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和谐社会的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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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之后，如何在全社会真正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己经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视角对“和谐社会及其构建”进行分析，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一己之见。

一、和谐社会的经济学界定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和谐社会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和谐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利益分配合理的社会。因为只有利益分配合理的社会环境，才能促使社会中各类群体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并最终实现推动社会进步的目标。从利益分配的角度看，社会中的群体可分为三类:政府、生产者(企业)、消费者(个人)。生产者(企业)是在其现有技术知识条件下运用投入品生产产品，其目标是利润最大化;消费者(个人)其实就是个人通过出售自己的初始商品察赋比如技能、劳动力、资本等来获取利益;生产者(企业)和消费者(个人)都要向政府纳税，同时也向政府索取公共服务，而政府就是通过向企业和个人征收一定税费，并向企业和个人提供他们自己无法供给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事务的管理机构。全社会的财富由他们三者共同创造，也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说到底，生产者(企业)、消费者(个人)和政府三者之间存在一种利益关系。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三者之间利益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均衡。谁都不能过度侵占利益，否则将导致其他两方的反对。道理很简单。比如，生产者过度占有利益，工人可能就不愿意出售自己的技能和劳动力，消费者不愿意购买产品，政府无力提供公共服务。当然消费者过多占有利益，生产者肯定不愿意继续办企业，不少个人也就面临失业。如果生产者、消费者都逃税，那么政府没有了收入，那么也就不可能提供公共服务。因此，虽然短期之内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失衡，但是长期来看，生产者(企业)、消费者(个人)和政府之间必然是一种相互牵制的利益均衡，而且只能是一种帕累托改进的均衡状态，否则三者之间相互均衡的关系一定会出现问题，而导致社会的不和谐也将由此而生。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和谐社会就是生产者(企业)、消费者(个人)和政府之间合理利益关系动态均衡。

二、关于当前社会和谐程度的分析

立足于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当前社会是否和谐关键要看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状况，及其背后的贫富差距状况。

(一)利益分配状况生产者(企业)、消费者(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正处在一种不均衡的状况之中，主要表现为政府和企业在利益分配当中占据了优势的地位，而个人则处在一个相对不利状况之中。从国家的层面看，经济高速增长和老百姓收入的增长之间是不匹配的现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高速期。1979一1997年的年均增长率保持在9.8%;1994年到2001年，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2.14倍，年均增加1595亿元，增长17.8%，是历史上财政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增长最稳定的时期，其中2001年全国财政收入规模达到16386亿元，比1990年增加了4.6倍;1998年到2003年全国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从1458.11亿元增加到了8337.24亿元，年均增长率为41.7%。但是老百姓的收入指标却并没有相应的增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至2002年的2476元，平均每年实际增长7.2%;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从343元增至7703元，平均每年实际增长6.7%。由此可见，在政府、生产者(企业)、消费者(个人)之间利益分配中政府和生产者(企业)占据相对有利的地位，而消费者(个人)正逐渐在利益分配当中失去合理的地位。宁波的情况也是如此。如表1所示，这些年来代表政府利益的财政收入和代表企业利益的企业利润远远高于经济本身的增长速度。代表个人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现金收入的增长率却低于经济增长，当然更是远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增长水平。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当前我市存在经济增长与老百姓收入增长不匹配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我市的政府、生产者(企业)、消费者(个人)三者利益分配关系的一种不均衡的表现。

