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构建的核心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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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经济转型；利益冲突；利益和谐；和谐社会

[论文摘要]利益关系是人类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没有利益和谐，就不可能有社会和谐。因此，和谐社会的本质是利益和谐。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转型，其实质是利益的调整和分配，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社会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系列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调节利益关系，以利益冲突向利益和谐的转化统领和谐社会的构建。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为此要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这一论述揭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矛盾。其实，和谐社会的本质是利益和谐，因为利益关系是人类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没有利益和谐，就不可能有社会和谐。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利益观念被空前强化，各利益主体都在努力追求自身利益，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出现了一系列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调节利益关系，以实现由利益冲突向利益和谐的转化，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

一、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关系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揭示出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关系。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由此，他认为人类历史的研究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在此，“物质生活条件”就是利益主体“现实人”的利益，而他们自己的创造活动不过是实现其利益的途径和手段。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因素。因此，“社会的每次行动，都是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的”。由于受自身条件及所处自然环境的制约，人们在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中，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关系是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反应，它构成了人们实现自身利益的制度条件和社会基础。

西方经济学从“经济人”的假定出发，研究稀缺资源在社会成员中的最优配置问题，即研究在资源稀缺这一约束条件下，经济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实现问题。其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和研究对象决定了追求自利的“经济人”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是相互冲突的。这种利益冲突主要体现在人们因追逐利益而产生的利益纠纷和利益争夺之中，并且这种冲突还会进一步扩展为对利益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争夺，尤其是对有利于自身利益实现的社会地位和权利的争夺。经济活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经济人从事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形成的所有关系，其实都反映了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由于追求自利与资源稀缺之间的矛盾决定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此消彼长的，因此，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必然是相互对立的。休谟在论及顺利合作的障碍时对这种对立的利益关系的根源进行了分析。他说，“如果一切东西都以同样充足的数量供应给人们，或人人对人人相予相爱一如对待自己，则人类将不知公正或不公正为何物。”因此，“公正只能是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的供应相对于人的需要有所欠缺的状况。为防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出现“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避免社会陷入“霍布斯丛林”状态，人们认识到需要对彼此相互对立的利益关系进行自觉地、有意识地协调，以形成一种稳定的、可预期的、确定的社会关系，由此导致制度的产生。可见，制度的核心作用在于通过对个人的行为进行合理约束，以实现利益关系的协调。

二、经济转型时期我国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变化

经济转型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其实质是利益的调整和分配。处于全面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利益主体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中国经济转型最显著的结果是传统的单一国有制经济关系的分化，与国家所有制并存的非国家所有制结构被创造出来，形成了国有、集体、股份制、私营、个体以及外资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在新的格局下，除国家外，其他形式的非公有制企业也成为分配主体；不同所有制条件下的从业者具有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居民除工资收入外，还有其他收入来源，利益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

2.利益关系由同质化走向异质化。随着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入进行，我国初步建立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利益分配主体呈多元化态势。与此相适应，我国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按劳分配一统天下的分配格局，开始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明确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居民除工资收入外，还可获得投资收入、经营收入等其他形式的收入，收入来源日益多样化。所有制关系的变化所导致的利益分配主体和分配制度的变化，使得不同所有制经济单位之间、同一所有制的不同经济单位之间、同一经济单位的管理者和员工之间以及员工相互之间，在利益状态、利益实现等方面呈现巨大差别，利益关系由同质化走向异质化。

3.利益实现由计划化走向市场化。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一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利益主体和利益形式的单一性和同质化，个人利益主要由国家计划直接掌握与调控，利益的实现是通过计划手段达成的。这种由国家计划掌控的物质利益分配制度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特点，因此社会利益格局具有简单化和一致性的特点，收入差距并不突出。在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利益实现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计划化走向了市场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收入分配秉持要素贡献原则，即依据各种生产要素在经济中的贡献进行分配。对于每一个利益主体或利益群体来说，其收入获得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国家计划分配的结果，而是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的结果，并且这种市场交易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主体的初始资源禀赋、市场状况和市场能力，这样，利益的实现越来越通过市场关系表现出来，利益实现机制由计划化走向市场化。

