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特性与外交行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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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化是美国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具有强大辐射性和渗透性的软国力，文化和政治、经济、军事等要素一样，一直是美国外交行为的基本驱动力之一。文化要素对美国外交行为的作用不象其它要素的作用那么明晰和直接，但它象幽灵一般控制着美国外交行为的基本走向和基本方式，其作用更具有本原性。文化对美国外交行为的作用机理可以表达为“文化控制”。美国的外交行为的那种世所共知的独特个性来源于这个国家的文化特性，外交行为的特性是文化特性的一种转移、复制和表达。文化的工具性功能和它在外交行为中发挥的导向性功能使它在美国国际战略的实施中具有双重意义。

美国学者罗兰·罗伯森认为：“文化因素进入现实政治领域的程度，要比专攻国际关系和相关研究的许多人——当然不是所有的人——所承认的要大得多。也许可以再一次在不同程度上说，一切国际政治都是文化性的……”他在这里强调了文化与现实国际政治的深刻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向我们提示了文化要素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本原意义。

文化是美国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具有强大辐射性和渗透性的软国力，文化和政治、经济、军事等要素一样，一直是美国外交行为的基本驱动力之一。文化要素对美国外交行为的作用不象其它要素的作用那么明晰和直接，但它象幽灵一般控制着美国外交行为的基本走向和基本方式，其作用更具有本原性。

一、作用机理与控制模式

迈克尔·H·亨特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审视了建国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历程。他认为，为了更好地把握意识形态，应该从与文化体系相关联的角度去理解它，忽视文化价值的作用会走入误区。的确，文化作为一种本原性和导向性的要素，影响着美国外交行为的每一个方面和每一个环节。那些曾经左右过以及现在正在左右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治人物，都或多或少表达过这方面的体验。吉米·卡特就曾说过，世界的新现实要求“一种新型的美国外交政策——永远坚持我们的价值观与传统的乐观主义基础上的政策”。乔治·W·布什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了外交政策中的一些不变的精神：“自我们国家的初建时日以来，许多已经改变了，但指导我们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仍然相同。在未来的年月中，外交政策必须服务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国家利益，与此同时，体现美国的最高理想。”这里所说的数百年不变的基本原则、国家利益和最高理想，都来源于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亨利·基辛格曾经从观念的角度谈论文化对决策者的影响，“领导人登上高位前形成的观点，是一笔智力财富，他们在整个任职期间会经常用到。”这里所说的观点是指这些领导人在共同的美国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

外交行为作为一种由特定的人和人群实施的国家行为，从其内容到实现方式和手段都显示出浸润在行为者身上的独特的文化底蕴。正如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论述文化对人类进化的意义所指出的，“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最重要的是大脑皮层——部分是在与文化的交互作用中成长起来的，因此没有有意义的符号体系提供的指导，它就不能指引我们的行为或组织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行动，甚至我们的情感，象我们的神经系统自身一样，都是文化的产物”。我们可以说，文化决定了一个国家外交行为的基本内涵，因为作为外交行为主体的人——无论是决策者（或决策集体）还是实施者（或实施集体）——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任何行为（包括外交行为）都必然带有深刻的文化印记，这种文化印记构成了外交行为的内在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对人类行为起着一种广义的控制作用。格尔茨曾提出过有关人类行为控制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文化控制。这一概念为我们提供了解读文化对外交行为的作用机理的文化人类学方面的思路。他认为，人类“极度依赖于超出遗传的、在其皮肤之外的控制机制和文化程序来控制自己的行为”，他把这称为文化的“控制机制”。事实上，文化控制确定了人类行为、尤其是包括外交行为在内的人类复杂行为的社会意义。

文化对美国外交行为的作用机理可以表达为“文化控制”。文化控制使美国的外交行为具有一贯的和确定不变的基本走向，并确保它不会偏离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对于外交行为的主体而言，文化不是附加物和附属品，而是他的“中心的组成部分”。因此，这种控制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力量，而是来自于内在的非强制性的力量。这种控制机制是一种内在的机制。

