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统现代和谐社会价值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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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应该怎样重新审视其文化传统，找到文化传统中的现代价值呢？传统“礼治”与现代“法治”可以互补与结合，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新的结合点；在传统的“人天和谐”理念中可以提炼出现代和谐社会需要的新价值来。

关键词：礼治；法治；“人天和谐”；和谐社会

前言

文化传统即文化的传统，一个民族的传统无疑与其文化密不可分。离开了文化，无从寻觅和捉摸什么传统；没有了传统，也不成其为民族的文化。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化路径却拒斥自身的文化资源，视传统为腐朽，以西化为价值取向，在异常的西化路径中，使中华民族逐渐在失去文化的凝聚力。

庞朴说：“未来的陷阱原来不是过去，倒是对过去的不屑一顾。就是说，为了走向未来，需要的不是同过去的一切彻底决裂，甚至将过去彻底砸烂；而应该妥善地利用过去，在过去这块既定的地基上构筑未来大厦。如果眼高手低，只愿在白纸上描绘未来，那么，所走向的绝不会是真正的未来，而只能是过去的某些最糟糕的角落。”

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样重新审视文化传统，文化传统的现代价值在那里呢？

一、从“礼治”到“法治”

在整个中国古代，礼作为中国社会规范体系的核心，它所起的作用是保证这个社会的正常运转，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调节人与社会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文化认为“礼”既是社会制度，又是人们行为的道德规范和标准。孔子说：“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礼记·曲礼上》规定：“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又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于此“礼”是规定多层人际关系、多种行为的规范，为中国社会提供礼仪文明，号称“礼仪之邦”。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礼治型的社会，以礼治国是历代统治者采取的基本方略。从这个意义上说，以礼为核心的社会规范体系，保证了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国家的统一，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传承和保留了中国灿烂文化的命脉，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奇迹。如此，才有今日中国人引以自豪的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的中华文化。所以，历史地看，礼在中国古代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那么在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传统“礼治”是不是就一概斥之为落后的、反动的呢？我们应该全面地看待它的历史作用，认识它的历史价值和现代价值，全面了解它在今天中国社会中具有的影响。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国基层社会是乡土性的社会，或者是所谓“礼俗社会”。在这种社会里面，人们安土重迁，生活富于地方性。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人们彼此熟悉，因此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规矩不是法律，而是‘习’出来的礼俗”。根据费氏的定义，“礼是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仅就规范这一点来说，礼与法律无异。二者的区别在于，法律要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礼却不需要有形的权力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通过教和学而代代相传。就现代生活而言，在外在强制的法律与内在自觉的道德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即包含社会礼俗在内的成文与不成文的规范，这就是“礼”。古今社会规范的差异不可以道理计，但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协调群体、社区的关系，促成社会健康、和谐、有序地发展，不能没有新时代的礼仪文化制度、规矩及与之相关的价值指导。中国历来是礼仪之邦，今天我们仍然面临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的任务，在这一方面，礼学有深厚的资源。

传统上中国是“礼治”社会，提倡礼治，反对法治。西方是法治社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由法制保障人的平等权利的实现。这是中西文化、中西社会的重大差异。中国文化认为“礼”既是社会制度，又是人们行为的道德规范和标准。西方的法治社会，处处用法律调适社会，行事都有章法可循，能够防止个人专断现象，使社会运转有序。但是西方法治社会一般缺乏人们之间的亲情和友谊，人际关系显得冷酷寡情。法治，是现代化社会的中流砥柱，没有实现法治的社会不可能是现代化的社会；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抽去了法治这根“柱子”，整个社会就会“倒塌”。然而“礼治”也代表了中国传统社会乃至当前社会的一种秩序，是一种内在的、自发的约束力，我们需要一个法律体系来支撑社会规范，我们也需要一个个人内心的及社会的“礼”的操守来辅助维持法的秩序，这就是“礼治”与“法治”的互补与结合，既继承了文化传统又突破和超越了文化传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重新找到了新的结合点。

