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全球化评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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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中国人所自以为中国者，岂徒谓禹域之山川、羲、轩之遗胄哉，岂非以中国有数千年之文明教化，有无量数之圣哲精英，孕之育之，可歌可泣，可乐可观，此乃中国之魂，而令人缠绵爱慕于中国者哉。有此缠绵爱慕之心，而后与中国结不解之缘，而后与中国死生存亡焉。”

康有为，《孔教会序》，一九一二年。

一、引论

思索的缘起

我是与中国的改革事业一道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关心国家大事”是我们个人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我对政治和文化的关注始于“八九”事件。这一事件深刻影响了所有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此之前，我是一个头脑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者，相信“经济基础决定一切”这一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那一事件使我意识到，至少在短期内，文化和政治是一种独立于经济的、对社会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力量。自此，韦伯和葛兰西的思想开始引起我的注意。我相信政治和文化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伴随着90年代初期的“传统文化热”，我开始比较系统地阅读儒家经典。1994年《战略与管理》杂志社发起了民族主义讨论。与此同时，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并起。这一切促使我思考文化、民族与国家的关系。1993年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并引发了一场全球性争论。这场讨论使我把关注的视野扩展到国际领域，开始关注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关系，以及民族文化与全球化的关系。90年代末期进行的两项立足于本土的实证研究，强化了我对民族文化的信念。对的研究使我认识到传统因素的顽强生命力。[1]对亚信公司的研究使我看到了中华文化对现代经济发展的积极贡献，从而加深了对“儒家资本主义理论”的理解。[2]

“9.11”事件以后，我在华盛顿做访问研究。弥漫美国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气氛，促使我更加关注文化与全球经济和全球政治的关系。在这种氛围中，我重新阅读了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受益匪浅。这一年也使我有机会对美国的宗教进行了近切地观察，看到了宗教对美国社会无所不在的影响。于是，我回过头来阅读中国宗教史，特别是康有为等人的一系列著述。在异国他乡的这些阅读和思考，加深了我对新儒家和康有为的理解。

2002年的中国春节，我决定把这些年来的思考付诸笔端。2002年4月确定初稿。但是，对于是否公开发表我始终犹豫不决，不是对自己的观点缺乏自信，而是对这篇文章的社会效果把握不好。金秋十月，有了一段平静的时间，我得以重新阅读草稿，进行修订，并决定把修改稿公开发表，以求教于世人。

基本观点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民族与国家是不可分离的。民族、文化、国家的“三位一体”是现代化的产物。文化是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基础。没有统一的文化就没有统一的民族和国家。反之，没有独立的国家也很难有完整的文化。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竞争日趋激烈。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现代化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化的丧失，而是为民族文化的复兴创造了条件。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在全球化时代，文化构成了民族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文化是支持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本”。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文化也是民族国家成功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政治结盟的基础。文化或文明正在成为支配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力量之一。

21世纪初叶，中华民族站在了文化复兴的转折点。一方面，文化或文明成为主导国际冲突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任何民族都不应轻视自己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就国内形势而言，需要从传统文化汲取理想、价值和道德资源，为民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目标、动力和凝聚力。同时，持续的经济发展为文化复兴奠定了基础，提高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此外，中国人口众多，移民遍布全球，而且中华文化气质独特、难于同化，也是支撑文化民族主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建设问题，通过文化重建强化民族凝聚力，同时通过文化重建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建设以华人为基础的、超越国界的“文化中国”，并借此提高中国的国家竞争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基础。也就是说，21世纪的中国需要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

今日重提“文化民族主义”，不是要建立一种束之高阁的关于传统文化的理论，而是要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要发起一场广泛而持久的社会运动。通过继承传统，博采众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继往开来，确立新时代中华民族的理想、价值、道德。这是一场精英领导、国家支持、大众参与、始于本土、遍及全球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一运动的核心目标是，把儒学重塑为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遍及全球的现代宗教。这是支持中华民族复兴的最深厚的根基。

与一般的民族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议论不同，本文强调：第一，面向未来，继承历史，在现代化的脉络中审视文化传统，为中华民族寻求新的理想、价值、道德，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第二，立足全球化，审视文化传统，把文化民族主义看作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有力工具，是文化中国的灵魂，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第三，提倡力行，反对空谈，提倡通过社会运动，建立一种渗透到日常社会生活之中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民族宗教，即新儒教。

二、文化、民族与国家

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具有截然不同的演化轨迹。因此，在这两类社会中，民族、民族文化与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也不相同。在这里，我们关注的不是民族、民族文化、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而是它们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的相互关系，即在工业社会中，民族、民族文化、民族国家的关系。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盖尔纳对此给予了精辟的论述。[3]

盖尔纳指出，成熟的工业社会要求其成员能够顺利地交流和流动，而正是这种要求导致了民族、民族文化、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兴起。

现代工业社会的特点是大规模生产、分工和交换。这要求它的参与者能够不受背景的限制，与所有的人在面对面的短暂接触当中用抽象的交流方式进行密切交流。它要求参与者在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甚至在自己的一生里，时刻准备从一种职业转换到另一种职业。交流与流动需要共同的文化，一种识字的、世俗的高层次文化。只有凭借共享的文化，人们才能顺利地交流和流动，离开共享的文化，人们根本无法进行交流和流动。文化既是支持个人交流和流动的因素，也是限制个人交流和流动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多数人来说，他们在其中接受教育的高层次（识字）文化，是他们最宝贵的投资，是他们身份的核心、他们的保险、他们的安全保障。”[4]“人们的确热爱自己的文化，因为他们现在可以感知到文化的氛围，他们知道自己离开了文化，的确不能呼吸，不能保持自己的身份的完整性。”[5]

