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社会流动与现代性自觉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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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社会流动现代性自觉

论文摘要：本文是关于苏北滨海县农民社会流动的个案研究，在问卷调查和大量访谈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心理论假设，即苏北滨海县农民在不断的社会流动过程中获得一定程度的现代性，现代性的获得又反过来支配他们更理性的流动。

一、研究背景:区域农民社会流动的视阈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外出流动人口迅速增多。苏北滨海县农民也大规模的向苏南等地涌人，与中国其他地区农民不同的是，滨海县农民一直就有向外流动的传统。经过多年的社会流动，今天的滨海县农民已发生巨大变化，很多人通过多年打拼在扩展经济资本的同时也增加了自身的社会资本。

近年来，江苏省政府开始将部分重点工业向苏北转移，由此带动了苏北建筑、服务等行业的发展。苏北地方政府也积极拓宽渠道吸纳资金、技术，不仅向大企业招商引资，还经常邀请本土流出在外的“流动精英”回乡参观，并通过大众传媒召唤在外流动农民回乡参与建设。地方政府此项举措主要考虑的是在外流动农民经过十至二十年的发展，不仅拥有较高的技术，而且在思维观念、心理状态、社会视野等方面也更趋向现代性，这对于发展地方经济所需成熟的劳动力和冲击传统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具有双重的现实意义。流动农民出于对扩展自身利益的考虑也积极响应地方政府的召唤，近年来出现的“乡土回流”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二、个案材料的选取与简单统计

由于流动人数较多，取得总体流动农民名单非常困难，因此，本文调查无法进行概率抽样，而是采取了配额抽样方法。具体做法是在滨海县委办公室帮助下抽取了振东、东坎两乡镇130人，其中被视为“流动精英”的21人，“普通流动者”109人，构成本次调查的样本。调查数据统计如下:

从年龄结构看，21到40岁的居多，其中21——30岁的占29.2%,31——40岁的占30.8%,41——50岁的占20.8%;从文化程度看，初中以下的占47.7%，初中占35.4%，初中以上的仅占16.9%;从收人水平看，流动农民收人都相对较高，仅月收人2500元以上的就占21.6%;从职业身份来看，受雇者占了56.9%，经营者占43.1%。结合访谈资料，对上述数据做以下补充说明:滨海县流动农民从其职业身份可以将他们分为受雇者和经营者两类。受雇者主要在乡镇企业务工，从事服装纺织、电子制造等，其中以女性居多，从年龄上看也以21——30岁的青年人居多，他们的文化程度也较高，收人与经营者比相对较少，多数在13002300元之间;经营者主要从事运输、承包工程、承包菜市场等，收人多在2500元以上，部分人月收人达到4000元以上，这类群体以男性居多。“流动精英”主要在这部分人群中，很多“流动精英”已经积聚了几百万的资产，但他们的文化程度则比较低，多在初中及初中以下，年龄多数在40——50岁之间。他们获得财富的主要原因在于流动时间较早，利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苏南等地大力发展经济的机会承包工地建筑等业务，回乡雇用农民赚取了第一桶金，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他们也积累了丰富的市场经验，培育了敏锐的市场意识。

三、理论假设的提出与检验

(一)理论假设的提出:理性流动与现代性自觉。基于对苏北滨海县农民二十年来社会流动状况变迁的考察，本文提出一个中心假设:滨海农民在内在经济冲动力的驱动下不断外出流动，在流动过程中现代性越来越被强化，现代性的获得又使他们更加理性的流动。为进一步研究滨海县农民社会流动与现代性获得之间的关系，本项研究提出两条具体的作用机制假设:一是时间效应假设。这条假设主要是基于对苏北滨海县农民通过二十年的社会流动对自我身份判断、自我现状感知、自我归属感等方面维度的考察。鉴于苏北滨海县农民较长的流动历史和持续不断的流动现状，本文提出的假设是苏北滨海县农民已经认同外出流动，并且把这种行为内化为自身的生存模式和行为习惯，在流动过程中，去“乡土性”特征越来越明显，传统越来越弱化，现代性逐步增强。二是空间效应假设。这条假设主要是基于对苏北滨海县农民自觉了的现代性反过来又支配他们更加理性流动的考察。主要是对滨海县农民流动行为、动因、流人地认同以及出现的“乡土回流”等方面的研究。

