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文化市场的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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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极引导文化经营方向和消费方向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就下令免去书籍税。[1]税费的免除，表明了明统治者对图书业的重视和扶持，这极大地刺激了图书业及相关行业的发展。此外，明统治者还多次下令收购天下遗书善本，如明成祖时文渊阁的藏书量大大超过了以前，这与明成祖对书籍的重视是分不开的，他认为“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2]仁宗、宣宗时，文渊阁藏书有增无减，“是时，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3]

明统治者对图书的重视和扶持，直接导引了整个社会的藏书、刻书风气，明人上下都以藏书为贵、刻书为荣，正所谓上有所好，下有所效。然而，在保护和扶持图书业的同时，明统治者对图书的出版内容也作了限定。凡是不利于维护统治或有背于封建道德伦理的书籍，一律禁止刻印和出售。

首先是禁止天文图谶、妖言异说类书籍。洪武六年(1374年)，明政府规定：“凡私家收藏玄象器物、天文图谶、应禁之书及历代帝王图像、金玉符玺等物者，杖一百；若私习天文者，罪亦如之，并于犯人名下追银一十两，给付告人充赏。”“造谶讳、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若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4]成化十年(1474年)，在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宾等奏议下，明宪宗同意“备录其妖书名目榜示天下”，“传司者必有刑诛”。[5]其次是禁一些亵渎帝王圣贤的词曲。永乐九年(1411年)，明政府下令：“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来送法司究治。奉圣旨，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6]

此外，明代还禁与程朱理学相佐的异端邪说之书。如小说《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明统治者认为这类小说“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并规定“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禁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7]最为突出的是禁李贽的著说《藏书》、《焚书》等，这些书籍因批判程朱理学而为当权者所忌，“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8]

李贽最终在狱中自杀。另外，明统治者对当时的文化娱乐业也作了一系列的规定，规定的标准是看其是否有利于治化和维护统治政权。洪武四年（1371年）六月，明太祖在观看乐人演出之时便对身边的侍臣说道：“礼以道敬，乐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为治？元时古乐俱废，惟淫词艳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虏之声与正音相杂，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祗饰为舞队，谐戏殿廷，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体也，今所制乐章颇协音律，有和平广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喧堯淫亵之乐悉屏去之。”[9]在明太祖看来，这些“淫词艳曲”，在一定程度上会蛊惑人心、破坏社会风气，有背儒家思想，因此坚决禁止此类曲目的上演。明人何良俊也讲到当时：“禁止所唱时曲，大率皆情词也。”[10]除淫词艳曲有伤风化的曲目禁止上演外，对于戏剧演员所扮演的角色也有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不禁外。”[11]

明统治者认为扮历代帝王后妃等有损皇权的威严，因此严厉禁之。而对于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曲目明统治者则大力倡导。如高则诚的《琵琶记》，该曲目因宣扬封建伦理中的忠孝节义而备受统治者的青睐和赞扬：“《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则诚《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并“日令优人进演。”[12]

除上述内容外，明统治者对文武大臣等的文化消费行为也作了相关说明。明政府在“京师聚宝门外，建官妓馆六楼”，允许官宦们朝退之后饮酒于群楼。不过官宦们在妓馆仅限于饮酒听曲，绝不准“挟娼饮宿”，否则“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叙。”[13]同时规定：“凡武臣子弟，嗜酒博弈，及歌唱词曲，不事武艺，或为市赐与民争利者，皆坐以罪，其袭职依前比试不中者，与其父并发边境守御，不与俸。”[14]明廷通过这些规定使得官员们的娱乐行为有了一定的节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引了社会文化消费。

二、重视文化市场的商税征收

明代文化市场相当地繁荣，各大繁华都市“华区锦肆，鳞次毕集”，其经营形式既有固定的商肆，如书肆、画店、揭裱书画页店、笔铺、扇铺、纸店、古董店，及供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如茶肆、酒楼及青楼等；又有集市性的摊位交易，如北京的灯市和城隍庙市，南京的上元集市、杭州的香市等；还有流动性的商贩，如李日华居住浙江嘉兴的乡镇，他在《味水轩日记》中就记载了不少上门兜售古玩、书籍的游贾。[16]面对日益发展繁荣起来的文化市场及其带来的巨厚商业利润，明政府设立了专门的税收机构，加强了对文化市场的税收管理。

明政府设立了专门的税收机构，其在京称税课司，州县称税课局，隶属于户部，“凡一应收税衙门，有都税，有宣课，有司，有局。”[17]它们主要负责实施对全国各地区的税务管理，“以司市廛”，具体来说，就是制定商品纳税细则，收取各类商税，然后将收得税款逐级解赴上司，再由各布政司在来年解到京都户部。[18]

明政府对文化市场采取分而税之的政策，以防出现漏税和逃税现象。对于经营形式为固定商肆和集市性摊位交易的商人，明称之为坐贾，即“居鬻”，他们在城镇有自己的经营店铺和摊位。对于流动性的商贩，明称之为行商，即“行赉”。其中，坐贾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行商[19]，是文化市场的主体构成。明政府规定：“行赉居鬻，所过所止各有税。”[20]“居鬻”要承担的营业税分两种，一种叫“商税”，它按营业额比例计税，明政府规定“凡商税三十税一，过取者以违令论。”[21]

