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通俗文学勃兴的原因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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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通俗小说抗战时期市场理论建设

【论文摘要】抗战时期，中国通俗小说勃兴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通俗小说自身的发展需要，二是战争的催化作用，三是市场的需要，四是理论建设的推动作用。

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文学史地位也已经得到了很多专家学者的肯定。而要研究这类文学类型，则不能不对其发展繁荣的原因进行研究剖析。抗战时期，现代文学格局和趋向发生的转变最为显著，通俗小说在此期间不断繁荣并走向成熟，因此本文主要探讨抗战时期通俗小说勃兴的原因。

一、通俗小说自身发展需要

(一)小说一直在中国文坛内处于边缘的地位，它走向中心位置得益于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19世纪末，梁启超在日本发现了政治小说，于是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欲新一国民”必“先新一国之小说”。这种倡导促使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发生了转变，小说的社会作用和文学地位得到了文人的重视，以夏曾佑、狄葆贤、吴趼人、徐念慈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视小说为启蒙的工具，开始从事小说的创作。

西方文艺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使我国近现代通俗小说具有了社会性。西方的文学思潮、文学思想如民主、平等、科学、自由、人性等传人了中国，新小说开始注意表现这些精神对中国民众的影响；小说创作也开始改变传统的情节结构模式和叙事方法，借鉴了西方的手法，如截取生活横断面来表现生活、注重人物的性格刻画和心理描写、景物描写、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角度、采用倒叙手法等等。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到抗战前期，现代通俗小说已经走向了现代化。叙事模式、创作技巧、语言运用都已成熟，主题关注现实和社会，审美标准也趋向新文学倡导的西方艺术思想，并且产生了一批实力强劲的作家，他们拥有广阔的市场，有着一定的文学地位。这些为通俗小说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虽然通俗小说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仍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与西方国家的通俗小说有一定的差距。比如美国30年代的《飘》在国内被视为通俗小说，而在中国则被认为是高雅文学。

战前通俗小说艺术观念还比较陈旧，依旧是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是居高临下的姿态，不能令读者获得感同身受的震。张恨水、刘云若等通俗小说大师也不免于此。《啼笑因缘》等发表后，读者关心的是情节的发展、人物的下落，而不是人物的命运本身。相比之下，老舍的《骆驼样子》更能启发人们思考自己的命运，关注社会现实。另一方面，通俗小说的创作模式虽然经过改良，也还是传统章回体格局，需要新的变革。

现代通俗小说的艺术革命速度快、烈度强，不断向新文学汲取营养。张恨水的《真假宝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夜深沉》等，每一部都有创新，一部比一部更接近新文学小说，使通俗文学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文学史告诉我们死守传统、故步自封的文学是无法生存的，没有市场的。现代通俗小说要积极向西方文学和新文学吸取先进的艺术手段，与时俱进。

二、战争的催化作用

(一)新文学需要通俗文学。抗日战争爆发后，救亡成为全民族关注的主旋律，民族意识空前统一，文学普遍“通俗化”1938年文学界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战前基本处于对峙状态的新文学与通俗文学，这时也冰释前嫌，一致举起抗战大旗。战争要依靠大众的力量，这就要求文学通俗易懂，新文学小说意识到要降低姿态，重视读者，深人民问，走向大众化。尤其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民间形式得到普遍运用，丁玲、孙犁、老舍、沙汀等有代表性的新文学作家都在通俗化方面有所突破。

(二)战争不允许通俗小说一味消闲娱乐，召唤它表现爱国主义精神。抗敌御侮的民族情绪日益高涨，以张恨水为代表的大批通俗作家转变了写作观念，抗战小说、国难小说应时而生。张恨水曾指出：“今国难临头，必以语言文字，唤醒国人，略尽吾一点鼓励民气之意。”他的《热血之花》、《东北四连长》等一批作品，热情歌颂了浴血献身、毁家纾难的英雄，表达了当时人民共同的悲愤与愿望，为抗日救亡斗争起到了呐喊助威的作用。武汉失陷后，张恨水又写出了《偶像》、《魍魉世界》、《八十一梦》、《纸醉金迷》、《五子登科》等一大批“谴责”小说，对那些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将军”们，压在人民头上元恶不作的豪门，不顾死活只知道抱钱的贪官污吏以及在官僚资本豢养下的囤积居奇、跑“滇缅”路线、发“国难财”的商人等形形色色的丑类作了比较集中典型的刻画，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广大人民极度贫困的根源。这些作品人民性强，俗中融雅，为抗战时期通俗文学打上了光辉的烙印。

