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平衡与和谐发展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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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传统的女权主义者的笔下，关怀女性的重要方式是打倒男性，但实际上更加激化了男女之间的对立。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却看到男性世界的动荡不安以及他们支撑的疲惫，她强调用女性的坚韧和以她们为主体的安稳的世俗生活，使其与男性世界形成互补，构成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

［关键词］长恨歌；女权主义；男女平衡

一、男女平衡的女性视野

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长久以来，女性在文学史上几乎没有留下过重大的痕迹。18世纪60年代的西方，女性为了争取她们在政治、经济、社会事务等各方面被剥夺的权益，形成了对当时社会制度的猛烈冲击、有强烈的权力斗争色彩的“女权运动”。随着运动规模的扩大，女权主义进入了文化批评领域和学术界，并努力进行女性的主体性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建设。在中国，从“五四”开始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从庐隐笔下“我心彷徨”的海滨故人，丁玲笔下的“莎菲”系列，到《方舟》中会抽烟，会打家具，甚至会梗着脖子骂人的寡妇俱乐部的成员，再到关在“一间自己的屋子”进行“私人写作”的林白和陈染，中国女作家在关注女性的写作道路上不断地探索，并取得不俗的成绩。“但由于我们对女性的认识是从西方接受来的，和我们真正的女性现实不一定合适”，所以虽然她们的作品中的主人公都能自觉地反抗男性，清醒地批判不平等社会现实，但由于她们无视性别差异，孤立地研究女性，完全从个体经验出发的写作态度又使之无法认清事实真相，从而在颠覆男性文化过程中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带有了一定的女性霸权色彩。男女之间互相关怀的人间真情不仅没有出现，反而更加激化他们之间的对立，对于女性而言“实则是在传统的尊卑之外又平添了一份妇女所承担不起的负担”。

在传统的“家”的分配中，男性主掌着主流世界的起伏成败，关注“大世界”的事情，女性则是生活的边缘，是以家庭作为她们的“小世界”的，因此女权主义者看到的是女性被压制而悲惨不幸的一面，然而在《长恨歌》中，王安忆看到的却是另一面，那就是生活的安稳。因为这种分配使女性避免了各种残酷场面凶狠的厮杀，所以她们可以没有太多的个性，可以对天下大事不感兴趣，可以没有那些形而上的焦虑，只要在“过日子”中展示智慧和能力，享受安稳人生，即使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大不幸的时候，王安忆也没有把这些不幸的根源完全归结于男性。对于李主任、程先生、康明逊等这些承担着历史，又被历史压垮的男性，王安忆并没有操起笔来声讨他们的无能，更没有让作品中的女人们居高临下地挖苦、嘲笑男性的软弱。相反，她从人生的角度宽容了男性的无奈，从而谅解了他们，“人都只有一生，该是谁为谁垫底呢？”她看到城市发展的同时，也看到了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清醒地认识到男性因承担着太多的责任而显出的疲倦和衰弱。当女性在思想意识、经济生活上逐渐独立起来的时候，王安忆用她们的幸运而坚韧的一面，替代了男性无力和软弱的一面，从而构筑起这个世界的平衡。《长恨歌》选择了女性史——王琦瑶的一生来贯穿全书，王安忆这种面对现实，以承认差异为前提的女性关怀比走向极端的“女权主义”关怀来得更合理更真切些。

二、“小世界”的坚韧——“大世界”永远的后盾

王安忆说“我生活在上海，我对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语言，包括上海人的世界观等一直都是潜心关注的，这些在我写作《长恨歌》时，都变成了有用的资产，必要的准备。”从历时性的空间上看，王琦瑶早年的辉煌，中年的落寞与晚年的二度青春，与上海这座都市在20世纪的兴衰历程，恰好构成了巧妙同步。她的一生可谓苦难多于幸福，但她的那份坚韧不仅存活了自己，而且成全了许多男性，贯穿了上海百年风云动荡的生命史。因此，对于对女性的生活经验有着切肤感受的王安忆而言，女性的坚韧就是上海无言却不屈的灵魂。