总统、总统的顾问们、国务卿、国会议员们、外交官们以及由他们组成的政府机构、相关的国会机构以及各种外交机构都是美国文化的产物，这些美国外交行为的主体决定外交政策、采取外交行动、判断各项政策和行动的利弊得失。所有的外交行为因行为主体的不同可以表现出各种不同的风格，例如人们很容易看出威尔逊和哈定、卡特和里根、克林顿和布什之间的差异，但人们同样也很容易认定，他们的外交行为都是典型的美国的外交行为，都具有同样的价值倾向。共同的文化控制着不同的行为者的外交行为，使这些行为指向同一个价值目标，并使这些行为获得由美国文化带来的某些特征。

文化对美国外交行为的控制是多方面的：

（一）引导外交行为的走向。形象地说，文化是美国领导人决策的“导航仪”。伊恩·约翰斯顿在1995年指出，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战略重点，而战略重点来自该国早期的或已经形成的经验，并在某种程度上受其国家或精英们的哲学、政治、文化和认识特性的影响。因此可以说，文化作为“导航仪”引导着国家在国际关系海洋中航行的方向。在变幻莫测的复杂国际环境中，美国的国家领导阶层观察世界和作出决定总是通过自身的文化棱镜来进行的。美国文化为他们提供了独特的道德伦理和价值取向，强烈地影响着他们对国际关系中各种问题的看法。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他们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其文化观念作为选择坐标。显然，文化对美国的外交行为的方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二）为外交行为提供力量和信心的基础。布热津斯基指出，美国“帝国”力量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占优势的组织制度，来自为军事目的而迅速动员巨大的经济和技术资源的能力，来自美国生活方式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但又很重要的文化上的吸引力，和来自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精英十足的活力和固有的竞争力。布热津斯基所说的“文化上的吸引力”无疑为美国的外交行为提供了一种无形的然而又是强大的力量和信心。约瑟夫·奈把文化的这种作用表述得更为透彻。他在《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断言，美国在国际体系中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强的同化能力。他把这种力量概括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同化性力量是一种能力。同化力的获得是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或者确立某种程度上能体现别国意愿的政治导向的能力。他认为，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自己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重要的力量来源。“美国大众文化、高等教育和外交政策中经常体现的民主、个人自由、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流动性、公开性等价值观，都在多方面加强了美国的力量。”他还引用德国记者约瑟夫·乔菲的话说：“美国文化，无论是粗俗的还是高雅的，都强烈地向外散射，类似于罗马帝国时代，只是更具有新奇性。罗马和苏联的文化影响仅限于他们的军事疆界。而美国的软实力遍及一个太阳永远不落的帝国。”他还认为，美国的文化广为世界所接受，在世界事务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比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要大。蕴含在产品和交往中的美国大众文化具有广泛的感召力，美国文化的种族开放性和美国民主与人权价值观的政治感召力，使其具有了国际影响力。

（三）为外交行为提供规范。“信任”作为强有力的社会资本就是外交行为的一种规范。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作《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强调了社会信任的意义。他认为，国家的福利及其竞争力受到普遍的文化特性的制约，这是一种社会信任在起作用的表现。国家的社会信任度的高低差异，必然影响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合作程度。福山在《大断裂：人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称这种信任为社会资本。“它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共同遵守的、例示的一套非正式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按照这一套价值观和规范，他们得以彼此合作”。“能够产生社会资本的规范必须实质上包括一些美德，如讲真话，履行义务，互惠互利等等”。“这些规范在很大程度上与韦伯谈到的清教徒的价值观相重叠。”“信任的作用像一种润滑剂，它使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作更有效率。”他认为，美国具有高度的社会信任和自发性社交的强烈倾向，这会导致产生一种巨大的、复杂的、涉及全球的组织，即多国合作。因此，美国文化通过它为外交行为提供这种强有力的社会资本，对国际社会的信任程度、国际合作机构的性质产生重要的影响。