二、“人天和谐”与和谐社会

中国传统的和谐思想可以概括为“人天和谐”，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两方面。

在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重要思想，是华夏先人的基本世界观和语言价值观。儒家和道家都非常注重对天人关系的探究。庄子提出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合一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易·系辞上》提出了著名的“与天地合其德”的精湛的天人合一思想：“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儒家经典《中庸》则为我们描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状态：“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人与自然界要相互适应，相互协调，达到“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矣”（《中庸》）天地人并列的最高境界。由于“天人合一”观念的深远影响，中国人民自古以来把保护自然环境，按照自然规律来办事看做必须遵循的准则。中国农历有二十四节气，就是根据每年中自然条件的变化而制定的，农民年年“不违农时”，按时耕种，是传统的习俗。

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人所憧憬的合理的人世生活与人间秩序的最高价值，一言以蔽之，曰“和谐”。这里的和谐不仅是人际的和谐，更重要的是人类自身的内在和谐。传统的中国人保有敬天畏地的神圣境域，对自然和谐与包括自身在内的整个世界抱持爱怜心情与悲悯态度，在求将现世善作人文安排的努力中赋予历史以人文意义，于对人事的温习中温暖了人生。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提倡仁、义、礼、智、信等，无不是以“和谐”为基本精神的。所谓的“仁”，实际上强调的是人内在心性的和谐；“义”则是强调平等关系的和谐；“礼”是强调上下关系的和谐；“智”是强调自我与外物的和谐；“信”是强调彼此心理联系上的和谐，都是以追求人类社会的和谐为宗旨的。儒家倡导以“人”为本，着重从人的角度来关注人生、社会和宇宙，强调人要在现实世界提升品德，从而形成了人本主义的传统。

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可找到家庭和睦的典范，而家庭的和睦则是建设现代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因素。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每个家庭都能和睦相处，那就为创建和谐社会创造了条件。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伦关系为基本，历来讲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伦理道德，它为封建时代家庭的和睦、国家的稳定所起的作用已载入史册。传统文化中也可找到人与人友好交往的模式，而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交往必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要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论语·也》）。每个人都有在不影响他人同样权利的情况下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每个人的创造愿望与创造才能、创造成果都得到最大的发挥，并能得到社会的尊重与承认，《中庸》就提出：“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

自古中华民族就崇尚为政仁和、为人谦和、民风纯和、家庭和睦，“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但是，中华文化中“和”的前提是“和而不同”孔子将和同思想作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一个标准，谓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谐社会是多元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各组织的创造活力都得到承认，各类矛盾和问题在不一致中得到化解。在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里，全社会形成合力，经济与社会才会得以协调发展。“和而不同”，只有不同的音符才能奏出和谐的乐章，只有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形式、不同的政治见解、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生活方式长期共存，才是和谐的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发展，既有糟粕，又有精华：它曾一定程度上阻碍和束缚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又是中国几千年来人际关系的纽带，保持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绵延。”梁漱溟早在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就指出了“儒学复兴”的目标。他把人类文明分为三类：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是意欲向前看的；印度文化是意欲向后看的；中国文化是意欲调和的、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天人关系的和谐，自我心理的和谐。他认为三种文化比较，中国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未来的人类社会，将是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复兴。文化传统中的“礼”学是一门“沟通”的艺术，“对话”的伦理。人类各族群、各宗教、各地域、各语言的文化方式、能力、传统、价值都是相对的、各别自我的，文明间的冲突与调和是对立的两元，中华文化在调和性上见长，协调、和合的过程就是文明间的理解与沟通过程，在沟通、对话、理解中，“礼”将逐渐地成为整个人类和谐化的大社会中的普遍化伦理。公务员之家:

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中国现代化文化模式要获得进步，既要从传统的现代化中寻找合理成分，又要从别人的经验里吸取有效营养，“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礼治化、人格化的传统文化模式的现代化与理性思维、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理念的现代化文化模式的传统化，无疑是中国现代化文化模式在现阶段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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