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与社会公平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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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也强调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谐是我国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必要条件。

一、问题的提出

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目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缩小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怎样客观地分析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如何构建起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矛盾的,它们的发展要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应该摸清情况,找准问题,以矛盾的思想解决问题。

二、正确对待现在社会出现的不公平现象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生产力水平及其他条件的限制,在各个地区及领域出现了不公平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各种矛盾是客观的事实,也是符合规律的现象。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施导致社会的分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体劳动者,在经营活动中都受到市场竞争、供求关系和价格变动以及信息不充分的影响,会给他们带来有利或不利的后果。在市场经济中,只有实际付出的并且得到市场认可的劳动耗费,才是收入所得的依据。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可能拥有高质量的劳动潜力,但是却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或者发挥了,但得不到市场的认可,这种劳动者的收入所得必然要低于其个人自身的预期和判断。实践也证明,收入高低与受教育程度成正比。同时,那些善于捕捉市场有利机会并利用自己优势的经营者,会得到较多的收入。例如,我国当代的私营经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改革开放的形势下,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从小私有经济的胚胎中脱颖而出,成长壮大,形成了一些高收入阶层。在激烈的竞争中一些私营企业以失败而倒闭的同时,那些机制灵活、经营有方、效益好的私营企业就会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使资本迅速膨胀,这些私营企业主所拥有的财富量就与一般企业主、一般的低收入阶层拉开了差距。同时,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机制。如果是自由竞争,即无政府的任何干预和调节的竞争,也必然会加剧收入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竞争作为一种强制的社会力量使价值规律的要求得以贯彻,优胜劣汰。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资源禀赋好、竞争力强、效率高的企业或个人,就会获得更多的收入,财富越积越多;反之,资源禀赋差、竞争力弱、效率低的企业或个人,就会淘汰出局或处于低收入阶层、贫困阶层。我们如果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待这一现象,就会发现市场经济不会自发地实现社会公平。这是一个矛盾,但夸大矛盾、激化矛盾是错误的,否认矛盾、回避矛盾也会妨碍正确解决矛盾问题。我们应看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的成就。这个成就使得我们远离了以前计划经济时代的“共同贫穷”。可以看出,市场经济造就了人们在经济上、形式意义上的平等,但由于种种原因,不同社会阶层在利益上存在着差距。甚至存在一些较为尖锐的矛盾。在这里,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二)分配制度的改革引起收入的差距计划经济时代,存在“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思想,但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复杂性,均贫富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提出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发展新思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的一个突出特点即按生产要素分配。由于人们对生产要素的占有和使用权不平等,个人收入多少与其能拥有多少生产要素和资本有很大的关系,与其能否有机会使用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和资本、进而参与收入分配有很大的关系。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同样多的生产要素或资本,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机会使用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和资本、进而参与收入分配,这就会导致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现阶段,即使拥有同样多的生产要素或资本,每个社会成员使用生产要素与资本所产生的效率和效益也会参差不齐。据此分析,在实施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实际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分配不公的问题,多投入少产出、收益低于投入的现象大量存在。随着改革的深入,利息、股利、租金等财产收入以及经营利润收入的比重日益增加,在政府税收体制尚不完备、各种收入政策和经济杠杆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劳动者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迅速扩大的趋势。以按资分配来说,它作为按生产要素分配的重要形式,无论是生产资本按其资本量获得了平均利润,还是平均利润进一步分割为资本所有权收益和经营利润,其分配的成果都不是这些资本本身创造的,都是劳动者的劳动(包括经营管理)创造的。这样,按“资”分配似乎是不公平、不合理的。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这样使得我国现阶段社会成员和地区之间在分配收入上的差距比过去扩大了,这也是难以避免的。分配是一个动态过程,如何处理经济利益关系的公平问题,就需要国家通过适当手段进行第二次分配。在进行制度安排时,必须把分配公平当作一项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调适各类利益关系、促使各种利益集团相对均衡的社会价值工程来实施。

