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民文化建设的症结浅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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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阐述了公民文化的背景，认为当前制约中国政治共识的因素有三:经济共享的分化对政治共识的掣肘，历史革命因素强化对政治共识的牵制，儒家理想主义的内在冲突对政治共识的阻碍。在由“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转变的过程中，政治共识是一个为公民文化研究者所忽视的症结。只有在中国社会发扬和谐文化，培育社会共同生活的平台，塑造公共理性，才能构筑出普遍而深厚的政治共识，进而为中国公民文化建设摆脱困境提供基础。

论文关键词:政治共识经济共享公民文化

一、政治共识:公民文化的背景

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中人们发现，一墩而就的革命是不可能完成公民文化建设的巨大工程的，仅靠主体意识的唤醒根本不能带来公民文化建设的胜利。正如阿尔蒙德形容欧洲大陆的公民文化时所言:“现代化的趋势与传统势力的冲突看来是规模如此巨大而又毫不妥协以至于阻止了一种政治和解的共同文化的形成。”这种历史的冲突导致了“在欧洲大陆，整个17世纪中只有三年是完全平静的。那么，在从传统专制政体下的臣民文化向现代民主政体下的公民文化转变的过程中，除了主体意识的觉醒外，还缺少什么因素使公民文化能够顺利进行并成为政治稳定的润滑剂呢?

在英国，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过渡与欧洲大陆不同。在议会与王室的斗争经历了两次内战与两次复辟后，1688年的“光荣革命”实现了王室、贵族、议会三方面的妥协，最终达成历史性的政治共识，使英国避免了动荡。从此，英国资产阶级获得了政治参与的权利，在之后的1832,1867,1884,1918年四次逐渐性的改革法案中，农民、工人、女性都相继获得了政治参与的权利。公民文化就在这样一个政治共识背景下的渐进过程中得到发展，也为政治稳定提供了基础。

在美国，公民文化的演进远快过欧洲(包括欧洲大陆与英国)，却既不像法国那样带来动荡，也未像英国那样发生议会与王室的冲突。可以说，美国是公民文化演进的典范。在美国，多元文化有着天然的成长土壤。不仅如此，17,18世纪，美国政治机构的多样性也为多元文化下的公民提供了政治参与的机会。那么，为什么多元文化能表现出稳定而不会出现相互的对立与冲突呢?在这里，我们可从利普塞特的分析中发现答案，“任一民主国家的稳定性……取决于它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而这种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在利普塞特看来就是民众对于政治体制的接受的表现，也就是一种政治上的共识。

从美国、英国、法国公民文化演进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公民文化的演进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主体性是其重要的表现之一，但是要想避免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引起政治上的动荡，就必须对主体意识与政治共识相结合，即公民文化的演进意味着主体意识与政治共识的相互作用。

中国与西方不同，公民文化不是一个自然的演进过程，而是人为的建设过程。清末民初，在建设公民文化的过程中，大量的知识分子只片面地看到西方公民文化演进中政治参与扩大的历史结果，仅仅以政治参与这个结果作为评判公民文化的标准，试图在没有政治共识的基础之上依靠少数知识分子自上而下地进行主体意识的唤醒，自然只能引起思想的混乱与政治的动荡。因此，在现今社会中，中国建设公民文化必须以史为鉴，以西方为鉴，走一条既不引起政治动荡与混乱，又能唤醒民众主体意识的公民文化建设之路。而要想公民文化建设不带来政治混乱并使之成为政治稳定的基础，就必须构建深厚的政治共识。没有政治共识的公民文化不是成为暴民社会的开端、带来社会思想的混乱，就是被少数激进分子操纵，破坏共识。主体意识与政治共识的协调发展才是公民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那么，在中国建设公民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影响政治共识的因素有哪些?