而到了崇祯年间，为了缓解国家财政危机，明政府把商税由三十税一变为十税一，加重了对商利的盘剥；另一种叫市肆门摊税。门摊税是按商铺、摊位所经营行业和经营范围来征收的一种定额营业税。“审其生业，分别等则”，依据经营范围的不同，有区别的收取门面或摊位税。明政府越来越加重对市肆门摊税的征收额。宣德四年(1429年)，朝廷以“钞法不通，皆由客商积货不税与市肆鬻卖者阻挠所致”为由，明确规定：“在顺天、应天、苏、松、镇江、淮安、常州、扬州、仪真、杭州三十三个府、州、县的商贾麋集地推广增收门摊税五倍。”[22]正统七年(1442年)，明王朝定在京都税、宣课二司税钞则例，“每季缎子铺纳钞一百二十贯，油、磨糖、机粉、茶食、木植、剪裁、绣作等铺三十六贯，余悉量货物取息，及工艺受值多寡取税。”[23]此后，市肆门摊税有增无减。对于行商，明政府规定：“凡商贾欲责货于四方者，必先赴所司起关券。”[24]

“关券”就是“路引”，相当于现在的营业许可证。行商申请“路引”须向政府交纳一定的手续费，称“路引钱”，即营业执照税。此外，行商在外出途中遇上关卡还需根据贩运商品数量缴纳一定的关税。到达目的地后，行商须按规定将商品存入塌房、官店，并交纳塌房税和免牙钱，在获取政府所开的纳税票据后，方能进入市场交易，可知其税种之多。

三、加强对文化市场的整顿和规范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追求丰厚的商业利润成为明代文化市场经营者的最大动力，也是推动明代文化市场走向繁荣的一大内在因素。然而，丰厚的商业利润也滋生出了一些唯利是图的奸商，出现了形式多样的欺行诈市现象。如当时福建、徽州的书商，“专以货利为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刊，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26]还有各种坑蒙拐骗的例子举不胜举。这严重扰乱了市场的正常交易秩序，破坏了市场交易规则。明政府对此种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同时运用行政、法律手段等进一步加强对文化市场的整顿和规范。

首先是制定占籍和保状制度，加强对文化市场经营者的管理、规范。占籍制度是明政府为了方便管理商贾而采取的措施，它要求无论坐贾、行商，要想在城市中取得居住与营业的合法权利，一定要向政府申请“占籍”，政府将他们的资产、家庭人口等登记在册，并“以其所业所货注之籍。”[27]商贾在“占籍”之后方能合法贩运经营，否则被视为无籍之徒,随时都有被驱逐的危险,即所谓的“非占商籍不许市廛”。[28]

对于隐、脱、漏、逃避市籍的商贾，明政府许其自首。对不自首者或发充军，或送其至五城兵马司受惩。成化年间，“有舍匿游民与无籍贯者”，都“送五城兵马司拘候处画。”[29]

此外，明政府规定，商贾在占籍时，还须向官府递交一份遵守并履行明廷一切规章律令的保证书，即保状制度，它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商贾的不法经营活动，有利于规范商贾的从商行为。其次是对文化市场交易秩序的整顿和规范。其一、禁止把持行市。明代文化市场中充斥着很多把持行市、以非法手段牟取暴利的奸商市侩，如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七月二十七日，贵州监察御史邹鲁等奏：“犯罪纳纸，例有常规，奈何有等不才司府州县官员，贪利坏法，每每通同卖纸铺行，移居衙门路口，一遇有罪人犯到彼，设法诓赚入门，或收其行李，或取其财物，却乃与之通探消息，说事过钱。又将各官发出旧纸，增价卖纳。未几又行赴官，领出在铺。为官司者，略不知愧，遂使卖纸铺行，往往置成财富，蠹政害民，莫此为甚。”[30]

明政府对这类现象予以严厉打击，并加大了依法治理力度，《大明律•户律•市廛》“把持行市”一条规定：“凡买卖诸物，两不和同，而把持行市，专取其利，及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为奸计，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者，杖八十。若见人有所买卖，在傍高下比价，以相惑乱而取利者，答四十。若己得利物，计赃重者，准窃盗论，免刺。”[31]

这种把持行市的恶劣行径严重破坏了文化市场的公平交易和自由竞争，因此明政府对其是依法重治，严惩不贷。其二、平稳物价。合理、平稳的物价是文化市场交易顺利进行的关键，明政府对此特别关注。洪武年间，朱元璋命“在京兵马指挥司并管市司，每三日一次校勘街市解斗称尺，稽考牙侩姓名，平其物价。”[32]并制定“时估”制度，命“府州县行署”，“务要每月初旬取勘诸物时估，逐一核实，依期开报，毋致高抬少估，亏官损民”，如若“物货价直高下不一，官司与民贸易，随时估计”。[33]宣德元年(1426年)，明廷再次下令：“客商以金银交易，及藏匿货物、高增价值者，皆罚钞。”《大明律•户律•市廛》“市司评物价”一条也做了相关说明：“凡诸色行人评估物价，或贵或贱，令价不平者，计所增减之价，坐赃论。”[34]嘉靖年间又重申了上述法令，要求依法制裁各种佯买哄价的不法交易者。明廷还规定地方上“每月朔望，各集经纪，谨较斗秤，备访物价。”[35]

明廷采取的这些措施对维护文化市场健康运行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此外，明代还设置兵马司管理全国的市容，他们负责“指挥巡捕盗贼，疏理街道、沟类及囚犯，火禁之事，凡京城内外，各划境而分领之。”[36]兵马司的设立，在维持文化市场秩序和治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