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索多玛120天》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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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意犬利著名导演帕索里尼的绝笔之作《索多玛12o天》，自公映之后就颇具争议。它以令人触目惊心的写实手法，对人性的黑暗与丑恶进行了再现，体现了对终极人性的思考。在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视野的关照下，这部惊世骇俗的影片更具有其无比的深刻性，发人深省。

【论文关键词】《索多玛的12o夭》狂欢化理论终极人性

《索多玛120天》是意大利著名导演帕索里尼的绝唱，这部曾引起广泛争议的影片，改编自萨德侯爵的同名小说，但把时代背景搬到了二战期间的意大利，墨索里尼统治下的臭名昭著的“萨罗共和国”。导演帕索里尼利用萨德的色情描写与当时政治现实相结合，对代表统治阶级的四种权势神权、法权、政权和封建势力进行无情的嘲讽和揭露。该片以完整的结构形式和深邃的思想内涵引起西方电影界的重视和争议，也反映出导演本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复杂性。影片套用了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神曲.地狱篇》的四段式故事形式，其中大量直白的表现，赤裸的写实手法，使这部影片成为当时以至现在被人当作是污秽不堪和禁片的代名词，被称为“电影史上最黑暗的影片”、“必须一看而不可再看的影片”。在此，我们不妨在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视野下，来关注一下这部惊世骇俗的影片。

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是他对欧洲狂欢节民间文艺和拉伯雷的作品进行深入分析思考的思想结晶。狂欢时，全体人民都参与到节日的喜庆氛围之中。人们头带面具，身着奇装异服，尽情地歌舞，开怀地畅饮。有的还要选举出狂欢国王和王后，给其加冕，随后又对其脱冕。巴赫金指出:“狂欢节，是人民大众以诙谐因素组成的第二种生活。这是人民大众的节庆生活。‑}1}民间狂欢节充满诙谐、快乐、坦率和生气勃勃的格调和氛围。人人都在参与，人人都在享受。在诙谐的笑声中，人们的心灵彻底得到解脱，人们的心情变得非常愉快和舒畅。在此，人们可以实现在第一种生活(日常生活)中实现不了的东西。

在《索多玛120天》中，也带有一些“大众狂欢”的意味。故事讲述了二战即将结束时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小城，四个中年法西斯经过精心的策划和挑选，劫持了18名处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把他们关押在一栋暗粉红色的别墅里，对他们进行了种种非人的虐待。其中还穿插四个妓女不停地对这些孩子讲着下流的故事。正是这些淫秽下流的故事成了整部影片的线索，每个故事一讲完，就会被四个法西斯迫不及待地变成现实，用在那些羔羊般的少男少女身上。灰色的天空，四周有绿色的树丛，波光粼粼的湖面，暗粉红色的别墅，红色的大厅，紫色的地板，幽雅的钢琴声。半裸的少男少女，席地而坐听老妓女讲淫秽下流的故事，等待着随时都可能出现的狠褒和蹂踊。在客厅这个“小广场”上，施虐者、受虐者与帮凶在一起进行一场令人膛目结舌的“狂欢”。

另外，巴赫金还指出，在拉伯雷的作品中，那些充满物质—肉体因素的形象(如人的身体本身、饮食、排泄、性生活等)占了绝对压倒的地位。它们是“民间诙谐文化的遗产，即这种民间诙谐文化所特有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形象观念。更广泛些说，则是一种关于存在的特殊审美观念的遗产。这种审美观念，与以后几世纪(从古典主义开始)的审美观念截然不同。这种审美观念，我们将姑且称之为怪诞现实主义”0[2]巴赫金在拉伯雷的这种独特的怪诞现实主义艺术风格中，发现了“物质—肉体因素”的全民性、节庆性和乌托邦性。他认为，在那里，宇宙、社会和肉体是在不可分离的统一体中展现出来的，而这个统一体是一个欢快和安乐的整体。他认为，拉伯雷笔下的物质—肉体因素构成的狂欢世界，是全民性的喜剧和盛宴，真正的平民大众的狂欢节。它以民间笑话和对封建教会的戏仿为主导，神圣和卑俗相倒置，诅咒与赞美相混杂。所以“鄙俗化”便成为怪诞现实主义的一大特点，而不拘一格的广场言语(骂人话，顺口溜，赌咒等)也是其一大表现形式。我们在《索多玛120天》中也很容易能找到这样的内容。肆意地漫骂、侮辱强奸、鸡奸、众目睽睽下当众做爱;喝尿、吃大便等等，在这里，对人的肉体因素的再现达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

