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力支持水利设施建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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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进一步明确政府支持农田水利建设的重点；进一步提高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比重；进一步丰富参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形式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我国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长期不足，不能满足建设需要、一旦停发国债，对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又会大幅度下降、我国政府支持农田水利建设在重心方面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全国有效灌溉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重仅为44‰在有效灌溉面积中、财政对直接作用于农业生产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投入比重偏低、我国财政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比重不高、推行农村集体公益事业建设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资金问题、劳动力问题、组织的问题、中央把建设主体下移到地方，省、市级地方政府又继续将其下移到基层等，具体请详见。

我国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长期不足，不能满足建设需要，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滞后已成为制约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瓶颈”。1998年以来，国家增发大量国债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之后国债资金K占年度间中央预算内农业基建投资的70％以上。但只靠发行国债筹集资金不是长久之计，一旦停发国债，对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又会大幅度下降，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平稳。实际上，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使我国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数据显示，全国财政收入继2003年突破2万亿元、2005年突破3万亿元以来，2006年又接近4万亿元达到39343.62亿元，2007年更是史无前例地突破5万亿元。这表明，我国已经具备了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的财力条件。

一、进一步明确政府支持农田水利建设的重点

我国政府支持农田水利建设在重心方面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其一，财政对农田水利设施投入的比重偏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包括中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中低产田改造等，既是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又是促进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必要前提。由于我国财政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心主要偏向大江大河治理、大型水利建设等，加之我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历史欠账较多，底子薄、基础差，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还远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我国大多数地区的中小河流缺乏必要的调蓄设施，不能很好地满足农业灌溉用水需要，大部分地区农田水利设施还不健全，农业靠天吃饭的现象还比较严重。数据显示，2000-2006年各年间我国有效灌溉面积增长速度均低于1％，截至2006年底，全国有效灌溉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重仅为44‰在有效灌溉面积中，节水灌溉面积又仅占到41％；已建成的8亿多亩灌溉面积，普遍存在灌溉设施标准低、配套差、老化失修严重等问题，全国农田平均每年受旱面积达3亿亩以上，灌区中等干旱年缺水300亿立方米，因旱减产粮食数百亿公斤。

财政对直接作用于农业生产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投入比重偏低，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财政用于带有广泛社会性的大型水利建设(如大江大河治理、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等)的支出比重偏高。“九五”期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大型水利建设资金达1100多亿元，约占我国“九五”期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总量的70％左右，而且大部分大型水利建设资金又被应急投入到了防洪、抗旱、灌溉等救急性工程项目上。同时，林业生态建设投入资金所占比重也较高，2000年所占比重达到18.2％。大型水利、林业的特点是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其受益对象不仅仅局限于农业，而在统计数据时，这部分投入都是计入对农业的投人中的。因此，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真正直接得到的财政支持，以及在建设中农民真正直接得到的切身实惠被放大了。

二、进一步提高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比重

我国财政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比重不高，与建国以来中央财政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取向有关。建国以来，中央财政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主要被集中投入到大江大河治理和大型水利设施建设中，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则主要划归地方政府负责。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财力被大大削弱，地方财政在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上明显呈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疲态。而在地方财政支持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总投入中，县乡两级基层政府又是农业基建的“主力军”。财力不足，加之财权事权不对等，基层财政在支持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中早已是不堪重负。特别是在取消农牧业税和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基层政府的财政状况更是雪上加霜，很多地方的财政基本沦为“吃饭财政”甚至“要饭财政”，根本无力承担支持本地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2003年起中央取消农村“以工代赈”的“两工”制度，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同时面临资金和劳动力两方面不足的问题，建设极难得到落实。

三，进一步丰富参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形式

针对基层政府财力紧张、无力承担农业基建任务的实际情况，中央从2007g起开始逐步试点推行农村集体公益事业建设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一事一议”从发起的初衷上看，一方面为了缓解基层财政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为了激发广大农民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主体意识和积极性。从目前的实际效果上看，“一事一议”确实在诸如民主公开、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方面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试图通过村民自治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来解决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地方财政资金不足的问题，在实际执行中是很难做到的。原因有三：

首先是资金问题。农民收入水平很低，如果缺乏财政的有力支持、得不到政府的配套资金，就算自主筹资兴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一事一议”筹资在实践中的可行性很差。农民不是不想通过自身力量筹资进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只是日益加剧的贫困状况让其有心无力。尤其严重的是，越是迫切需要进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地区，贫困程度往往越高，“一事一议”的筹资难度越大，由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农民增收，其建设的滞后又反过来加重了该地区农业的落后、农民的贫困，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其次是劳动力问题。在如今大多数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部分都外出务工，留守家中的一般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不具备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劳动力条件，“一事一议”的筹劳制度因而难以得到落实。鉴于我国当前的农村劳动力结构，比较可行的方案是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引入专业建筑施工队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农民的贫困程度，决定了通过“一事一议”自发出资找建筑施工队的办法不可行。

另外还存在组织的问题。一是集中村民难。受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一到农闲，农村的青壮年大都外出务工或者经商，务工地点比较分散。同时，有不少村民对村内基础设施建设等公益事业缺乏必要的关心和参与热情，认为村内事情是村干部的事，召开村民大会议事的难度较大，村民到会率难以保证。二是意见统一难。一些农业基础设施，有的农户直接受益或全部受益，有的农户间接受益或部分受益，前者“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积极性较高，后者则较低，很难形成统一的意见。三是执行落实难。在实施“一事一议”过程中，即使提案在村民代表会议上大部分人表决通过了，但没有通过的一部分人在筹资过程中往往会拒交款项，而只要一户不交，就会引发其他农户相继拒交“一事一议”款，执行难度很大。

纵上所述，从建国以来中央财政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变化过程可以看出：在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谁是建设主体”的问题上，中央把建设主体下移到地方，省、市级地方政府又继续将其下移到基层，基层因为无力承担又进一步下移给农民，农民作为我国最贫困的人群，就算推行“一事一议”的民主制度，显然也无力作为建设主体承担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

因此归根结底，我国财政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比重偏低的问题，最终还是反映出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城乡“差别待遇”问题。在城市，政府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使得本来收入水平就高于农民的城市居民享受了良好的公共财政服务，但是在农村，本该由政府提供的以及本该由政府与农民共同提供的农业基础设施却都主要由农民承担建设任务。长期以来，在国家“重城轻乡”政策背景和“挖农补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影响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受到极大制约。虽然近年来国家对农业高度重视，但是“给予农民国民待遇”的理念在现实中仍未真正兑现。在当前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财力向中央高度集中，而城乡差距又日益扩大的新形势下，中央政府理应更多地承担起应尽的责任，打破基础设施建设中城乡“差别待遇”的不合理现状，在基础设施特别是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中，真正做到向农业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