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汇储备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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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05年底，中国大陆外汇储备余额再创新高，达818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4.3%。如果将中央政府向中行、建行和工行注资6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计算进来，我国外汇储备便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在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及其快速增长的背后，究竟有何玄机、如何评价？本文试图展开分析。

一、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历程

外汇储备是一国对外收付的基础。它的源头主要有两个：一是贸易顺差；二是资本净流入。因此，外汇储备的多少，不仅反映了一国对外经济交易活力与吸引力的大小，而且也反映了该国对外借债与还债信用能力的强弱。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国外汇储备越多，一方面标志着该国对外出口竞争能力越强；另一方面则表明该国政治经济形势稳定，且外资争相进入。反之亦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广度与深度的不断拓展，外汇储备规模也随之相应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纵观改革开放25年来的历程，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零储备”时期（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整个80年代，作为中国“改革”与“开放”的头十年，它却仍处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框架的约束之内。当然，在这一阶段，中国也正处在对外开放的“试验”阶段。当时，中国人还不太了解世界，世界也不太了解中国。因此，薄弱的“底子”再加上谨慎的“试验”，我们仍然固守着计划经济下“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法则，尚无力跨越“雷池”。

1978——1989年的12年间，仅有1982年和1983年这两年存在少量贸易顺差（分别为30.3亿美元和8.4亿美元），其他10个年份均为贸易赤字。但无论是顺差抑或是赤字，从规模上看均很小，只有1985年和1988年这两个年份的贸易赤字突破了100亿美元。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各年的外贸进出口总额也只有区区几百亿美元（1988年和1989年例外）。

同样，在这一阶段里，我国对外开放与引进外资的力度也不算大，规模较小。20世纪80年代，除1988年和1989年外（这两年均为100亿美元左右），我国各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均只有几十亿美元。1978——1989年这12年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累计总额仅为580亿美元，尚不及1997年（644亿美元）一年的额度。

正是由于外贸进出口及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均不大，20世纪80年代，我国外汇储备也基本上处于“零储备”状态。1978——1989年的12年间，除1989年为56亿美元外，其余各年的外汇储备余额均未超过50亿美元。

实际上，当一国对外开放有限，经济对外依存度不高时，该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及其对外汇储备的需求也不大。但总体来讲，当时的中国不仅经济贫穷，资金短缺，尤其是外汇资金短缺，而且国内物资供应奇缺，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因此，当时的外贸出口能力较弱，外资流入也相对较少。这一阶段也是我国改革开放最艰难的时期。

（2）第二阶段：百亿储备时期（1990——1995）

经过了80年代的谨慎探索与经验总结后，90年代的中国开始走出“计划经济”的阴影，并逐步走向“市场经济”新时代。应该说，1990——1995年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转轨时期或过渡时期，也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一阶段，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中国也进一步认识了世界。在这一阶段，尽管出现了1993——1995年十分严重的通货膨胀，但由于新的宏观调控机制得力、有效，最终却是有惊无险，中国经济改革顺利地渡过了这一难关。

1990——1995年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即进出口总额）从1000亿美元增长到接近3000亿美元。从商品进出口差额来看，一改过去十余年的贸易赤字状况，6年中共有5年出现了贸易顺差（仅1993年是赤字），除1995年顺差167亿美元外，尽管其余各年顺差规模不足百亿美元，但它却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重大信号。

在这一期间，我国开始加大外资引进力度，尤其是进一步拓宽了国际融资的渠道和空间，中国对外开放的吸引力也在不断增强。实际利用外资年度总额从100亿美元增至接近500亿美元，而且其中90%以上的引入外资都是“直接投资”性质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引入外资的可靠性与安全性。

正是基于外贸进出口和利用外资形势的明显好转，这一时期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从100亿美元快速上升到7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快速而稳定的增长，标志着我国外汇储备正在走出“短缺”的时代，外汇储备的不断增长成为我们的一种自信和自豪。

