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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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和《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召开的“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2-3日在江苏省昆山市周庄镇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福建、新疆等地的三十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就当前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最近十年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及其新的可能性等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上海大学的王晓明首先代表会议组织者介绍本次会议的缘起、主题和基本设想。他说，从80年代至今这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与社会的变化同步，进入到一个关键、但又令人感觉困惑的阶段。我们都认为现实环境所呈现出的一切已经改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而对那些引起文学和现实生活变化的各种因素却又缺乏认真的分析研究和透彻的见解，对其中新的可能性的方向并不明朗。他指出，要想回答大家的困惑所指，短期内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完成，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充分交流彼此的意见。他还说，为避免这次学术讨论会异化为一种形式，我们没有惊动学术界的前辈，也没有请各级领导为会议“打开场锣鼓”，甚至没有按照所谓国际会议的惯例，要求提交并宣读论文，更不组织旅游活动；而是充分利用会议的四个半天共八个时段(每个半天分发言与讨论两个时段)，讨论中你来我往，使问题从表层而至深入，在充分展开批评和反批评中，使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在分歧中慢慢呈现出来。

(一)

如何认识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王晓明认为，当前文化与文学的生产机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文学为例，五六十年代国家主要通过作家协会和出版机构来组织和管理文学活动，现在这种管理的重心明显向出版方面转移；而出版社一方面产业化，以追求利润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具有垄断性，它对文学的管理就尤具特色。他同时列举从文学教育到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等多方面的因素，认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部分。他强调，今天的文学研究应该充分考虑生产机制的影响，才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作出贴切而深入的分析。他同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仅仅援用“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类西方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切实而具体的研究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福建师范大学的南帆说，在这个新的机制中有几个环节是他特别关注的：一是关于市场的概念，在这里，“利润”是好字眼，但不能仅仅把创造利润当作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目前文化产业的利润仅次于航天业，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但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大家都在谈论市场，但是文化市场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在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公平交易的平台，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制造热点的地步，比如，如果你没读过一本十分幼稚的畅销书，你就是落伍的人，等等，这就是市场所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二是市场与话语权力的结合，80年代建立了这种想象：市场是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特别在文化人想象中，市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对市场的好感主要来自这方面。三是市场与大众复杂的联系，30年代提倡大众化，连同40年代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时的“大众”是革命主力军；而现在在“大众文化市场”中，“大众”是创造利润的人，虽然都使用“大众”一词，但其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化，市场掩盖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关系。

南帆的发言还强调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说，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层面，即使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一定了解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引用阿尔都塞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说明一种想象性关系所形成的控制力量。他说，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不容易察觉，它通过符号体系发挥作用，例如在文学中，在武侠小说中，都可以传递出诸如种族、性别等意识形态的信息。在文化里面，文学是意识形态变化中非常活跃的因素，文学往往以敏锐而深刻的感性洞察力来宣布恩格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视界》主编李陀在发言中探讨了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动力问题，他认为不能忽略民族国家这个动力。在20世纪的世界局势中，地缘政治成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方面，跨国资本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所形成的张力，已经进入中国文学、文化生活领域。他特别强调应该充分认识这种动力中的张力关系，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与西方启蒙传统的紧张关系，当前不仅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社会与市场之间也有冲突，我们的会议就体现为与市场的一种紧张关系，对知识界不能下简单结论。鉴于动力中复杂的张力关系，李陀认为，必须意识到套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经验的有限性，虽然这是一份可贵的理论资源，但对中国经验而言，它不足以提供有效的反思，也就无法作出有效的阐释。对当代文明面临的危机进行新的阐释性描述，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否则无论科技为我们提供多少物质方便，人类都还是没有摆脱黑暗。总之，李陀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分析动力机制的复杂性。

在一般人看来，当今发达的传媒业正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空间。对此，上海大学的蔡翔在发言中探讨了“纸面媒体与文学生产经验”的关系。他先着眼于微观，分析时尚类杂志生产的特点：一，不靠发行获取利润，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并根据对读者群的定位寻找广告商，再由此组织刊物的叙述方式，因此，它面对的其实是“小众”而不是“大众”；二，当刊物确定它的读者群的概念后就是叙述，即表达一种生活方式，并以此来检验我们的生活是否“时尚”；三，极力抓住未来的可能性，提供关于未来而不是关于过去的想象，比如关于“家庭”、“幸福”、“身份”、“健康”的未来想象与可能性。蔡翔认为，正是第二、三部分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由某种生活方式转化为表意叙事，并成为既定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由此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以“时尚”或“不时尚”的观念来控制我们。再来看文学，从表面看，出版社鼓励长篇小说的繁荣，但实际上版税的影响非常大，艺术创新在版税制度面前退缩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正不断萎缩，使文学创作的基础被削弱，这将影响后十年长篇小说的繁荣。另外，文学杂志要进入市场，也产生分层现象，一部分杂志专为“白领”，一部分专为“顶级富人”……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种真正的大众也许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不属于“时尚的”高档消费群体；就此而言，寻找新的读者也就是寻找没有被遗忘的精神诉求和历史记忆。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关于“市场与文学关系”的发言倾向于寻找文学与市场的同一性。他说，古人有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作家放弃了精神自主性，也应该理解为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和社会的交换方式。当代文化市场与传统相比自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正如历史上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破坏文学的精英价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增进文学向多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可能性，大众传媒也将促进文学活动的传播。

