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圈目前文化市场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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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泛北部湾；文化圈；自我建构

论文摘要：我国与东盟各国在发展经济合作同时，必须积极推进文化交流与合作；在构建泛北部湾经济圈的基础上，构建北部湾文化圈。文章论述泛北部湾文化圈构建中四个主要的理论问题，以期为文化圈构建的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支持与参照。

一、经济合作呼唤文化圈建构

我国与泛北部湾东盟各国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正蓬勃开展，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必须紧跟其后，积极推进。这既是经济发展的呼唤，也是国际潮流所使然。

(一)经济与文化既各自独立，又交互作用。共同发展

人们往往受认识上片面性的影响，认为经济与文化是互不相连结的、分属两个领域的社会活动与社会现象；加上传统观念中有重文化而轻经济的倾向，遂使这种观点长期以来颇有市场。这其实是错误的。经济是文化得以产生的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已无需证明，而文化则是推动经济顺利发展的重要力量。

其实，经济对于文化的产生并不是漠不关心的，它作为基础需要产生自己的文化。能不能产生文化以及产生什么样的文化，对经济而言都至关重要。社会的经济行为归根到底都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物质需要才发生的；而就经济行为本身而言，任何一次发生，无论其规模之大小或结果之成败，都是人类的本质向社会的诉求；因而都可以也必然产生文化。譬如商人在市场条件下从事产品的销售活动，必然会催生包括广告文化在内的商业文化。如果某一商业运作过程纯然是经济性的，与文化毫不相干，也没有催生商业文化；那么，不仅意味着此经济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经济，甚至其作为经济活动能否得以进行下去都值得怀疑。因此，可以说经济行为与行为进行中文化的介入和新的经济文化的产生，彼此之间具有必然性。

(二)经济要求产生属于它自己的文化，即能为它服务的文化

人类的文化有不同的内容，如政治的、军事的、科技的等等；其原因在于它们有不同的产生途径和产生目的。经济所要求产生的文化必须具备为经济服务的功能。

首先，要能为经济的发展呜锣开道。社会生活中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是突然间就实现的(突然间实现的事物往往就是突发事件，它是灾难性的而不是正常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也不例外。正常的经济发展必须是过程性的发展，即有开端、成长、成熟、转型等等必经的阶段。这里说的“鸣锣开道”，就是要求文化为这个发展过程的起步阶段造舆论、酿氛围，使人们对经济发展帷幕的正式拉开有个心理准备，甚至产生期待。那么，由谁来担当这一角色呢?由文化，也只能由文化。譬如常见做法之一是在某具体的经济项目正式运行之前，要做市场调查，要做广告宣传，而这些都是文化行为。缺少了文化和文化媒体，就不能把这个“势”造

其次，要能为经济发展拓宽市场。市场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但文化对经济市场拓展所起的作用，就不是每个人都懂得了。一般人会认为经济市场得靠经济的力量去拓展，其实并不尽然，也得靠文化的力量拓展。譬如美国的百货店沃尔玛打人中国市场时，中国市场里并不缺乏这类商店。甚至恰恰相反，我国国营的百货商店遍布全国大中小城市，牢牢占据着日用商品零售市场的最高份额。但太平洋彼岸的沃尔玛毕竟进来了，并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获得了社会各阶层消费者的青睐。难道这仅仅是因为它是洋人开设的店，消费者有崇洋心理吗?个别消费者可能是这样，但绝大多数并不然，或者说人们第一、二次进此店消费时可能怀着此心理，以后的多次进店消费就不然了。那么，是否它出售的商品特别适销、价格特别相宜吗?也不完全是这样。其他的百货商店这些方面的情况也差不了多少。主要是因为沃尔玛在带来琳琅满目的商品的同时，也带来了讲卫生、重文明、着力营造人性化购物环境的西方企业文化。这种企业文化正是我国目前城市众多百货商店所欠缺的。我国城市中的百货店铺店面狭小，货架充塞其中，室内空气流通不畅，与沃尔玛的冬暖夏凉相反，是冬冷夏热。顾客虽也能买到所需的东西，但毫无精神上的愉悦可言。沃尔玛店内整洁、舒适的环境和便利顾客的设施体现了购物的文明。正是这一企业文化理念吸引了广大的中国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它几乎每天都顾客盈门，所谓的文化招徕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再次，文化通过价值观念，推动经济的发展。文化为经济服务，诚如上文所论述，可以做的事不少；但从深层次看，最重要的就是价值观的培育。即通过文化使经济体的所有成员形成一定的价值态度和价值取向，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如日本的丰田汽车制造这样的企业，曾以文化养成职工，使其把积极劳动、节约成本、以厂为家、以厂为荣等等理念作为自身的价值追求。这样的团队其高度的凝聚力和生产热情是用金钱买不到的，它对发展生产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