(二)理论假设的检验:时间与空间效应检验

1.时间效应假设检验。本假设意在探析农民社会流动对他们自身获得现代性的影响，借用英克尔斯关于个体现代性的测量指标的一部分，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测评:第一，接受新经验。此次调查中在回答“假如有一种新技术能改进您的工作，您会对此采取何种态度”一问时，“乐于接受”的有82人，占63.1%，有26人选择“等别人用了再说”，占20%，只有11人选择“稳妥一点，还是用老方法”，占8.5%。从以上的数据中，至少可以获知两个事实:在接受新经验这一点上，过半数人的回答是趋向现代的;8.5%的人选择了“说不清”，这种结果的出现有两种可能:一是被访者以前根本没有考虑过类似问题，二是他根本无法确定其态度。第二，教育期望。英克尔斯认为，所要求的教育年数越高，就越具现代性。在测量教育期望时，引用了英克尔斯设计的题目，只在答案上稍稍变动了一下，将年数改成不同文化程度。“如果能免费接受教育，您觉得您的孩子应该接受什么程度的教育?”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有2.1%的人选“初中或以下”，有12.3%的人选“高中”，有15.9%的人选“本科”，有48.8%的人选“本科以上”，换句话说超过一半的人在这方面更趋于现代性。第三，个人效能感。英克尔斯认为个人效能感是现代人的一个突出特征，它体现在对自己能力的肯定上以及对自己的行为应负责任感，而较传统的人常常持宿命态度，觉得事情的结果主要依赖于外在的力量。在这次调查中我们发现有77.5%的人很相信他们的能力，他们选择了“个人的勤奋工作和能力”作为个人发展最重要的因素。第四，时间性。英克尔斯认为更现代的人会有更强烈的时间感，会更守时。调查中，我们曾向被调查对象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您的朋友说他(她)将要来看您，但却没有按时来，您认为他(她)晚来多长时间便算是迟到”。调查显示，只有82个人说“迟到一分钟，也算迟到”，占总数的63.1%,19.6%的人认为迟到十分钟或半小时才算迟到，其他的人认为时间长短无所谓，这组数据说明滨海县流动农民时间性观念已经逐步增强。第五，生育观念。生育是流动农民生活领域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它已经超出了生育保持代际延续本身的意义。生育观念可以从生育态度、生育偏好、数量期望、质量期望、生育孩次间隔期望五个方面考察。本文主要从农民对生育子女性别期望和数量期望两方面来测评。在数量期望上，有61.4%的农民回答“一个”，37.3%回答“二个”，要三个和三个以上孩子的人很少。在性别偏好上，有48.9%选择了“男孩”，有5.3%回答“女孩”，选择“男孩女孩都一样”的占到45.8%。英克尔斯认为现代的人会提倡少生优生，结果显示，多数农民没有明显的性别偏好，生男生女一样的观念得到了认同，但仍然有将近50%的农民有着生男的性别偏好，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要使农民完全接受现代生育观念仍然需要一段过程。第六，接触大众传媒。英克尔斯认为，现代人应更经常地接触大众传媒，如报纸、电视等。在问及被访者是否经常看报时，回答每天都看占总数的21．6％，25．2％的人说他们一周看几次，53．2％的人说他很少或不看报纸。但在问及是否每天看电视时，则有60．7％的人说基本每天都看，29．2％说基本每周看几次，说不看电视的人很少。问及所看内容时，88．9％的人认为“涉及自身的事”是他们最关心的事，“身边和周围的事”是他们其次关心的事，至于“国内外大事”排在了第三，其他“体育信息、娱乐新闻”在流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被关注的份额就更小了。这说明大多数流动农民在接受信息时，更注意信息的有用性，同时也不再认为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与自己无关。2．空间效应假设检验。本假设意在探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现代性又是怎样影响他们自身的流动行为，本文采用以下四个指标进行测量：第一，职业期望。职业观念是农民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与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社会声望直接相关；农民实际上对职业的选择范围有限，尤其是对有助于实现社会垂直流动的职业变动。当问到“如果能够自由选择职业，您希望能够做什么”的问题时，有30．2％选择了“读书上大学”；有26．3％选择“经商”；24．9％的人回答“去城市自己找事做”；14．9％的人选择“到企业去打工”。结果显示，绝大部分滨海县流动农民已经不再局限于土地，而是希望走出土地去选择职业。他们已具备一定的职业观念，并敢于挑战高风险性的职业，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第二进取观念。滨海县农民的社会流动冲击着这种因循守旧、安于现状的保守观念。当问到对“富贵贫贱是命中注定”的看法时，81．2％的农民表示“很不赞同”和“比较不赞同”，对于“知识改变命运”，91．2％的农民选择了“很同意”和“比较同意”。通过上面正反两种提问发现，滨海县农民对命运能够比较理性的看待，绝大多数农民已经具备一定的进取意识，他们相信自己对命运的把握，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的力量。从社会化角度而言，当前滨海县农民在流动过程中越来越体现出现代性倾向，注重谋求自身的发展空间。第三，相对剥夺感。这个指标主要测量流动农民对自身生活状况的满意度、对流人地的认同感和对社会政策的公平性等。

当问道“您对目前工作和生活是否满意”时，51．2％的人选择了“满意”和“比较满意”，27．6％的人选择了“一般，还过得去”，11．4％的人选择“不满意”。这组数据反映了目前超过半数的滨海县流动农民对生活和工作持满意态度。当问道“在当地工作是否受到公安、学校及政府其他部门的一些不合理管理，比如收取子女教育赞助费，高额的暂住费等时”，47．8％的人选择了“我对此非常不满意”，37．9％的人选择了“现在比以前好多了”，14．3％的人选择了“只要不是高的离谱就行”。访谈得知，现在苏南等地方政府对外来流动农民基本持宽容态度，一方面，流动农民的确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流动农民自身的素质在不断增强。第四，扩大社会资本意识。长期以来，我国乡村社会就处在这样一种“差序格局”当中，农民的交往行为一般都是以“己”为中心，以血缘和地缘为半径，逐层向外推延而形成的一种非正式交往。然而，调查和访谈发现，流动农民的社会交往方式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转型。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中，理性选择倾向迅速延伸向流动农民的观念深处。当问道“回乡走亲访友最先去看谁”时，68．6％的人选择“帮助过或能够给自己帮助的人”，21．3％的人选择“先看长辈，后看朋友”，其他的人选择了“看情况而定”。我们发现回乡流动农民在交往对象上逐渐发生了等级化，那些地位高、经济条件好的亲友成了他们拜访的首选对象，在婚丧嫁娶方面所出的礼金也根据交往对象的不同而有多寡之分。当然，恪于乡土传统，一些日常交往仍然保持着，但常常被表面化了。

综合观之，在对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检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很好的论证了本文的中心假设，概言之，苏北滨海县农民在不断的社会流动过程中现代性越来越强，现代性的获得又使他们更加理性的流动，寻求更大的社会资本，或者说强化了他们自身的现代性。虽然，要使他们完全去“乡土性”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他们身上所展示的现代性特征，折射了区域农民社会流动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