要想在大范围内创造和维持这种统一的高层次文化，需要一个集中的权威机构，由它来创造各种机构和制度来整理、开发、储备这种文化，同时大规模动员资源以确保这种文化在整个人口中传播。这种权威机构就是现代民族国家。“总的说来，每一个这样的国家都管辖、维持和认同着一种文化，一种沟通方式，它们在这个国家的领土上占主导地位，它们的持续存在，取决于受该国家监督并且往往实际上受其管理的集中的教育体制。国家垄断着合法的文化，就像它垄断着合法的暴力一样，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6]“工业社会……的各种因素——普遍识字，流动性和个人主义，政治上的集权、对昂贵的教育基础设施的需求等等——使它处于一种政治和文化疆界基本协调的状态。”[7]于是，一个使文化和政体和谐统一的世界便诞生了。

工业经济需要新型的中心文化和中央国家，统一的文化需要国家的支持和保护。同样，国家也需要统一文化的支持。“国家可能需要它的成员在文化上具备相同的特征，因为它面临这样一种形势，既无论是管理它的公民，还是用社会生活所必须的道德热情和社会认同来激励公民，它都不可能依赖业已受到很大削弱的次群体。是文化，而不是社群，提供了内部的约束力。总之，现代文化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个相当新的事务，是现代经济的需要必然产生的结果。”[8]

文化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密切相关。作为一种共同体，身份与认同是必不可少的。民族也是如此。民族身份可以看作是集体性的象征，民族认同意味着社会成员以“民族”相互认同并以“民族”结成共同体。

民族身份是文化范畴的问题，涉及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哲学思想、风俗习惯等等。一个人的民族性特点，深深地植根于文化结构里。“民族认同是由特定的历史过程决定的，其文化建构非常复杂，因为树立新的文化认同的过程与价值、伦理、道德的重构是相关的。民族认同往往锁定在一些特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身上。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被提炼为文化符号，既发挥认同的对象物的功能，又诠释一个民族的品格。”[9]人们的民族自我意识，即从属某一个特定民族的意识，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稳定性。

“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身份，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规范，并以特有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安全感和自信心。一个民族的正向的身份感，能产生强大的心理力量，给个体带来安全感、自豪感、独立意识和自我尊重。提供安全感的土地，也只有祖国了。一个民族的信仰受到了挑战，如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危机，就会对一个民族造成不安全或者虚弱的心理。在国际交往中，民族身份会表露出鲜明强烈的文化特征。在国际社会，无论来自哪个国家，哪种文化，习惯有多么不同，来到国际社会，要服从国际社会的惯例、礼仪。但民族身份的文化特征，如道德和品格力量，也决定了是否有能力在国际社会上与其他国家正常交往。”[10]

文化、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紧密相连的。“首先，民族国家的起源要有文化的正当性。民族国家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建立的。那么，只有当一部分人对‘民族’认同，才能对国家认同。也就是说，民族认同是民族国家合法性的文化来源。……第二，民族国家需要社会成员提供忠诚。民族身份有多重功能，其心理学功能是产生忠诚。……所谓忠诚，就是共同体成员对‘国家’这个符号的认同，以及在认同基础上的支持。这种忠诚之所以可能，在与民族这个‘臆想的共同体’确实满足了一种心理需要，即人要找出并知道他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确定位置，并希望能归属一个有力的集体。第三，一个民族国家需要有统一的民族身份独立地面对其他民族国家。”[11]“民族认同是国家独立完整的表现”。[12]

徐迅指出：“民族认同所内含的文化认同感比政治认同感对国家的合法性来得更重要。民族身份不是姓氏名谁，不涉及职业、性别、种族，更重要的是文化涵义。文化认同常常和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比如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同时也包括政治思想方面的信仰，如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等等。如果一个民族的信仰受到挑战或者质疑则民族认同的范畴就会出现危机。由于文化危机所带来的迷茫和消沉而失去认同，不仅是一个民族衰微败落的征兆，而且孕育着国家危机。当民族认同不再是一个国家整合社会的力量源泉，可能就会有新的社会力量兴起，经过社会运动，或改良，或革命，以国家的方式建立新的认同。”[13]

当前，在学术界普遍关注全球化的同时，对“全球化”尤其是“文化全球化”的看法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不存在“文化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是对“全球化”概念的泛用；一种认为，“文化全球化”就是“文化趋同化趋势”，或者说是文化的同质化；另一种认为，“文化全球化”意味着“文化的殖民化”；还有一种认为，“文化全球化”正在消融着“民族文化”。我认为，对“文化全球化”看法的分歧，关键在于如何揭示文化全球化的价值以及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发展的关系问题。本文试图突破概念演绎、简单逻辑分析与判断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对“文化全球化”价值意蕴的分析为基础，进而对“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作出科学合理的阐释。

一、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

文化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对文化全球化的研究必须置于当今全球化的现实框架、现实背景之中。为此，我们又不得不对颇具分歧的全球化现象作出如下阐释：

第一，全球化并不是一种新现象，可以追溯到15世纪美洲新大陆的发现。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把东半球和西半球联在一起，使人类第一次知道彼此之间确实同住在一个不可分割的地球上，它揭开了人类社会全球交往的序幕。然而，那时候的交往，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是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所以，我们可以把前500年的历史简要概括为“国际化时代”。只是到了今天，即500年以后，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协同发展，全球才呈现出了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局面，其作用范围之广、影响强度之深都是任何一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可以说，21世纪是全球世纪，全球化浪潮的迅猛兴起，将在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一切方面形成一场席卷世界性的风暴。这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1992年联合国日致词时所说：“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了”。

