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生长空间市场营销论文
时间:2022-04-08 08: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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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有企业家精神。自古以来我们生活在东亚季风区,自然条件不好,灾变多,在几千年的历史竞争中,每一个中国家庭都形成一种精神:靠自己的力量拼搏、重视后代、勤俭积累、讲究发财致富、敢于冒险。这已是一种准企业家精神,外国人都承认这一点。美国的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一谈到中国的改革都说,“中国跟俄罗斯的最大区别就是你们的家庭,中国人跟他们不一样”。我们现在经济上的成功也证实了这一点。中国人善经营,不只是在中国大陆成功,在世界各地都是成功的。爆发金融危机的东南亚,现在已经逐渐恢复,主要是靠华人的努力,华人的企业家精神使这些地方的经济重新焕发了活力。
过去中国大陆领先世界几千年,近代的落后,是由于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不行,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停滞的缘故。而欧洲由于其制度的不断演进,尤其是《拿破仑法典》颁布以后,坚决保护个人的产权,市场交易等使各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而我们现在在这些方面还很欠缺,宪法还未对私人财产权做出明确的规定,其他制度建设更未跟上。因此要使中国的企业家有发展空间,首先是修改宪法,加上保护非国有经济,保护民营企业家的经济权益的内容,同时要有详细的配套措施,形成一种自动实施机制。私人财产权的明晰与保护,是社会上绝大多数法律制度的基石。它的奠定,使这些法律有了自动实施、自我完善的动力,在这样营造的法律氛围中,企业家才能放开手脚,大展宏图。
2.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也常埋怨,他们的活动舞台太小,无法与国有经济相比。现在的很多领域都没有放开,这不但影响了发展,也直接影响了改革。城市改革中所有的人都有后顾之忧。大家都觉得改革深化以后,住房要交钱,医疗要交钱,子女教育也要交钱,于是大家都不花钱,内需不足,反而认为这是改革带来的,致使各方面的改革“投鼠忌器”,难有作为。其实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如果进行全面改革,真正放开管制,非国有经济进入后,会使这些方面的供给充分起来,价格就会低落下来,人们就不会有后顾之忧。后顾之忧就是这些方面被国有的一些部门、一些产业所垄断,为我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质次价高”,所以形成不良的预期,影响了现在的改革与发展。
一旦放开了这些领域,非国有经济会有更大的发展,因为真正赚钱的很多东西都在这些方面,而那些已经放开的领域往往容易产生过度竞争,消耗非国有经济的力量以至于企业家难以发展。
3.历史上中国总是兵荒马乱,那时的企业家、有钱的人都要雇保镖,建庄园,修宅子,保护他的生活,保护他的事业,形成一种微观的环境。现在的企业家也是受骚扰不断。怎么能有一个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这是所有企业家都很关心的大问题。工作环境不说了,大家都知道要减轻税费、禁止摊派集资、不搞达标评比等,为企业家支起“塑料大棚”、“保护伞”。在生活环境方面,企业家也应该有自己的住宅区,富人的住宅区,世界各国全有。不同生活水平的人分开居住是非常合理的。在国外人们不像我们见面就问,你是不是处级、局级,以此来判断一个人。国外的人是问你住在什么地方,你住的地方就表示你的身份、你对社会的贡献。这样良好的居住环境,也是社会对这些人的回报。这种富人区的形成也有利于我们的农副产品和工业品上档次。我们的优质化的无公害的农副产品为什么只能输出到国外去,国内不行呢?国内那些有钱人都散落到居民楼里头,装修的时候,里头装得挺好,外面那门不敢装,于是形不成对这些产品的成规模的需求。企业家、富人在消费上不敢露富,露富了就会惹来“红眼病”,我们的产业结构怎么升级!世界各国的产业结构的上升都与消费结构变动有关,而这又是由富人带动的,接着是中等收入的人,然后是低收入的人。
中国现在还没有形成这样一种社会分化。要真正形成这样的社会阶层,就应该创造便于其生存、发展的生活环境。越南首都河内的风景区西湖边上已形成了富人区,所以那里的很多老板有了钱以后,不像中国人时兴买绿卡,把钱转移到国外,送子女出国,时刻准备撤,人家是踏踏实实地在国内创业,发展。
4.要使中国的企业家有生长空间,还应培育企业家市场。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及政府机构改革,大型国有企业逐渐脱离出来,离开了政府,进入市场。那么对于企业的领导人怎么办?