三、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益冲突

冲突亦称为抵触、矛盾、争议，是在“机会”或“资源”稀缺的条件下，系统中利益对立的各方争夺自身利益所导致的结果。冲突是一种斗争，这种斗争发生在不相容的需要、愿望、想法、利益之间，而且是冲突各方无法同时获得满足的时候。因此，冲突各方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相互竞争的状态。利益冲突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基于利益矛盾而产生的利益纠纷和利益争夺。因此，利益冲突源于利益矛盾，而利益矛盾又源于利益差异。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利益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人们如饥似渴地追求自身利益；另一方面人们在实现利益上所产生的差距也在不断地扩大。这样，各种社会利益之间程度不同的矛盾便广泛地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角落，在利益矛盾的基础上又引起范围和程度不同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

1.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冲突。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人们的利益观念被空前强化，各利益主体都在努力追求自身利益。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制度激励，社会经济发展片面地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忽视了经济增长的成本和代价，造成环境危机，为短期利益牺牲了长远利益。

2.城乡之间的利益冲突。这是因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所产生的利益冲突。中国建国以来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其所决定的“以农补工、以乡补城”的经济发展战略，导致了城乡的非均衡发展，并形成了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80年代中期虽有所减小，但近年又呈不断扩大之势。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相比，1980年是2.5倍，1985年是1.9倍，到2004年已达到3.2倍。若将城镇居民所能获得的各种实物性收入和所享有的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性补贴考虑进去，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更大，有学者估计这种差距可能达到4～5倍，甚至6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

3.不同所有制职工之间的利益冲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与所有制结构从单一结构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多元所有制结构转变，形成了国有、集体、股份制、个体、私营及外资等不同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由于不同所有制职工在工资待遇、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及其实现方式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不同所有制职工之间也产生了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

4.不同行业职工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为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职工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不同行业拥有了不同的市场力量和获取利益的能力，形成了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二者之间的效益与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迅速拉大，形成了高收入的垄断行业与低收入的非垄断行业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如1978年收入最低的农、林、牧、渔业的年收入为470元，最高的电力、煤气、供水的年收入为850元，最高收入是最低收入的1.81倍；2004年，收入最低的农、林、牧、渔业的年收入为7611元，最高的金融业则为26982元，最高收入是最低收入的3.55倍。导致“能力强不如入对行”的局面。

5，区域之间的利益冲突。区域之间的利益冲突一方面是区域收入差距所导致的区域之间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是资源利用方面的利益冲突。改革开放后，由于我国采取了“非均衡发展战略”，优先发展东部地区，使东、中、西部差距迅速拉大，导致区域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加剧。以上海、河南、贵州作为东、中、西三地区的样本进行比较，1996年上海人均GDP是河南的5.5倍，贵州的10.6倍，到2004年，这一比率跃升为5.8倍和13.1倍。差距之大由此可见一斑。此外，我国西部地区资源丰富，是全国大江大河的发源地，不仅为东部地区提供了大量的资源，而且为全国和东部提供着生态公共产品。但在东西部地区之间，由于缺乏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补偿机制，其结果是东部地区独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而西部地区则独自承担资源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恶果，由此加剧了东西部地区的利益冲突。6.企业内部的利益冲突。这一矛盾主要是由经济体制的改革所引起的。企业内部的利益冲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些国有、集体企业内部的利益冲突，主要是下岗职工与在岗职工在切身利益上的矛盾冲突以及下岗职工与企业领导在生活保障与安置方面形成的利益冲突。二是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劳资矛盾，资强劳弱是世界上一种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目前的我国表现得也很明显，一些私营企业存在劳动条件恶劣、工资偏低、劳动时间偏长以及拖欠职212512资、限制职工人身自由等问题，从而导致职工不满而引起矛盾冲突。据广东省总工会对全省12个城市的调查，民工月工资在800元以下的占总调查人数的48.2％，1200元以下的占78.7％，而同期广东全省在职职工月平均收入为1675元。