第二，当代世界形成全球化的根本原因是新科学技术革命为人类提供了新型生产力，即提供了自动化、信息化、电子化、智能化的生产力及高技术生产力，提供了高速、高效、大容量的交通运输和信息通讯工具。全球化是在新科学技术革命影响下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当今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渗透力、攻克力远远胜过当年殖民主义者的军舰、飞机、大炮，它把地球上一个又一个的“世外桃源”卷进了世界经济和文明的发展大道。

全球化的重要结果就是：人类在全球范围内被联系、被组织成一个有机系统，全球范围内的人类社会不再是各地区、各民族社会的集合体，而是成为具有系统性、有机性的整体，全球系统几乎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各地区、各民族不过是全球系统中不可分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的发展日益强烈地受到其他地区和国家乃至全球系统的整体状况的影响，并深深地打上这种影响的烙印。

第三，由上述对全球化的简单分析，我们可进一步对全球化的涵义作出如下阐释：全球化可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二层。狭义的“全球化”是指从孤立的地域国家走向国际社会的进程；而广义的“全球化”是指在全球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世界各国之间的影响、合作、互动愈益加强，使得具有共性的文化样式逐渐普及推广成为全球通行标准的状态或趋势。全球化不仅是经济领域，它渗透到思想、文化、科技、政治等各个领域，改变着人类生活和地球面貌。全球化表明人类社会正在进入全球社会时代，全球社会呈现出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局面。“人类共同体”、“地球村”变得更为真切而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了，这种“全球社会”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新阶段，是人类的生产活动、经济活动乃至社会文化活动的必然归宿。

第四，全球化作为本文认识当代文化全球化的现实框架，具有如下方法论的意义：（1）面对全球化的新趋势，自觉认识和把握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更新观念，及时将全球社会文化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提到理论层面来认识。例如，全球化是一种客观现实还是一种发展趋势？全球化会对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带来什么影响？等等，这些问题不再是某一国家所面对、所要回答的问题，而是全球社会需共同努力、共同探索、共同解决的问题。（2）全球化既是一种客观现实，又预示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形成的一种趋势。把全球化看作一种客观现实，因为随着跨国公司的扩张、资本的全球化，尤其是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企业的生产与经营全球化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借助互联网达到了空前的全球普遍化；把全球化看作一种发展趋势，根本原因在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全球化”浪潮，势头不仅没减弱，而且随着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的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新世纪科技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的问题日渐凸现。把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的进程和发展趋势，那么，有关全球化的理性认识就应该成为我们当今观察、思考和解决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问题的现实背景和方法论原则。例如，我们要研究文化全球化历史进程中主要矛盾与冲突、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等等。（3）全球化作为现实框架和方法论原则，不仅要求我们确立全球意识，具备世界眼光，善于从全球的广度去观察、认识和思考当代文化全球化，而且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不同文化的共处性、互补性、公平性、独立性的关系。要处理好这些关系，从当代文化全球化研究的视角看，最基本的是要处理全球化与区域化、全球化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关系。

二、文化全球化的价值意蕴

这里，我们对文化全球化不简单地作价值判断，而是以对“文化全球化”自身的架构��文化全球化的时空维度与组织维度、文化全球化当代形态的分析为基础，进而揭示当今文化全球化的价值意蕴。

1、文化全球化的维度

把研究对象（文化全球化）置于一定的维度中，是避免简单的逻辑分析与演绎、实现本文所提出的以一定的“历史逻辑框架”为基础来揭示研究对象本质的基本要求。

第一，文化全球化的时空维度。

文化全球化的时空维度有三个要素：即促使文化全球化的主体（个人或单位）、符号（全球文化传播、交流）、实物（全球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载体）。三要素只有通过跨民族、跨国界的流动，或者说三要素通过运动的方式，以运动（文化全球交流、传播）所占据的时间和空间（文化全球交流和传播所覆盖的空间），构成现实的文化全球化的时空维度。

在交通工具和电信技术不发达的古代社会，文化传播、交流的广度、强度都较弱。中国古代的郑和下西洋、丝绸之路以及西方传教士所做的文化传播和交流工作，虽然也是跨州和国界的文化活动，但它不能实现同步，同时态的效应，不是文化的全球化。只是随着电信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文化传播、交流的工具已随着无形符号��以电子脉冲或数字化传播的方式，在全球时空实现同时、同步向各州、各国传播的效应。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全球化不可能发生在电子和通信技术不发达的古代。

第二，文化全球化的组织维度。

文化全球化的现实过程很复杂。文化跨州、跨国界的传播和交流，不一定就能在文化信息、文化模式所到的州、国家产生积极的响应，有的文化模式产生可持续的变革性的影响，有的文化模式则得不到响应。文化信息、文化模式要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产生影响，要受该地区、该国家接受文化信息、文化模式所具有的文化基础设施、文化制度的影响和制约。换言之，文化的嵌入（embedded）程度，与该地区、该国家的基础设施、文化制度能接受、容纳跨州和国家的文化信息、文化模式密切相关。而这里以文化基础设施为基础的文化制度，则是文化全球化的组织维度。