(三)制度缺陷所引起的不公平现象我国进行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要把直接的、通过行政办法控制为特征的旧体制转变为间接的、通过市场机制控制为特征的新体制。新旧体制的转换,绝非一日之功,需要有一个过程。新旧体制并存的二元体制,导致了分配机制上的双轨制:计划分配机制与市场分配机制并存。旧体制的弊端、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以及双轨制的摩擦,都会引发分配不公的产生。新旧体制的并存和双轨制的运行机制,地区、部门之间改革步骤、深度上的不同,以及计划和市场作用大小的不同,造成经营条件不一样,竞争机会不均等,从而产生收入水平的差别。收入差距扩大与体制转轨时期某些政策的滞后和漏洞有很大关系。当两种价格、两种利率、两种汇率同时存在的时候,它便为两种人的暴富提供了机会:一种人是握有某些权柄的腐败分子,借此机会大搞权钱交易;另一种人是善于收买腐败分子的投机分子,他们利用双轨制的漏洞,通过实现巨大的价差大发横财。这两种人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将巨额国有资产装入个人腰包。此外,税收制度的不健全和征收不力,也是造成贫富差距拉大和两极分化的一个原因。例如,许多私营企业、“明星”们以及垄断的行业,经常利用制度上的漏洞和某些工作人员的不负责任,隐瞒收入,逃避税收。大量的事实表明,引起社会不满的是制度缺陷所导致的比如腐败、偷税漏税、权钱交易、走私贩私等。还有垄断性行业,它凭借对资源、市场、价格的垄断,获得大量的垄断利润。此外,还有社会阶层关系的不和谐。因而,我们今天要解决的社会不和谐因素,有两大类:一类是在党经受长期执政的历史考验时带来的,主要是由于干部队伍中有些人能力不强、作风不实,包括个别人心术不正,甚至以权谋私,导致干群关系紧张;另一类是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主要是由于社会分化加剧,在社会活力增强的同时,社会成员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由利益矛盾诱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凸显。此外,在有些地区还出现了因民族宗教矛盾引起的不和谐事件[1]。从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对社会出现的不公平现象,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探讨。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因收入差距扩大而出现不公平现象是难以避免的,同时应看到现阶段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中所包含的积极因素。在社会公平的问题中,人民群众更关注的是那些非法致富和不合理致富的问题。理解当前的“公平”问题,要抓住收入差距拉大的真正原因,更多的不是由于市场因素,而是由非市场因素导致的。因而,社会公平要被人们所普遍接受和认可的是将收入差距维持在现阶段各层人们所能接受的范围内。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要求达到公平与效率的有效平衡

我们知道,任何社会的公平都不是抽象的、绝对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公平问题是一个需要从现实的具体条件出发加以说明的问题。要对社会不公平问题进行深刻认识,不能离开生产空谈分配的公平。公平的实现程度不能超越生产关系的特点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应该以公平与效率的有效平衡来谈论。

(一)社会稳定的现实需要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达到这样的和谐社会,必须在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上做文章。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专家测算,2002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为0.454,已经超过收入差距较为合理的国际警戒线0.4。收入差距过大和继续扩大的态势,给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影响和后果。影响公众信心,妨碍社会安定团结。专家们认为,腐败与反腐败之间的较量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益激烈,党和政府以强大的行政力量和司法力量不断与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作斗争,极为艰难但进展显著。但腐败行为依然有蔓延趋势,不断被媒体披露的大案要案对整个社会形成极大的震动,腐败问题已成为影响某些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心稳定的隐患。专家们认为,历史与现实清楚地表明,以权钱交易为主要特征的腐败现象是激化社会矛盾、恶化干群关系、毒化社会风气的总根源。由腐败而培植了一批权力暴富分子和由腐败而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使社会广大正直和善良的人们对愈来愈严重的腐败现象恨之入骨,而更为严重和悲哀的是对实现为政清廉的前景“信心不大”或“没有信心”。这种心态必然要削弱人们参与工作和其他公益活动的热情和积极性,从而降低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甚至有可能给事业造成危害和破坏性后果。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都在于我们的工作。目前条件下,我们应考虑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使公平与效率达到有效的平衡。但如果对影响社会安定和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就会提高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成本。影响公平与效率这一人类经济生活基本矛盾的解决。会激起公众的不满情绪,导致各种犯罪活动增多,社会的不安定状况加剧。2003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为439.4万件,受理并查处的治安案件数量为487万件,分别比2000年增加20.8%和27.4%,比1995年增加1.71倍和64.1%[2]。此外,还将影响广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和对改革的支持力度,从而加大改革的成本,阻滞社会的发展。