(三)就泛北部湾经济圈而言，除了自身的发展需要构建相应的文化圈之外，国际潮流也在推动着这泛北部湾文化圈的建构

所谓的国际潮流，就是国际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的经济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孤立地发展，必须置身于国际大格局中。像世界五百强之类的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投资经营，办厂开店就是很好的证明，也是很现实的挑战。即不仅要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还要有文化储备，要能够“入乡随俗”。而“入乡随俗”就是文化认同。此外，在国内，它也还必须与社会中的其他力量相配合。而这“其他力量”可以是科学技术，可以是政治军事，但最重要的还是文化。

总之，文化通过自身的跨国家、跨民族的传播可以带动了经济的发展。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例如早在我国汉唐时日本人就学会了喝茶，相应地推动了我国茶文化向日本民族的传播。时间一长，日本民众也兴起了“茶道”这样一种充满东方情调的文化生活方式，至今仍长盛不衰。这一中日间的文化生活交流对中日间茶叶贸易的促进是显而易见的。又如泛北部湾各国由于早就接受了我国汉文化的影响，使这些国家在风俗习惯和文化心理上与我国有许多接近之处，这就有利于彼此间经贸人员的往来和贸易的开展。尤其是农副产品、中医药材的贸易和旅游业的开展，更是明显地得到文化之协助，获益良多。

二、“自我构建”三原则

建构泛北部湾文化圈的意义已如上述，但泛北部湾文化圈将如何建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解释“文化圈”。

“文化圈”是一个文化学的概念。所谓“圈”指的是一定的地理范围；生活在这个一定范围内的人民群众，在文化上表现出某些具有共同性的特征；尤其是在物质文化上，其共同性特征十分稳定，世代相传，且不会逸出这一既定的地理范围——这就是“文化圈”这个概念初期被赋予的内涵。它一开始并非被用于文化学，而是一个人类学的概念。在人类学者看来，“文化圈”与文化的传播行为分不开，是传播的文化与接受者的文化相互结合的产物。后来此概念移用于文化人类学、文化史学和文化学等学科领域，其内涵也有所扩展，即不仅仅限于物质文化及其特征，更重要的是指这一地域内的文化在品味上的独特性和文化构成要素关系间的紧密性与制约性等。它是文化现象存在的一种基本结构，具有持续、联结、发展和整合文化的作用。文化人类学家斯宾格勒把全世界的文化分为八大文化圈，历史学家汤因比把全世界的文化分为三十七个文明圈(其实就是文化圈)，都是对这一范畴的具体应用。本文所论述的文化圈问题不属于这一类的为世界文化划范围的宏大问题，而是针对泛北部湾经济圈的构建所作的有关文化问题的思考。

如何建构泛北部湾文化圈?本文提出“自我建构”的原则。所谓“自我建构”，它包含以下三个内容：遵循文化传承的规律建构，遵循文化传播的规律建构和遵循经济与文化互动的规律建构。