由时空维度和组织维度来观察文化的全球化，我们可以说，文化全球化的表层是：文化信息、文化价值观、文化模式跨地区、跨国界、跨州的全球传播。

2、文化全球化的形态

根据上述对文化全球化时空维度、组织维度的分析框架，我们可进一步追踪文化全球化的形态。

文化全球化的历史悠久。但我还是坚持：把500年前的文化全球化称作“文化国际化”，1500年以后的文化全球化为现当代时期的文化全球化。英国开放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教授戴维·赫尔德等人在《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一书中，从全球网络的广度、全球相互联系的强度、全球流动的速度、全球相互联系的影响四种维度，描绘现当代文化全球化的形态，很有启发。比如关于文化全球化的主要载体，他们认为：在现代早期（约1500~1850年），是文化传播与模仿��通过迁移、战争和贸易形成；在现代（约1850~1945年），是欧洲的全球性帝国跨国的世俗意识形态，如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当代（1945年以后），是大型的、公共的和私有的媒体、旅游、交通和通信公司。关于广度，他们认为：在现代早期，由于人口和军事上的优势，基督教传播到美洲，西方文化对新大陆以外地区的渗透和影响非常有限；在现代，西方的全球性帝国建立了跨大陆的和区域内部的电信基础，西方的全球性帝国将欧洲语言发展为一种重要的全球性语系，越来越多的文化制度和文化交流在新兴的民族国家层次上形成；在当代，电信、语言互动和交通等基础设施经以前更为广泛，文化接受、传播的新方式在全球的普及（电视、广播等），大众文化形式也出现了从南方向北方的流动，虽然规模较小，但趋势越来越明显。

在比较了文化全球化在现代早期、现代和当代的区别之后，我们重点研究和阐释当代文化全球化的形态。

第一，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和接受以及各种文化交流，随着通信和交通领域的新技术革命的发生和发展，而形成了文化全球化的当代形态。如信息和图像的数字化、卫星传播和远程电话、新电缆和光纤技术以及全球互联网，使文化生产和传播的形式跨越了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的界限，实现“即时性”的传递和接受。如今，交流和通信已日渐变成了瞬间之事；卫星电视使得所有主要的新闻广播评论员有可能向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观众进行即时转播。这种即时（real-time）文化联系��无论是通过传播范围很广的电话，即时广播还是电话会议��以一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形式使当代文化全球化具有直接性、即时性和广泛性的特点。

第二，实现文化全球化的媒介具有了当代的形态。文化传播的中介，已由少数精英、知识分子转变为大型媒体产生和个人与群体越来越多的流动所取代。如电影、唱片音乐、新闻和电视节目，伴随着跨国文化产生和跨国电信公司而形成全球文化市场。默克多帝国的扩张首先是在澳大利亚，其次才是以英国为基础，但是，正是由于它购买了美国电影制品厂20世纪福克斯公司，才使他进入了美国市场并成为一个国际现象。在欧洲范围内，以英国为基地的百代、Rank、英国广播公司（BBC）、Pearson和路透社都获得了全球性地位。

第三，以商业和娱乐为主要形式的商业化大众文化的兴起和流行，不仅涵盖了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科学文化，而且出现了文化的同质性��大众文化消费的同质性。现在无论是在报刊杂志，还是在音乐、广播、影视、网络上，以商业和娱乐为主要形式的大众文化产品到处可见。在西方，大众文化消费的同质性主要存在于青年人中，同时，正传播到发展中国家，同一种产品可以在许多地方，为许多人所消费。如美国在英国电影市场占据的主导地位，给英国电影制造商带来的影响就是英国生产的电影越来越难销售。美国“泰坦尼克号”等大片在中国的放映，常常赢得最高的票房收入。

我们既要看到当代文化全球化中，大众文化消费的同质化一面，但不能因此就把这种“同质性”夸大为文化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大众文化消费的同质性并不意味着不同民族已在文化实践、信念和认同方面的同质化。

第四，当代文化的全球化并不是文化的一体化，文化的全球化伴随着文化的多元化。我不赞成国内一些学者用“一体化”这一术语来概括当代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因为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中，占主导地位和优势的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所以，你无论是讲“全球经济一体化”或“全球文化一体化”，都意味着认可美国在经济、文化上的“霸权”，然后，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文化模式、价值观为指导和蓝本，实现“一体化”。

当代文化的全球化并不否认文化的多元化。那种主张全球文化一体化、单极化的思想观点，遭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学者的驳斥。俄罗斯学者一般肯定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理论有助于对当前一些现实问题的思考，但认为亨廷顿的文章处处蕴涵着一种文化一元论的观点。例如，A·兹洛宾·洛特曼认为，文化发展存在着两种基本类型��进化型和爆炸型，指出并证明了一种类型的文化向另一种类型文化过渡的可能性。他证明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有任何现实的机会成为普遍通用的文化而使所有其他文化服从自己，即文化的多元性是永恒的。日本著名的国际文化理论家平野健一郎运用文化涵化理论，探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文化走向，得出的结论是：各种文化之间的接触越频繁，文化越趋于多样化。

同志在2000年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上更明确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人民走过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有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延续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是世界多样化的体现。我们应当承认差异，有差异才能有进步。”这是说得极为精辟而深刻的。

尽管在当今的信息时代，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民族国家的基础受到冲击，大量的信息可以在几秒钟内传到世界各地，几乎任何人可以得到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任何消息，从而很难保持单一民族国家的“纯粹性”，但是只要民族依然存在，国家没有消亡，就不可能普及单一文化思想，与此相对立，“多极文化”、“多元文化”也成为一股蔚为壮观的世界性潮流。这个声势浩大的潮流中，世界上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声音，各种政治势力对文化多极化的理解不一样，利益的取向不一样，所以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

将文化全球化完全看成是单一力量��美国全面主导与主宰，甚至是文化资本力量彻底摧毁民族国家、民族文化的壁垒而实现美国文化的全球化，这是一种误解。文化全球化的基本内容是文化市场法则的普遍性。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不仅具有导向全球文化一元化的力量，还存在着非市场因素、非文化资本因素、非美国或西方力量，它们制约着全球文化的一元性，并使全球文化表现出多维度、多元性的特征。可以说，文化多元化是当代文化全球化中的重要标志和主要形态。