在《长恨歌》的书写中，女性只是作为城市的代言人，一个载体。同时王安忆通过作品让王琦瑶完成了一个女性完整的成长过程：从对男性的依附到一个人坚强地面对生活，作品中那些有权有势的主流人物如李主任、蒋丽莉的父亲、严师母的先生，都仅仅是一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形象，他们并没有和女性们处于一种对立的位置，甚至在很多时候，他们是将彼此视为自己的后盾。王琦瑶上了《上海生活》封二，成为名人，因为“照片里的王琦瑶只能用—个字形容，那就是乖。那乖似是可着人的心剪裁的，可着男人的心。在程先生的极力帮助下，王琦瑶成功当选为上海小姐，也就拉开了她一生的序幕。李主任当年权倾一时，是大“世界”中的主流人物，正是这种神秘的男性强悍使李主任符合传统定义中的“男子汉”形象，给王琦瑶带来了安全感和温暖感，所以王琦瑶觉得有什么事为她决定好了，想了也是白想，于是王琦瑶毫不犹豫地住进了“爱丽丝公寓”，来访的蒋丽莉感到“她有点欺人，不知仗着什么”，王琦瑶对她的一席话却揭开了谜底“总是我在你家吃饭，今天终于可以请你在我家吃饭了”，当年王琦瑶一无所有，在女性世界里，她只是个弱者，蒋丽莉对她再好，她也只是住在蒋家的一个被施与者，而现在依靠“大世界”的力量，她终于可以在“小世界”里扬眉吐气了。李主任为她提供了经济上的资助，而她却给了纵横征战的李主任以温柔的慰藉。当李主任面临着男性世界动荡风云时，只有“爱丽丝公寓”——王琦瑶寓所像世外桃源一般。给他以暂时的安宁，“两个人都是要求安慰的……各人的要求不一样，能量也不一样，李主任要的那一点正是王琦瑶的全部；王琦瑶的一股脑儿，也恰巧是李主任的一点。因此也是天契地合。”这是男性的大世界所无法拥有的。“大世界”的动荡和“小世界”的安稳在王安忆的眼里不仅没有成为对立的矛盾，反而成为在灾难降临时互相扶持的关系。

在这藐小的人生中，“男女的奋斗任务是一样的，都是……生存”灾难是不分时候地降临在人们头上的。在传统的分配中，男人因为主宰着大世界，所以才有了力量。而一旦这个世界崩溃了，他们也总是最先的受害者，也总是先被打倒。王安忆不仅有着对女性深切的关注和认可，同时对于在历史中男子的处境深表同情。而女性如同多数市民一样，自认为是落后于时代的人，“对于政治，都是边缘人”。正是这种认识，使她们在最动荡的时候依然运转在这个世界里。外面的天空是凄风苦雨的，而在平安里的她们却坐拥暖炉，笑品香茗。这种实惠是穿在身上，暖在心田的；是吃在嘴里，香在心上的，这股浑然不觉的韧性是女性与生俱来的，“她们的硬不一定在攻上，也是在守”，是不知不觉的，是“做了再说的”，她们从来不怨天尤人，正是有了这份坚韧使得上海的女人心里都有股硬劲，使得她们在这个仍是以男人为主流的世界里站稳脚跟，安身立命，并随时能支撑起因男性无力而崩塌的那一片天空，成为“大世界”最永恒，最坚实的后盾。

1948年最动荡时，王琦瑶仍然还在想“李主任是通天的人，倘若他都是过不去，又有谁能帮得上他”。但在李主任与王琦瑶最后一次见面失之交臂之后，王琦瑶和他真是“两人都无依无托。自己靠自己，两个孤魂”。可是通天的人走了，王琦瑶依然好好的活着，变的只是生活地点，方式——从爱丽丝公寓到了平安里，不变的是那颗上海心；与王琦瑶相爱并有了骨肉的康明逊，为了守住他所在世界里的位置，与女儿近在咫尺却不敢认，王琦瑶无怨无悔；程先生在文章中无法忍受非人的痛苦，抛下了他钟爱一生的女人而结束了自己的性命……萨沙、老克腊等男人，在她身上得到了不同的满足后便决然离去。她的心一次次被交付出去，可事情刚起了头就结束了，传统女性视为生命动力的“家”她一直无法拥有，但王琦瑶的生命并不会因此而暗淡，她仍然冷静而平和地生活着。“倘若不是这样专心致志，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最具体最琐碎的细节上，也许就很难将日子过到底。这些日子其实都是不能从全局推敲的，所以，在这仔细的表面之下，是有着一股坚韧，这坚韧不是疾风骤雨的那一种，而是用来对付江南独有的梅雨季节……它是供小人物切碎了平均分配的小日子和小目标”。正是这股韧性支撑着王琦瑶，使她比曾经辉煌的男性们走得更远。三、“小世界”的安逸——“大世界”的荫护