当然，在巴赫金的概念里，“狂欢节笑谑第一是全民性的，大家都笑，普天同庆”[3]而且，“与官方节日相对立，狂欢节仿佛是庆祝暂时摆脱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现有的制度，庆祝暂时取消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4〕也就是说，这种狂欢，应具有平等参与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索多玛120天》中的“狂欢”似不符合巴氏的狂欢化理论的特性。但是，巴赫金同时也指出:狂欢节笑谑的本性，“是包罗万象的，它的笑是针对所有的人和事(包括以参加狂欢节的人们自己取笑)，整个世界都以可笑的姿态出现，都被从它的笑谑方面，从它的可笑的相对性方面来看待和接受;最后这种笑谑是双重性的:它是欢快狂喜的，同时也是冷嘲热讽的，它既肯定又否定，既埋葬又新生。‑[5]在电影中，法西斯在施虐的同时也如行尸走肉一般享受着被虐的种种快感:们自己撅起屁股渴望着被鸡奸，他们不仅强迫少男少女吃大便，自己也去尝试喝尿吃大便，而且甘之若贻乐此不疲。纳粹势力的变态欲望用枪炮已经得不到发泄，他们只能从性这个人类最原始的角度入手，极尽变态之能事试图去满足内心早已被扭曲的欲望。所以，他们既是施虐者又是受虐者，既是取乐别人者也是被取乐者。他们其实也是这变态狂欢节上的一分子，虽然他们是主动参与而那些少年们则是被动参与，由此具有了“大众参与性”，而且在被虐这点上也带有了实质上的一些“平等”意味。只是这种“狂欢”是那么变态，充满兽性;这种“享受”带有强烈的受虐成分，让人不寒而栗。可以说，这是和巴赫金的阳光的富有人性的“狂欢”精神格格不入，但巴氏的理论给了我们一个透视这部奇异癫狂的电影一个角度。所谓的“狂欢”，何尝不可以从反面的视角去看待呢?当人类为出于满足自己各种欲望尽情放纵的时候，当权力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的时候，当人性中的阴暗面被无限释放光明面却被蒙蔽剥蚀的时候，那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狂欢呢?也许多个角度去看，我们才对所谓的“人性”看的更全面也更透彻。而帕索里尼的本意，又何尝不是想令观众在难以忍受的心理极端处境中，去深入思考终极的人性呢?在巴赫金的理论中，狂欢节式世界感受是以狂欢节为基础的。狂欢节上的主要仪式是笑谑地给狂欢国王加冕和随后脱冕，而国王加冕脱冕仪式的基础，便是狂欢式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这个核心蕴含着交替与变更、死亡与新生的精神。加冕是给民主推选出来的国王(与真正的国王有天渊之别，他们往往或是奴隶或是小丑等地位较为低下的人物)穿上王袍，戴上王冠，并赋予他国王权力的象征物。国王身上的这一切明显具有双重性，即肯定之中孕育着否定，在肯定的同时就已经预示着否定的到来。脱冕就是扒下加冕国王身上的帝王服饰，摘下王冠，夺走他的权力象征物。甚至还要讥笑他，殴打他。可见脱冕仪式最终完成了加冕，它和加冕是不可分割的。正是在脱冕仪式中特别鲜明地表现了狂欢式的交替更新精神，表现了蕴涵着创造意义的死亡形象。

不可否认，巴赫金的这一观念带有很强的颠覆性，包含着可贵的人本主义精神。他认为“一切有文化之人莫不有一种向往:接近人群，打入群众，与之结合，融合于其间;不单是同人们，是同民众人群，同广场上的人群进入特别的亲昵交往之中，不要有任何距离、等级和规范，这是进入巨大的躯体。”【6]这个“巨大的躯体”就是全体人民，进入全体人民这一“巨大的躯体”。就是珍视民众、尊重民意的体现，也是构建理想和谐社会最基本的前提。但我们不能不怀疑其观点里含有多大的理想化成分。不要有任何距离、等级和规范，那么社会很容易陷入无序与混乱。

亚里士多德曾经不无反讽地说，“政治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政治产生了权力，权力的目的是管理社会，提高效率，合理分配劳动和劳动产品。拥有权力的人成为权力阶层，当权力过度集中，就容易形成独裁。

帕索里尼在其电影里便进行着这样的深入思考。在其“生命三部曲”电影里，碱+日谈》的讽刺戏谑，到《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嘲讽狂欢，最后归于《一千零一夜》的温情脉脉，完成了帕索里尼用电影语言所能表达的对欲望的思索。但在《索多玛120天》中，“他摒除了残酷迫害。因而，这部影片对身体革命性的叙事是对肉身语言的变形的表述，这种叙事是冰冷而绝望的。‑}71实际上，影片片名的表征是让人闻之色变的人间地狱的符号。“萨罗”，即意大利法西斯统治时的怪胎—“萨罗共和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18个月中法西斯主义的最后堡垒，是墨索里尼体制的最臭名昭著的一段史实。在这段时期，有72000人惨遭屠杀，40000人被截肢，一大批妇女、少年被奸污或鸡奸，这是令人恐惧且极力想忘却的一段历史。而“索多玛”则是《圣经》中一座罪恶之城，曾受到上帝的惩罚。其实，谁能说萨罗共和国仅是历史的一个特例?谁又能说索多玛城不会在人间出现，仅仅是握有霸权的特权阶层才会放纵人性的丑恶面吗?当我们看到影片中本都是受害者的少年们为保全自己互相告密时，又怎能不感慨人性的微妙与易变呢，的确，正如卡尔维诺所言:“萨德在我们体内”。这就是观看这部极其变态疯狂的电影所带给我们的深刻警示，也是帕索里尼在及其冷峻的电影语言里所流露的对人性近乎绝望的沉痛思考。在“生命三部曲”里，帕氏展现的更多是对生命本性受理性压制的批判，带有更强的颠覆色彩。而《索多玛120天》里，则是赤裸裸的暴露。当人性之恶一下子不遮掩的展现在面前时，我们会感到触目惊心，禁不住倒吸凉气。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后者比前者更加深刻，批判力量更强。

“狂欢世界是暂时的、相对的、象征性的，但乌托邦的意义并不因此而丧失，它的意义正在于它与现实的距离，在于它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它体现了人类追求至善至美的精神力量。"[8」的确，巴赫金的极具人文关怀的狂欢理论带给我们很多理想化的向往，但帕索里尼却在从另一个方面提醒我们:如何看待冷峻的现实，如何直面终极的人性，又可否真会实现心中的“乌托邦”。我总觉得，在看待某个作品时，未必非要给它贴上某个理论的标签，而理论的意义，更在于它给我们提供一个分析作品以致认识世界的一个视野。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们在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视野下，对更加深刻地认识((索多玛120天拐之部颇具争议的电影的意义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