3、文化全球化的价值意蕴

在分析了文化全球化的维度和形态之后，我们进一步揭示文化全球化的价值意蕴。

（1）文化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同全球化一样，文化全球化是一种客观的现象，又预示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文化全球化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

（2）文化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它的发展也离不开实践。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实践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拓展，以跨时空的交往、跨时空的实践，突破了原有时空的限制，实现了文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交往等实践方式的全球化，但文化全球化的深层价值意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跨国界的文化交流、文化交往等实践基础上，通过一段时间在文化价值观、文化模式方面的冲突、磨合与整合，而建构起来的新的文化关系、文化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全球化是在一国或一个地区文化实践基础上新建构的文化关系、文化模式。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文化全球化的价值层面分析，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渐融入中国的政治、文化制度，并被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确立起来的一种新的文化关系、文化模式。从全球文化交流、交往实践基础上，新建构的文化关系、文化模式中，也可以找到当代人类文化所共有的东西，如人类的生态意识与生态文化、人口素质及其文化、人类健康与文化等等。从这些人类共同具有的文化价值观中可印证文化全球化的积极意义。

（3）文化全球化不是单一的状态，而是一个进程或一组进程。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文化全球化又类似于一个“结构化”的过程。因为文化全球化不是单个人、单个地区、单个民族、单个国家的行动，而是全球无数个人、无数个单位、无数个民族、无数种制度在文化交流和交往实践中相互间累积性互动的结果。

文化全球化不会消除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也不可能解决原有文化发展上的不平衡。文化全球化不仅反映可能现有的不平等、不公正的等级模式，而且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产生新的冲突和融合模式。这是伴随着文化全球化的结构化而产生的文化的分层化。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全球化又是一种全球文化的结构化和分层化过程。

（4）文化全球化并不意味着美国化、西方化或绝对的同质化，对文化的同质化可从以下几个层面认识：一是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所共同具有的生态文化等观念；文化的同质性更多地体现在大众娱乐和消费文化方面。二是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同质化与异质化是相伴相行、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就是对生态文化、环境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也必然带有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印记，因此是文化的异质性认同。比如，在北京、孟买的街边可以吃到肯德基油炸鸡；在拉各斯（尼日利亚首都）或者吉隆坡的某些居民可喝到可口可乐，穿上列维501工装裤（Levi501Jeans）以及听到《圣母颂》（Madonna）的音乐磁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放弃他们自己的习俗、家庭和宗教方面的义务，或者全部的民族特质。三是同质化状态下的多样化。如在美国，其文化都是吸收其他国家的文化因素所构成的，因为美国文化是一种移民文化。在纽约，几乎可以体验到世界各国的烹饪技术、音乐种类、民族艺术、服饰风格、做生意的手段等等。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下结论：文化全球化就是美国式的同质化。

（5）文化全球化的结果，并不必然就是文化的殖民化。只要我们不带意意识形态的框架去理解和认识，就可以理解：一方面，美国依赖其在国际社会中的经济、政治地位的优势，强行推销自己的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其渗透力、影响力借助传媒和互联网而日渐增强。对此，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另一方面，全球文化的多元化、异质化，不仅抵制和制约着美国文化的殖民化，同时在“全球社会”、“全球场”进行文化关系、文化模式的新的生产、交流和互动。用罗兰·罗伯森的话说就是，当代文化的生成、发展与演变是在“全球场”中进行的。不同民族、国家伴随着文化全球化的进程，在“全球场”中展现自己的变化，并与其他文化相遇、相撞、相融合，进而生成新的文化范式、文化关系。因此，文化全球化又是一种兼具同质化和异质化的过程，是同异质文化在“全球场”中相互交融实现新的文化创造的过程。

三、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冲突与整合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冲突，不是指“文化全球化”本身与“民族文化”必然会发生冲突，而是强调以下两种情况。一是文化全球化作为人类在“全球场”进行的新的文化实践，带有原有民族、国家不同的文化基础、文化制度、文化习俗和文化观念，必然会对文化全球化作出不同的反应、不同的认可、不同的选择，从而可能发生文化的冲突。二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力量对比的差异，尤其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文化力的悬殊差别，使美国能借助其强势文化推行“文化霸权”，进而与民族文化的发展在“全球场”发生冲突。如果说前一种冲突是“自然的”冲突，那么，后一种冲突则是“人为的”冲突。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冲突都发生于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因为文化全球化不可能使一切文化活动，一切文化传播与交流、交往都在全球进行；这样，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进行的文化交流和文化交往，虽带有全球性质，但更多地带有民族性，并积极地建设自己的民族文化。于是，文化全球化在“化”（如把一种文化价值观、文化模式普遍化、或向其他民族渗透）的过程中，必然与民族文化发生冲突。

1、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冲突

当前，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给民族文化带来的挑战，形成的冲突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第一，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文化霸权主义”与“民族文化”的冲突。

如前所述，文化全球化不等于文化“一元化”、“一体化”，更不等同于“文化殖民化”与“文化霸权”。但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进程，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实现新的组合和构建，形成新的文化全球化体系的过程。因此，文化全球化是一个正在生成而尚未完成的文化形态，又是一个蕴含着新的矛盾和冲突的全球文化体系。“文化霸权主义”与“民族文化”的冲突在当前尤为突出。美国《华盛顿邮报》曾发表一篇题为《美国流行文化渗透到世界各地》的文章，认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不再是地里的农作物，也不再是工厂制造的产品，而是批量生产的流行文化��电影、电视、音乐、书籍和电脑软件。一些西方社会学家声称，美国流行文化的传播是“长久以来人们为实现全球统一而作出的一连串努力的最近的一次行动”。

