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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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当代美国女权主义批评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妇女形象批评”、“妇女中心批评”、“身份批评”。美国女权主义批评要取得长足的发展，应超越其单一的性别立场走向全方位的性别诗学，在保持多元模式的前提下不断吸收借鉴其他流派理论，建立自己的批评和理论体系。

论文关键词：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黑人女权主义；女性批评

20世纪60年代，轰轰烈烈的新女权运动在美国展开，既而迅速波及欧洲并扩展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这一从性别角度出发的思潮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颠覆了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观念。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正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它是新女权运动在文学和批评领域深入发展的产物。总体而言，英、美、法三国的女权批评在世界范围影响较大。尽管这三派女权批评都吸收了玛丽·沃斯顿克莱夫特(MaryWollstonecraft)、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Wolf)、西蒙·波伏瓦(SimonedeBeauvior)等早期女权主义者的思想，都将女性在文学创作及批评领域所受到的歧视作为批评的出发点，但因各派侧重的方法和理论不同，各国社会文化背景存在差异，三派女权批评又都呈现出各自的特点。法国的女权批评深受精神分析学、语言学、解构主义哲学的影响，强调女性受压抑的状况并致力于在语言领域寻求突破。英国的女权批评更多地受到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影响，在后期又吸收了法国精神分析学的某些观点。他们重视批评实践的政治意义，主张参与历史进程，以促进深刻的社会变革。而美国的女权批评则从人道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立场出发，注重文本分析，揭露在创作和批评领域的性别歧视，并致力于挖掘女性文学传统，建立自已的批评原则。本文着重探讨当代美国女权主义批评的发展历程、代表思想及其理论走向。

一、美国女权主义批评的发展阶段

美国的女权主义批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妇女形象批评”(WomefsImageCriticism，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妇女中心批评”(Women-centeredCirticism，70年代中后期)、“身份批评”(IdentityCriticism，80年代至今)。

“妇女形象批评”的重点在于解构男性作家文本中的性别歧视，解构其中塑造的“不真实”的妇女形象以及形象背后蕴涵的性别权利关系。女性批评家分析，妇女形象在男作家那里，往往表现出两极分化的倾向，不是天真、美丽、可爱、善良、无私的“仙女”，就是恶毒、刁钻、淫荡、自私、蛮横的“恶魔”。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Showalter)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文学实践的厌女症”和“对妇女的文学虐待或文本骚扰”。因此，初期的女权批评是通过解构的阐释来破坏男性写作和批评的权威性，提醒女性读者在阅读时持抗拒态度。如朱蒂斯·菲特利(JudithFetter—ley)在其《抵抗的读者》中指出：“女权主义批评是一种政治行为，其目的不仅仅是解释这个世界，而且也是通过改变读者的意识和读者与他们所读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去改变这个世界。妇女形象批评实际上是一种建立在女性经验之上的颠覆行动。这一阶段，玛丽·艾尔曼(MaryEllman)的《思考妇女》和凯特·米利特(KateMillett)的《性的政治》被称作妇女形象批评的经典之作和理论源泉。

“妇女中心批评”着重挑战父权传统下的经典文学书目(canon)标准。女权批评家认为，父权制美学起到了压制、贬低妇女文学的作用，众多女性作家作品在父权文化权威的垄断下遭受被放逐的厄运。因此，女权批评的重点在于重新挖掘大批被传统文学批评标准遗弃的女作家及其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凯特·萧班(KateChopin)的《觉醒》和C．P．吉尔曼(CharlottePerkinsGilamn)的《黄色糊壁纸》。但在挖掘作家作品的过程中，批评家意识到，这些单个的个人提供的东西非常有限，不足以挑战父权制的文学标准，于是产生了将妇女文学体系化的要求，从而转向对妇女文学史的研究。苏珊·古芭(SusanGubar)和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MGilbert)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和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Sholwalter)的《她们自己的文学》就是典型的代表。

“身份批评”立足于不同的文化环境和社会地位，从种族、阶级、文化、政治、经济等不同方面对少数民族的妇女文学进行综合研究，突破了单一性别视角的局限，拓展了批评的维度，使妇女批评呈现向纵深发展的态势。长期以来，美国主流女性主义批评以自人中产阶级妇女为中心，忽略了少数族裔妇女及其文学的特殊性。20世纪70年代后期，黑人女权主义批评家开始向白人女性主义批评挑战，提出了性别和种族的双重批评原则。80年代以来，美国的亚裔、南美裔、印第安人和其他族裔的女权批评纷纷崛起，她们对以往不证自明的“女性身份”展开反思，从各种个人因素所铸成的立场出发，从事各种各样的文学活动。

