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和谐社会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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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05年2月19日,同志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1]本文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几个问题谈点粗浅的认识。

一、保持社会政治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重要的体现首先是人与人之间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只有保持人与人之间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才能进一步促进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从而构建起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然而,要促进人与人之间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则必须以保持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定为前提,没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不仅现代化建设会受到重大影响,而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也会落空。前几年,中日关系不断出现曲折,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乃至亚洲人民的民族感情,极大地损害了中日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也影响到国内的政治稳定。近年来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等率大陆访问团先后赴大陆参观访问,受到了大陆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真诚的款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亲民党等进行了坦诚布公的对话与交流,就发展两岸经济贸易关系、开放农产品市场、实行互惠双赢、增进台湾和大陆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保持两岸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等重大问题达成了共识,从而为开辟两岸关系的新局面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但是,由于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及其陈水扁当局至今仍然不放弃“台独”的政治主张而使两岸关系的发展受到诸多限制,这也激起了两岸人民的不满。与此同时,由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城市建设征地、居民住宅拆迁等原因会引发许多社会矛盾,由于国有企业改制中部分职工下岗失业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原因致使部分群众生活发生困难,由于1999年大学扩招后造成近年来毕业生迅猛增长导致大学生就业发生困难等等。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都会引发诸多社会矛盾甚至造成群体性事件,从而影响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危及改革和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强调保持团结稳定的政治环境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保持社会稳定是20多年来中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我们还清楚地记得,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由于国际上西方敌对势力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和国内领导层在改革开放性质和方向问题上的失误等原因,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长期处于政治动乱、民族冲突、宗教纷争的社会不稳定状态,不仅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而且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悲剧的发生,致使20世纪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由此进入低潮。同样,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中国由于受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影响,也曾经发生过几次政治风波,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党和政府特别强调保持团结稳定的政治环境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中国也曾发生了诸如“”邪教组织等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政治事件,但是总的来看,保持了长期的社会稳定,从而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正因为有了比较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才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连续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使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迅速提升,顺利实现了第一步和第二步战略目标,使社会得到全面进步,人民生活得到大幅度提高。

保持社会稳定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确定的一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针,也是依法治国方略的一个重要体现。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反复强调,只有在团结稳定的政治环境中才能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早在1985年5月,邓小平根据改革开放初期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就明确指出:“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的问题。”[2]1986年底的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进一步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排除干扰。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些都搞不成。”[3]他还说:“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扫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4]1989年春夏之交,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影响下,中国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长达几个月的社会不稳定严重影响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扰乱了社会秩序,妨碍了人民的正常生活。针对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邓小平再一次强调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哪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么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5]邓小平还把中国的社会稳定提高到了国际问题的高度来认识。他指出:“中国如果不稳定就是个国际问题,后果难以设想。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6]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由于长期保持了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使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推进,使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不仅实现了第二步战略目标,而且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十分重视和特别强调长期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极端重要性。同志深刻阐述了促进改革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之间的辩证关系。1992年4月他就指出:“稳定为建设和改革提供必不可少的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而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稳定,二者是相辅相成的。”[7]1994年6月他又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都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努力做到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以改革和发展确保社会的长期稳定。”[8]1998年12月他进一步强调指出:“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稳定压倒一切’的重要原则。中国的稳定,对亚洲乃至世界的稳定都有很大的影响。[9]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同志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时又一次明确指出:“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10]可见,保持社会政治稳定,不仅关系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而且也关系到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以及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更加强调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性。2005年2月,同志在阐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的方针时明确指出:“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使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11]由上可见,保持社会政治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是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目标,二者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因此,我们必须十分珍惜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断促进社会政治稳定与和谐社会的形成。