(二)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两极分化,而是共同富裕。他还指出:“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3]172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观是突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诚然邓小平有大量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3]116,“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言论,对这些言论不能断章取义的理解,否则在经济生活中,便会一味地强调效率。邓小平在动态中生动地描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一个层层推进的立体结构,把实现社会公正、平等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最基本价值与现阶段的任务与手段有机结合起来,体现了价值目标与目标实现过程的有机统一。人们往往要求公平的时候就要牺牲效率,要求效率的时候就要牺牲公平,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西方发达国家都是一样。实际上公平和效率是一个度的问题,就是说在公平和效率上怎么样来掌握这个度。要两者都兼顾,要尽量使两者都达到满意。“度”是博弈的结果,公平和效率如何在现实中达到有效平衡,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也是博弈的过程。在当代中国存在着基于社会权力、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所形成的社会地位之间的不平等,也存在着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社会基础,因而博弈的背后存在利益问题,利益的背后是权力问题。我们应花更大气力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富裕。

(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同志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5]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体现了社会和谐的要求,要求我们必须更加注重兼顾,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新的城乡布局、产业布局、区域布局开始奠基了。但本应形成的全国一盘棋的布局,目前却主要由地方政府根据任期内的各种考虑所决定,因而隐患问题多,如区域产业雷同,重复布局、恶性竞争、资源配置劣化等新问题。这也就是说,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我们必须注重兼顾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兼顾发展能力强的群体与发展能力弱的群体的利益,兼顾改革中得益较多的群体与得益较少的群体的利益,兼顾先富群体与后富群体的利益,兼顾不同行业群体之间的利益,以使资源配置更趋合理化。至于我们应当要用什么样的思路来解决公平问题,我认为应该是在发展的动态中达到有效的平衡。一切问题都要在发展中解决。不通过发展解决,只是就事论事,永远解决不了问题,矛盾肯定会越来越激化。在效率和公平交替过程中,社会应考虑其成本的大小。而在公平和效率发生冲突时,应坚持调和,有时为效率要牺牲一些公平,有时为公平要牺牲一些效率,但是,任何牺牲都必须是增进另一方的手段。

四、如何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效平衡

(一)不能过分相信库兹尼茨倒“U”理论和“大蛋糕论”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理论”意在说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演变趋势。他的理论的内容主要是: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收入差距会扩大,而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后期逐渐缩小;似乎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过渡的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动趋势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库兹涅茨占有资料和国别案例的不充分,他所提出的“倒U假说”是否有普遍性,一直在经济学界备受争议。因而有一些经济学家在研究分析中发现了许多倒U假说的反例。最典型的例子是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过程。在工业化初期,它们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都有所改进而不是恶化,其中台湾省的情况特别突出。从20世纪50—70年代,台湾的经济迅速增长,人均GDP从1964年的500美元上升到1974年的1000多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6.6%,而收入不平等现象却在不断改善,基尼系数从1953年的0.57下降到1972年的0.29。另外,日、美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期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动也没有象“倒U假说”所说的那样逐渐缩小,相反却出现了扩大趋势[6]。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工业化进程迅速推进。但在那长达30年的时期内,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并没有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据计算,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1957年为0.16,1964年为0.18,1978年仍为0.16,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也没有发生明显的扩大。这一变动情况表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发展也是倒U假说的反例[7]。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振中研究员日前在一次研讨会的发言中指出:这纯粹是对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假说的一种幻觉。另外,在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上,我国有的经济学家过分相信“大蛋糕论”,认为蛋糕做大了,贫穷问题、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财富分配不公问题等都会自然得到解决。然而,有切蛋糕经验的人对此大概不敢轻信,因为他们知道,只要分蛋糕的比例不变,不管蛋糕多大,富人和穷人分到的蛋糕相对份额就不会有任何变化。就是说,相对贫困者在分小蛋糕时固然是相对贫困者,在分大蛋糕时仍然是相对贫困者。不过,也许主张“大蛋糕论”的人没有想到,在蛋糕做大的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可能绝对贫穷下去。关于这一点,新剑桥学派领袖罗宾逊在尖锐地批评类似“大蛋糕论”的说法时就曾经指出:“在对增长的颂扬声中,赞歌四起。增长即将解决一切问题。无须担心贫穷。增长将提高底层人民生活,贫穷将要消失,不要再加以注意。”“贫穷绝没有因经济增长而被克服,绝对贫穷还因经济增长而增大。”“当经济增长在上层继续进行时,愈来愈多的家庭在下层被驱逐出来。虽然财富增加了,但绝对贫困却增长了,‘丰裕中的贫穷’这句旧口号具有了新的意思。”[8]

