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影响因素分析
时间:2022-05-03 11:0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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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特征和国际环境
当今世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日益错综复杂。我国作为政治大国,政治文明建设无疑要与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紧密相连,自觉有为地融入世界发展和国际一体化的潮流之中。1.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有利的国际环境纵观每个历史时代,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就是那个时代的主题。而不同的历史时代具有不同的时代主题。20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与革命相互交织,构成了这个时代动荡的主题。20世纪后期,世界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形成了有利于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总趋势。面对国际形势的这种新变化,邓小平以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1]进入21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并向全世界郑重宣告:“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200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全球总体上保持和平稳定。但是,世界还很不安宁,“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在今天的世界与今天的中国,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21世纪中国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根本前提。一方面,中国发展以世界和平为前提条件,没有和平就不可能发展。另一方面,如同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的那样,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仅不会对世界的长久和平造成威胁,相反它是保持世界长久和平的重要因素之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战争已经进入历史博物馆,并不意味着世界实现了共同发展。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人类不懈追求的目标,解决这两个问题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起伏和波折,世界并不太平。在当今世界,国际形势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不能被忽略的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虽然面临挑战,但前景是光明的。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从来没有屈服于外敌的压力,但同时,热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化干戈为玉帛”的历史佳话。早在春秋时代,中国的先人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饱受侵略和伤害的中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知道这个想法的重要性,更知道和平是宝贵的。新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赢得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尊重和好评。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了推进现代化建设,特别需要一个稳定、和谐的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和世界人民一起努力,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努力作出应有的贡献。2.全球一体化的国际环境是重要的战略发展机遇经济全球化、新科技革命、网络经济,促进今天世界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并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为我们的政治文明,特别是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从而形成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意识。世界各国在国际交往中形成的“你”“我”相互依存的情况,使人们的政治心理、政治理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思考全球化的精神和开放的民主,改革和进步的政治思想,有利于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类政治生活的变化,对人类社会的传统政治活动产生深刻的影响。全球化经营环境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向政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是,全球化也向各国政府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机遇[2]。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跨越了国家和地区的界限,全球在全方位的相互沟通、相互影响的整体发展过程中互动。全球化最直接和最明显的表现是经济全球化,但同时,它也包含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3]。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必须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来,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应对相应的挑战。3.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是可贵的外部发展空间邓小平曾对多极化问题有过明确的论述。他指出:“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1]在多极化趋势发展中,出现美国“一超”与几大力量并存,互相竞争、互相借重、互相制衡的新局面。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综合国力得到巨大提高的中国,国际地位也得到了极大提高。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1]在可预见的将来,世界新格局的最终形成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从政治多极化的趋势来看,世界各种力量不断进行着新的分化组合。当前世界各种力量的实力对比是很不平衡的。尽管受到各方面的牵制,美国成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自恃实力强大,要在世界上发挥所谓“领导作用”,对别国进行经济及政治制裁,到处搞新霸权主义。这种企图不利于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因此不可避免地遇到多极化趋势的抵制,单极与多极的矛盾错综复杂。我们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求同存异,共同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用西方标准衡量一切,把全面推行西方价值观作为其战略目标之一,以西方价值观作为整合世界秩序的基础。这些不同的主张和矛盾斗争,已经不仅仅限于政治经济问题,而是进一步深入精神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层面。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对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社会繁荣进步是有益的。它使世界各大力量彼此之间逐渐形成制约与制衡的关系,有利于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利于遏制仍抱着冷战思维不放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世界朝着和平、安全与稳定的方向发展,也有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扩大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空间,抓住机遇,发展自己。面对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和大国关系的新变化,我们要正确估量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在世界上的地位,正确认识和处理世界舞台上的各种矛盾。4.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繁荣是强大的追赶动力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近现代的历史表明,科学技术正日益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最主要的推动力量。科学技术一旦为劳动者掌握,就会极大地提高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科学技术一旦和生产资料相结合,就会大幅度地提高工具的效能,从而提高使用这些工具的人们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导致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推动力。20世纪,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日益显现,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系统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重要。正是在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并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情况下,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代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于1988年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进一步丰富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内涵,深刻地揭示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必然联系,为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毫无疑问,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当今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成为世界经济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我国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力的推动作用。21世纪之初,以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为标志的新的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构成了现代科技发展的三大支柱。这些技术的日益成熟及大规模的应用,必将推动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不断迈上新台阶,提升我国经济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同时,科技进步必将促进智力劳动代替体力劳动成为劳动的主要形态,促进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高,带动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更多地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上来,推动我国工业及其他产业向着更加快速、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科技革命最先作用于生产力,引起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导致社会结构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革引起政治结构的分化,并引起社会变革,促进社会发展。”[4]当前世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5.东西方政治文明的角逐与共融是时代的重任应该说,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一直是从低到高的,表现为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人类的政治文明,始终表现着等级压迫的政治统治关系、不平等不公正的价值主导格局和少数社会成员的权力控制形式[5]。只有当全球进入20世纪,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开始从理性到实践,并且制度化,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才从根本上发生质的变化:否定阶级压迫的政治制度,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上升到统治阶级的地位,使人类政治文明的制度形式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在人类文明史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首次出现没有阶级压迫的政治制度,是以新面貌出现在人类社会的政治舞台上的。二战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表现出强烈的感染力。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都显示了时代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品质。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否认强权、剥削、两极分化的政治理念,强调社会公正、社会平等和共同繁荣的独特的价值取向,显示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进步。社会主义否认人类政治文明中由少数人专政的形式,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的民主,寻求最广大人民的主人地位,标志着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设定了必要前提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对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我们党在八大前后就有所认识。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未能突破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这一框框的束缚,计划经济“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一直没能得到解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的倡导下,我们党开始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我们破除了把社会主义与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对立起来、把指令性计划等同于计划经济的观念,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党的十二大肯定了这一原则,并在实践中付诸实施。