(一)按文化传承的规律建构

文化传承的规律要求面对历史和尊重历史，历史上在泛北部湾国际区间的文化生成，是今天构建泛北部湾文化圈的基础。

泛北部湾诸国文化圈的建构固然是今天建构泛北部湾诸国经济圈建构的必然要求，但同时也应该理解为是该区域各国历史上生成的文化在当代延伸与发展的结果。我国与泛北部湾诸国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其中一次最具影响力的交流活动，当推明朝永乐三年(1405)到宣德五年(1430)这二十五年间郑和率领庞大船队八次下西洋。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苏丹、东帝汶、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是船队多次停泊与访问的地方。如今在这些国家中，尚流传与“三宝太监”(即郑和)相关的习俗和民间故事，记载相关内容的文献、古迹、文物等也很多。此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大批的中国民众移居海外，其中在东南亚各国侨居的占多数。他们的移居或为了谋生，或为了避祸、避战乱，即主观上并未具有传播文化的初衷；但到了这些国家之后，也都同时把华夏的文明带了过去。如现今柬埔寨的语言中，借用了许多中国潮洲话的词汇，泰国的语言中也有不少汉语的借用词。又如外国的考古专家发现，老挝的石斧文化来源于中国，老挝民间的葫芦文化，深受中国原始葫芦文化的影响。再如早在公元802年，当时的缅甸王朝就派谴歌舞团到中国来，学习唐朝宫廷的音乐和舞蹈。如今缅甸的许多传统乐器，就是那时传过去的。又再如中国的古典文学对泰国的文学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三国演义》就曾被泰国作家译成泰文，在泰国文学界广为传播；并由此而影响了泰国作家的创作风格，形成一种新的流行文体叫“三国文体”。

我国传统文化对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影响面更广。越南李朝时(约公元10世纪)把汉字定为全国通用的文字。李朝的最高统治者李公蕴把国都迁往河内(当时此城市叫升尤)时，向全国人民的一个文告《迁都诏》就是用汉字写的。这篇诏书也是越南古典文学中的名篇之一。阮朝时，明命帝于1839年奏请中国道光帝颁发《康熙字典》，以便越南人学习汉文。1867年，越南的嗣德皇帝曾说过：“我越文明自士燮以后，盖上至朝廷，下至村野，自官至民，冠、婚、丧、祭、理政、医术，无一不用汉字。”

在新加坡，华人占人口总数的76％，中华文化在这里深深扎根，传承延续。尤其是中华文化中的传统道德理念，更是有力地促进了新加坡经济的发展。1982年8月至9月，新加坡邀请海外38名着名儒学专家来讲学，然后在全国范围内就如何进行儒家伦理思想教育进行大讨论。讨论的结果是确认了儒家伦理为国民的核心价值。他们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确定为新加坡人必须保持和发扬的“八种美德”，并结合新加坡今天的实际情况予以新的阐释，赋予新的内容。

在马来西亚，华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以上，是仅次于马来人的第二大族群。因此，汉语言文字和中华传统文化在这里的影响相当大。仅以它的新闻传媒报纸为例，在全国50家公开出版发行的报纸中，华文报就有24家，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其中以着名侨领陈嘉庚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创办的《南洋商报》，着名华商胡文虎在同期创办的《星洲日报》、在30年代末创办的《星槟日报》等三家报纸影响最大。这些报纸不仅在为马来民众与岛外世界沟通信息上起了重要作用，对中华文化的传播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按跨文化传播的规律建构

泛北部湾区域各国、各民族间的跨文化传播，是建构泛北部湾文化圈的逻辑中介与必经过程。作为逻辑中介，一头连结着泛北部湾地区各国、各民族文化体，另一头通向泛北部湾文化圈；作为必经过程，要解决好共同话语空间和文化形态可塑性这两个问题。

1．泛北部湾文化圈的建构离不开文化传播，但这种传播的性质不是某一种强势文化在不同地域间的传播，而是不同的文化体在不同的地域间的传播，即跨文化的传播。历史上不乏强势文化传播导致文化强行认同的例子，但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传播，因为它的本质是文化殖民。文化殖民是错误的，是霸权主义者之所为；而跨文化传播则是以承认各文化体的相对价值为前提的。

世界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这些文化无一不烙上了这个国家、民族独特的思想和情感的印记。为什么他们的思想和情感是独特的?因为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所面临的历史命运、所走过的生活道路以及他们文化的传承等等都是与别人不同的，而且就他们自己而言，则是不可重复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文化都具有独特的价值。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圈，就应该包容这些有独特价值的文化。换言之，就是跨文化传播以各文化体的独立与平等为前提。独立是指该文化体已然发育成熟，拥有自己的文化个性：平等就是指国家或民族无论大小，也无论其发展水平高低，其文化的地位和价值是一样的。

