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失业的因素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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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目前我国的失业问题相当严重，其发展的潜在趋势不容乐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但为什么失业问题如此严峻？原因究竟在哪里？人口、结构、发展、周期、体制因素都是我国失业的成因，而我认为体制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本文用翔实的数据，客观的态度，从人口、体制、结构、发展、周期等方面，对失业的成因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失业人口体制经济结构劳动力

一、我国失业问题的现状和特征

（一）我国失业问题的现状

失业和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是长期以来困扰世界各国政府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就业是指在一定年龄阶段内的人们从事的为获取报酬或为赚取利润所进行的活动。如果劳动者达到或超过某一特定年龄，并且在某一特定时期里符合：（1）没有工作：没有受雇或自我雇佣；（2）目前可以工作：根据某些条件，特定时间里可获得受雇或自我雇佣机会；（3）正在寻找工作：在最近某一特定时间里通过登记、申请等特定方式正在寻求受雇或自我雇佣三个条件的，这部分人口即为失业人口。这种现象即为失业。

就业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重要问题。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型不断加快，我国的就业问题日益突出。从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和失业率的数字来看，近年来我国的城镇公开失业状况正逐渐恶化。具体数字见下表。

表1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失业人数及失业率

年份城镇失业人数(万人)失业率(％)

1990383.22.5

1991352.22.3

1992363.92.3

1993420.12.6

1994476.42.8

1995519.62.9

1996552.83.0

19976003.1

资料来源：《中国劳动年鉴》1991～1997年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的失业人口从1990年的383.2万增加到1997年的600万人，失业率从1990年的2.5％上升到1997年的3.1％。总的看来我国失业率是不断提高的。如果从世界范围来讲，3％左右的失业率应该说是极低的，而600万失业人口对于一个12亿人口大国来说也无大碍。之所以这个数字与我们的切身感受有较大差别，是因为官方公布的失业人数仅限于城镇登记的公开失业者，这样就起码漏掉了两大块失业群体：一是城镇中的企业富余人员和下岗人员，二是农村隐性失业者。我国农村还存在大约1.2亿左右的剩余劳动力急需转移安置。随着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过程中“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工作的不断开展和深入，我国传统就业体制下所掩盖的隐性失业人员显性化、社会化的压力也不断增加，就业矛盾更趋尖锐。在宏观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如何妥善安置日益增长的劳动力资源和消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富余人员，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能否实现快速、持续、稳定地增长，关系到国有企业能否通过深化改革实现脱困目标，也直接影响到我国社会稳定。经济转轨、转型过程中的就业再就业问题已成为我国跨世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

建国以来，中国曾经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全国性的就业问题。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时由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城镇失业人数曾经达到400万人。但由于当时正处于三年经济恢复和“一五”建设时期，工农业生产发展迅速，政府通过对失业者采取以工代赈、移民垦荒、介绍就业与鼓励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到1957年就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第二次是在60年代初，由于50年代末“”盲目追求高速度，导致城镇就业人口急剧增加。1958－1960年，职工人数净增2868万人，增长近一倍多，其中城镇新增劳动力中75％以上来自农村。60年代初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整顿经济，在全国范围精简多余职工、压缩城市人口。精简后，大约有近2000万劳动力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第三次是在70年代末期。由于“”期间下乡知识青年陆续返城，加上城镇积累的大量待业人员和新成长劳动力，70年代又吸收了近1300万农民进城，我国城镇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待业问题。进入80年代，国家调整所有制和产业结构，搞活经济，广开就业门路，安置待业青年。1979－1987年间，共安置7000万人次实现就业，基本缓解了这次就业压力。

（二）我国失业问题的特征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调整的不断加快，以渐进式改革为特征的市场化取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机制在劳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不断加强。特别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之后，我国就业问题的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

1.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严重

由于农村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和农业科技投入的不断增加，大大降低了农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同时，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而且和城市实行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所以农村具有较高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