(三)通俗小说能适应战时的政治与文化环境，得以迅速发展。严肃文学受到政治势力管制，一些敏感的作品在战时不易流传甚至被扼杀。通俗小说则受管制相对较松，在轻松地融合政治同时又可以回避政治，通俗小说的创作空前繁荣。

总之，战争的爆发促使文学雅俗互动，现代通俗小说发生了巨大转折，为通俗小说质的飞跃提供了契机。

三、市场的需要

范伯群先生给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定义是：“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滋长繁荣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为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于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通俗文学作为一种反映市民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市场需求无疑是决定通俗文学发展最为关键的因素。

近现代通俗小说的繁荣与兴盛，和超级大都市的形成、工业的发展与商业的旺热、人口的爆炸、科举的废除等诸多因素有极大的关系。大都市的出现，使得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受传统文化影响颇深的这些“新”的市民成为都市人口的中下层，而他们的精神消费的需求——娱乐的、趣味性的、消闲的文艺作品——使得通俗文学迅猛发展。科举制度废除后，知识分子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于是出现了专门从事写作谋生的作家。正如范伯群指出：“工业化不仅为通俗文学升温准备了物质条件，而且也为通俗文学制造了读者群。沉滞的小农自然经济既为都市的工商业经济所取代，市民生活节奏的频率空前增速，人们觉得脑力和筋肉的弦绷得太紧，工余或夜晚需要松弛～下被机械的运转皮带绞得太紧的神经。”这也恰好证明了消闲、娱乐文学存在的合法性和必然性。同时，机器印刷、工业造纸等先进生产技术引进为报纸杂志大量涌现提供了物质基础；稿酬制度确立，作者、译者与出版社及读者之间的商品关系已经建立，这些使文学走向市场化，从而大大促进了通俗文学的繁杂。

通俗小说从一开始就有商业利益的企图，读者的爱好决定了其创作题材与技巧的选择。而读者的品位是受环境的影响而不断改变的，前期通俗小说的不断创新可以说是在市场需求引导下不自觉的调整。抗战时期，通俗文学当然不能背离战争这个人民大众关注的主题，在俗中注入雅的因素；另一方面，战时人们易陷入恐惧与空虚，此时他们需要精神上的慰藉与刺激，对文学娱乐性的渴求更为强烈，这也促进了通俗文学的发展。

四、理论建设的推动作用

大众化、民族化的讨论在战前就已广泛展开，到30年代末4O年代初引起了两场意义深远的讨论。解放区1939年后展开了民族形式的讨论，这场讨论的基调早已确定文学要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周扬、茅盾、何其芳、沙汀等纷纷在《中国文化》、《新中华报》、《文艺突击》上发表文章探讨对待1日形式的问题，要求一种经过改造的旧形式，即所谓的既富有艺术性又能通俗，同时又是有着浓厚的中国风味的一种形式。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要求文艺要为群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文艺要向工农兵普及和提高。讲话直接促成了解放区一批划时代的新文学通俗小说产生，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它将明晰的思想浅显的内容和民族化形式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时问实践讲话精神的范本。

同时沦陷区也展开了关于通俗化大众化的讨论。1942年通俗期刊《万象》在主编陈蝶衣的倡导下连续推出两期“通俗文化运动”专号。陈蝶衣、丁谛、危月燕、胡山源、予且等通俗作家展开了讨论，他们认为通俗文学内容浅显有趣、意识前进、易于为大众接受、艺术单纯、写作技巧经济而周详、对大众有提高和指导作用。

这两场讨论对新旧形式关系的认识一致，使通俗作家把通俗文学当作一个严肃的课题来对待。他们自觉地深化理论认识，认识到形式要为内容服务，积极地对通俗文学的形式与内容进行革新。

由上述几点可知，抗战时期是现代文学走向雅俗互动、蜕旧图新的巨大转折期。中国通俗小说在市场和理论建设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在战时的特殊环境下，为了寻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断地进行自我调适，艺术境界和艺术水平都发出了现代气息，获得了空前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