（四）把文化的主要特性注入外交行为中。傲慢与霸道就是美国外交行为中表达的美国文化的典型特性之一。美国经常凭借其强大的实力优势，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宣扬他们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极力把自己的文明变成其它国家效法的榜样，使之成为全世界的普遍文明。由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不同文化的比较优势必然能动地对异质文化的挑战作出回应。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里，美国的文化扩张势头更盛，这就必然遭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和抗争，即使在同一文化范畴的西方国家之间，由于他们的文化差异也必然引发矛盾和冲突。西方文明同源异流，虽然在价值取向上基本一致，但在不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对待不同的问题也往往出现歧见。它们在处理国际关系的不同问题时，也因不同对象、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和不同利益驱动而采取不同的态度和做法。因此，美国与西方其他国家也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但是，在探折美国文化对其国际关系的作用时，既不能把美国文化的作用看得过分强大，也不能把文化差异引发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无限夸大，更不是塞缪尔·亨廷顿所断言的“文明冲突将支配全球的政治”。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渗透在美国外交行为中的傲慢与霸道的文化特性已经并将继续成为当今国际社会中引发矛盾与冲突的重要根源。

二、文化特性与外交行为特性

美国的外交行为的那种世所共知的独特个性来源于这个国家的文化特性，外交行为的特性是文化特性的一种转移、复制和表达。

美国文化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有其独特的背景。

背景之一：美国是一个开放型的移民社会。美国人口从建国初期的350万增加到今天的包含着100多个种族的2.5亿只用了200多年。这就是美国文化开放性和多元性的特殊环境。美国政治家梅里亚认为：“美国思想的特性是很多因素形成的”，“其他许多民族的文化也在我国获得了反映，全都混合在民族的大熔炉里。”但是，美国主体文化的基因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民族传统。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到北美的移民是信仰新教的白人，以他们为代表的文化成为美国文化的主导模式，也就是“沃斯普”（WASP）文化。穷苦的移民远涉重洋，带着缥缈不定的期盼来到北美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进行创业，他们的艰苦奋斗、开拓变革精神和自我意识成为美国文化的特殊传统，“合众为一”（Fromthemany,one）成为美国的箴言。

背景之二：美国社会与宗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的地位凸显，影响巨大。10个美国人中有9个信仰上帝并作祈祷，基督教的新教伦理对美国人的价值观有很深刻的影响。全美国有1300多家广播电台、36家电视台用全部或大部时间宣传宗教。《圣经》成为畅销书，美国总统宣誓就职要把手放在《圣经》上，国会每届议会都要由牧师先祈祷再工作。在军队里，海陆空三军都有随军牧师。不信奉上帝的人不能在法庭上作证人。宗教对美国教育的作用更是令人瞩目。除教会办校外，学校还开设宗教课程。在经济和科技高度发达的美国社会，宗教生活是美国生活中的一部分。马克思·韦伯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清教徒们崇尚自由，不迷恋于教义、教条，而注重求实、创新和开拓、试验，强调勤俭致富，达到拯救灵魂。清教徒的苦行伦理造就了资产阶级的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作风和追求财富的动力，养成了开发新疆土、征服大自然的冒险精神。这些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清教徒致力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创造一种新的社会模式的使命感产生了一种新的民族认同，将所有的宗教与世俗的成员都团结在一起，把宗教的改革与社会的改革结合在一起。总之，清教徒对美国国民的伦理道德、价值取向、社会风俗、生活模式有着深刻影响，可以说，它是美国文化的根源。随着美国社会的演进，早期清教主义的“苦行”伦理逐渐让位于现代文化的享乐主义，中产阶级的消费文化充斥了美国社会，但是宗教文化的影响仍然很大，讲究物质享受的美国人同时信奉上帝。正如美国学者威廉·伊塞尔所说的：“美国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又是现代国家中宗教最发达的国家”。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教授罗伯特·格罗登把美国文化概括为“基督教、资本主义和民主的特别混合物”。这是构成美国文化的三个最基本的元素。这些元素是从欧洲文化中继承和发展过来，又在开拓北美新大陆的历史进程中本土化的。从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视角来看，美国文化在发展和演化过程中形成了若干明显的特性：

