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社会流动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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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圳、苏州、北京、成都四个城市的个案访谈资料表明：农民工城市社会地位的获得受到诸多制度性障碍的限制，主要表现在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地域排斥等方面。在城市生活中，农民工主要通过教育和技能实现向上流动，而逆向流动则是他们面临城市社会排斥的一种无奈选择。[关键词]农民工；社会流动；地位获得；向上流动一、问题的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改变，阶级阶层关系也有了很大调整。以两大阶级为基本单元的二元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城乡二元板块逐步瓦解。特别是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打工。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认为，目前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人。事实上，农民工已经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群体。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农民工的社会流动非常关注。李培林认为农民工的流动具有三重含义：一是在地域上从农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较发达地区的流动；二是在职业上从农业向工商服务等非农产业的流动；三是在阶层上从低收入农业劳动者阶层向其他较高的职业阶层流动。李强从职业流动的角度考察了农民工的初次与再次职业流动情况，认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和工作变动较为频繁，农民工初次职业流动后职业地位普遍上升，农民工的再次职业流动地位变化微小。王春光认为，社会关系网络成为农民工得以流动的主要社会机制，强关系有助于农民工获得信息、经济和精神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却难以使他们实现更大的社会地位的“跃进”和提高，这也是农民工大多停留在水平流动上的一个主要原因。国外学者对社会流动的研究已经形成一个较为庞大和固定的研究领域。在有关中国社会流动问题的研究中，边燕杰从总体上考察了中国1980年以来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状况，认为市场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崛起，使得过去以城乡分割、工作单位分界、干部—工人二分法以及政治分类这些制度化区分得以瓦解，社会流动几乎成为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几百万农民现在工作(在非正规部门)和生活在城镇。赵耀辉以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为例，考察了移民网络(migrantnetworks)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角色，通过回归分析证明早期移民被排斥，有经验的移民对于后来的移民具有积极和重要的影响。在社会流动研究中，一般根据流动的方向，把社会流动分为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根据社会地位获得的稳定情况，分为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我们认为，从地位获得的稳定情况看，目前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主要是代内流动；从流动方向看，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主要是从城乡二元分割的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流动，带有向上流动的意义。概括起来，目前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有以下几个特点：(1)从自发性流动逐步向制度化流动过渡。从整体来看，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最初是纯粹自发性流动，近年来输出地和输入地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引导，逐步形成制度化的社会流动。(2)就业状态的不稳定性。流动农民工主要是在城镇的第三部门就业和流动就业。(3)不受地域和户籍制度限制，自由流动。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工与城镇体制内的职工相比，在人身依附关系上具有更多的自由，他们的流动往往不受户籍和身份档案关系的制约。本文以描述研究为主，试图通过对农民工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城市地位获得等方面个案资料的分析，考察农民工社会流动的特点和影响因素。本文的资料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合作完成的“中国农民工社会保护研究”课题的调查资料。课题组曾在2005年7月至11月间，对深圳、苏州、成都和北京4个城市的2600余名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对109个农民工进行了个案访谈。