(二)贫富差距的状况在政府、生产者(企业)、消费者(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均衡中，尤其是政府、生产者(企业)在利益分配当中占据较大的份额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即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贫富差距一般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公布，中国基尼系数己经由2000年的0.4l4(同年日本只有0.285)扩大到了2003年的0.458，达到国际警戒线水平，被公认为全世界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从趋势上来看，我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当然也有不同看法存在，比如国家统计局的邱晓华认为:“虽然一些看法认为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但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不能以基尼系数一般的标准来看待中国。对一个不是二元经济的国家，基尼系数可能管用，但中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基尼系数要放大一些才管用”。虽然从表面上看一个大国的基尼系数可以放大一些，但是我国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二元结构的国家，要素资源流通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非完全流通的状况，消费者本来就在收入分配当中处在十分不利的地位。即便是单单就居民来说，1998年最低和最高的10%居民的收入为2678.犯元和13390.49元，后者是前者的4.9倍。到2003年最低和最高的居民平均年收入分别为2762.43元和23483.95元，后者是前者的8.5倍。所以，我们还是要正确面对贫富差距的扩大，因为如果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成果最终不能惠及普通的居民和农民，那么我们的经济增长不仅不能够保持可持续的状况，而且将成为新的公共危机产生的源头。在贫富差距方面，宁波的情况相对国家而言还是比较好的。基尼系数尚未突破国际警戒线，好于全国的情况，这与我市长期以来的发展模式有关。众所周知，我市的经济是以民营经济为主的经济，根据我市工商局的统计，到2003年我市民营经济的就占到我市经济总量的80%以上。大量的中小民营企业是我市经济发展当中的重要力量。这种模式的发展最终结果一定是出现“藏富于民”的状况。比如慈溪工业企业加上个体户有7万家企业，按照慈溪的户籍人口120万人口算，平均每17个人就拥有一家企业。但是从趋势来看，不仅我们的基尼系数呈现一种不断扩张的趋势，从1995年的0.224演变为2004年的0.3292;而且从居民收入分组状况来看，1997年我市最低收入户(在全市总人口的10%左右)的收入为4096.的元，而到了2003年为3550.43元，收入不但没有上升，反而降低了546元，负增长13%;而最高收入户1997年为10977.48元，到2003年上升到了21873.08元，增加了将近10000元，增长了将近99.3%。显而易见，我市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

三、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关于利益分配不均衡的原因分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利益分配向生产者(企业)和政府倾斜以及由此产生的贫富差距扩大，是当前我国发展阶段的一个特殊状况。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举国上下都将精力放在了发展经济上。经济保持将近二十余年的快速发展，虽然期间出现过一定波折，但是总的看来经济持续增长大趋势始终没有改变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尤其是在世界经济低迷的时候成为保持高速增长的一枝独秀。应该说，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除了改革体制机制和全方位对外开放之外，多年来我国政府将其主要的精力放在了保护发展和引导发展上面。许多宏观政策的取向基本围绕发展展开。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当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有所降低，对经济干预的方式也由过去的行政手段逐渐过渡为市场和法律的方式。不过随着企业的不断成长以及其对市场化方式的不断适应，企业对经济的影响在逐渐上升。尽管如此，目前我国政府仍然对经济有着较大的影响。当然这种强势主要体现在对发展的保护和引导方面。换句话说，政府仍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客观地讲，政府之所以如此热衷于推动经济发展的高速增长，是因为政府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得益方。通过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政府不仅获取了较大的经济利益，而且也获得了政治上的成功，即获得民众的信任，消除了社会矛盾，保持稳定的大局。不过，也正是由于政府也参与利益分配，政府在构建利益分配制度上存在着有失偏颇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一般而言，在一个市场经济系统中，资源和利益主要是以市场的方式来配置的，但是因为在资源配置的过程当中作为参与利益分配的一个利益主体一政府，掌握了其他主体所不具备的优势，所以政府很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做出扭曲市场价格机制的政策决定，从而在利益分配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当然这种选择必然将对生产者(企业)、消费者(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产生不稳定的影响。所以，我们认为由于政府是经济增长的获利方，因此，政府在推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较大的积极性，同时也必然在利益分配的制度构建上倾向于生产者(企业)和自身。不过，在利益分配上向企业和政府倾斜有其一定合理性，是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我们知道，现阶段经济增长不仅仅是制度的变革效益，也不单单是技术的进步作用，关键还在于生产者(企业)投资的拉动。因此，在分配中适当向企业和政府倾斜将使整个社会的投资保持在一个较为旺盛的水平，进而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一点从我国近二十余年的发展中可以得到比较清楚的证明。如表4所示，近年来我国和我市的投资均保持不断递增。在经济起步阶段为了刺激企业保持旺盛的投资欲望，在制度安排上有所倾向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经济起步阶段我们的发展最缺少的是资金和管理经验以及相应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最不缺的是劳动力，而且人们的消费需求的层次也不是很高，因此，在分配上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应该是合情合理，也是有利于共同进步的。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如果企业和政府仍然在分配当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而个人在分配当中始终处于弱势的话，那么不稳定因素必将产生，经济增长的持续也可能随之消失。因此，修改利益分配的制度安排己经迫在眉睫。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如何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问题。只有随着经济的增长，适度、合理地提高个人在利益分配中的份额，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和社会的基本稳定。