（3）第三阶段：千亿储备时期（1996——2005）

1996年底，中国经济运行成功实现“软着陆”，并顺利进入“低物价、高增长”的通道。1997年上半年，国家抽样调查的所有“主要商品”均出现了供过于求或供求平衡，据此判断，困扰新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短缺经济”终于宣告结束，买方市场新时代已然到来。这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1997年，中国经受了百年一遇的大洪灾，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考验，外贸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3000亿美元，贸易顺差则呈跳跃式增长，并首次突破400亿美元。这再次表明了中国经济已然步入良性循环新时期，并具有了较强的抵御外来风险和抗干扰能力。1998年在贸易总规模不变的条件下，我国继续保有了第二个400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在随后的6年中，虽然我国贸易顺差每年一直保持在200——300多亿美元之间，但其间我国贸易总规模则在不断地放大：2000年突破4000亿美元；2001年突破5000亿美元；2002年更是突破6000亿美元；2003年又突破8000亿美元；2004年则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然而，2005年，不但贸易总额接近14000亿美元，而且贸易顺差第一次奇迹般地跨越了1000亿美元的“绝对”大关。这又是一个质的新飞跃。

与此同时，我国在实际利用外资总额方面，1997年创下了历史最高记录，达644亿美元。在之后的8年中，我国每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一直保持在500——600多亿美元之间，这是一组让世界为之惊叹的数据。500——600亿美元的稳定规模，一方面表明中国政局稳定，投资环境优良；另一方面则表明中国引入外资不再是“饥不择食”，当然，也不再是“多多益善”。

1996年底，我国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这标志着企业和居民有了更多持有外汇存款的机会。这一年，我国外汇储备余额首次突破1000美元，1997年则进一步增至1400亿美元附近。2001年再次突破2000亿美元；2003年更是突破4000亿美元（这其中尚不包含当年年底“注资”给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450亿美元）；2004年跨越6000亿美元；2005年又大步跨越了8000亿美元（这其中也不包含当年“注资”给中国工商银行的150亿美元）。若以这种速度发展下去，2006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定能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并会远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一。这样庞大的规模、如此高速增长，是好是坏？如何评价？

二、中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分析

在经济国际化环境下，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外汇储备都是必不可少而至关重要的。一般地，外汇储备主要具有以下四大功能或作用：

第一，外汇储备可以抵补贸易赤字，并保持一国必要的、正常的进口能力。

第二，保有一定的外汇储备，是一国对外借债与偿债的信用担保与物质保证。

第三，外汇储备是一国政府干预本国外汇市场、调节本币汇率的有力武器。

第四，在国家经济动荡或是遇上战争灾难时，外汇储备将是一国最后的战略储备。

因此，一国外汇储备规模多大为好，或者说，它的适度规模应该是多大，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显然不是简单地看一个数据就能了事的。

事实上，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评价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评判标准。比方，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它们不需要太多的外汇储备，因为这些国家的货币本身具有世界购买力的作用，因此，它们保有的外汇储备相对较少。如美国和欧盟区各自保有的外汇储备不过几百亿美元。但也有例外的。例如，日元是最主要的三种国际储备货币之一，然而，日本目前却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这又是何故呢？我想，不完全的理由至少包括：日本不仅国小、资源短缺，而且民族危机感重、不自信，当然，也许还有其他动机。

此外，在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确定上，发达国家与非发达国家、开放国家与非开放国家、大国与小国，在评判标准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1960年美国教授特里芬提出：一国国际储备对年进口额的比率以40%为宜。20%为底限，低于30%便要补充。这一观点后为许多西方国家所接受，它们主张，一个国家外汇储备一般应能满足3——4个月进口付汇。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又有人认为，一个国家外汇储备不能低于短期外债的规模，以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但一些国际金融组织更强调，一个国家外汇储备的规模应该能起到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这显然强调了“充足”的外汇储备的重要意义。但由于各国实际国情的不同，在国际上尚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评判标准。

当然，从量上讲，任何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都应该有一个适度规模，因为外汇储备是有成本的。这一成本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外汇储备资产必须具有足够的“流动性”，以确保其日常功能的正常发挥。然而，足够的流动性往往是要以较低的盈利性要求为代价的。其二，由于汇率总是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外汇储备资产极易遭受汇率风险而导致无形的账面损失。因此，外汇储备并非多多益善，它应该有一个度：安全够用但不浪费。

中国作为一个改革开放中的、正处在快速发展中的人口大国，适度的外汇储备规模究竟应该是多大？我想，这是一个不便妄加揣测的重大战略问题，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考虑和分析。