这一阶段涌现出的成果有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Smith)的《迈向黑人女权主义批评》、艾丽斯·沃克(A1iceWalker)的《寻找母亲的花园——女性主义散文》、德波拉·麦克道维尔(Debo—rahMacDowel1)的《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新方向》等。

二、美国女权主义批评的代表思想

(一)凯特·米利特的“性的政治”理论

凯特·米利特(KateMillett)是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批评家。20世纪60年代米利特积极参加民权运动，1968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70年其博士毕业论文《性的政治》出版并成为该年度的畅销书，该书至1990年在美国已重版8次。米利特在书中提出了“性的政治”理论(SexualPolitics)。所谓“性的政治”，是指两性之间的权利关系。她认为，男权社会把生理差异作为依据，在男女两性的角色、气质、地位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人为的价值观念，并从意识形态、心理学、经济、教育、神话、宗教等方面对其进行精心的维护，使其合理化、模式化、内在化，从而实现对女性的长久统治。

在考察性别斗争的历史发展时，米利特特别指出，思想界“最强大的反动分子”弗洛伊德的理论之所以在战后的美国大行其道，正是因为其迎合了当时男权制意识形态的需要。米利特同时指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目的是“强制女人去适应她们的地位”。

在分析性政治在文学中的表现时，米利特指出，男性作家作品在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过程中都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强者姿态说话，并且这种男性对于女性的话语霸权也被很多女性习惯性地加以忍受。米利特重点分析了劳伦斯(D．H．Lawrence)、亨利·米勒(HenryMiller)、诺曼·梅勒(NormanMailer)和让·热内(JeanGenet)的作品。在分析中，米利特将劳伦斯、米勒和梅勒当作反面典型加以批判，她尖锐地指出，劳伦斯是“最具天赋、最热情的性的政治家”在他的《儿子与情人》、《虹》、《阿伦的权仗》、《坎加鲁》等作品中，劳伦斯已逐渐明确表现了男性对女性性器官和女性整体的仇视以及男性实施统治的欲望。尤其，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劳伦斯更是将男权意识推至极端，“将男性的优势转化为一种充满神秘气氛的宗教——让它国际化，甚至制度化”。“而米勒的作品亦充斥了男性的自我膨胀和对女性的亵渎。相对于兼备文化和理智的男性，女性只是绝对的性的存在形式，仅仅具备简单的生物的性质，是“一团肉”，“一条蛆”，是“没有脚的玩偶”。对于梅勒，米利特指出，他的作品无限彰显了暴力和杀戮，男性只有在对女性的暴力和杀戮中才能重塑英雄的自我。在批判地剖析劳伦斯等作家作品中的性政治后，米利特则高度评价了法国作家热内作品中独特的女性视角。热内自身流浪——偷窃——人狱——遭犯人欺凌——沦为男妓这一坎坷的生活经历反映到他的剧作中，使其女主人公都带有明显的女性特征。米利特指出，热内的女性特征“总是假装为男性服务，实际上都是在兴高采烈地讽刺和背叛它”，并且主人公的叛逆在朝着革命的立场转变。女性谦恭卑贱的态度“变成了反抗的、毫不妥协的全新态度”，并进一步发展为“对男女两性中被压迫者集团的同情和支持：女侍、黑人、阿尔及利亚人、无产者和所有在资本、种族主义和帝国政治下采取女性或屈从角色的人们”。

米利特在《性的政治》中的观点虽常有忽视作品文学性，简化作者、文本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之嫌，但她以其独特的激进方式，将社会、文化、政治和作者等外在因素作为文学研究的重点，对文学文本的政治性和文化现实的联系无疑具有开创意义，对女权批评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伊莱思·肖瓦尔特的“女性批评学”