本文主要引用上述调查的个案访谈资料，对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情况进行定性分析。二、农民工的城市社会地位获得社会分层的经典理论认为，个人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是由多个维度决定的。韦伯(M.Weber)强调了阶级、地位和党派(或者权力)这些维度。地位维度对社会交往的限制很重要。对于这一点，韦伯强调，地位群体倾向于围着他们自己划一个圆圈，来限制地位群体内部亲密的社会互动、婚姻和其他关系。这样，地位群体就发展成为一个封闭的“社会等级”。农民工流动到城市以后，虽然自身经济地位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他们面临着新的环境适应与城市融入的问题。农民工这些农村社会的精英流动到城市以后，面临着在城市社会分层中寻求自身地位的问题。而城市原有的地位群体倾向于划一个圆圈，来限制外来人口的城市融入。这个圆圈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社会排斥，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这些制度性障碍表现在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地域排斥等方面。户籍身份制度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长期以来，在城乡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下，城市和农村形成了两个相对隔离的社会。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形成两种差异很大的生活方式。农民要想改变其生活方式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中，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市场经济虽然瓦解了户籍制度的地域限制，但依附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其他制度安排(比如福利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消除，“市民”和“农民”仍然是区分社会等级的一个重要标准。农民工的社会排斥首先表现在户籍身份歧视上。[案例1]男，30岁，未婚，四川省白沙县人，小学文化程度。1995年6月第一次进城务工。问：实际上，他们还是看不起你们，对吗?答：其他的人对我们还可以。城市里的人哪，对你打工仔，对你这个农民哪，不是看成一样的人，是分成两样人，你是打工的始终是打工的，你是农民始终是农民，地位就低一等了，低一等以下还以下。[案例2]女，34岁，已婚，甘肃省泾川县人，初中文化程度。1992年2月第一次进城打工。理发店女工。问：你觉得农村人和城里人平等吗?答：不平等啊。人家就觉得你是农民，我是城里的，就是有歧视的。在社会群体的构成关系中，地缘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连接方式，地域认同是中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在外出流动的过程中，除了户籍身份排斥外，农民工还面临着从农村向城镇、从小地方向大城市的地域排斥。[案例3]男，42岁，已婚，陕西省咸阳市乾县薛录乡人，高中文化程度。1997年7月开始外出务工。物业管理员。问：您在广东也呆过，现在又在苏州，您与当地人打交道多吗?答：唉!我的一个最大的感觉是，广东人有一种排外的心理。为什么说他排外呢?因为很多企业在招人的时候，都有一个附加条件——讲白话的优先，或者有的企业干脆就只要会讲白话的。这个条款就使很多外来人被排除在外了。我认为广东是有歧视的。现在正在推广普通话，您广东人学普通话学不会，反过来要其他人去适应你，这是没有办法的。[案例4]男，30岁，已婚，江苏省盐城市人，初中文化，退伍军人。1998年开始外出打工，已累计在外打工7年。问：上海您去过吗?答：去过，我去过一次。排外的。打个电话，明明一个市话，公用电话，我不知道，你就客气一点儿跟我说这个是市话，讲话真的是排斥人，很排斥人的。农民工的社会排斥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户籍身份制度和地域排斥的一种延续。通过访谈我们发现，农民工对社会生活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排斥反应强烈，而对经济(劳动力市场)排斥则没有太多的怨言。当然，这并不表明没有经济排斥，而是农民工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农民工进城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与城镇劳动力“抢饭碗”，他们所从事的也大多是城镇劳动力不愿做的工作。于是，极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城镇劳动力宁肯享受国家的救助(比如吃“低保”)也不愿就业，而农民工则更多从事着劳动力市场上那些不被人们看好的职业。三、农民工向上流动的途径社会流动理论认为，个人地位的变迁与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有关。个人出生以后的社会流动受两类因素的影响：一是天生的因素，二是社会的因素。但是，现实社会中遗传性继承(geneticheritage)要弱于社会性继承(socialheritage)。如果个人天生的智力因素对于个人的社会位置来说更重要的话，社会流动就高。如果个人的培育决定于其父母的背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话，社会流动就低。农民工的向上流动受先赋性因素影响较少，在流动过程中，个人的文化程度和技能往往是决定其向上流动的主要因素。[案例5]男，29岁，江西省黎川县人，高中学历，某日资企业职工。1997年南下深圳，在该企业工作已经8年，目前已经从一名普通的一线工人晋升为人事主管。