法国为了维护其强国地位，也非常注意争夺文化上的优势，同美国针锋相对。在1993年举行的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中，法国会同加拿大等国提出了“文化例外”的主张，认为文化产品有其特殊性，不能与其他商品等同起来，任其自由流通。而且，法国和欧共体其他国家一道拒绝美国关于欧洲取消对美国影视产品的“配额限制”和“自由贸易”的要求。

法国作家克洛德·卡雷尔说，欧美之间“正进行着一场真正的影视大战”，因为双方的“文化体制截然不同”。美国文化“追求商业性”，甚至“不择手段”地追求“征服世界的目标”。西班牙巴塞罗那历史学教授罗曼·古贝尔恩尖锐地指出，文化全球化不应该成为“美国化”。但是，当今美国文化几乎“独霸”全球影视市场。发展中国家“无法生产”自己的文化产品。它们只能在“全球市场发行和传输”美国的文化产品。古贝尔恩说，美国文化产业的“逻辑”是，“以更多的银幕、更多的频道、更多的播放时间”来“增加”全球文化市场“对好莱坞的依赖程度”。他认为，美国的这种“霸权主义”的文化传播手段出于“一系列的战略和商业政策”的考虑，其结果导致欧美文化交流领域内的“严重失衡”。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美国的文化传播手段则是一种“强夺”。

阿根廷著名电影导演费尔南多·索拉纳斯认为，文化多样性正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威胁”。面对美国影视文化“不停顿的狂轰滥炸”，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无法展示自己的形象”。他们的文化“正在遭受严重的扭曲”，甚至遭受“一场严重的劫难”。《印度时报》一著名记者认为，东方国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他举例说，在印度，每年的国产电影多达几百部，而这几百部影片是根据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风格和不同的观众摄制。他认为，只有坚持自己的特色文化，才能抵制美国文化的冲击，才能拥有自己的“文化市场”。

第二，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

文化全球化意味着各种文化平等交流，融合互补机会的增多，意味着文化百花园的出现。在这百花园内，各种文化千姿百态，姹紫嫣红，美不胜收。但是，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中也会导致外来文化与民族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一方面由于文化力的强势与弱势，在文化交流中的主动与被动，在文化传播技术上的先进与落后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文化交流在事实上的不平等，甚至出现文化入侵和文化殖民主义现象。另一方面，害怕和拒斥文化交流，固守本土文化，以仇视的心态面对外来文化，也会引发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近年来在国内外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塞缪尔·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和爱德华·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以及受其影响的我国反西化思潮中激进的后殖民文化批评派的观点，都有失之偏颇之处。要科学地说明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外来文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就应摒弃以自我为中心的妄自尊大心态，克服无视其他文化体系，睥睨一切的自恋情结，抓住文化全球化这一契机，既吸纳多元文化中对民族本土文化有用的精华，又强化民族本土文化的精神价值，使民族本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中获得发展机遇，增强民族本土文化向外辐射的能力和抵御外来不良文化的能力。

第三，文化全球化伴随着网络技术、网络传播的发展，一方面，加快了文化全球化的进程，扩大了文化全球化的领域与范围，另一方面，与民族文化也产生一些冲突，带来一些挑战。这种冲突和挑战具体有三个层面的表现：

（1）网上语言层面的“文化战”。此文化战起因于网上的英语与非英语国家感到有必要捍卫本国的语言文化。如法国政府提出要在互联网上捍卫法语文化。法国政府新近公开了一项方案，试图改变这一情况。按照这一方案，电子邮件（E-mail）一词将禁止使用，正确地说是courrier-electronique（电子信函）。在中国，网上维护本国语言问题也已经引起了网上的关注。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早在1998年8月开工。此工程的开工是鉴于中文虽是世界上使用最多的语言之一，但在互联网上，英文信息占97%，法文占2%，中文只占千分之几。如果再不主动占领制高点，我们可能丧失一切机会和权利。

（2）网络传播技术层面产生的对民族文化的挑战。在技术层面上，网络传播源自美国，是现代工业和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如果说，技术是属于生产力范畴，是价值中立的；那么，技术的社会应用则是有价值取向的。网络传播技术尤其如此。在信息社会、网络传播技术实际上是一种信息控制和文化资源商品化的战略性技术。因此，网络技术从其诞生起就由一种国家行为所推动，并首先应用在军事和政治生活领域。在社会文化领域，网络传播及其背后庞大的传媒联合体通过控制彼此之间交流的渠道，并塑造出通过网络传送的文化内容，而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产生影响。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全面控制人类交流的先例。拥有涵盖全球的通讯网络的跨国传媒公司，正在世界各地挖掘当地的文化资源，并把它们作为文化和娱乐产品而重新包装。这样，在网络时代，文化资源被商品化了，它不再只是一种人文涵养，而成为一种“快餐式”的消费品了；文化的神圣感被剥离了，只剩下文化商品经营者手中的利润了。

（3）在驱动网络传播的价值观层面，对民族文化的冲击。在价值观层面上，网络传播是与西方的全球化模式相辅相成的。西方的全球化模式，首先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体化，并由此而形成的所谓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念。这种全球化模式，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和美国色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以为占据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制高点，从而向欠发达地区倾销它们的精神文化产品和价值观，网络传播就是它们最为有效的倾销渠道。同时，它们又利用好莱坞电影等娱乐业生产的文化产品，在网络上传播世俗生活方式和实用主义价值观念，使处于非西方文化影响下的网民“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文化。网络传播所载送的西方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也在即时地动摇着人们既有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从而造成人们价值标准混乱和精神困惑。