北京大学的韩毓海在发言中对比西方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所着力描摹的是一个“情”的世界。他说，无论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福科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对不同时期市民社会、平民社会和大众社会的区分所做的贡献，都体现了西方的理性传统。他举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文学家笛福为例，亚当·斯密和笛福在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角色都曾前后置换，其原因也植根于西方文化注重范畴、实证和条分缕析的理性传统。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他举《海上花列传》和《马桥词典》为例，认为这些小说并非环绕一个中心，其中许多非理性行为只能用一个“情”字来解释。像《海上花列传》中三人连环套的故事情节表明中国人的情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思路始终没有解决“情”的问题。“天若有情天亦老”，以“情”来解释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可视作这种传统的投影。韩毓海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以西方理论诠释当今复杂的中国文化/文学现实的怀疑。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对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较成功的期刊或媒体书目注意在市场和体制之间寻找平衡，而不可能长久地徘徊在边缘。他说，90年代以来市场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加入，网络空间的出现，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生产的看法，而目前社会对新经济的兴起还有所忽视。伴随网络兴起而诞生的是新经济神话，所谓“眼球经济”，追求点击率，人们对网络的热情，引起跨国资本和外国基金的关注。文化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业余思想者、写作者和新网络群体纷纷出现。另外，网络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的经典，像《大话西游》现象，其实是网络讨论的结果。在进行上述分析后，罗岗还提出网络文学必须应对的问题，比如在版权、作者和传播问题上如何抵制资本的压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保护和发扬民主精神，但他认为目前不能高估这种可能性，因为网络文学毕竟徘徊于资本与市场之间。面对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费振钟对作家协会在目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用表示忧虑，他认为目前作协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已不能满足作家的要求，作家协会无力组织文学生产，作家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作协活动，在作协活动中经常看不到作家的影子。

(二)

如果说，关于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讨论是90年代以来文学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思考，那么讨论必然涉及对这十多年来文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切入角度，大家对这十五年来文学经验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尽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文学创作明显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资本抑制之间打擦边球，这种关系常常表现为微妙的转换，相互利用，最终目的是满足市场欲望。90年代文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用80年代的文学资源，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多表现了80年代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90年代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作者其实是80年代的朦胧诗人。虽然其间有转换得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倪文尖对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并不乐观。他认为，这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即文学是怎样的，文学与经验的联系，特别是与那种既凝聚着个人化、又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经验的联系。现在关于都市的叙述中看不到中国都市发生的真故事，故事是套路、模式化的。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中有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但那底层还是程式化的。从文学技术层面看，小说的呈现能力如对细节和场面的描写，远不如对故事过程叙述得好，作家的描写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维。那些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继续走红的作家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比如莫言的作品忽好忽坏，表明他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反省和判断能力；王安忆则相反，她是自觉与思想界保持互动的作家，由于过于自觉，创作陷入另一种观念化倾向。《上种红菱下种藕》表达了一种情怀，但这种情怀可以写一篇好的散文，作为小说，她最想表达的却不是目前写出来的。因此，倪文尖认为对90年代文学持反省的态度会更具有价值。