问：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您一路晋升的过程?答：我刚进这个公司时作了3个月的清洗工，3个月以后，我被转去模具制造部门，负责6台工具的维修。当时内部招聘技术员是需要考试的，考试之前还要部门领导写联络书，我当时并不知道有这个考试，所以就没有申请。考试那天，我看到许多跟我一样的年轻人拿着笔去考试，当时我正在干活，我感觉机会来了，于是就放下手中的活跟着去考试了，结果我考了第2名，但是内部考试要求笔试第一。由于我的主管对我的印象特别好，给了我很高的评价，我也就因为为人好当选了。问：那您进了这个部门之后怎么样呢?答：进去了之后也同样很吃苦。在我来之前我的活是由两个男孩分担的，他们干了两年还只是技术员，而且又累，就不干了。我进去之后顶他们两个人的活，工作量特别大，当时车间里的温度达到40多度，每天干完活都汗流浃背，跟洗了澡一样，非常累。我一边维修设备，一边学着装卸材料，我又学会了开叉车，还考了驾驶证。我干活很卖力，得到了上司的赏识，他们向日方的老板反映了我的表现，几个月以后，我被提升为班长，又在这儿干了1年。问：您被提升为班长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答：最大的收获是薪酬增加了，但是责任增大了。再有就是与同事和上级接触的机会多了，能让更多的同事了解我，了解我的优点和缺点。问：那您接下来又换了工作吗?答：是的，1999年到2001年，我被调去给国外的产品下订单，负责组织对外催货、联络，也负责班组沟通、质量检查。问：那个时候您的工作已经从工人走向管理岗位了吧，您满足吗?答：感觉很满足，但是心里想还要往上爬(神采奕奕地笑)。问：然后您成功了，是吗?答：是，2001年11月1日，我进入了公司的总写字楼，负责管理6个部门。问：您自己也说了，您的学历不高，那是什么因素使您成功的呢?答：我来自农村，本身的条件并不好，到城市里发现我学的东西既不是我的特长，也不是我的追求，所以我就决心一定要学习，给自己充电，不断地向上爬。问：那您都进行了哪些充电活动呢?为什么要求自己不断学习呢?答：我正在攻读“安全管理工程”专业的大专文凭，要两年以后才能拿到。我想没有大学文凭，要想往高处发展是不可能的。长江后浪推前浪，毕业生越来越多了，竞争也越来越强。现在公司员工的工伤意识越来越强烈，各个企业都需要有专门的人才控制、管理这方面，我拿了这个文凭就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我还考了驾照什么的，为以后做准备。这些课都是周六、周日上的，平常还要上班，周末又要上课，有时候感觉有一点点累。但是还总是想坚持就是胜利，两年时间很快的。问：好，那希望你的梦想能够早日实现。我们的访谈快要结束了，您还想说点什么呢?答：想说的话就是一定要坚持学习，要自信，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学习、读书是对人生以后的投资。由于家庭背景造成了农民工后来的劣势，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弥补。农民工和城市市民是一样的，都是人，只不过是出生的背景不同。在城市里有的时候不是别人在歧视他，而是自己没有把握住机会。当年和我一起进厂的还有一个差不多大的男孩，他干了5年，还在最底层，最后走了。原因就是他的工作责任心不强，工作也不够努力。所以我觉得农民工在城市里要自己相信自己，要比别人更努力，一定也能够取得成就的。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社会是一个结构刚性的社会，个人的社会流动受到严格限制。一个现代的开放的社会，必定是阶层间社会流动通畅的社会。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主要依靠先赋性因素，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更多的是依靠自致性因素。现代社会中，教育在个体地位获得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现代社会向上流动的通行证。我们在访谈过程中也发现，农民工通过教育和技能培训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能够更大程度地实现向上流动。农民工向上流动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通过学习专业知识，比如在业余时间通过学习法律、外语等专业知识，获得大专或更高的文凭，实现向上流动。二是凭借个人良好的个性品质和能力，比如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等个性品质，或者具有某一方面特殊的技艺和能力。三是善于把握机会，比如结识上层人士，理顺“人脉”等。四是通过婚姻关系或者其他途径。但从总体来看，真正实现向上流动并得到城市社会认可的农民工在总体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四、农民工的逆向流动对于农民工未来去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留在城市还是回到农村两个方面。从社会流动的角度看，我们把从城市回到农村的流动称为逆向流动。白南生、何宇鹏的研究发现，近年来，因外地就业困难而返乡的被动回流呈上升趋势，因个人原因或家庭原因而产生的回流呈下降趋势，以回乡投资为目的的回流仅占回流劳动力的2.5%。[9]我们在访谈中也发现，很多农民工并不希望留在城市安家立业，而是希望在城市里做几年工，然后回家继续务农，或者学门手艺回去办企业当老板。[案例6]周某，男，20岁，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茅庵乡人，初中文化。2001年2月开始外出打工。问：如果有可能，你愿意永远留在城市里吗?答：不愿意。问：为什么?答：因为城市里不是很理想。在城市里如果失业的话，没有办法，可能你连怎样种蔬菜都不知道，全靠工作维持。如果是在农村，不管怎么样，至少还可以种点东西吃，有土地，自己种自己吃。[案例7]男，38岁，北方人(籍贯未知)。1988年第一次外出打工，现在张家港市长桥镇卖水果。访谈时在苏州火车站候车厅接人。问：那您是准备长期在外面吗?