2.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失业人数逐年上升

从我国城镇就业问题来看，由于近年来大多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经济效益持续滑坡，大批企业陷入亏损、停产和半停产甚至破产的困境，城镇失业问题和职工就业不足、下岗现象严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1992年为2.3％，1993年为2.6％，1994年为2.8％，1995和1996年分别为2.9％、3.0％，失业人数也从1992年的363.9万上升到1996年的552.8万，1997年的失业率更是达到3.1％，呈明显上升趋势，具体数字参见表1。

3.下岗职工生活困难

1993年，全国城镇下岗职工人数仅300万，1996年上升到891万，而到1997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分流及下岗职工总计1274万人，占国有企业职工总数的17％。1998年第一季度，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总数进一步达到655.7万，比1997年年末增加21.7万人。到1996年底，全国下岗人员的再就业比例下降到仅为26％，领取社会保障救济金的仅1.8％，职工人均年生活费为925元，平均每月领取生活费77元，其中国有企业90元，城镇集体经济单位47元，人均生活费最低的黑龙江、内蒙古、辽宁和吉林等地区人均生活费收入仅为26元、31元、45元和44元。全国共有22个地区人均生活费低于100元。

4.劳动力中长期就业计划压力巨大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又碰上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高峰期，整个“九五”期间劳动力资源供给从“八五”时期的年均1870万增加到2030万，相当于两个海南省的总人口。而且我国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冗员现象严重。联合国劳工组织和原劳动部在1995年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各类企业的综合隐蔽失业率约为18.8％。随着经济转轨转型的不断加速，国有企业冗员释放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分流将成为未来劳动力长期计划中最主要的压力。

二、失业的成因分析

西方发达国家自1973年石油危机打破了五六十年代创造的充分就业之梦以后，开始把失业现象归结为一些非经济过程内产生的外在因素，如劳动力供给的异常增加、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脱节以及技术进步等。中国当前失业人数和下岗职工不断增加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人口总量和劳动力供给人口相对过剩

一国就业状况的好坏最终取决于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的平衡情况，劳动力供给又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劳动力参与率等。对于劳动力供给人口，国际上通常用15～64岁人口为劳动年龄人口统计（我国通常用男性16～59岁，女性16～54岁）。按照这一指标，1982年我国劳动力供给人口为61,901万人，占总人口的61.66％；1990年，这一部分人口上升为75,552万，比1982年增长22.05％，约占总人口的66.83％；1995年，这一部分人口进一步上升到80,629万人，占总人口的66.57％；1996年超过67％，成逐年上升趋势。虽然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步实行会降低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1997年保持了自1987年以来连续10年下降的趋势，分别为16.57‰和10.06‰），未来劳动年龄人口会有所下降，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新增劳动力绝对数仍将大幅度增加。我国劳动力供给人口总量和这部分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形成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持续性的巨大就业压力。

从劳动力参与率的状况来看，由于我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片面强调生产资料社会所有，每个公民对生产资料有无差别所有权，这种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方式就是每个公民都具有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权利。同时，由于在社会主义阶段，劳动仍然是人们谋生的一种手段，客观上也要求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劳动的权利转变为劳动者获取生活资料的一种福利，形成社会主义国家独具特色的权利－－福利型就业，劳动力参与率极高。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1995年各国劳动力参与率数据，我国15～64岁的男性劳动力参与率为96％，女性为80％，而同一指标在美国分别为86％和60％，德国分别为87％和57％，印度为90％、31％，日本为84％、53％等。如果考察各国10～19岁青少年年龄人口劳动力参与率，相比之下我国更高。我国青少年人口劳动参与率男性为45％，女性43％，而美国为27％和24％，日本仅为10％和10％，经济发展水平和我国相近的印度也只有30％和16％。有资料统计，我国总体劳动力参与率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要高出近13％。劳动力供给人口总量过大和劳动力参与率过高形成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双重压力。

在我国劳动力供给居高不下的同时，我国经济发展派生的劳动力需求严重不足。由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乏力，企业经济效益不断降低，企业对劳动力需求减少。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增长

