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护效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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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甘肃省定西、白银、庆阳等12市州36县区89个乡镇为研究区域，选取实地调研数据，采用排序Logit选择模型，对影响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护效率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农户对小型水利工程管护的参与行为受自身多种因素影响，农户年龄、家庭收入和家庭人口对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护效率影响不显著，农户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种植规模对管护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家庭养殖规模对管护效率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提出了提高农户综合素质，鼓励农户适度规模经营等建议。

关键词：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护效率；排序Logit模型

甘肃省作为我国西北地区的农业大省，降雨时空分布不均，水资源贫乏，农民用水紧张，具有蓄水、供水、引水功能的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在农业生产等农村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有效解决水资源供求和分配不均问题。目前甘肃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护制度和现有生产体制不相适应，重建轻管现象比较常见，农户对水利工程管护的参与度不高，严重影响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行，其管护效率大打折扣，制约着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甘肃省特定地区样本农户为研究对象，开展农户个人特征和家庭经营特征对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护效率的影响研究，探讨提高甘肃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护效率的政策建议。

1理论基础

理性行为理论认为，人的行为由其行为意向决定，而行为意向来源于个人态度和主观规范。当前，中国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正在深刻转型，农户在职业、收入等多方面产生了明显分化[1]（韩俊，2018）。在此背景下，农户对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需求和依赖程度也势必会产生更大差异，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治理困境。许多学者认为，农户参与公共事务管护的行为和意愿显著影响其管护效率，而农户的行为又受到个人特征的显著影响。郭玲霞等[2]（2009），张笑涵等[3]（2018）认为农户受公共物品集体所有思想的影响，年龄越大，参与意愿越弱，容易出现“公地悲剧”现象。同时性别也是影响家庭决策的直接因素，在传统的农村家庭中，男性户主在家庭重大事务尤其是生产性事务决策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参与管护的主体是男性则管护效率会更高。张兵，孟德锋[4]（2009）、王霞丽[5]（2011）等指出农户综合素质不高，对公共物品认识不够，其参与管护的意识淡薄。家庭特征也是影响农户参与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护行为以及运行状况的重要因素。牛建高等[6]（2005）认为家庭劳动力是农村活动的主体，其数量和质量是影响农户经济行为的直接因素；劳动力数量越多，参与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护的可能性就越大。史清华[7]（2003）在研究农户决策行为时指出农户行为除了受到文化素质的影响，还与家庭生产规模有关。生产规模越大，对农村设施的依赖程度越高，农户更主动地参与管护保证其正常运行。赵立娟[8]（2009）指出种植业收入是农业生产活动决策的重要条件。林丽梅，刘振滨[9]（2018）认为农地经营面积和家庭经济资本现状对农户认知和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基于此，本研究做出以下假说：假说1：农户性别、年龄对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管护效率有负向影响。相对于女性，男性参与主体会显著促进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护效率的提高；年龄越大，则管护效率越低。假说2：农户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管护效率有正向影响。农户文化水平越高，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管护效率越高。假说3：家庭人口、家庭收入、种植规模、养殖规模对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护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人口越多、收入越高、种植和养殖规模越大，则管护效率越高。