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Showalter)是美国杰出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其主要论著有《她们自己的文学》、《迈向女权主义诗学》，《荒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美国妇女批评学》等。在这些著作中，肖瓦尔特建构起她的女性批评理论体系。早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肖瓦尔特便通过研究19世纪英国妇女小说家的创作指出，妇女作家有自己的文学传统，并且这一传统的发展历经了三个阶段：对主流男性文学的模仿、对男性的文学标准和价值的反抗以及女性权利与价值的自我确立。而在1978年发表的《迈向女权主义诗学》一文中，肖瓦尔特首次提出了女性批评(gynoeritism)这一概念。她把女性主义批评划分为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把女性作为读者或男性塑造的文学消费者。这种批评“致力于发掘文学现象的意识形态假定(或前提)，也针对文学批评中对女性的忽略和误解，以及由男性建构的文学史缺陷。这种批评还要探讨通俗文化和电影中的女性观众，分析在符号系统中作为符号的女性。另一种类型是把女性作为作家或文本意义的创造者，这种批评“涉及出自女性之手文学作品的历史、主题、类型和结构。它的课题包括女性创造力的心理动力学、语言学以及女性语言问题；涉及女性个体或群体文学生涯的发展轨迹和文学史以及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肖瓦尔特还强调，女性批评不能只是对已有的男性批评理论进行修正、挪移、颠覆和反抗，而是要建立起女性自己的批评理论来。

在《荒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中，肖瓦尔特的“女性批评学”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她将既有的女性文学研究理论的视角归纳为四个方面，即生物的、语言的、精神分析学和文化的。与以生物学、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为理论基础的女性批评理论相比，肖瓦尔特更倾向于文化的研究模式。她认为“文化理论吸取了有关女子的肉体、语言和心理的观点，又把女子的肉体、语言、心理放在同生成它们的社会环境的关系中作出解释”，因而“依据女子文化模型的理论能够为研讨女子写作的独特性和差异问题提供更完整、更圆满的方法。”同时，肖瓦尔特高度评价了人类学家埃德文·阿登那(EdwinArdener)提出的女子文化模型。阿登那认为，女性构成了一个失声集团，其文化和现实生活的圈子同(男性)主宰集团的圈子重合，却又不完全被后者所包容。处于主宰集团主宰域之外的文化空间被称为“野地”，可看作是“女人的空间”，是以女性为中心的批评、理论和艺术的所在地。

肖瓦尔特对阿登那用“野地”来表示“失声的”妇女的地位持肯定态度。但她并不同意某些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建构女性自己的“野地”文学文本和理论构架的主张。她指出：“所谓野地中的女子文本的构想只是玩弄抽象概念。在我们称自己为批评家时必须面对的现实中，女子创作时‘双声话语’，它总是体现了失声和主宰双重的社会、文学和文化传统。在肖瓦尔特看来，写作的女性既不在男性传统之内，也不在男性传统之外，而是同时在这两种传统中，是主流中的潜流。因此，要研究女性著述与男性著述的差异只能从历史形成的复杂文化关系中去认识。

尽管肖瓦尔特的“女性批评学”被男性批评家鲁思文指出是在搞分裂主义，是颠倒的性别主义，不过是男性批评的再版。但肖瓦尔特为建立女性作家为中心的批评体系所做的尝试和努力是可贵的，最起码，她以特定的角度深化了人们对文学艺术的认识和理解。

(三)黑人女权主义批评思想

美国社会的价值标准建立在男性和白人传统的主流价值观之上，因而处于美国白人文化和本土文化夹缝中的黑人女学者则处于双重边缘一一即主流文学批评非主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边缘。在种族斗争中，白人男性和白人女性是主角，黑人女性被边缘化了；在性别斗争中，白人男性和黑人男性是主角，黑人女性再次充当了被边缘化的角色。她们往往面临一种尴尬的境地：她们的作品既难以被自人女性主义者认同，也常不能被黑人男性文学评论家所完全理解。“由于黑人女批评家和作家意识到白人男性和女性，黑人男性都在将自己的经验作为标准而视黑人妇女的经验为异端，这就促成了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诞生。’’

芭芭拉·史密斯可以说是当代黑人女权主义的先驱。她在《迈向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一文中提出了建立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历史必然，她指出，没有一个黑人女权主义批评角度，黑人女性作品不但会被误读，长此以往，这些作品终将被毁掉。黑人女权主义批评方法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前提：在黑人女性作品中，性政治以及种族、阶级的政治是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必须承认黑人妇女悠长的历史，还应旨在发掘黑人女作家的“不同”。她还强调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理论的立足点应是“自治”但不是“隔离”，应该是和各种女性主义理论的对话和结合。在史密斯看来，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应用定会推翻对有关作品的先前的假设，定会挖掘出新的视点、深度和广度。