（1）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的经济大国，它需要更大的外汇储备为之保驾护航。

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经济大国，但我们还不是一个经济强国。1982年，中国GDP首次突破5000亿元人民币；1986年GDP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1995年GDP突破5万亿元人民币；2002年GDP突破10万亿元人民币；2004年，我国GDP接近16万亿元人民币。这是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标志。但从人均GDP水平来看，按照2004年普查数据统计，我国GDP位于全球第6位，但人均GDP却处于全球第107位，居倒数水平。

不容置疑，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推进与不断深入，中国经济将会拥有一个长足发展的巨大空间。然而，这一进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它可能会遇到不少令我们无法预料的困难和问题，因此，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国搞建设，必须要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作后盾。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太小气。

（2）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可兑换机制，无形之中“夸大”了外汇储备规模。

人民币虽已实现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但资本项目在我国仍被严格管制，这就意味着中国公民尚不能将本币金融资产自由地“交易”为外币金融资产。从投资角度讲，我国居民只能投资国内市场的本币金融资产，而不能自由投资国外金融资产。因此，我国老百姓手中持有的外汇资产相对较少（主要是来自经常项目的外汇存款），除涉外企业外，大量的外汇资产只能集中于中央政府手中，进而成为外汇储备资产。因此，资本严格管制下的“倒逼”机制，无形的夸大了我国外汇储备的总规模。

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05年第4季度末，金融机构外汇存款余额仅为1615.70亿美元，其中，企业外汇存款与居民外汇储蓄存款大体各占一半。即便加上外汇储备，我国外汇资产也不足1万亿美元，而我国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却高达28.72万亿人民币，其中，我国城乡居民本币储蓄存款已达14.11万亿元人民币。由此可见，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的外币化程度相当低下。即便算上外汇储备，我国整个金融资产的外币化程度也仍不高。

（3）每年五六百亿美元的外资净流入，再次“夸大”了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

外汇储备的初始来源无非就是两个方面：一是来自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顺差）；二是来自金融项目（主要是外资净流入）。一般地，贸易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是实质性的、较为真实，它往往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因此，它是外汇储备最扎实的经济基础；而外资流入导致的外汇储备增长则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非稳定性，因此，对应较大流量的外资流入，应有相当规模的外汇储备应对。

1996——2004年间，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动力尽管是来自“双顺差”，即贸易项目顺差和金融项目顺差，但每年的外资净流入总额却一直保持在500——600亿美元，而贸易顺差则小于它，一般各年仅为200——400亿美元。也就是说，我国外汇储备增长中有相当部分主要来自外资净流入，因此，如此“虚高”的外汇储备，并不能支撑外汇储备“过多”的结论。

（4）世界仍不太平、祖国尚未统一，这也需要一个庞大的外汇储备作后盾。

外汇储备作为一种战略物资，它必需满足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的足够需要。从世界格局来看，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但当今世界并不太平，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前进，中日关系在坎坷中停滞不前，台独分子还在不断滋事，民族极端主义与恐怖势力仍然猖獗。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提高警惕，并作好必要的战略准备，包括外汇储备战略。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我国当前外汇储备的主要风险是结构风险，而非总量风险。三、中国外汇储备结构及其风险分析

外汇储备结构也即外汇储备资产的分布结构。其中，最主要的外汇储备结构有两个方面：一是币种结构；二是期限结构。这也是外汇储备资产结构的最大风险所在。

从币种结构来看，如果外汇储备资产过于单一地集中在某种“弱币”上，则必然会导致过大的汇率风险，但“弱币”贴水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利息收益。当然，实际收益是正还是负，则需要具体分析。

从期限结构来看，则主要是考虑外汇储备资产的流动性要求。由于外汇储备是用于日常之需及不测之用，因此，外汇储备资产分布的期限结构必须首先满足流动性需求，然后才是在兼顾安全性的基础上满足盈利性的需要。

外汇储备存放地及存放结构一直是各国坚守的顶级机密。但从官方相关信息的大致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据此，我们可以作如下结论的风险分析：

风险之一：人民币在金融项目（原称资本项目）不可自由兑换的前提下，我们被迫将绝大部分的外汇资产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手中——变成了外汇储备性质。