方式向集约经营转变、生产过剩与严重买方市场也导致劳动要素不断为资本、技术要素所替代。据统计，1991年我国国有企业亏损面仅为29.7％，1994年国有企业亏损面增加到44％，亏损额达486亿元，到1996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首次出现净亏损，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面达到49.7％，比上年增长11.9％，净亏损额累计达462亿元。亏损最严重的纺织、机械、轻工、军工、化工和煤炭等六大行业亏损额均超过21亿元，合计253亿元。企业因资不抵债而破产倒闭案例不断增加。1991～1995年，国有企业破产案例全部仅1,520例，到1996年，破产案例猛增至6,443例，破产企业资产负债比例高达250％～360％。停工、停产和生产能力利用不足企业也大幅度增加。以上种种原因，直接导致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严重需求不足。劳动力市场供求总量矛盾是形成我国当前严峻就业问题的背景和前提。

（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大量体制性冗员释放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

1.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大量体制性冗员释放

我国劳动力总量供过于求、劳动者的素质较差，是导致体制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的一个原因。众所周知，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劳动力人口增长较快。就拿城镇居民来说，每年新增大量劳动力，而城镇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劳动力又相对过剩，使新增的这一部分劳动力无法顺利安置。另外，我国的劳动力素质普遍较差。据统计，我国企业现有职工队伍中，初中文化以下者高达68％，全国700万青年职工中达高级工者仅占3％。经济发展居全国前列的广东省也不例外。广东省的高级技术工人不足60万，占工人总人数10％左右。如此看来，职工的大量失业就在所难免了。

另外，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对劳动力资源配置和使用实行统一招收、统一调配、统一使用和统一管理，企业只能作为国家机关的一级派出机构执行上级劳动部门的劳动计划，没有任何用工自主权，也不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企业效率低下的责任。由于国家实行权利－福利型就业制度，低工资、高就业，一个人的饭两个人吃，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国家通过下达劳动计划指标把大量劳动力向企业安置，造成许多单位人浮于事，生产效率低下。而企业行为本身的非经济化也助长了企业大量富裕职工的存在。在这种体制下，企业只是国家大工厂的一个车间，只是国家机关的一个派出机构，能否全面完成国家计划下达的产值、产量和劳动等指标，是评价和衡量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最主要标准，企业领导人的升迁也和企业的生产规模、职工人数、计划完成程度等密切相关，企业领导人有着增加职工人数、扩大企业规模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冲动。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严重妨碍了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参见中国国有企业的冗员状况表）。

表2中国国有企业的冗员状况

冗员占职工人数的比例(％)占全部企业的比重(％)

30～408.9

20～3019.2

10～2026.5

0～1036.706.2

资料来源：陈红爱《对目前及“九五”期间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分析与预测综览》，《社科信息》1997年第3期

为了克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统一的弊病，充分调动企业从事生产经营积极性，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要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主体，切实解决我国经济体制运行的深层次矛盾。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和推广，一方面使许多破产企业职工、濒临破产企业职工和关停企业精简职工以及劳动合同正常解聘职工加入了失业者的行列。据调查，四川省1993年有破产企业职工2,530人，占失业职工总数的10.5％，濒临破产企业法定整顿期间被精简的职工4,829人，占失业职工总人数的20.1％，关停企业被精简职工2,506人，占失业职工人数的10.1％。全国总工会有关部门调查资料也表明，除社会大量失业人员以外，全国各地停工停产企业职工长期在职无业现象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由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市场竞争主体地位的确立，最根本的任务是保障企业用工自主权的落实，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使国有企业对长期以来行政手段安置到企业的大量富裕人员进行必要的排挤和释放，直接加剧了当前我国城镇就业问题。

特别是199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走出困境”的中期改革目标，提出“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实行“投改贷”，优化企业资本结构，培育资本市场，鼓励资本运营，促进要素优化重组，资本等物的要素不断从原有统包统配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劳动用工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之间的矛盾更趋尖锐。冗员、债务和企业承担大量社会职能成为制约企业深化改革的最主要体制性包袱，减人增效成为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的必然选择。因此，我国当前失业和下岗职工之所以不断增加，从根本上来讲是长期以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总爆发和总释放，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客观要求调整人的要素与企业关系，客观要求企业内部隐性失业显性化、公开化和社会化的必然结果。

再有，理论指导的失误，是导致体制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的主观原因。在“斗争哲学”充斥理论界的