现在的改革设想是建立一个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市场,像足球界的教练员市场一样,能者上岗,庸者“下课”。但是这个市场如果不跟民营企业家市场接通的话,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而是一种变相的干部储备。只有民营企业家真正进去了,与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展开竞争,这样的市场才是统一的、实实在在的企业家市场,其中才会有真正的企业家出现,国有企业才有希望。
5.除此,还应支持企业家自己的组织。笔者曾到湖南怀化考察,移居到那里的民营企业家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组织。他们大多数是邵阳市的商人,这个组织却叫做保庆府同乡会。这么做的原因是一旦叫邵阳市的企业家联谊会或什么协会,市领导就会来挂名,许多部门趁此也会来弄钱。这个名字带有半封建、半封闭色彩的组织,看起来好笑,但是实际运作起来非常管用,没有官员参与。就是这个组织也是企业家跟政府谈判的结果。这是能够对政府制约的企业家组织。有一次有个企业家到歌厅去,被抓了,同乡会跟有关部门谈,那部门就是不放人,这时同乡会发话了:“再不放人,明天罢市!”政府一听就急了,命令那部门马上放人。这个企业家组织看好一片地方,要求政府给他们开发权,拿到开发权以后他们招商引资,很快一个市场就搞起来了,怀化城区也随之扩大了。他们叫做“前年一座山、去年一个坪(变成平地了),今年是一个市场,明年是一个城市”由此可知,旧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是有道理的。城市就应是企业家的乐园。城市是企业家创造的,这里是企业家居住的地方,由于企业家居住才引来了第三产业,方方面面的社会分工发展起来,很多的“寄生”经济,还有其他相关产业也随之发展起来了。
我们现在提倡城市化,值得注意的是:城由“市”化。如果离开了市场,离开了企业家的活动,那就不是真正意义的城市,而是行政中心,注定要在市场经济中衰落。所以说企业家组织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非常重要。这个组织也一定要由企业家自己来组织。怀化的保庆府同乡会,其发起人是监事,监事是终身制,从而维护了这个企业家组织的稳定性;董事是随便选,谁有钱谁当大的,这就从人与财两方面保证了它的运作。其宗旨非常简单,就是给成员以希望。企业家希望什么,组织就创造什么条件。第一步他们给企业家争取权益,第二步搞开发,他们现在琢磨的是给企业家的子女办学校,还准备办医院,所以企业家们非常拥护、支持他们自己的组织。湖南其他的城市都不景气,恰恰在怀化这里非常景气,各方面发展蓬蓬勃勃,究其原因,就是有一大批企业家在活动,而且是有组织地活动。
6.生长空间还需要制度创新。首先是金融体制的创新。金融体制的改革停留在原来的所有制框架下是不可能搞好的,必须发育多种所有制的金融机制。一涉及金融改革人们总是把它跟政府捆在一起,设计各种政府指挥下的金融机构、运行机制与体制。实际上真正的金融是金融资本,是金融企业家。只有产生了金融资本,有了金融企业家,国家的金融才能良性发展,才能有机地和产业资本相结合。只有金融企业家与产业企业家相结合,非国有经济才能有大的发展。但是我们现在对多种所有制的金融机构很少提到,而且对其初级形态:民间借贷、民间融资、民间钱庄抱有很多的偏见,认为会产生许多混乱与罪恶。