7.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的利益冲突。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根据劳动分工、权威等级、生产关系、制度分割等四项指标及其所决定的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社会成员进行了划分，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分化为十大社会阶层，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由于所拥有和支配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不同，形成了以占有大量资源为特征的强势利益群体和拥有大量人口为特征的弱势利益群体。强势利益群体凭借所掌控的各种资源优势，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左右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以公共利益之名行利己之实。而弱势群体由于“权利贫困”，在经济转型中处于不利地位，既无法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收益，又不得不承担改革的成本。这种权力分配格局使我国近几年的经济转型呈现出“改革效益强势化”和“改革成本弱势化”的特征，加剧了强势利益群体与弱势利益群体之间的对立。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的利益冲突造成了整个社会利益格局的失衡。

四、实现由利益冲突走向利益和谐的途径

利益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要正确认识利益和谐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性。同时和谐社会不是没有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能够有效地协调利益冲突的社会，和谐社会构建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机制，妥善化解各种利益矛盾，由利益冲突走向利益和谐：

1.建立利益均衡机制，实现由利益冲突走向利益和谐。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要形成能够全面表达社会利益、有效平衡社会利益、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利益协调机制：一是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实现的前提是利益的充分表达，因此应完善利益表达机制，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有表达的渠道和途径。为此要进一步完善和拓展决策听证制度及政务公开制度，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建立科学的反映社会利益格局的信息指标体系，科学及时地反映社会利益的变动情况和发展趋势，增强公共政策对利益格局变动的反应敏感度和调节的针对性。二是完善利益调节机制。发挥国家的利益宏观调节作用，通过法律的、制度的、政策的措施为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利益主体参与竞争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通过税收制度的完善，加大对各类收入的税收调节，解决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公共开支，促进城乡、区域发展，提高落后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三是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经济转型的实质是利益的调整和分配，在此过程中，部分社会成员和利益群体的利益受损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应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向利益受损者提供一定的补偿。利益补偿机制的实质是社会各阶层分担社会转型成本，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机制，这是化解利益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

2.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调节人类利益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其根本作用在于保障、维护及协调利益关系，因此，经济利益由冲突走向和谐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完善利益和谐的制度基础。制度作为一种行为规则，有助于降低复杂系统中的协调成本，有助于限制并可能消除人们之间的冲突。因此，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制度是化解利益冲突、实现利益和谐的关键环节。首先，要建立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尤其是权力公平和机会均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收入分配实质上是权力和机会的分配，而权力公平、机会均等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市场分配原则的基础。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所出现的利益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由权力和机会分配不均等造成的。因此，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首先必须做到“穷人能与富人、权贵共享权力和规则”，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和获取收入的权利和机会。其次，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既是市场经济的“安全网”、“稳定器”，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制度之一，其根本目的在于为年老、失业、生病、残疾等面临生活困难的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低收入和生活困难的群众是最需要社会帮助的弱势群体，对这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予以特别的关注，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3.进行政府职能转型，以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利益冲突向利益和谐的转化。从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伴随着改革开放从局部单项向整体系统方向的不断推进，中国正经历着从封闭走向开放、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的转型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政府职能以及承担该职能的行政权力和行政活动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方面，在经济转型过程，政府要肩负起制度设计者、资源调动者、变革推动者、利益协调者等诸多角色，以推动经济体制的转型；另一方面，政府还必须在维护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肩负起市场秩序的规制者的职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政府在经济建设领域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越位”和“缺位”，使得市场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利益冲突不仅未能缓解，反而日益突出和尖锐，因此，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实现由利益冲突走向利益和谐的关键。要转变政府职能，应改变对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体系，将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作为评价指标；建立公共权力的约束和监督机制，以消除公共权力对私人权利的侵害以及政府官员的设租、寻租行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同时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

4.进行能力建设，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通过各种能力建设，在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信息完善的条件下，充分反映社会的整体利益，促进社会利益均衡，促进社会福利整体最大化：一是提高发展能力。发展是硬道理，它是解决利益矛盾的关键。从现实情况来看，解决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只能靠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激活创业机制，提升社会就业率，使更多的人有收入保障，为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奠定坚实的基础。二是提高解决利益矛盾的能力。要不断提高处理社会各阶层利益矛盾的能力，引导不同利益群体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关系，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及时公正地处理人民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三是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加强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创新，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改善公共服务质量，提高依法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推动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形成对全社会进行有效覆盖和全面管理的体系，通过社会管理能力的建设实现由利益冲突向利益和谐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