1、种族主义。

这是种族优越感的产物。在美国的历史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救世主精神”和“自命不凡的使命感”。这与大多数美国人信仰基督教有关，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有着“天定命运”，要教化全世界。此外，在美国历史演变中，盎格鲁—撒克逊主义曾经非常盛行，它在美国种族观念结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这种观念鼓吹白皮肤的美国人（尤其英国后裔）属于最精华的种族。美国人从他们的欧洲近亲的先辈那里继承了深厚的种族观念，视其他种族（尤其有色人种）为低劣民族。自我中心的种族观念成为“无法抗拒的遗产代代相传”。在美国的种族主义者看来，美国人是上帝所选中的人民，有权获得特殊的权利和义务。在过去，他们出征世界的时候是“在为上帝而战”。今天，他们强调的是要担负领导并帮助保卫世界各自由国家的责任。这就是他们的“天定命运”。综观美国的历史，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美国国民中，“优越感”、“救世主精神”、“自命不凡的使命感”一直是他们“明显的精神支柱”。这也是“美国例外论”的思想根源。

2、个人主义。

美国社会意识形态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就是个人主义，它强调自主动机、自主抉择、自力更生、尊重他人、个性自由、尊重隐私。这是美国文化的显著标志。个人主义不同于利已主义，其内涵蕴含着民主自由思想。美国民主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正是对个人自主的追求。个人主义在19世纪的西方世界已经非常盛行，到了20世纪，个人主义思想“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有支配地位。在美国，个人主义更是成为一种道德标准、社会的主要信条和国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人而言，个人主义就是最生命攸关的身份认同。

3、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美国社会中的一对孪生兄弟。他们标榜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追求财富的自由。美国的《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人权法案》都确认了这种自由观念。在威尔逊总统看来，“英裔美国人的自由思想与自由制度是普遍适用的。”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不虞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正是美国民众思想观念的典型代表。自由主义是美国政治文化的基础，也是美国立国的重要思想。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本世纪所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来的革命和大动荡，“迫使处于人类文明先锋地位的欧洲和北美的各个社会更加充分地实现他们的自由”。他认为，在20世纪，世界历史发生的根本变化就是“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的胜利。今后统治物质世界的将是自由主义思想。显然，自由主义历来一直被视为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思想，也是美国文化最突出的标志。

4、功利主义。

个人主义孕育了功利主义。在美国社会，讲究实用，追求功效和利益已成普遍的伦理观念。托马斯·潘恩和约翰·洛克都认为，在美国，政治进步和经济进步是每个个人行为的产物，指导个人行为的准则是功利和自身利益。这种功利主义时而表现为“理想主义”，时而表现为“现实主义”，综观美国文化发展史上的许多争辩都贯穿着这两种思潮，此起彼伏，相互渗透，不管那种观念占支配地位，其目的都是对功利的追求。美国人有一种观念，即他们必须维护的不是什么原则，而是利益，没有任何朋友，只有利益。利益才是他们真正崇拜的至高无上的上帝。亨廷顿教授说得不错，西方人在出征世界的时候，“既是为上帝而战，又是为黄金而战”。讲究功效，追求利益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一种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美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功利主义的伦理观念，也有明显的表现。他们的“功”在于谋求支配世界，他们的利在于满足自身的利益需要。

5、扩张主义。

美国的文明史和西方许多国家一样，都是一部扩张史。扩张主义是“种族优越论”的必然产物。在美国的思想界里，扩张主义的色彩十分明显，他们宣称：“扩张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美国的生存规律。”美国著名分析家路易斯·哈里斯指出：“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是贪婪的掠夺成性的。”美国独立后不久就步英国后尘，推行扩张政策，《独立宣言》所谴责的殖民主义行径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一幕幕重演。美国从建国初期的北美13州，逐渐扩大为50个州。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亚洲、非洲、拉美的许多国家沦为他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美国等西方国家用“坚船利炮”在开拓新的边疆，同时也用传教士的圣经去传播上帝的旨意，他们还借助商品的力量，先进的科学技术去占领新的世界市场。在美国人看来，他们“应当主动地、像传教士那样地去发挥他们的救世主作用”，“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人越是主动献身于摧毁势力范围，他们在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方面就走得越远。”美国对亚、非、拉美新兴的独立国家的态度、观念始终没有根本改变，极力把其社会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二战以后有更多事实充分表明美国文化的扩张特性。