二、中国当前政治共识的制约因素

1经济共享的分化对政治共识的掣肘

无论是在传统的专制社会中，还是在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经济共享都是影响政治共识的关键所在。在当代社会主义改革中，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原有的社会阶层也出现了很大程度的分化，这种分化一方面有利于中国社会从“身份”向“契约”的过渡，“以往老实的农民，世故的市民，谨慎的知识分子都在学习运用契约的方式与外界打交道，并据此保卫自己的合法权益。”闭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分化本身就是中国社会的一次巨大的历史进步，是民众主体意识的一次标志性的觉醒;这次分化也改变了中国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原有的2+1社会成员构成(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工农两大基本阶级经过持续的分化与重组，已经阶层化了，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等新兴阶层不断涌现。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中国社会目前被划分为十大阶层，由上至下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市无业或失业半失业者。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扩大了中国社会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也使各阶层中的经济共享程度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据国家统1刊J统计数据，2000年我国基尼系数上升到0.417,2004年达到0.4650这个数字已略超过了国际上0.40的警戒线，虽然还不会对中国经济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但不能不让人们正视目前经济共享范围缩小与程度降低的问题。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这种经济共享的局势改变了传统的“大锅饭”模式，建立在“大锅饭”模式上的政治共识也必将发生转变。如果在此时贸然继续清末民初以唤醒民众主体意识为特征的扩大政治参与的公民文化建设之路，将有可能引发各阶层之间相互的不理解与对立，进而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最终也必然影响整个公民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2.儒家理想主义的内在冲突对政治共识的阻碍

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体系中一直占据着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将政治共识的实现寄托于君王一人手中，而没有关于如何实现政治共识的社会机制的安排。在英国，根植于社会的议会一直有着与君王相抗衡的能力与传统。议会这个集体成为代表着民众政治共识程度的风标，而“不流血革命”后的君主立宪制更使议会的权力超过了君王。这与中国“君强民弱”的统治模式不同，是一种“民强君虚”的模式。在美国，民众一直都有自治传统，一直都有分权意识，民众强政府弱更明显。所以，在英美两国，君王或政府是政治共识的结果，而不是政治共识的原因，政治共识是寄托在社会中而不是在君王或政府手中。因此，在遇到政治共识的危机时，社会力量会起缓冲作用来转化危机、避免动荡。而在中国传统社会遇到社会政治共识大危机时，却因很难和平与稳定地转化危机，而走向政治的冲突与破裂、社会的动荡与不安。由此，中国的传统社会始终只能在一治一乱中循环，在政治冲突与政治共识间反复。

在当代中国，民众的主体意识随着阶层的分化已经逐渐觉醒，但这种相互冲突的理想主义文化依然影响着广大民众，其典型特征表现为民众在政治共识上极大程度地依靠党和政府，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政治共识的机制。可以试想，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将无法自行解决相互利益的不一致，最终有可能出现阶层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使国家失去政治稳定的保障，更无法为公民文化建设提供基础。

3.中国历史革命因素的强化对政治共识的牵制

中国历史上的暴力革命往往都以最后的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也是因为没有正确地认识到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基础，没有看到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试图依靠反对共和的主要力量—军阀力量，通过抽象的共和概念来实现各阶级间矛盾的调和以及各阶级的政治共识，所以失败了。孙中山痛定思痛，走上了“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之路。这条道路从抽象的共和基础上的政治共识转移到了现实的工农基础上的政治共识，从依靠地主与买办阶级虚假的政治共识转移到了依靠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真实政治共识，同时组建了自己的国民革命军，从而找到了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正确道路。然而，遗憾的是，这条道路被以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之路给阻断了。国民党反动派背弃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主义，走上了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与买办阶级的反革命之路。这条反革命之路不仅不利于社会各阶级的政治共识，反而激化了各阶级之间政治冲突，特别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买办阶级这三大反动阶级的冲突。

在这种背景下，代表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中国共产党果断地走上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真正的革命之路。这条革命之路力图动员中国最大的政治共识，带领中国人民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真正实现中国的富强。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结成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与爱国人士又结成了推翻三座大山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是政治共识的一次重大进步。

历史的事实证明:在中国动荡期间，革命的精神与行为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扩大政治共识，以推翻封建割据与君主专制，革命是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必由之路。但是，革命也是阶级之间的对立与斗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的阶级与反革命的阶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这种阶级斗争的革命精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动荡时期可以最大限度地动员起各个革命阶级的政治共识。但是，随着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尤其是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反革命阶级在中国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中国的社会性质已经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的社会状况已经从战争变为了和平。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革命的阶级与反革命的阶级之间的矛盾，如果继续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特点的革命精神就必然会带来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因此，在和平年代，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特点的革命精神会成为政治共识形成与发展的制约因素。