(二)关于贫富差距拉大的分析

我国正处在一个发展和转轨的阶段，关于分配的制度也呈现不断修正的状态。基于此，我国贫富差距的分布表现为一个不断震荡的情况之中。制度的变革过程一定是利益的重新调整的过程。任何制度的变化都可能是一部分人受益，而令一部分人受损。一个渐进式的制度革新必然产生出贫富不断转换的情况。但是随着制度的不断成熟，震荡的情况将逐渐减少。当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即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指向是经济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在利益分配的制度上出现发展主义倾向，即向政府和生产者(企业)倾斜的情况。而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恰恰就是利益分配机制向生产者(企业)和政府倾斜的一个必然结果。这种趋势如果得不到抑制或者改善，那么将对社会的进步产生十分严重的危害。众所周知，基尼系数不断增加也就意味着社会财富不断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结果是迫使其他人放弃使用正常谋生手段来维持生活，转而进行一些犯罪活动。落实到我们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当作为少数人的大企业家逐渐获取了大部社会财富的时候，工人的收益就不会有正常的增长，因此，他们发现与其在企业老老实实地苦干，不如挺而走险来得更划算。需要说明的是当一个社会的财富绝大部分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中的时候，政府在维持公平、公正方面也可能相应地出现了问题，同时整个社会也将逐渐丧失积极进取的精神。为什么会如此呢?表面上看，这三者好像是割裂的，但是事实上正常的状态应该是这三者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而且应该是遵循利益分配导向的一种转化。简单讲，如果创业艰难，收益过低，那么企业家可能会转而成为打工者;如果创业环境良好，收益颇丰，自己又具有一定能力，那么打工者也可能自己创业成为企业家:当然政府是不能转换的，但是实际操作政府运作的公务人员其实也是根据政府在利益分配中地位(可简单地理解为他们的收入高低)而转换职业。在一个资源流通十分顺畅的环境当中，企业家、工人和公务员之间三者的利益关系是可以通过相互流动来达到制衡的效果。前提是我们的制度氛围必须是注重社会公平和社会财富合理分配的，就是“社会是一个激励创业的社会，制度是一个人尽其才的制度”。显然营造如此氛围政府应该起到一个关键性引导作用。问题在于，随着社会资本和财富的高度集中，势必导致少数财富所有者将采取一些手段来保持他们的获利机制。最终将出现创业环境被严重破坏的社会现实以及人才成长尤其是企业家人才的成长异常困难，同时技术创新和制度修正领域的垄断也将成为必然。四、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说明当然解决这个问题的唯有政府。政府可以在利益分配的制度上作出必要的修正，并在二次分配当中通过转移支付来缩小贫富差距。虽然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政府的核心作用是在市场失灵时候发挥替代作用，从而消除因为市场失灵带来的种种危害。但是由于政府对市场的这种替代作用的存在，使得政府往往会产生出替代市场的偏好，当政府干预过度时则会对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产生另一种危害，即政府失灵的危害。因此，政府需要提前在两方面有所作为:一是指向市场失灵;二是指向政府失灵。只有如此政府才能够在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和达到其理想的目标。具体来说，一方面，政府需要创造一个良好利益分配的制度环境。要继续保持体制机制的改革，不断锤炼自身在市场经济中调控水平，逐渐将工作的关注点放到保持良好的市场秩序上，比如做好反垄断的工作、继续推进公用事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等:要努力打造一个良好创业环境，尤其是认真研究一些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成立类似中小企业基金等扶持机构，努力保持本地老百姓的创业激情，同时提高本地吸引外来投资的魅力;要极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就业环境，要认真研究一些指向充分就业的一些政策，比如企业办学的开放等。要尝试改革税收体制，科学设计一种鼓励创业的税收体制。另一方面，政府要合理进行二次分配。通过合理的二次分配来实现贫富差距的缩小。今后要将重点放在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救助体系、公共基础设施、公共危机处理体系等公共体制和公共产品的建设和供给上，尤其要进一步提高直接关系着人口素质和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的教育水平、层次和覆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