实际上,古今中外,从国有的、民营的金融体系的发展总有那么一个从乱到有序的过程。如果是真正的民营了,金融企业家吸收资金后,就千方百计地想放出去,它就会有利益和风险的对称。在国有银行中,你是找不到这种对称的,因此也找不到真正的企业家。光靠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对信贷员“管卡压”,是解决不了资金使用效率问题的。没有企业家的银行,不是乱放款,就是不放款,惜贷,现在的国有银行的行为就是例证。而没有民营的金融机构与民营的产业资本的结合,那么整个国民经济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制约。资本市场也是这样的问题。现在企业上市筹资的机会十分不平等,若公平合理,让民营的好企业上市,那么股市就会有出人意料的改观。另外就是放开地方证券市场。前些年,地方的一些二级市场如淄博市场,都是不错的,但是现在都关掉了。在美国你可以看到,它的股票市场是三级,有全国市场、地方市场,还有柜台交易。在不同级别的市场中风险是不一样的,这样各类企业家才能够各得其所,自由地筹资。民营的中小企业要想发展,没有多种所有制的金融机构,没有几级资本市场的衔接,是不可能有很畅通的融资渠道的。
其次是科技体制的创新。现在很多的稀缺资源,也就是民营企业家掌握不到的一些资源,如文化资源、科技资源等,都在科研、教育等事业单位里面。要激活这些资源,为非国有经济发展服务,科教体制改革迫在眉睫。这些事业单位的改革不能简单地企业化,这只会把它们又变成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现在改革了二十年的国有企业都没改好,这些刚下海的新成员又会有多好的结局?
科教事业单位改革的要害也是要建立多种所有制,要民营化。不民营化,不建立在明晰产权的约束下,教师对学生的高度负责的基础上,不建立在科技人员对科技成果高度负责的基础上,是不会有科教兴国的。俄罗斯搞了70年计划经济,最后垮了,很大程度上就垮在它的科教体制。国家出资建立了众多的科研与教育机构,维系着庞大的科教事业,每个家庭都有普希金诗集,每个人都能看报纸,但这只是重复,只是继承,在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下科教单位没有创新的机制,更不可能去激发每个人的创新才能。谁也不创新,一个民族就僵化了,落后了。我们现在的体制就会导致这种情况!
7.土地制度和房产制度创新。这个问题在农村表现得非常明显。我们农村中的能人大户,如果要想发,就必须有土地的流转与兼并,形成庄园经济,这才愿意吸收技术,才能够示范带动农户,城市里面同样也是这样。如果搞不好地产、房产,那么中国的这些十分稀缺的资源的利用就会非常差,影响是很大的。但是这也碰到很多的禁区。
8.行政及政治体制创新。它的要害还不在裁多少个机构,多少人,关键是转变职能,大幅度地综合及压缩行政职能,减少审批权限,政事企分开,而且要把权力中心提供的所谓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一大部分都市场化。这些不是不能市场化。现在很多领导就是借着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之机,凌驾于百姓之上,向老百姓收税费,建立许多机构,养了很多闲人,实际上这些都可以市场化。例如湖南贫困地区的龙山县,那里扫大街原来是环卫局的职工,花费多,效果差。现在这个县城把城市清扫权招标拍卖,哪个公司投标低,扫得好,就由哪个公司来扫,结果扫得比原来干净多了,而且还节省了政府大量的开支,过节过年也不用去看望环卫职工了。地方像这样的例子多得很。这也包括教育。我认为,不但高等教育,甚至连义务教育里的一部分也完全可以市场化。过去湖南的民间教育非常发达,完全是民营,农民自己聘请老师,交的钱不比现在交得多,但老师教得可比现在好。农民为什么敢把自己的孩子交给老师,甚至让他打手心,那时的老师负责任,讲求教育质量,那时上四年学真管用啊!现在的农村孩子上四年学,回来什么都不会,如果没有看电视,过几天连字儿都忘了。所以我这说这个方面也应该转变观念。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政治民主化。如果没有民主化,那么行政机关是不会真正改变作风,提高服务质量,也不会真正减少腐败。国家权力机构、行政机关若想真正转变,让老百姓满意,必须来自百姓,面对百姓,必须有政治民主化作为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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