年代里，政治斗争理论几乎占领了理论研究的所有领域，“管理理论”被视为“禁区”，对于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研究，十分薄弱。拨乱反正后，理论界开始了对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研究，但却侧重于生产资料再生产的研究，仅有的对于劳动力再生产的研究也几乎局限于人口理论的范围，对于劳动力的智力再生产的研究一直十分薄弱。近年来，对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移植和研究，虽有一定进展，但仍没有上升到社会再生产理论的高度。这样，缺乏科学性、系统性的理论指导，体制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迟早会显现出来，职工的大量失业就不难理解了。

2.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客观上要求劳动力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之间流动，实现劳动力资源优化组合。劳动力流动时滞和流动风险客观上要求建立健全养老、失业、医疗和住房等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失业减震系统，解除劳动力流动后顾之忧，这不仅是近现代经济社会的普遍法则，也是近现代工业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但就我国而言，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的严重滞后，社会保障覆盖面太窄，社会化程度低，社会保障功能分散于各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内部，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对所有职工的生活从养老、住房、医疗、食堂、子女入托上学到职工的生、老、病、死全部包下来，各单位都办成一个独立的“小社会”，既浪费了资源，也降低了工作效率。同时，社会保障的企业化和单位化使我国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就业具有很大的社会福利性质，没有就业单位也就丧失了社会福利，形成单位和个人之间割不断的“父子关系”，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向非国有经济成分流动的积极性差，阻碍了劳动者就业岗位的顺利转移。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在刘易斯人口流动模式的基础上，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失业这一事实出发，认为劳动者从农村迁入城市的决定除城乡实际收入差异外，还必须考虑一定时期在城市现代工业部门找到高报酬工作的就业机会或就业概率。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不仅表现在城乡之间，也突出表现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国有和非国有经济成分之间的差别上，托达罗模式对我国城镇国有企业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流动决策同样适用。但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而言，由于流动本身一方面没有减少农业产出或收入（或者由于农村劳动力是农闲季节短期流动，或者由于人多地少，流动并未影响农业产出），或者减少很少，相反，流动所获收入还可增加农业投入，流动机会成本低；同时农村土地使用制度使农民流动风险小，有土地资源收入保障；城市工业部门就业岗位相对农业较轻松，农民还可感受现代都市文明气息，开阔视野，有较高非经济收益，流动倾向极强。而国有企业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由于经济体制特别是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严重滞后，小工资、大补贴的福利分配形式，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狭窄，社会化程度低，使得国有经济成分职工在放弃国有经济成分身份的同时，必须放弃国有企业职工养老、失业、工伤、医疗保险，甚至户籍、福利分配住房等其他各种隐性收入，流动机会成本极大，最后形成我国当前大量农村劳动力入城务工和城镇大量下岗职工并存，大量下岗职工不能实现再就业和许多部门发展不足并存。

资料显示，1995年，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达5,000人，占职工总数的30％，而当年下岗职工仅400多万人，加上失业人数520万人，不到1,000万人。外来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城市劳动力不愿进入的自我雇佣、私人、集体和三资企业，在国有企业中就业的也主要是一些苦、脏、累、险的岗位。北京市全市下岗职工约10万，政府为此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安置，但同期却有近300万左右文化素质、技能水平都不如这些职工的农民工就业。许多下岗职工宁可拿着厂里的最低生活费，保持一个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关系而不愿再就业，影响其就业行为选择的关键问题，则是由体制原因造成的利益关系障碍。