二、缩小收入差距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上,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逐步拉开收入差距,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从而带动左邻右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种战略的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使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和大中城市以及广大农村的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确实先富起来,从而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政策上的某些漏洞和市场经济固有的属性也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的现象,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过大,既影响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又形成了各方面利益关系和社会的不和谐,这样势必影响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因为,“人民群众不仅关心GDP、财政收入以及引来了多少项目,更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是否得到保护,收入能否增加,退休了能否领到养老金,下岗了能否再就业,孩子能否入学,毕业了能否找到工作,生病了能否看得起病,外出是否有安全感,利益受到了损害能否得到公正处理。”[12]可见,缩小收入差距已经成为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只有共建和共享有机统一,才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与此同时,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分配差距明显扩大。据国家统计局对2000年全国小康生活水平的测算来看,东部地区已经基本实现小康,中部地区则只实现78%,西部地区则只实现56%。2002年,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400美元,北京超过了3000美元,上海已逾4900美元,而西部九省区的平均水平还不到600美元,最低的贵州省才300多美元。以东西部差距为例,西部地区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积占全国的71•4%,人口占全国的28•8%,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1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7%和东部地区的40%。[13]可见,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差距已经相当大,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西部12个省市区仅相当于东部地区的40%,最低的贵州省只是北京市的1/10,还不及上海市的1/16。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果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分享是极不合理的,东部地区偏高而西部地区偏低,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然会影响西部地区的积极性,从长远看,也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收入差距不仅表现在地区之间,而且也表现在城乡居民之间、不同行业职工之间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的资料,我国的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相比,1989年前者为后者的2•28倍,1997年为2•47倍,2002年扩大为3•11倍,2003年扩大为3•23倍。二是地区收入差距过大。2000-2003年,西部12省(区、市)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7%、86%、85%,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三是不同行业的职工收入差距过大。职工平均工资,1978年金融保险业是农、林、牧、渔业的1•3倍,1990年为1•36倍,2000年扩大为2•6倍,2003年则扩大到3•00倍。四是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大。2003年,城镇居民家庭年收入,最高收入户是最低收入户的8•50倍,是困难户的10•31倍。到2002年上半年,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10%的最低收入家庭只占1•4%。[14]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会造成部分居民生活发生一定程度的困难,从而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和谐因素。邓小平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5]因此,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防止两极分化,保证走共同富裕道路,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必须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必须在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必须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各项社会事业,调节过高收入,保障最低收入,保护合法收入,制裁非法收入;必须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注重效率提高的基础上,把公平放到重要的位置上来。为此,要通过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实现经济发展中的高效率。与此同时,要高度重视公平,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扩大,切实把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照顾好,尤其是通过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推进扶贫开发等措施,努力使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并逐步走上脱贫致富和共同富裕的道路。既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人们的发展创造活力,鼓励他们积极创造社会财富,又要高度重视和关心不发达地区以及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体。还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三、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要正确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要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只有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不断促进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充足的自然资源,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条件和基础,而且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保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不仅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我们曾经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自然环境和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搞建设造成了严重后果。当时在“人定胜天”的“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提出“要让高山低头、要让河水改道”等不切实际的口号;在“以钢为纲”思想指导下,几千万人上山土法炼钢,树木被砍光,植被遭破坏,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在“以粮为纲”思想指导下,通过“填海造田、围湖造田、毁林开荒、毁牧开荒”等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办法增产粮食,结果事与愿违。上述种种做法都是由于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所致,片面地认为人类可以无限度地改造自然并从自然界索取所需要的东西,而没有意识到破坏自然环境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并必然受到自然界的惩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社会全面进步,人民安居乐业,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等造成的资源浪费、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从而反过来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的身心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当前,我国的自然环境问题依然相当突出,形势严峻,具体表现在: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远远超过环境自净能力;水和大气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有些地区相当严重;土地污染日益突出,直接影响食品安全;生态环境退化趋势尚未根本扭转,贫困地区毁林开荒、草原过牧、陡坡种粮等造成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森林减少,草原退化,水系统严重失调,水灾旱灾损失越来越大。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必然带来负面影响,不仅影响可持续发展能力,造成严重经济损失,而且影响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同时还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因此,必须提高对环境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是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出一条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无污染、生态好的新路子,建立以绿色GDP为主要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二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提高人民的环保意识,倡导和鼓励绿色消费,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分享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民主政治成果的同时,也能够分享优美的环境治理成果,使人民能够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呼吸清洁的空气,在良好的自然环境中生活、学习和工作。三是依靠科技进步推进环保工作,努力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使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四是加大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加强对环保工作的法律法规建设,从而使环保工作不断上新的台阶,使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相处,使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自然基础更加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