随着改革的进一步展开,党对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认识也不断深化。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计划直接管理的领域显著缩小,市场作用的范围逐步扩大,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市场对经济活动调节的作用大大增强。实践证明,凡是市场机制发挥比较好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实践还表明,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就必须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实现突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接着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就勾画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成为20世纪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和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开放进入新阶段,以完善为主题。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未来的经济发展目标,即: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命题,并且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的关键所在。由过去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今天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仅仅两个字的改变,却标志着我国长期发展战略的一个重大转变,从这之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特别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不断自我完善,必然会对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提出新的任务和要求。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历史不长,可以借鉴的成熟的政治制度和经验都很少,随着我国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领域许多问题,都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形成制约,这些问题只能靠政治制度的建立逐步加以解决。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政治和法律保障,对物质文明的发展能够产生促进作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应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而产生,同时它的确立和发展又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情况来看,它就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保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决定了它必须是法治经济。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建立比较完备的法制。因为市场主体的活动,市场秩序的维系,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有效运作,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发挥,都需要法律的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在扩大对外开放、国际经济交往中,同样需要按国与国之间约定的规则和国际惯例办事。这一切都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只有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市场经济对政治文明的影响在于它通过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促进政治文明程度的提高,而且它为政治文明确立了基本原则。2.中国经济的腾飞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改革开放的伟大经济成就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政治体制改革迈出新的步伐。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扩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村民自治制度在农村普遍推行。郑重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大力健全和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执法和司法工作,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不断加强。正确处理各类社会矛盾,及时化解各种不安定因素,维护了社会稳定。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民族、宗教和侨务工作取得新的进展,全国各民族大团结的局面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巨大优势。十六大报告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判断既是对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所面临的有利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实现的国际形势和周边环境的总体把握,也是对我国国内已具备的有利条件的总体概括。在十七大报告中专门对“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大篇幅的阐述。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完备的法制作保障。宪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当中居于核心地位,它为市场法制的建立提供了基本原则和基本指导思想。宪法关于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等内容的规定,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法制基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需要改善共产党的作风,改善政府官员的道德品质,以服务人民,更重要的是建立符合社会正义原则和市场经济要求的政治制度。邓小平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6]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中共十六大提出了进一步的答案,这就是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离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离开人民当家做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失去了前提和基础。对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是人类追求一个更美好社会努力的一部分。在整个20世纪,人类作出了许多探索,这些探索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对于我们都是宝贵的财富。
(三)复杂多样的社会结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集中概述了他的社会结构理论:人们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所获得的物质生产力;人们为适应发展这种物质生产力的需要而形成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竖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和各种社会意识形态。概括起来就是说生产力状况要求生产资料所有制,而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决定了上层建筑。在这个结构理论中,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是人们物质利益观念的表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都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维护一定社会集团的特殊利益的。所谓上层建筑适应或不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主要是说上层建筑能不能保护这个社会集团特定的利益。如果它保护了一个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社会集团的利益,那么它就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反之,如果它保护了一个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它就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由此可见,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也就是以人们利益关系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当然,改变或调整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可以使人们的经济和政治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是一种功能作用,从这个意义来说,这种利益性的社会结构也是一种功能性的社会结构。1.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期呼唤作为上层建筑文明的构筑在人类历史上,每一种类型的社会形态都有其自身的结构,并表现出相对的稳定,但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化当中。表现在改革和开放的许多方面,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别是结构性变化和体制转轨。改革和开放30多年的中国社会,从宏观层面看,阶层结构的变化是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的核心。30多年来,中国已经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这些变化都直接反映在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上,变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代表社会的利益主体的变化,相应的上层建筑也在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全面改革的新的发展时期,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与此同时,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综合素质普遍提高,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始终作为基本力量和党的阶级基础;同时作为新兴的社会阶级,民营企业、企业家等,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顺应了我国当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造成我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正是生产力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从社会结构角度来看,我国已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分化、大调整、大组合、大变迁的时代。随着社会结构的转换、优化和升级,必然分离出新的社会阶层。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新阶层“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是对新社会阶层的基本定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定义和阶级划分标准是我们研究新阶层的基本出发点。2.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急需文明的政治在30余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变化,利益群体重新分化组合,呈现出了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态势。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急需文明的政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国是传统农业社会,农民是最大的社会阶层,占总人口的绝对多数。地主、官僚等只占人口数量的一小部分,阶级结构相对简单。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对过去的社会阶层结构的一个革命性的变革,只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农民阶级占绝对多数,仍保留着传统的社会阶层的特点。无论传统社会,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层次结构,都不符合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是朝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演变的,可以说,在中国已经形成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新的阶层分化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使社会公正面临严峻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产生了许多积极的变化,但是,还应该看到,它也带来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如收入差距过大等,这些问题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小康社会的政治文明建设,需要一个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相对合理的结构和形态也逐渐显露出来。可以说,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已经形成。社会中间层不断增长,社会流动机制也正日趋合理化。然而,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仍有一段距离,其中仍然有许多不合理因素。在中国,最终形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期间有许多变数和可能性,这意味着需要国家精心培育和引导。现代社会的阶层分化机制以及由此形成的阶层结构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社会理念和文化价值,关键在于,通过这些机制和体制而形成的社会阶层结构具有公平性、开放性和合理性等本质特征,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
本文作者:薛忠义赵益东工作单位:大连海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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