在美国文化的上述主要特征中，贯穿着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天赋人权”的观念。这是美国文化最本质的核心内容。美国立国之初的三个历史文献——《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及《人权法案》——集中体现了天赋人权的思想。《独立宣言》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1787年制订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开创了人权立法的新时代。宪法确保建立一个更完备的联邦政府来代替松散的邦联政府，从而更加有效地保障“自由、平等和财产”。1791年12月15日生效的宪法修正案——《人权法案》——是《独立宣言》中人权思想的发展。它是早期人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对西方人权理论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宣言》、《宪法》和《人权法案》所体现的“天赋人权”观念也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和弱点。人民的民主权利受到多种限制。以选举权为例：人民受到财产、年龄、性别、居住期限、教育程度的限制。美国国务院在一份人权报告中承认了如下事实：“美国土著的命运和许多土著文明社会相似，他们的文化和社会均遭破坏并被取代。”“美国其他少数民族的成员也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来到美国海岸的移民“常常受到歧视或抵制，这又加深了移民的困境。”迄今为止，美国印第安人、非洲裔美国人以及妇女的人权状况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不过，“天赋人权”观念在美国国内的立法、司法和行政实践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并不妨碍它在美国文化价值观中的核心地位。美国国民对以自由、民主、平等为基本内涵的“天赋人权”观念始终情有独钟，这种观念逐渐被强烈的民族主义和自我中心的色彩所浸润。这是美国独特的历史背景下演化而成的精神产品。“沃斯普”（WASP）文化正是这种价值观的发端。正如迈克尔·H·亨特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所说的，美国民族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强烈的千年盛世情结。这一情结铸就了这个国家，使它向人类承担特殊责任，担当起救世主的角色”。自我中心意识实质上就是种族优越感，“认为自己的种族处于中心地位，这就是他们的世界观”。

美国文化的上述本质特征被深深地镶嵌在美国的外交行为中，成为美国的外交行为的本质特征。

美国外交行为对理想目标的追寻源自于他们“天定命运”的信念。美国的“最高理想”就是完成他们引以为荣的所谓上帝赋予的使命——使全世界都变成“民主的资本主义”。早在1776年，托马斯·潘恩在其著作《常识》一书中就曾引用清教徒关于至福千年的理想，说只有受上天祝福的上帝的选民才能在全球精神再生中起到特殊的领导作用。美国人自认为他们就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在为自己尽责的时候，也就为世界尽了责任。在西奥多·罗斯福看来，世界是种族竞争和国家竞争的舞台，在一个充满竞争，有时很凶暴的世界上，美国具有崇高的责任，就是要把挑战找出来，制服它们，使强者愈强，这是生死攸关的关键。他认为，文明种族与野蛮种族间的冲撞是无可避免的，进步只能来自文明人“制服他们的野蛮邻居”。尼克松在《超越和平》一书中进一步说明：“一个理想的世界是：所有国家都有自由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永远忠实于社会正义和人权。”综观美国历史，美国历届领导人都以类似的语言强调，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的民主国家，要承担领导并保卫自由世界的责任，要在全世界推进和增强民主价值观。在这种民主自由的理念中，在他们的使命感中，表露出一种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感。著名学者本杰明曾对这种种族优越感作如下描绘，美国迄今的所有扩张都“起源于这种信仰，即美国的文明是迄今产生的最高文明，其他民族达到美国水平的能力被认为至少取决于它树立的榜样，也就是取决于美国教化他们的努力”。昔日美国的领土扩张和今天美国的霸权行径，其本质都是与杰斐逊的“民主理想”一脉相承。