2．跨文化传播必须在不同的文化体中寻找能够彼此认同的文化平台和话语空间。首先要论证的一个问题是能否找到这样的平台和空间，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因为地域的接近、自然环境的类似以及历史上和平地与非和平地交往(后者指战争、劫掠之类)，都能促成文化认同和共同的地域心理的形成。以泛北部湾各国为例，我国华南沿海、西南的部分省份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由于自然环境的类似(如地形、地貌、土质、气候、植被等等)，形成以水稻种植为基本内容的生产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培育了稻作文化——又称“那文化”。毫无疑问，在泛北部湾文化圈的建构中，这将是一个重要的平台和空间。围绕着这个核心内容，可以进行从科学技术到民间文化的广泛交流与认同。

3．在跨文化传播中，各参与传播的文化体，必须具备文化形态的可塑性。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本土涵养、发育的；因而任何一次跨文化的传播，都是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碰撞的结果不外两种：一是外来的文化被拒斥，二是经过磨合，外来文化被接纳。这时，那被接纳的外来文化已不复是原来的形态，但文化中的基质却得以保留。两千多年前印度的佛教传入我国的过程，是个很好的例子。东汉后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而这时在人们的精种生活中，已经形了以天帝和祖先崇拜为特征的信仰，其内容包括阴阳、五行、五德、五帝、鬼神、谶纬等多种观念。早期的一些佛教僧人如佛图澄、慧思等，为了迎合中国社会文化，也采取了流行的阴阳、五行等概念，附会宣传。史书曾记载后赵的名僧佛图澄，用道术感化过后赵的统治者石勒，阻止了他对老百姓的残酷杀戮行为，吸引了众多信徒。又如印度佛塔作为佛教高僧逝世后的墓，通常由方形台基和其上的半圆形墓身组成；传人中国后，受秦汉时流行的神仙思想影响，所谓“仙人好高楼”，于是与我国重方形的传统的阁楼建筑文化相结合，成为楼阁形的塔：下部为我国固有的楼阁，上部保持印度的样式。南北朝时代的木塔基本是这样建筑的。到了唐代，把印度的半圆形与我国的方形进一步融合，成了八角形。这之后，遂成为最常见的中国佛塔造型。公务员之家

(三)按经济与文化互动的规律建构

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已如上文所论，因此，在文化圈的建构中，不能脱离经济去进行单一的文化圈建构。但是，这里所论的结合经济进行的文化圈建构却不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一类的举措。因为如果文化的作用仅限于搭台、造势，以此为经济招徕顾客，那还是停留在“经济、文化两张皮”这一肤浅的理解上。只有深入认识经济与文化在本质上的关联性，才能理解它们之间的互动性以及互补共赢的建构意义。

经贸活动中的物质对象(产品)，就是社会的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本体结构来看，这些物质产品是处于整个文化的最外层。它们一方面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负载着文化体的思想观念方面的信息，另一方面又呈现出活跃的个性，随时准备着迁移到其他的文化体中，成为被消费的对象。而后者恰恰是使这一层面的文化成为可以通过经济手段互相交换，并且在互相交换中实现文化交流的本质原因。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与世界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贸上的往来促成文化上的交流，结果实现经济、文化的互补共赢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八十年代初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技文化以高端消费品的形式进入我国市场，其受欢迎的程度用“热销”二字来形容一点不过分。西方产品“热销”过后就是西学的“热播(传播)”，紧接着的就是学英语热；于是又引发了对西方物质产品的消费热——从可口可乐、汉堡包到电讯器材、“空中客车”飞机等。

这个过程生动地表明，社会经济、社会文化密不可分。而这种不可分并不如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样：一个搭台，一个唱戏。若一定要用“台”和“戏”来比喻的话，那么就是共建平台，轮番唱戏：你在前台时我则在幕后，反之亦如此。你方唱罢我登场，互补共赢。因此，我们对泛北部湾文化圈的建构，应该这样去理解：一是不能离开泛北部湾经济圈的建构过程，单一地去进行文化圈的建构；二是在文化圈的建构上与经济圈的建构相匹配并不意味着要依附于经济圈。在时间上或许可以稍放后一步，但在性质与功能上却是相对独立，在发展态势上则是齐头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