三、新时期构建政治共识的探索

中国当前正面临着历史上最为深刻的一次社会变革。这次变革意味着中国经济从传统的计划向现代的市场转变，意味着社会从普遍贫困下的固化分层模式向相对富裕的活力分层模式转变。世界发展的历史证明，在如此深刻的社会变革中，要想完完全全避免社会的矛盾与冲突是不可能的。今天构建政治共识的意义就在于:在这样一个深刻变革的时期，如何使社会的矛盾与冲突不至于向政治的动荡滑行，如何构筑与形成深厚的政治共识。这对于变革期的中国社会也意味着一次思想的启蒙与进步。

1.建构从斗争为主流向和谐为主流转变的社会文化

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阶级之间的斗争，在社会阶层分化基础上形成的矛盾与冲突也不是你死我活的，社会的进步也不是以某个阶层消灭另一阶层为前提的了;恰恰相反，任一阶层的繁荣都与其他阶层的发展互为前提，斗争为主流的社会文化带来的将是社会秩序的失范，政治共识的破裂。于是，和谐文化的建构成为政治共识的重要因子。建构和谐文化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回避矛盾、回避冲突，在心灵偏安一隅中陷人理想主义的幻觉。一方面，和谐文化是要引导各阶层之间的民众在现实生活中化解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将矛盾与冲突限制在社会秩序的范围之内，避免社会滑向政治动荡。另一方面，和谐文化意味着引导民众将矛盾与冲突化为和谐发展的动力。从哲学上看，任何矛盾与冲突并不完全作为和谐的对立物而存在，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有了矛盾与冲突才突显了和谐的意义与价值。从现实看，每一次社会矛盾与冲突都出现各方在发展中的相互利益不协调，这既是发展的挑战，也是发展的契机。这意味着处理矛盾与冲突不仅是要限制它，避免其激化，更要在超越矛盾与冲突的基础上用共存的观念来处理矛盾，用共赢的方式来解决冲突，以矛盾与冲突的暴露为契机促进各阶层的进一步发展。

2.培育社会的宪政平台，塑造民众的公共理性

要想在社会各阶层的冲突之间建构和谐为主流的文化，就必然要在社会现实中构筑一个宪政平台。所谓宪政平台，就是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机制，给予每个人、每个阶层诉求利益、解决矛盾的共同平台。在这个现代宪政体制下，每个阶层的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利益，并在宪政下寻求实现利益的方式与机会。由于各个阶层都能在共同体制下实现双赢，从而避免了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与动荡，进而为和谐文化与政治共识提供坚实的社会平台。

宪政体制要想能够为每个阶层提供平等诉求的平台，就意味着权力必须在规范范围内运行。权力运行的规范化，要求政府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以法治为出发点。社会本身是一个分工协作的完整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个阶层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解决冲突的途径与方式都由宪政体制下的各具体法律规定。而政府权力则是保障社会各阶层的权利义务关系能在良好的宪政体制下相互作用，避免各阶层之间的冲突转向动荡。

诚然，宪政体制的建构可以形成社会各阶层共生共荣的平台。但是，没有你死我活斗争的平台并不意味着没有你死我活斗争的想法，宪政体制始终试图通过外在约束来形成政治共识。要使民众的政治共识由外在的约束转化为内在的自觉，就必然在宪政体制的基础上使民众由个人理性升华为公共理性或社会理性。

现代社会模式下，阶层的分化使社会的利益取向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这个特点同时也意味着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然而，如果没有人的现代化与之相适应，社会的现代化也是不完整的。“如果个人理性没有升华为公共理性，那么，私欲的流行与协调的缺位必然使得社会失序、冲突尖锐、矛盾丛生，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与‘丛林法则’所指的正是这样一种个人理性之消极因素充分显现的不堪局面。”但是，公共理性必须在现代社会平等的宪政平台中不断学习与实践才能塑造与形成，甚至可以说，它须在各阶层相互平等的冲突一博弈中形成。它意味着民众的思维从单向向多向的转变，民众的道德从个人或阶层向社会转变。可见，只有公共理性才能塑造社会共同的秩序，才能从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走出来，构建一个完善的政治共识，也只有公共理性才能造就一个公民社会。

总之，要构建深厚的政治共识，从而为中国公民文化建设扫清障碍，就必须实现社会文化的一次启蒙与发展，而这次启蒙就意味着和谐文化的发展，意味着宪政平台的培育，意味着公共理性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