对于芭芭拉·史密斯的黑人女权主义批评，德博拉·E·迈克多尔在《黑人女权主义的新天地》一文中，主张为黑人女权主义批评下一个更清楚的定义，确立更严谨的方法。她界定了以往黑人女权主义批评中含混不清的概念，提出了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归属和版图问题：黑人妇女研究并不等同于黑人女权主义研究，虽然两者都以黑人妇女为依托，后者则包括美国黑人妇女以外的其他妇女的作品。黑人女权主义批评也不仅仅只属于黑人妇女，一切要根据不同的文本作具体的分析。文本才是决定批评的准绳。

这一时期最能反映黑人女权主义成熟理论的是艾丽丝·沃克提出的“妇女主义”(womanism)。在批评文集《寻找我们的母亲花园》的扉页上，艾丽斯·沃克提出了当代美国黑人女权主义批评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妇女主义，这也是黑人女权主义批评区别于传统黑人文学和白人女权主义的分水岭。根据艾丽斯·沃克的解释，妇女主义者特指黑人妇女或有色妇女，她们“欣赏并热爱女性文化、女性情感、女性力量”，尤其是重视、热爱女性本身，能够“献身于黑人的民族事业、维护民族的整体性”“(黑人)女性主义对于(白人)女权主义，就象紫色于淡紫色的关系一样。"沃克的妇女主义把黑人女性话语从白人女权主义话语、黑人男性传统话语的从属地位中独立出来，扩大了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内涵。

虽然黑人女权主义批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它过多地强调了自身的“异”，即黑人女性与男性及白人女性的不同，而未能深入考察它们之问的“同”，未能对如何与其他女权主义融合提出有效策略，也因此而未能形成一种完整明晰的理论体系。但黑人女权主义批评注重研究黑人妇女作品的特殊性和创作规律，要求文学反映黑人妇女的现状。因此，它的发展为女权主义批评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它的批判结果不仅对黑人女性，而且对白人女性也都有重大意义。

三、美国女权主义批评的理论走向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对文学研究具有深刻的革命意义，因为不仅“由于它对传统批评之不足的批判、补充与革新，而且也是由于它的深刻性、优势以及不断增长的阵容，都与20世纪最具摧毁力的批评理论相一致，这使它处于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中心”。与英法女权主义批评家不同，美国女权批评家的着眼点在于分析文学作品的文本，而不是抽象地在理论上谈论语言他们重新审视男性文学大师笔下的妇女形象，揭示其作品中隐藏的父权思想，彻底披露父权文化传统如何深刻地浸蚀了我们的文学传统。在反对“男性批评理论”的同时，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还力图寻找“真正以妇女为中心的、独立的、思想认识上一致连贯的女权主义批评”。她们从文本人手，通过建立妇女自己的题目、自己的体系、自己的理论，发出自己的声音来思考和回答女性经验中涌现的问题。

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很多局限性，如英国批评家似乎不赞同美国特别盛行的文本研究。他们认为，美国的文本分析只顾在文学领域把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妇女作家联系起来研究，漠视历史发展细节，因而有可能把妇女的文本置于其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之外。另外，美国人在反对贬低妇女的大男子主义陈规的同时，又钻进了关于女性美德的俗套，抹杀了妇女内部存在的种族、阶级和文化差异。

而对于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和其他女权批评而言，最大的问题在于其作为单性的性别批评的局限性。女权主义批评对于父权专制文化的解构，并不足以对人类文化中的双性同体美学实施颠覆。一味拘泥于单一性别视野作出的批评，常常会因其褊狭极端的弱点而失去力量。别尔嘉耶夫曾说真正神圣的理想总是“同时是男性的和女性的”。所以，女权主义批评不能够成为一块自我封闭的领地。肖瓦尔特指出：“目前，正当女性主义批评家开始从她们的努力中获益和在文学研究专业里享有一定声望与权威的时候，女性主义批评天才和男性批评传统之间的同谋关系却变得引人注目起来。”因而，对于奠基于性别理论的美国女权主义批评来说，如何超越其单一的性别立场走向全方位的性别诗学，如何开放地在与男性话语的对话中而不是对立中求得发展，这已是今后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了。在保持多元模式的前提下不断吸收借鉴其他流派理论，进一步融合各民族的女权思想，在探索中逐渐修正和建树自己的批评和理论体系，女权主义批评将会继续成为当今后现代主义批评理论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