美国外交行为对国家利益的诉求始终与美国的根本价值取向紧密相连。美国历届政府的领导人都极为重视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并将这种价值观向全球宣扬和推行，这是他们的一贯目标，促进国外民主的发展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用克里斯托弗的话来说，民主就是“道德命令和战略命令”。他们的目的正是通过扩散其价值观来扩张其国家利益。此外，美国外交政策对国家利益的诉求还有赖于美国文化的无形的力量。美国国家利益最基本的内涵就是要确保国家的绝对安全，促进经济增长，维护头号强国和世界霸权地位。布热津斯基认为，今天，美国全球力量的范围和无所不在的状况是独一无二的。“在军事方面，它有无可匹敌的在全球发挥作用的能力；在经济方面，它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在技术方面，美国在开创性的尖端领域保持着全面领先地位；在文化方面，美国文化虽然有些粗俗，却有无比的吸引力，特别是在世界的青年中。所有这些使美国具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的政治影响。这四个方面加在一起，使美国成为一个唯一的全面的全球超级大国。”他还指出，文化统治是美国全球性力量的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方面。他在这里表达了对加强文化在维护国家利益的行动中的作用的期待。事实上，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已经凭借诸多具有吸引力的渠道和手段在全球扩张。如一些美国学者所说，当对美国方式的模仿逐渐遍及全世界时，它为美国发挥行使间接的和似乎是经双方同意的霸权创造了一个更加适宜的环境。显然，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全球性扩张已被视为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具“魅力”的途径。

种族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和扩张主义这些美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伴随着傲慢的使命感和对自身价值观的优越感，在美国的几乎所有外交行为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美国的外交行为中，他们时而突出对“自由民主”理想的关怀，时而突出对自身战略利益的关怀，时而突出对人权的关怀，时而扮演上帝的使者，时而充当世界警察，天赋人权的观念连同它衍生出来的各种主要的文化特征在美国的外交行为中交替出现或同时出现。

在过去的200年间，美国至少150次把它的军队送到世界各地，为的是追逐他们的利益、推销他们的价值观和完成“上帝”的使命。1801年，美国入侵非洲的利比亚，封锁的黎波里港，并于1805年迫使利比亚片面给予最惠国待遇。1815年3月对阿尔及利亚宣战，并于6月迫使阿签订了不平等条约。1836年，美国用武力迫使摩洛哥、突尼斯接受不平等条约，并向美国交纳贡款。1846—1848年，美国发动了侵略墨西哥战争，掠夺了得克萨斯。1844年7月3日胁迫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获取《南京条约》中的开放五口通商权利及片面的最惠国条款和治外法权。1858年6月18日，美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扩大领事裁判权。二战以后，美国走上全球扩张的道路，中国、朝鲜、希腊、伊朗、危地马拉、黎巴嫩、古巴、越南、多米尼加、智利、格林纳达、利比亚、巴拿马、海地、伊拉克、前南斯拉夫等国都留有美国对外扩张的劣迹。

我们先看一下越南。迈克尔·H·亨特是这样提出问题的：“美国为什么要在一个很小、很远的国度里打这么一场费用惊人、破坏严重的战争，而美国与这个国家并无利害冲突，干预的主要理由，最后只有归结到‘信念’二字。”实际上，美国在这块土地上的行为，既表达了对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追求，又表达了对美国在亚洲利益的追求。

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的外交行为显示出典型的功利主义特性。美国政府在1990年前后的对伊政策完全不同。1990年8月以前，萨达姆·侯赛因被视为美国在中东遏制伊朗影响的有用盟友。直到1990年4月26日，当时的助理国务卿凯利还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作证说，布什政府仍然尝试同伊拉克逐步发展互利关系，以便加强伊拉克的外交和国内政策中的积极倾向。布什政府继续通过进出口银行为伊拉克提供出口保证，商业部和国务院也鼓励美国同伊拉克的贸易，并设法抵制国会的制裁措施。1990年8月2日，伊拉克悍然出兵侵占科威特，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于是，美国政府对伊拉克的政策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美国政府把萨达姆谴责为希特勒的化身，彻头彻尾的魔鬼，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拉克采取了最严厉的制裁措施。在美国策动下，开始了“沙漠盾牌”的军事行动，以后美国主导的多国部队又实施了“沙漠风暴”行动，发动了海湾战争。1991年2月27日，布什总统宣布解放了科威特，以美国为主的多国部队以微小的伤亡代价获得了全面的军事胜利。从此以后，伊拉克就一直处在美国等某些西方大国的军事打击的威胁之下。由于美国等的阻挠，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至今仍未解除，使伊拉克的经济濒临崩溃，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9·11”恐怖袭击一年以后，美国又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准备对伊拉克采取新的军事行动。美国的对伊政策表明，他们关心的是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和石油安全，就美国国家利益而言，在波斯湾地区，至关重要的是确保石油供应。