2、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整合

文化全球化进程一方面给民族文化的发展带来种种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民族文化也在融入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不断更新自己的文化样式，实现新的融合，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所实现的更新与融合，就是一种整合。整合，不是要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抛弃自己的“民族性”，而是要在新的全新文化实践中，在新的文化全球化体系的建构中，提升民族性（特色），体现“世界性”。

关于整合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矛盾与冲突问题，我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在融入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在与世界不同文化主体的合作中，奉献民族特色，促进全球文化新体系的建设。

有的学者，一讲整合就习惯于谈“谁”是整合主体，“谁”整合“谁”？实际上，面对文化化全球化的客观发展，每一民族只有自觉融入文化全球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加强合作，奉献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才能建设好全球文化新体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评论俄国文学之父��普希金的创作时，一方面指出：他的作品“充溢着俄国的精神，跳动着俄国的脉搏”，“比较充分地表现出他的俄罗斯民族的力量，正是他的诗歌的民族性”；一方面又说，“你们只要看普希金的一个方面，一个特点：体察全世界性、深谙全人类性、善于对一切作出反应的能力”；以及“对欧洲民族各种迥然不同的精神方面作出反应的才能”；即“能够深刻地领会其中任何一种文学并能够在自己的诗歌中加以体现，能够巧妙地将别国文学特有的神韵和奥妙熔于一炉。”这表明，普希金像莎士比亚、歌德等文学大家一样，不仅是民族文学的伟大代表，也总是积极地处于世界各国文化艺术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之中心，成为“人类中连结一切，调和一切和革新一切的基础”（陀思妥耶夫斯基语）。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长久处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总干线或人类文明的大道之外，袖手旁观，它虽不会遇到什么矛盾和冲突，遇到什么挑战，但它必然要落后，甚至要遇外人欺侮。中国近代文化就是这样。所以，于1957年说：像西太后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在某一点上有独到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是落后了”；“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

要知道，文化民族性是指那些优秀、进步、健康的东西，决不是指那些落后、消极、过时的东西。至于后者，它们从来都不会作为一种具有生命力和民族特色的东西而保存于民族宝库里。相反，它们迟早都会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更不要说会成为世界的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民族性应该有积极和消极的两种，不能混为一谈。我们常说：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越是时代的才越是人类的。文化全球化既然是新时代世界性的文化潮流，民族文化怎能拒斥或袖手旁观呢？

第二，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维系民族文化，抵制“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对“全球场”中的文化实现平等、公正的整合目标。

面对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霸权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文化整合的有效方法就是积极的维系民族文化，以消除“全球场”中文化发展的不平等、不公正性，保证和实现“全球场”中新文化体系的建设。

维系民族文化，最根本的就是要维护文化主权，反对“文化霸权”。文化主权是指现代民族国家将本民族文化的习惯、信仰和价值观念上升为国家意志，意味着对本民族文化所拥有的最高和独立的权利和权威。文化主权所认同的文化观念来自于民族文化传统，它不排斥外来文明，而是要求对外来文化观念的吸收立足于本民族国家的诠释，并有利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当前，维护文化主权，首先要形成本民族在文化全球化中的发展战略。早在1970年，荷兰哲学家冯·皮尔森在其《文化战略》一书中就指出，文化战略就是人类的生存战略。冷战后，一些西方理论家也在反复论证：谁家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谁家就是国际权力斗争的赢家。为此，西方国家都在加强文化战略的研究。面对西方文化的巨大威胁，发展中国家自然不能熟视无睹，应该通过研究，制定出一套既能积极推进本国文化建设，又能同外来文化相互作用、积极抗衡的文化战略，这是维护文化主权、保证民族文化顺利发展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其次是文化产业的保护和发展问题。文化的全球性发展不光是以文化作品、学术话语、思想观念的形式扩展的，而且是以产业形态来推行的。可以说，西方文化以产业形态对其他弱势国家所强行的“市场准入”，构成了这些国家最大的文化安全问题，维系民族文化的纽带在其剧烈冲击下显得异常脆弱。为此，受文化殖民威胁的国家要从根本上摆脱这种困境，必须从整个国家战略的高度，实行产业政策的战略性调整，构建适合于本国的文化产业体系，以形成能够抗衡西方文化大举入侵的重要力量。

第三，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自觉地实现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转换，以扬弃民族文化中不适合文化全球化的消极、落后的东西。

文化全球化是随着现代化在全球的推进、全球现代化的拓展而凸现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还处于现代化的“边缘”或“过程中”，其民族文化在适应“现代化”、体现“现代性”方面还有种种不足与不适应。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文化的发展就应在文化全球化中积极自觉地实现向“现代”的转换，这也是一种文化整合。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能否在21世纪获得新生与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转换。要实现文化的现代转换，必须首先处理好转换的历史向度问题。在文化全球浪潮中，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是处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个历史向度的交汇处。前现代的东西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化的步伐；在前现代的影响尚未得到有效清理的时候，后现代的思潮又随着全球化的浪潮汹涌而来。这三种东西交织在一起，大大增加了文化转换的难度：一方面是文化发展中前现代因素与现代因素的紧张。“前现代因素是作为一种原始依恋的民族认同……现代因素是与启蒙现代性相联系的‘文明‘传统。二者构成了民族主义内部的基本紧张关系。”另一方面是后现代因素与现代因素的紧张。后现代因素对现代性的“消解”与“解构”，使得现代性扑朔迷离，很难予以准确把握，因而现代因素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第四，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在整合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中，对民族文化进行综合创新。