(二)树立正确的公平观我国现在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处于不发达的阶段。我们的经济增长仍然是投资拉动的,无论从资本有机构成看,还是从资金投入产出比、能耗等一些具体指标看,我们的经济效益和效率是不高的。有人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收入差距悬殊不可避免,这种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收入差距悬殊不可避免”,因为市场经济有“嫌贫爱富的天性”,“生产要素投入的多,收入也必然多”,个人收入差距拉大“能促进效率的提高,对发展生产有好处”,这种观点有片面性。市场经济有“嫌贫爱富的天性”,政府却不能有这种天性。现代市场经济不是无政府状态的市场经济,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会太大。个人收入差距过大挫伤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引发社会动荡,对发展生产不仅没有好处,相反还会起阻碍作用。市场经济是承认社会收入分配存在差距的,但不是承认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悬殊的经济。否则,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没有必要性。认为我国收入差距不会产生两极分化,这种观点也过于乐观。我国的社会依然存在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以及两极分化的现实可能性和危险性。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悬殊刚产生的时候起,就有人认为平均主义的分配不公是主要的,收入差距悬殊的分配不公是次要的,片面强调用主要精力解决平均主义,忽视了对收入差距悬殊问题的解决。这是我国社会收入差距悬殊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反而进一步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悬殊与共同富裕的方向背道而驰。因此,绝不能只重视克服平均主义,而忽视克服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悬殊。

(三)强化转移支付,支持欠发达地区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国家重点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经济政策向东南沿海地区倾斜,这些地区获得的国家优惠比较多,这成为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有利条件。中部和西部地区很少获得优惠政策,因而其经济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速度比较慢。1980—2002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50%增加到58%,上升8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相应下降5个和3个百分点[2]。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既有自然条件、原有经济基础、历史文化传统和市场发育程度等客观方面原因,也有经济体制、政策选择和发展战略等方面的主观原因。在目前中国社会经济的现状下,政府的转移支付是缩小地区差距的有效手段,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仅靠政府的转移支付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与市场开放相结合,当然也应通过转移支付为各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促进市场的开放。同时,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往往也是资源较丰富的地区,应改革资源税的税制设计,使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四)加快城市化进程,解决三农问题近年来,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城市化水平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2001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1%,其中工业增加值占44.4%,而城市化水平只有37.7%。我国城市化水平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与现代化标准有较大差距[10]。城市化进程滞后,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就业岗位的增加,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2003年农业人口的比重仍然高达63.8%,超过了8亿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估计为1.2亿左右。按照曾培炎的解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202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要超过50%。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推进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教育体制改革,促进农村土地合理、有序流转,通过推进大、中、小不同规模、不同等级城镇的发展,为农村人口转移创造有利条件。统筹城乡的发展,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通过综合配套改革,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机制。要千方百计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并逐步探索和建立适合我国农村特点的保障制度,使我国农村这个潜在的巨大市场真正成为现实的巨大市场。

(五)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强宏观调控,避免收入差距过大现阶段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是要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通过规范收入分配行为,加大再分配作用,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新分配格局。当前我国城镇居民中低收入户所占比重过大,有必要实施“扩中、保低、调高”战略,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扩中”就是通过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各类企、事业单位科技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及技术工人的收入水平,使城乡大多数居民的收入水平明显提高。“保低”就是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转入城镇或非农产业就业,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落实最低工资制度,切实保障城乡困难群体人员的基本生活。“调高”就是加大个人所得税调节力度,规范分配秩序,调节过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税收是对社会收入的第二次分配,对于追求分配公平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问题在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征管疏漏较多,没有完全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必须改进征管办法,强化征管手段。限制垄断性工资差别,某些垄断性行业凭借自己在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地位确定高工资,与其他行业形成了工资差别。垄断性工资差别危害很大,它是对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的挑战与否定,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背道而驰;它违背按劳分配原则,有可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它严重挫伤非垄断性行业广大职工的积极性,造成人们心理不平衡,影响改革的声誉;它引起工资攀比效应,加剧国有企业的价格与工资、工资与亏损的双螺旋式上升,阻碍改革进程。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护弱者是政府的责任。市场经济是天然地倾向于“强者”的制度安排,“强者”是这一制度的获益者。那么,那些从总量上来讲占据更大比例的普通人,包括那些不适应者乃至市场竞争的“失利者”们的利益,将如何予以保护?这是市场经济制度内部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显然,任何人也无权将那些“强者”之外的社会成员排除在社会进程之外,他们同样享有希望生活得更加美好的权利。因此,在社会的组织安排中,必须制定对弱者进行合理救助的政策。这是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的内在责任。政府一方面要维护公平竞争,另一方面要对弱者实行保护,通过特殊的政策安排使困难群体的各项权利得到切实保障,避免收入差距不合理或者无限扩大,引起社会利益矛盾的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