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看生态危机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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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生态文学批评是一种新生的跨学科、跨文化的文学批评理论。它的主要任务是重审人类文化，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生态批评认为，人类今天所面的生态危机归咎于西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本文概述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基督教文化；科学技术以及生态批评所提出的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即，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整体主义转变。

【论文关键词】生态文学批评；人类中心主义；基督教；科学技术

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人类面临着空前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如果危机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在不远的将来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种群将有可能从地球上消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全新的文学批评理论：生态批评应运而生。生态批评的主要诉求是重审人类文化，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生态思想家沃斯特明确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生态批评以当代生态整体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视角探讨文学、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雄辩地揭示了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类文化的危机。反对简单地将生态问题还原成经济问题或技术问题。要从根源上解决生态危机，仅靠自然科学技术或经济手段远远不够，必须有人文社会科学的积极广泛的参与和引导。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打破基于二元论、机械论的传统学科的界限，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视角探寻解决生态危机的对策。

生态批评家们达成的一个共识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是根植于西方文明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因为西方文化的核心就是人类中心主义，所以要想彻底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多视角、深层次地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进行分析和批判。

一、基督教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以人为宇宙中心的观点，它把人看成是自然界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是一切价值的尺度。自然及其存在物不具有内在价值而只是工具价值。因此，人类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目的只能是人的利益。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排除在人的道德关怀范围之外。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整体主义和生命伦理相对立。

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是人类中心主义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科学史家林恩·怀特是第一位抨击基督教的生态思想家。1967年，他发表了颇具影响的文章《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怀特认为，犹太一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它构成了我们一切信念和价值观的基础，指导着我们的科学技术，赋予人类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掠夺、统治自然的神圣权利。首先，从教义上看，基督教把人看成是上帝创造的最高产物，是自然的绝对主人，对人来说任何存在物都是为他安排，归他统治的。在《圣经·创世纪》中，上帝造人时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让他们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地上的所有动物及地球上的每一个爬行动物。”这段话暗示了人的超自然性。人通过命名所有的动物而确立了对他们的统治。其他生物除为满足人类的目的外没有任何价值。其次，基督教通过摧毁其他宗教的万物有灵论，通过自然的祛神化手段，实现了人类把自然视作没有生命、没有情感的物质而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的目的。人类曾经怀着敬畏之情看待自然，但这种感情遭到基督教的排斥。基督教禁止将自然赋予神性，摧毁了古代宗教的万物有灵论。从此，人类剥削自然的禁令也随之消失了。自然被祛神秘化为以后的科学世界观奠定了基础，科学世界观将自然看作是非神秘性的、消极的，适宜于被人操纵、控制的。可以说，科学技术主宰自然的思想基础就是基督教的祛神化的自然观。

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期间，基督教统治自然的思想影响深远，主宰着欧洲与美洲的历史、文化、艺术及科技等方面。人类中心主义，人的优越性，人对自然的征服与统治是最常见的主题。在欧洲，人们普遍认为人类活动的目标是征服自然。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现代科技开始壮大。培根的名言“knowledgeispower”，翻译成“知识就是权力”似乎更贴切，其实质是，科学为人类统治自然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和至高无上的权力。基督教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成为现代科学基础的笛卡尔哲学。笛卡尔哲学认为，人与其他存在物的区别在于人具有理性和语言能力，人的优越性证明人统治自然的合理性；动物由于缺乏这些品质，只能被看作是自动机器，只有人兼有物质的肉身和理智。笛卡尔凸显人与自然的区别、人对自然的优越，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相吻合，其目的是为人对自然的统治提供哲学思想上的依据。在其文章中，怀特还提出了仅靠科学技术解决生态危机的片面性。

西方现代科学源于基督教，其目的是强化人对自然的统治，因此，现代科技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恶化，相反，赋予了人类主宰自然的无穷力量。怀特指出了解决问题的两个办法。一个是跳出基督教的圈子，从其他宗教寻找生态智慧，另一个是挖掘基督教的生态资源，绿化基督教。人类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人必须从主宰地位退出，赋予万物主体性，用包括人在内的万物平等的观念代替人对自然的统治的人类中心思想。

二、科学技术——社会危机与生态危机的根源

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在张扬人性、提倡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影响和推动下，科学技术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反宗教和倡理性的革新进程，赋予科学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重大意义。对很多人来说，科学是现代的宗教，是永远正确的，永不犯错的。但事实是当代科技不仅成为统治自然的工具，而且也变成统治人和社会的工具。科技的发展不仅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也造成了严重的人文危机和社会危机。主要表现在技术导致自然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人性异化，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从而导致整体生态系统的崩溃。

生态批评家指出：科学不仅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疏离，导致生态危机，而且成为统治人、压迫人的工具，造成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人与社会的异化。这一切都归因于现代技术的四个特征：技术的齐一化；效率的追求；非人化和技术失控。首先，技术的齐一化，即现代化大生产制造标准化产品，均质化的民族文化，单一二的工业化使得个性丧失，地区差异消失。其次，对效率的追求使得人的价值被忽视，数量替代质的东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另外，技术社会的关系是专业化和功能化，真正的人际关系受到威胁。技术创造各种方法操纵人，人被客体化，人成为物体。最可怕的是技术的失控。当各种技术形成一个复杂、交错的网络时，它们仿佛有了生命，成为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技术最终控制了人与自然，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和人文危机。

科学技术造成了人与自然的进一步疏离。由于现代工业的发达，宗教的衰落，人的自然观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人类依靠技术的力量在远离自然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人的灵魂似乎达到独立自主的境界，导致人与自然的疏离日益加强，人与自然成为了相互对立的主客体。另外，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变得更加傲慢，认为自己是万能的，凌驾于自然之上，从而忽视了自然之根。但是当人类认为自己已经征服自然，成为大地的主人时，自然却对人类进行了无言的惩罚，生态危机出现了。自称灵魂超越自然的人类，其肉体却不能脱离自然，所以人的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人与自然再次发生冲突。

有良好的信用。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农民更爱“面子”，这个“面子”其实就是农户的“现有信用”。

综上所述，生态批评家认为，如果要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就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超越人与自然对立的二元论，克服统治逻辑。只有建立起生态整体主义，让人类重归自然，让分离变成融合，让超越变成和谐，才能克服人性危机、生态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