可以设想，在本币可完全自由兑换的国家，居民（包括法人和自然人）均可自由用汇对外进出口或是对外直接投资，或作证券投资，本币与外币之间可以自由转换或交易，从而本国公民就能自由地持有本国或外国的金融资产。如果是这样，该国公民的金融资产就会多样化地分散在外币化的金融资产上，也就不会过于集中于中央政府手中成为外汇储备。

相反，由于人民币目前只能在经常项目下自由兑换，而在金融项目下尚不可自由兑换，因此，公民只能通过货物及服务贸易，还有经常性转移收付来获得外汇，并持有外汇存款。除此之外，公民不能通过“投资”性质的金融交易来将本币金融资产转换为外币金融资产。于是，公民的金融资产大多只能是本币资产，而不能化作外汇资产。这也是我国外汇储备名义上“过大”的真实原因之一。

为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尽早地实现人民币在金融项目下的可兑换，来分流或释放外汇储备“过大”的压力或风险，让居民能拥有更多的自由选择空间，将他们的资产合理而分散地摆布在所有本外币金融资产上。这便是“藏汇于民”的道理。同时，这也有利于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进程，从而有效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减小政府干预汇市的成本与风险。

风险之二：庞大的外汇储备过度集中于美元资产，这或许是被迫或不得已，但它绝对有害于汇率风险的规避。

美国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一直占据60%以上的比例。但近年来，随着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不断放大，我国的“贸易美元”及“贸易顺差美元”不断增大；同时，90年代中期以来，为抑制人民币对美元持续的升值压力，在以美元作为干预货币的汇率调控机制下，我国官方不断吸入美元——增大美元储备。如此一来，我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比例定会上升，因此，有人估计目前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也许超过了80%的比例。

无论是何种理由，“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做法，显然是危险的。从长期趋势观察，美元的确属“弱币”范畴。从美元兑日元汇率来看，美元是长期贬值的。20世纪80年代初，美元兑日元汇率为240左右，但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比价最低曾跌至80附近。从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来看，美元也正在呈贬值状。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8.7左右，如今已跌至8.0附近，美元应还有下跌空间。

我国外汇储备币种单一，且过度集中于“弱币”——美元。假设美元长期贬值，必然会导致我国外汇储备的巨大账面损失，其结果必将使我国货币政策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如果为了改善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而大量抛售美元，则必然会对周边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并导致国际汇市恐慌，美元汇率暴跌。另一方面，如果不改变现有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不抛售美元，则又会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从而刺激外汇储备更快增长。为了减轻外汇储备对国内货币市场的影响，央行必须通过回笼现金或者提高利率的方式来减少货币供给，但这恰恰又会拉动本币升值；反过来，为了降低升值压力，央行如果增加货币供给或者降低利率，这会使本来就因外汇储备而极为宽松的货币市场雪上加霜。

如此看来，减持美元及美元资产迫在眉睫。美元减持后，我们应当避免重蹈覆辙，在增持欧元及其他币种资产的同时，甚至还可以增持黄金储备或石油战略储备等。外汇储备的结构调整将是一个渐渐的过程。这个过程虽不能急，但必须行动起来。

风险之三：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的存放地及投资期结构过于集中，可能会存在政治风险与信用风险。

我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不但高度集中于美元，而且美元资产又主要集中在美国。从投资品种和投资期限来看，我国大量的外汇储备既有相当部分存入了美国商业银行，也有较大部分购买了美国各类债券，包括美国国库券、美国财政部中长期债券、联邦政府机构债券以及美国公司债券等，此外，应该还包括少量境外美元资产。

美国一向将中国视为其最大的潜在竞争对手，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以及敏感的台海问题，美国始终保持着与中国交往的距离，并将台湾问题视作与中国谈判的筹码，时不时为难中国。在这一点上，我们尤其要提高警惕，尽可能规避外汇储备存放地的政治风险。

当然，在投资期限结构上，我们也要尽可能分散风险。一般地，外汇储备资产分布结构应在不同时期有所区别。比方，在国际环境动荡时期，外汇储备应多置放于银行存款及变现程度高的短期证券上；在和平稳定时期，外汇储备可以多一些放置于中长期品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