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碰到最高、最直接的矛盾和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实际上，传统虽然形成于过去的时代，但它却有着历史的传承性。传统总是存在在于并借助于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保留在现实生活中。仅仅从符号学、解释学的角度来理解文化的传承性（即人们需要对过去的文本作出现代的解释、赋予它新的含义）是不够的。正如所说的，从分析现实生活入手来理解传统文化，虽然是倒行的，但却要快些。从当代现实的高度来重新考察传统文化，就更容易把握民族精神的文化是怎样从远古的萌芽一步步发展到现今的样态的，更易于把握历史传统中的某种必然性。一切文化都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所谓弘扬传统文化，实质上是要弘扬当前的时代精神，促进现代化。

至于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我们在前面已作了分析，这里再补充强调一点：一切文化都是某一民族的文化，民族是文化的主体。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文化的发展演变所围绕的中心。所以，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化，不能无视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及其现实的需要。张岱年先生指出：“治一切学术者，脑子里应存个民族的观念。学术研究工作，一方面固为求真理，一方面也是为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本国新文化之创建。”在文化引进中，要实现求真理和求本国新文化创建的统一，离不开文化的主体意识。事情往往是这样，我们所希求的，未必是人家所给予的；同样，人家所提供的，也未必是我们所希求的。

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继承传统和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目的是为了对民族文化进程综合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论包含着三个基本原则。第一，强调排除盲目的华夏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探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对待古今中外一切文化成果。第二，研究民族文化要立足于民族的实际，要坐在“民族”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应该在民族的基础上吸收外国的东西，要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经过分析批判和辩证的综合，建立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体现时代精神的新文化。第三，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在于创新。冯友兰先生的提法是“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陈寅恪则从思想史的角度论述引进和创新关系：“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张岱年先生说的更清楚：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所谓创造的综合，即不止于合二者之长而已，却更要根据两方之长加以新的发展，完全成一个新的事物。”

第五，在文化全球化中，以对语言的整合为台阶，走向全球文化的多元化。

文化全球化的图景，文化全球化进程对民族文化发展产生的冲击，都以语言为媒介来表达、描绘。尤其是语言本身，是否会伴随文化全球而形成一种统一的世界语言？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在世界社会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语言层面的统一，相反语言变得多样化。‘一个世界’拥有并承认比以往更多的语言。”语言学家萨比内·斯考德莱克写道：“即使在当代，也有许多新的语言正在形成，许多只有少数人还在使用的语言则濒临消亡。然而总的看来，语言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有人估计，在2000~2500年期间，语言的数量会增加一倍。”汉斯·迈尔探讨了语言数量成倍增长的原因，他指出：“我想，主要原因有三个：（1）迄今不发达的或落后的语言得到扩展和认可；（2）专业语言和地区、社会方言的渗透；（3）当今世界上各个种族、社会和宗教的自我意志通过语言得到发展。”希·贝克进一步指出：“世界社会的巴比伦式的心脏不是在语言统一化的趋势中跳动，而是在各种语言和同一性的错杂交织中跳动。”

语言统一性（同一性）中的多样性，并不否认对语言的文化整合的必要性。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也有一个语言的文化整合问题。例如全球化的企业选用什么语言作为公司的工作语言？公司在作出选择时，应当以功利考虑为依据还是以对本民族的文化影响为依据？这里就有一个文化整合的问题。1998年，德国最著名的几家大公司（西门子、德意志电信、德国化学、德意志商业银行）联合宣布：他们今后将把英语作为公司的通用语言。其原因是：（1）德语太难、太拗口、太不便沟通，与德语相比，英语可以更容易地把复杂意思表述明白；（2）公司是全球性的，说德语的职工只是少数，如德国化学公司在世界上有4万雇员，但其中只有6000人说德语，该公司总体可以分为3种文化：英语、法语、德语，其中英语占绝对优势，所以选用英语有利于沟通；（3）采用英语是为了迎接21世纪的市场全球化的挑战，也是社会文化进步的表现。至少与纳粹德国时期相比是进步。那时为了提高德语的世界地位，禁止任何外来的外来语单词，甚至连像电视、电话这类源于英国的单词也被完全禁止使用，改用德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词汇。其实，德国人自己明白，德语说起来太麻烦，同样一层意思，如果用德语来解释，就得比用英语解释多说30%的单词。此外，现代英语中有许多意思，如“简化管理”、“持续提高”就无法找到对应的德语。无怪德国的大众汽车公司、梅塞德斯�奔驰公司和德国化学公司都开始普及英语。

这种出于功利考虑的决定让语言文化服从提高经济效率的需要，完全符合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但它忽略了对德国民族文化的影响。因此就遭到另一些人的反对。德国多特蒙德大学社会学教授沃尔特·克雷默尔针对德国大公司的上述决定，成立了一家名为“保护德语”的俱乐部，据说现在每周都可以接到100份要求入会的申请。他说：“英语的影响对德国文化造成的冲击力越来越大，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觉醒的话，总有一天会把德国全部的文化拱手让给外国人的。到那时代，想后悔都来及了。”在德国大公司与“保护德语俱乐部”的争议中，存在着功利（企业是不能讲功利的）考虑与文化价值考虑的两难选择。从企业营销的效率看，德国大公司的决定是有几分道理的。但保护德国文化也是对的。出路在于整合这两种价值取向。不能把功利考虑扩展到整个文化领域，否则就会危及民族文化。因此通过整合在二者间保持某种张力是必要的。

综上所述，文化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一种客观趋势，文化全球化本身则是一种历史进程。因此，文化全球化不等同于“文化殖民化”或“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化”或“文化霸权主义”是当今文化全球化中的一个突出的全球文化发展不平衡现象。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必然会提出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等问题，任何民族只有积极融入文化全球化，在文化全球化中创造自己民族文化的新特色，向世界奉献民族文化新特色，才能共同构建全球文化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