2实证检验

2.1变量与数据选取。调查问卷中农户特征包括两方面变量:农户个人特征（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家庭特征（家庭人口、家庭收入、耕地规模、养殖规模）。相关变量含义及赋值见表1。2.2模型设定。离散选择模型是描述特定微观个体行为选择的建模方法，它揭示特定条件下特定微观个体特定行为选择的概率与相关解释变量间的定量关系。对于特定个体，当多项选择间存在有特定的顺序关系时，可以对其行为选择建立排序选择模型。考虑到本研究问卷设计中采用Likert5级量表，故选择排序选择Logit模型。2.3模型估计与检验。为检验上述假说，根据变量设定，将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护效率影响因素设定为以下函数形式：EFF=ɑ+β1SEX+β2AGE+β3EUD+β4INC+β5FAM+β6ARE+β7NUM式中，EFF为因变量，表示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护效率高低，ɑ表示回归方程的常数，SEX表示性别，AGE表示年龄，EDU表示教育程度，INC表示家庭收入，FAM表示家庭人口，ARE表示种植规模，NUM表示养殖规模，βt表示各个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运用STATA14.0软件，建立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对调查问卷和处理后的数据进行OR-DERED-Orderedchoice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估计结果显示，解释变量中户主年龄（AGE）、家庭收入（INC）、家庭人口（FAM）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P值分别为0.192、0.687、0.864，采用条件后退法逐步剔除伴随概率较大的解释变量家庭人口、家庭收入和户主年龄，再依次进行回归，直到所有的解释变量均达到显著性水平，得到4个回归估计模型。本研究的最终模型如模型4所示。模型4剔除了所有影响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对其余显著变量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4中所有的解释变量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对数似然比LR值（723.64）足够大，反映模型和整体回归结果较好。故选择模型4作为研究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护效率影响因素的最终模型。2.4估计结果分析。2.4.1影响不显著因素分析。根据分析结果显示，农户个人特征中的户主年龄（AGE）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与原有假设矛盾。原因可能是随着城乡一体化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一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到城市打工，虽然还是家庭事务的主要决策者，但是由于长期不在农村生活，对村里事务比较陌生，当村庄小型水利工程需要修建维护时往往不能及时提供劳动力等要素，也难以做出正确决策。部分年龄偏大的户主，对新事物和新政策的接受速度较慢，身体素质偏低，不能提供与水利工程管护相匹配的生产要素，因此会逐渐退出家庭生产经营的决策，愿意把决策权交给年轻一代。家庭收入（INC）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分析原因可能是随着外出务工从事非农业生产劳动力的增多，相当比例的农户家庭收入中非农产业（或非种养殖业）收入已成为主要收入来源，农业收入在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近几年整体不断下降，使得农户把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投入放在非农产业（或非种养殖业）上，其生产生活对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等公共事物的依赖性降低，农户参与小型水利工程管护的积极性减弱。家庭人口（FAM）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与原有假设不一致。一般认为，家庭人口越多，劳动力越多，由于农业生产自然风险大、比较效益低等，使得农户不愿把更多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转而进入相对收入更高的其他产业。因此疏于对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等村庄公共基础设施的管护和监督。2.4.2农户性别影响分析。农户性别（SEX）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符号为负，表明农户性别对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管护效率具有反向影响，即男性参与管护主体会使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管护效率更高，与原有假设一致。男性在家庭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男性在体力方面和机电、水利工程维修等技术的接受程度上比女性更有优势，因此男性仍然是参与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护的主要人员。2.4.3教育程度影响分析。农户受教育程度（EDU）在1.6%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且系数符号为负，表明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管护效率具有反向影响，农户受教育程度越低，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管护效率相对越高。与原有假设的影响方向相反。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农户的受教育程度集中在高中以下水平，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户仅占调查对象的5.79%，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户往往会选择利润较大的行业，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可能性较低；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户思想较为保守，依赖于种养殖业等农业生产活动，当村庄水利工程修建管护需要出工出力时，农户会不遗余力的积极参与，使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尽早恢复正常并发挥应有的效益。2.4.4种植规模影响分析。在家庭经营特征中种植规模（ARE）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显著性水平为8.8%，且系数是负数，即种植规模越小，村庄小型水利工程的管护效率越高。与原有假设相矛盾。实地访谈和调研发现，甘肃省气候干燥，水资源不足，农户在作物品种的选择上倾向于选择耐旱品种，减少对水的依赖，水利工程在种植业中的作用减弱。而且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由于蓄水、供水、引水等能力有限，可以为种植规模较小的农户提供方便，不适合大规模的生产活动，种植规模较大的农户对小型水利工程的依赖程度较低，往往会选择大中型的水利工程支持生产。因此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管护效率会随着种植规模的增大而降低。2.4.5养殖规模影响分析。家庭经营特征中养殖规模（NUM）在0.4%的置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对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管护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原有假设一致。一般认为，农户养殖规模越大，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管护效率越高。水是生命之源，牲畜等对水的依赖程度极高，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由于规模较小，覆盖面较广，引水方便，为养殖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因此，从事养殖业的农户会更加关注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建管和维护，并适时起到监督作用，促进水利工程的良好运转，保证养殖业活动的正常进行。

3结论与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户主年龄、家庭人口和家庭收入对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护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农户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的种养殖规模对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管护效率具有显著影响。为了有效应对劳动力离农化、对农村公共产品认识不清、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占比不高等问题，提升农户参与意愿和水平，促进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护效率的提高，特提出以下对策建议：第一，推进农村的素质教育进度，通过多元化的培训尽快提高农户的文化教育素质和生产经营能力，引导农户充分认识到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护的重要性和自身利益的相关度，增强农户投工投劳意识。第二，加强相关技术培训。首先，加强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护技术培训，积极推进农技队伍建设，训练农户掌握管护技术，成为技术强手，保证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护中出现的问题能及时得到解决。第三，鼓励农户发展适度规模的农业生产。结合当地农村小型水利工程运行实际情况，理性发展适度规模的种养殖生产，合理使用农村公共设施，不仅能有效降低经营风险，同时也是对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等公共基础设施的保护，有利于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韩俊.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J].理论视野，2018(11):5-8.

[2]郭玲霞，张勃.妇女参与用水户协会管理的意愿及影响因素：以张掖市甘州区为例[J].资源科学，2009(8):1321-1327.

[3]张笑寒，金少涵，洪艳.农户参与资金互助社行为及影响因素：基于计划行为理论[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5):34-39.

[4]张兵，孟德锋.农户参与灌溉管理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苏北地区农户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9(2):66-72.

[5]王霞丽.西北地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的管护问题研究[D].天津：天津商业大学，2011.

[6]牛建高，李义超，李文和.农户经济行为调控与贫困地区生态农业发展[J].农村经济，2005(6):17-47.

[7]史清华.农户家庭决策模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自浙江5村的调查[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3,24(2):86-90.

[8]赵立娟.农民用水者协会形成及有效运行的经济分析：基于内蒙古世行三期灌溉项目区的案例分析[D].呼和浩特:内蒙古农业大学，2009.

[9]林丽梅，刘振滨，许佳贤，等.家庭禀赋对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供给的影响：兼论责任主体认知的调节效应[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4):33-40.

作者:翟亚楠 谈存峰 单位:甘肃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