外交行为体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最极端的例证是，美国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设定为敌对力量。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1月取得政权以后，威尔逊总统的国务卿罗伯特·兰辛就把布尔什维克视为“人类头脑中从未有过的最骇人听闻的、最可怕的东西”，“是对现代文明的彻底抛弃”。这种源自文化价值观对立的敌视性政策一直延续至今。当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在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曾情不自禁地说：“铁幕消失了，柏林墙被推倒了，同它一起崩溃的是一种叫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神话”，“纵观世界各个角落，你们会发现，美国的榜样正在发生作用。”《华盛顿邮报》在一篇评论中说，西方世界为寻求瓦解共产主义的方法，花费半个世纪和亿万美元，却忽然发现答案就在电视新闻里。美国一位著名电影制片人曾在一篇题为《好莱坞对抗共产主义》的文章中宣称，好莱坞影片是“铁盒里的大使”，“是对抗共产主义最有效的摧毁力量”。这种所谓“最有效的摧毁力量”随后又被用来指向中国。1991年9月10日，《纽约时报》在一篇关于美中关系的评论中毫不掩饰地说：“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敢于这么大胆地维护大部分美国人认为是过时或邪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随着苏联共产党政权的解体，供美国人谩骂的邪恶帝国的位置出现了真空。现在有迹象表明中国将填补这个真空，成为美国主要意识形态对手和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感到讨厌的象征。”在美国人看来，“一场成功的革命，必须符合美国人头脑里他们所熟悉的自己那场革命的目的、方法与他们的政治修养。”“这些观念深深地扎根在政策制订者的脑头中。”也许是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和由此出发形成的战略决策和政策选择，使美国那种世界领袖地位的心理受到挑战，使美国人那种唯我独尊的民族心态受到挫伤，因而在国会、在新闻媒介就响起一阵又一阵的“遏制”、“制裁”的喧嚣。在美国领导人看来，不管对中国实行哪种政策，其目的，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是为了自身利益以及自身安全。从长远来看，美国要鼓励中国内部“实现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势力”，以促使“中国出现从共产主义到民主制的广泛的、和平的演变”。显然，美国对华的各种政策选择和实际行为都深刻地打上了其文化价值观的烙印。

文化扩张——文化在实现外交目标中的工具性功能

美国文化除了作为本原性和导向性要素控制着美国外交行为的基本走向和基本方式之外，还越来越多地在美国的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独立的作用。文化除了扮演导向性角色外，还扮演着工具性角色。文化已经成为美国实施国际战略的工具。文化扩张就是这种工具性角色的体现。

约瑟夫·奈认为，在当代国际社会里，“在众多与美国利益相关的问题上，单靠军事力量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如果美国想保持强大，美国人也需要关心我们的软实力。”“这种力量能让其他人做你想让它们做的事。”“如果美国代表了其他人愿意仿效的价值观，那么我们可以不费气力地发挥领导作用。”约瑟夫·奈认为：美国文化“是一种毋需投入过多并且相当有价值的软力量资源”。“美国在国际体系中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强的同化能力。”“美国已经成功地为世界资本主义的组织机构化搭起了一个政治框架。”事实上，美国政府一贯重视策划和运用文化力量来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这就是美国的文化战略。在美国领导人看来，应用文化力量来推行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是最有效的办法。美国重视文化战略的运用，是因为文化产品本身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思想意识、自由民主观念和价值取向。美国文化产品的生产和输出不仅可以获得巨额的商业利润，而且还会产生巨大的政治思想影响和社会效果。据统计，美国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占了世界市场的75%。美国400家最富有的公司中，有72家是文化企业，美国的音像业仅次于航天工业居出口贸易的第二位。今天的美国社会，自由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一切精神产品都已市场化和商品化，文化力和商品力紧密融合，特别是高科技的运用，使其文化产品更具剌激性、更具吸引力，也更具同化力。