（三）经济结构调整产生大量结构性失业、下岗人员

一国经济发展的实质在于实现经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工业化不仅体现在工业产值及其在国民经济所占比重的单纯的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演变和升级。经济结构的演变和升级是工业化的实质性进展，也是评价和衡量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最重要标志。经过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长足发展，我国逐步形成了一个基础比较雄厚、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国内市场环境的不断发展变化，我国工业体系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产品供求结构失衡，部分行业生产能力利用不足，企业组织结构相对落后，专业分工协作水平低，大企业在主导行业发展方向、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广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等方面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同时产业总体技术水平较低，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不足，各地区、各企业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产业结构低度化、趋同化现象严重，这就给职工的失业埋下了伏笔。而且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企业生产产品不能适应市场变化，生产经营难以继续，经济效益低下，亏损额、亏损面居高不下且逐年上升。再加上国民经济实现快速协调持续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竞争的不断加剧，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职工就业岗位转移时滞和部分职工技术技能相对落后，使得结构性失业人数急剧增加，就业问题日趋严重。伴随着我国所有制结构的不断调整，国有经济与其他经济成分相比相对萧条，1996～1997年已经连续出现总体性亏损，旧的吸纳城镇新增劳动力的主渠道的就业容量不断下降，新的就业增长点尚未形成，劳动力供求矛盾突出；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也推动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推动企业依靠质量、产品档次、技术含量、品牌、集中化与高市场份额、售后服务的非价格手段参与竞争，资金、技术、管理对劳动要素替代愈来愈大。而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技术结构调整更成为

我国当前就业问题产生的最主要原因。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经历过几次产业结构调整。但由于历次调整力度不够，重基建、轻技改，从总体上看，结构性矛盾的主要方面仍是发展不足，生产能力扩张、产业规模扩大始终是我国产业政策的主要导向。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一些产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状况开始出现，国民经济逐步从短缺经济进入买方市场，产业缩减和产业优化升级成为我国产业政策的新目标。新的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使新的支柱产业不断涌现，老的产业不断被淘汰，职工就业转移时滞和部分职工技术技能相对落后，使结构性失业人数不断增加。

从下岗职工的行业构成来看，多数集中在传统产业部门。以天津市为例，1995年全部下岗职工中，轻工业占27.1％，其次为机械工业，占16.3％，化工业占14％。从纺织行业来看，由于长期以来重复建设严重，造成我国纺织行业生产总量严重过剩。1981～1991年10年间，我国棉纺锭从1,894万锭增加到4,192万锭，且相当部分是落后棉纱锭，大大超过了市场需求。企业生产总量过剩和过度竞争，使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在原料、人工成本等各项费用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完全丧失了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加上纺织行业国有企业历史包袱严重，人员过多（据对3,059户国有纺织企业分析，资产负债率超过100％的占25％，低于50％的仅占5％，平均为82％；中心城市纺织企业离退休职工与在职职工比例为1∶1，有的甚至达2∶1；国际上先进水平棉纺织企业每万锭用人100多人，我国却高达600多人），纺织行业成为我国目前国有工业企业中困难最大、亏损最严重的行业。自1993年以来，我国国有纺织行业已连续5年亏损，1996年全行业净亏损106亿元，亏损额居全国工业企业之首。亏损企业1,031户，涉及职工108万人，分别占全国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的17.5％和19.6％。199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得不提出把纺织行业深化改革作为实现国有企业三年摆脱困境的突破口，提出纺织行业压锭、减人、增效，用三年时间压锭1,000万，减员120万，由此导致纺织工业集中区域的失业与下岗现象特别突出。到1997年年末，上海原有60万纺织职工中，有近2／3职工跨行业转岗；重庆市纺织行业下岗职工比重高达70％。因此，我国当前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不断增加的原因，不是投资总量不足，主要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变动。

（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不断加大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口合理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和不断城镇化，既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同时也是我国跨世纪的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我国采取就地实行职业转换的方式实现农村人口流动，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安置，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但从80年代后期开始，乡镇企业发展速度不断降低，进入调整时期，就业容量不断下降。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和流动，加剧了城镇已经存在的失业问题的严重性。1992年与1988年相比，全国乡镇企业产值翻了一番，而同期就业人员仅增长了10.9，就业弹性系数从0.35下降到0.13，乡村两级集体企业的固定资产平均每年增长18.4％，而每万元固定资产吸收的就业人数从3.1人下降到1991年的1.8人，下降了42％。1984～1988年，乡镇企业平均每年吸收农村劳动力1,260万人，而1989～1992年平均每年只吸收了260万人。尽管从1997年开始，许多地方出台了一些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带有歧视性的限制政策，如征收地方性就业基金、规定限制雇佣农民的行业等，但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镇就业中主要从事于苦、脏、累、险的重体力劳动和服务、小商品流通业等，与城镇劳动力就业岗位呈明显的岗位分流；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还依靠其特有的能吃苦耐劳、不挑挑拣拣、没有城镇居民的优越感、好管理等竞争优势占有了大量城镇就业岗位。