长久以来，这个世界大历史的书写者是男性，他们的世界是这个动荡社会的中心力量，他们承担着历史和社会动荡的—面，而“家”则是历史安排给女性的唯一的位置。她们的小世界是中心之外的，是边缘地带的，关心的不是社会变迁，而是吃穿用行，身边琐细。因此在很多小说中，城市常常是以一种雄性的面貌和动荡的姿态出现的。但正如陈思和所说的：“《长恨歌》写了家庭和社会的脱离，事实上，除了官方的，显在的一个价值系统，民间还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价值系统，几十年来，上海市民的生活实质没有多少改变，它有自己的文化独特性”。这个价值系统就是一直处于边缘位置的女性“小世界”。作为“东方女性”，王安忆不可避免地对这个世界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记忆，“毕竟中国的女性，刚从厨房中出来不久，记忆中都是往事……”［所以在《长恨歌》中既没有动人心魄的故事，也看不到一点曾被誉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的风云变幻，有的只是日常生活中与普通人——更确切地说是与普通女人——贴得很近的世俗生活的点点滴滴。王琦瑶是将一生的幸福放在一天去过的。李主任如同一颗流星划过她的生命，王琦瑶只得到了一瞬间的灿烂，然后便如同一颗珍珠埋入沙土中一样，她便消失在了上海低低矮矮的胡同中，与小人物们一起过着仔仔细细的日子。

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王安忆追求的是男女平衡的理想世界，她说“人类刚迈出，或正在迈出的大自然的环境，为男人和女人创造了两种不同的理想：男人的理想是对外部世界的责任和创造，而女人的理想是对内部天地的塑造与完善”。王安忆并没有激烈反对传统的家庭分配，反而接受了这种分配，因为这个分配使男人成为“大世界”的同时也承担了太多的压力，而女人被抛在边缘的“小世界”同时也享受了其中优越的一面——安稳，这安稳是从人生细微的角落中一点一滴构筑起来的，它带着些妇人性，带着些世俗性。不管历史怎么前行，不管都市如何高速飞转，但在它的边缘里却有着人类最恒定的东西，那就是吃饭穿衣，是鸡毛蒜皮，是用尽心机的算计的饮食生活。女性的小世界里所掌握和控制的这个价值系统不仅在她的作品的时代里成立，放在遥远的未来和曾经的过去，也是一样存在的。平安里的生活简朴，“下午茶”比不上国际俱乐部的豪华和奢侈，但也是精雕细刻的，他们谈论的话题“不外是衣服，炒栗子的甜糯。瓜子的香，白果的苦”，还有王安忆不厌其烦地描写王琦瑶的饮食起居，如她用黄泥螺下饭，洗头时把领口向里面窝起来……这些世俗细节的堆积，和对一个城市底部生活的描写，使人感到一种女性的温情，对于任何人而言，它们都是似曾相识的，虽然很女人味的东西，但正是这些婆婆妈妈的细节影响人的感官的同时影响着人的情感，让人牵起很多回忆的，“别小看了这些细碎的东西，它们哪怕是这世界上的灰尘，太阳一出来，也是有歌有舞的。”这些小东西、小人物小细节，最有生命力。世世代代在上海这个城市里生活的，是真正见证了城市历史的人们。“其实它们，才是上海这城市的基调……倘不是他们，上海的光色便是浮光掠影。”

在物质里，在琐屑里，在传统分配的角色里，她们悠然而安稳地生活着，但是“小世界”里的这份安稳却是来自于“大世界”的荫护，正如外婆认为的“男人肩上的担子太重，又是家又是业的，弄得不好，便是家破人亡，女人是无事一身轻，随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便成了”。如果说王安忆选择“小世界”的坚韧作为“大世界”的后盾的话，那么在“大世界”荫护下，“小世界”所拥有的安稳恒定的日常生活则是女性幸运一面的展示，这两个世界的平衡就筑成了上海的血肉之躯。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世界。我要探求的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关系，她们是怎样达到平衡的。”

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已经不再用“女权主义”的眼光来打量这个世界，她只是站在男女关系平衡的立场上来关注女性：男女两性是一个共同体，她们和谐的存在才是人类关系最自然的一种表现，毕竟男女的确是有很多不可言喻的先天差异，如果完全打倒了男性，这个世界会失去平衡。那么女性又何以生存呢？王安忆舒舒缓缓的描述中，一个男女和平共存的世俗上海徐徐展现在我们面前。

（注：以上引文除了标有出处外，其余均引自王安忆的《长恨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参考文献］

［1］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北京：三联出版社，1989：2.

［2］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3］陈晓明.现代性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18.

［4］王安忆.寻找上海［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5］祝晓风.王安忆打捞大海，《长恨歌》直逼张爱玲［N］.中华读书报，1995-11-01(1).

［6］王安忆.漂泊的语言［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409.

［7］林舟，齐红.生命的摆渡［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