美国的文化扩张在以下几个方面正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把“人权”作为实现外交目标的工具。如一些研究者所说的，美国把“人权外交”视为“精良武器”，视为“自由民主国家为扩大影响而进行斗争的最重要的优势”。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颐指气使，一再发难，受指责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发展中国家。他们认为，西方的生活方式就是其他国家仿效的灯塔，西方的社会制度就是其他社会学习的榜样。以维护人权的名义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甚至进而颠覆别国政权，已成为美国实现外交目标的重要手段。推行“人权外交”已成为美国的国策。

（二）在国际机构中加强文化渗透。控制国际机构推行霸权主义。美国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际机构，使其代表美国的价值观，为其利益服务。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目前很多重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都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宰下建立起来，带有明显的美国和欧洲文化的特性，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控制。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坦率承认，美国控制着国际政治和安全机构，用“世界大家庭”来代替“自由世界”，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把体现西方利益的决定当成世界大家庭的愿望向世界提出。“西方实际上正使用国际机构、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管理世界，其做法是保持西方的优势，维护西方的利益，推行西方的政治经济价值观念”，“千方百计吸引其他国家的人民采取西方有关民主和人权的概念”。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们以自己的价值观和人权标准为普遍原则，竭力使联合国以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方式发挥作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所采取的某些行动有时会蜕变成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强权政治、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的工具。公务员之家:

（三）利用“人道主义干涉”推行新干涉主义。新干涉主义有几个基本思想，一是人权高于主权；二是推行全球“民主化”；三是扩展民主不受国界限制。据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可按照自己的“文明”标准对被认定为侵害人权的国家进行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美国和北约盟国动用当代最先进的军事手段野蛮轰炸南联盟正是在“制止民族清洗”的借口下进行的。

（四）利用市场经济进行文化渗透。美国的文化战略十分注重文化产品的配套生产和广泛输出，他们充分利用市场力量来传播其自由民主思想和价值观念，力图使市场经济成为加强接触、灌输思想、移植观念的主要渠道。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美国文化产品的输出异常活跃，而高科技的运用，又使美国的文化产品更具吸引力、渗透力和竞争力。他们大力加强和扩大意识形态的产业，如电影、电视、广播以及激光唱片、传真机、互联网等产业，并以优越的条件和先进的手段提高这些文化产品的竞争力及市场占有率。美国的大众传媒被称为“另一个政府”，有人还把报纸称为“民主的圣经”。美国的网络技术占有垄断地位，在现有的3.2亿网页中，来自美国的信息占80%以上，而服务信息则占95%以上，有人把互联网称为“空中的民主墙”。美国还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力图在发展中国家打破限制，开放市场，使其文化产品的输出与扩张畅通无阻。美国记者登克莱·琼斯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发表的《西方文化冲击着东方》一文中称，在亚洲各地，贸易、技术和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已经和冷战后形成的思想、人员和大众文化的大量流入相结合，亚洲人的社会价值观念，正在发生转变。自身社会价值观念在被削弱的过程中异化，已使亚洲人感到不安，但却正是西方人所希望达到的社会效果。

（五）利用文化强势争夺人才资源。以文化为焦点的软国力竞争，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在新的世纪里，全球范围的文化碰撞不可避免，文化竞争更趋激烈。这一软国力较量是一场世界性的文化博奕，其结果取决于各国人才资源的多少。民族素质的提高和优秀人才的培育是加强综合国力的重要基础和先决条件，因此，人才资源的争夺是软国力竞争的重点之一。美国著名的国际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指出，“美国的民族文化绝无仅有地适宜经济增长。这种文化吸引和很快同化了来自海外的最有才能的人，从而促进了国家力量的发展”。“美国已经成为那些寻求高等教育的人的圣地，有近五十万的外国学生涌向美国，其中很多最有能力的学生永不再回故国。在世界各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内阁中都能找到美国大学的毕业生。”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充分利用其文化强势，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培育精英，网罗人才，为其自身发展和战略目标服务。

美国的文化扩张显示了文化在发挥工具性功能时的独立作用，文化的工具性功能和它在外交行为中发挥的导向性功能使它在美国国际战略的实施中具有双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