（五）经济周期性波动所带来的失业

我国经济的发展也是有周期性的，基本上划分为收缩、低谷、回升、高涨四个阶段。在收缩、低谷阶段，国民经济相对萧条，企业投资需求和居民消费需求均有下降，导致劳动力需求减少，失业增加。而在回升、高涨阶段，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企业投资扩大，居民消费增加，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失业减少。如果按从谷底到谷底计算，在1951～1991年间共发生了6次周期性波动；如果将同期各年失业率与其作对比，我们就会发现，我国城镇失业率的高低与经济的周期波动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虽然我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数字不包括农村隐性失业，但已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城镇的失业状况。下面我们考察一下1982～1989年这个经济周期中各个年份的失业率情况。在这个经济周期中，1984和1985两年是峰顶，增长率分别为13.6％和13.5％，到1985年，工业增长率高达1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8.8％，银行贷款增长21.4％。而这两年的城镇失业率分别为1.9％和1.8％，恰恰是这个经济周期中失业率最低的两个年份；1989和1990是谷底，经济发展进入冷运行，诸多指标接近零增长，经济处于不景气状态，其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3％和4.8％，这两年的城镇失业率分别为2.6％和2.5％，是这9年中失业率最高的两个年份。

最近的一个经济周期从1990年开始，在1992年达到高峰后开始下落，GDP增长率从1992年的14.2％逐渐降为1998年的7.8％，至于1998年是否为这个周期中的低谷，那还要看今后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表列出了在这个周

期中各个年份的国民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我们不难发现：从1992年到1998年，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减缓，失业率在总体上是逐渐上升的；在这个周期的峰顶1992年失业率最低，为2.3％。

表3国民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的比较

年份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GDP增长率（%）3.89.214.213.512.710.59.68.87.8

失业率（%2.52.32.32.62.82.93.03.13.1

资料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有关部分。

我国GNP增长率与失业率的反相关关系决非偶然。高增长是高投资带动起来的，这时市场需求旺盛，企业生产任务充足，企业中不仅隐性失业会减少，而且还会扩招正式工以及临时工，这样待业、失业人员就会减少，失业率下降；但在经济萧条阶段，由于市场需求疲软，银根紧缩，投资下降，企业产品积压直至裁减工人，导致失业人数增加，失业率上升。对于这类失业可以通过刺激需求等凯恩斯式的反周期需求管理来进行治理。

三、简要的总结

综上所述，在现阶段，我国城镇失业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了体制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周期性因素、人口因素和发展因素。这些因素中，体制性因素又是现阶段我国城镇失业最为主要的原因。具体理由如下：第一，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对城镇失业的影响不容忽视，然而为什么由产业结构问题引起的失业与下岗职工找不到新的工作岗位就业呢？摩擦性和结构性因素固然存在，但是在我国现阶段，更主要的是由于社会保障失衡这一体制性障碍的存在，阻碍了失业和下岗职工到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非公有经济部门就业。第二，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确会影响就业岗位的提供，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即使在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90年代前期和中期，城镇失业问题也未见有明显缓解，相反，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城镇实际失业人口迅速上升。可见，周期性因素只不过加重了目前城镇失业，而并非其主因。第三，发展性因素对城镇失业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与失业和下岗职工在一些岗位上展开激烈竞争，这不会直接导致城镇失业率的上升，只是加大了城镇就业压力。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找不到工作而滞留在城市，形成事实上的失业，由于现有统计方法与指标尚未将其纳入，无法作更具体的分析，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群体不会有太大的规模，不构成城镇失业的主体。因此，体制性因素是我国现阶段城镇失业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体制转轨使得传统就业体制下形成的大量隐性失业显性化，造成城镇失业人口的激增。另一方面，现有社会保障失衡形成了阻碍失业与下岗职工到非公有经济部门就业的体制性障碍，使得城镇失业不能得到有效缓解。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固然在不同程度上对现阶段城镇失业问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毕竟不是主要原因。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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