征粮外，已没有足够财力去购粮。广大人民群众深感负担过重，普遍出现不满情绪。在如此严峻的物质困难面前，很多党员和群众似乎看不到边区生存的希望。对此，号召大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边区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关于促进边区农业发展的措施，如休养生息的政策、实行互助合作的生产方式，大量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实行奖励政策，发放农业贷款，颁布安置优待移民难民政策以增加劳动力，兴修水利、扩大水田面积，改良农作法、提高粮食生产产量等。〔17〕通过这些措施，边区党政军民经过协同奋斗，使边区的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此基础上，又鉴于抗战的需要，提出“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18〕的思想。他从边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以“保障供给”为发展工业的最基本政策。边区政府也提出了“以大量发展食盐产销，提高石油及纸张生产，广泛开展纺织为中心”的总任务。为了增加人民的物质福利，带领延安的广大党员干部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陕甘宁边区虽处在战争的环境下，却创造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这不得不归功于社会建设的正确思想与得力措施。2．改善干部作风，合理调节民事纠纷。延安时期的初期，党的作风建设情况并不容乐观。党员人数激增，新党员普遍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导致党内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比较严重。党的作风由党员干部生活作风来彰显，关系到民心的向背。为此，特别指出:“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19〕他不仅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密切党群关系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切政策和行为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而且自己以身作则。“当年一位农民的一句‘雷公为什么不打死’的牢骚话，引起的高度重视。他没有责难这位农民，却指示有关部门了解一下我们做了什么错事，政策有什么疏漏，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当发现政府向农民征收20万担公粮的任务太重，农民不堪重负的问题后，党中央立即调整征粮政策，经过边区政府认真研究，做出消减公粮4万担的决定。同时，举一反三，采取措施减轻农民的其他负担。后来，提出要帮助群众发展生产，改善他们的生活，要‘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通过这种实际的教育，使人民利益至上的政策观，成为边区党政工作人员政务活动的行为准则。”〔20〕1942年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严厉批评了贪污、摆空架子等极恶劣的现象。他还制定了严格的法律制度，严惩贪污腐败分子，由司法部门判罚了180多起贪污腐化案件，教育了许多党员干部。在陕甘宁边区，从乡干部到边区主席，都牢固树立公仆意识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现象。3．调节党政和民众的关系。1940年10月，国民党政府停止每月向陕甘宁边区发放的60万元八路军军饷，同时断绝全部外援，边区的财政困难迅速到来。在这种情况下，边区的脱产人员已经超过了中央规定的不能多于人口总数百分之三的比例，凸显出“鱼大水小”、“头重脚轻”的局面，沉重的负担势必会转移到人民的身上。1941年11月，在边区召开的第二届参议会上，党外人士李鼎铭依照所讲的参议员要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在读了李鼎铭的提案后，很快地把精兵简政作为一项政策，及时贯彻到陕甘宁边区，并将它一字一句地抄到了自己的笔记本上:“这个方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认为精兵简政“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21〕。经过边区政府进行的三次精兵简政行动，边区的机构和人员都得到了精简:专员公署及县政府的内部机构由8－9个减至4－5个。边区政府各厅、处、院的内部机构裁并了1/4。边区政府直属机关由35个减至22个。税局、所由95个减至65个。〔22〕这样使政权的运行成本与社会资源的提供能力大致均衡，既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又使人民与政府之间处于一种平衡和互信的关系状态之中。4．调节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打土豪，分田地”、“以暴力手段没收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土地政策。到了延安时期，为了争取中间阶级参加抗日，提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他指出:“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但也不要减得太多……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23〕边区一半以上的地区实行了这种改良后的土地政策。在已经分配了土地的地区，主要是调整贫、富、中农之间的租佃关系;对于没分配土地的区域，则主要是实行清算、退租和换约，削弱封建剥削关系，保证农民的租佃权。这项土地政策，同时兼顾了地主和农民两个方面的利益，保障农民“耕者有其田”，既调动了农民的抗日与生产积极性，又保证了地主的地权，联合了大多数地主，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导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的举措不仅得到了国内外广泛的认可和支持，其取得的实践效应也为壮大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奠定了雄厚而又扎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

本文作者:张俊国田宁宁工作单位:河南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