答：在我们北方有句话：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我在外面，再干十几年，还是会回去的，这里毕竟不是家乡。问：您没想过把户口落在这里吗?答：没有，我如果想办法可以把户口落下，是对我用处不大，家里的地也会被收回去，我觉得不划算。小孩也不上学，要户口意思不大。上述个案中，不管是初次外出打工者，还是经历了很多风雨流动在城市就业多年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把回乡作为未来生活的选择。我们不禁产生一种疑问：既然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是一种向上流动，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要回到家乡呢?我们认为，农民工的逆向流动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尽管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从农业流动到城市就业是一种积极的向上流动，但是，由于农民工城市社会地位的获得面临诸多制度性障碍，造成他们社会流动的渠道仅仅通过劳动力市场进行流动的单一化，而难以进一步融入城市生活，回到家乡就成为农民工重新获取社会地位，实现地位转移、赢得社会声望的最好选择。这种选择不是因为农民工自身不想留在城市，而是受制于诸多外部因素。五、结语在谈论农民工问题时，很多研究者都把农民工的社会流动看作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进步，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力量。例如，郑功成认为，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标志。白南生、何宇鹏认为，农村劳动力候鸟式的流动正是逐步实现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方式，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转型的贡献。透过农民工现象本身，凸显出来的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农业社会结构和现代工业社会结构之间的体制矛盾。我们认为，农民工的社会流动需要积极的政策干预，这不仅是现实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也是事关中国社会结构发生质变的大计。为此，以下几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1.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制度化。通过对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分析，可以发现，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从自发的“民工潮”，逐步发展到依靠老乡、朋友等强关系建立起来的乡土性劳动力市场，再到政府有意识的组织和引导，大致经过了“盲目—有序—制度化”几个阶段。无论是从单纯就业的角度考虑，还是从整体城市融入的角度考虑，加强针对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培训，建立职业培训制度，使之有组织地进入劳动力市场，是实现农民工社会流动制度化的重要举措。2.农民工身份地位的合法化。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是：如何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取消农民工的身份标签?我们认为，农民的身份标签不取消，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就是一句空话；农民的身份标签不取消，针对农民工的制度安排最多只是居高临下的同情和怜悯，而非保障基本权利满足和实现社会公平的长远举措。取消户籍身份制度，与公民基本权利相关的政治权利、就业权利才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取消户籍身份制度，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障碍才能真正消除；取消户籍身份制度，农民工融入城市后其社会地位的获得才能得到根本保障。3.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关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选择，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过“小城镇”理论，主张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实现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城市化模式。当时的讨论中，亦有发展大中城市、吸收外来人口的观点。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似乎为中国城市化道路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性。2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是，大、中城市规模越来越大，而就地发展非农产业、实现乡村城镇化的例证也不计其数。从长远来看，地域不平等和城市分层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客观事实，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和回流，恰恰佐证了中国实现城市化道路绝不可能是单一的模式，而是多元化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