对文学现状的反省逐渐深入到对研究者自身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反省。复旦大学的郜元宝对一部分会议代表研究方式的改变提出质疑。他说，在座的一些批评家在80年代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但今天却转向文化批评，只问“种子和泥土”，方法论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现代人更关注文学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灵魂问题不再关心，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从文化跳到文学，但从事文化研究后还能不能回到文学研究?他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南帆认为，“回到文学研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学研究是什么?人道主义回答是对人的研究，新批评认为是对语言的研究，这些构造本身即是一种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王晓明说，我们今天所以要来讨论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在80年代获得的那一套文学观念，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今天的文学现实；但他同时指出，郜元宝的批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与会者仔细思考。李陀对80年代他曾认为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进行反思，他说现在看来，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看法有许多问题，为什么用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就是为了打破那种以为“文学是创作主体靠主观建构的”陈旧观念。蔡翔进一步说，作家写作、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件成品。我们过去只承认主体性，其实也并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种政策和形势参与的过程，80年代的各种观念支持着作家的写作，像《冈底斯的诱惑》和《棋王》都离不开当时的语境。90年代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学基础发生危机，恐怕也不应该仅从作家的主体性来考虑问题。上海大学王鸿生的发言则使郜元宝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晰，他认为，采取文化研究的机制把思想吸附进去，使个体、心灵，以及审美和乌托邦走下坡路，我们变成自己的对立面，似乎个人感性、经验走到头了；另一套术语：民族国家、资本、权力等成为大辞条。他希望有一部“词典”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词语之间的断裂。否则，这样的研究将导致危机，因为我们把文化研究出发点上的东西丢掉了。

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认为，把文学比喻为一朵花，并由此纳入审美范畴，从审美欣赏的角度来肯定文学陶冶心灵的功能，其实这种审美主张并不能将80年代蔡翔、王晓明等人的文学批评包容进去。这十几年的文学更无法纳入一个纯粹审美的范畴，比如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不是作为“一朵花”而获得接受，许三观令人同情的命运反映了文学表现苦难的主题，对作品的接受是现实市民社会的回应。薛毅回顾现代文学史认为，文学研究会使文学像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揭示也各有不同，他把《许三观卖血记》和茅盾的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余华与茅盾都表现了苦难，但他们之间的差异在于茅盾努力呈现“老通宝”的命运与社会的联系，并由此揭示了像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那样的社会内部结构，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把对这层关系的揭示去掉了。南京大学的丁帆在发言中，主要批评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趋向削弱了五四传统中的批判功能，一些作家在市场面前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文学创作的成功被视为未成名的写作者进入影视圈的通行证，由于急于瓜分市场利润，创作主体的“我”正逐渐消失，人文价值立场隐退。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学院派的研究究竟有无用处，持疑问态度。

会上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文学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对90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武汉大学的昌切认为，对于90年代文学中灵肉二分写作现象的批判，缺乏一种历史的比较。他认为，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欲望化写作”完全投合于市场，因为市场的规律就是不断刺激个人的欲望，满足新的消费观念。深圳文化研究中心的尹昌龙则从文学研究如何进入市场的角度提出，应该看到90年代文学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的“公共性”。当内地普遍认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时候，在深圳，文学类的销量则仅次于经济类读物，新的文学与大众公共性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具体说来，文学一方面与市场建立一系列新的联系，比如文学与影视创作的结合、利用文学和文化的公共资源，等等，与体制、主旋律、反特、黑幕、官场、人性等各个方面发生复杂暧昧的关系，重新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文学扮演了“梦工厂”的角色，比如在打工文学杂志中“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这样的创作意向，就很受市场欢迎。尹昌龙认为，与80年代不同，知识分子讲“独立承担”并不是简单的事，而意味着重建无数复杂的联系。山东师范大学的吴义勤认为，人们对90年代“新生代”小说有许多批评，但这是在文学理解上的分歧。90年代“新生代”小说是对80年代文学倡导人的尊严和个性的写作，以及先锋写作的现代化诉求和西方模式化的一种反叛，它以一种镜象的方式，从时间向空间概念转化，以证明这些作品中的“新启蒙”所建立的一种意识形态观念合法性，比如其中女性对男性的启蒙，老板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儿子对父亲的启蒙，等等。

(三)

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介入现实的重要途径，但以怎样的方式谈论文学，包括阐释历史与回应现实，八九十年代实际上有许多分歧。关于不同的文学观念是导致分歧的主要原因，与会者都有共识，但同时大家也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观点和分歧明晰化，不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兜圈子、打空气拳，而在相互交流与论争中，使研究得以进展。

北京大学的李杨说，《南方周末》曾组织作家谈作品获奖的理由，有些作家把文学创作归因于“热情”和“真诚”，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回答。因为真诚和热情的作家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为什么有这种回答?表明文学观念出了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的会议需要回应或给予描述的。80年代关于文学的讨论，使文学观念建立在文明与愚昧、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个人主体性基础上，这种文学观念是当时现实和政治的产物。那么，现在什么是中国的现实?现实改变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并不是多数人的暴政，不是个人化不足，而是个人化过度，像“欲望化写作”、“下半身写作”这种所谓纯粹个人化经验实际上是商业化的，最不个人化。一部分人身体的快乐是建立在另一部分人身体的不快乐上，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是以压抑了另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为前提。李杨认为，今天讨论文学，不应该把文学与政治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文学作为话语层面的一种知识，它是一种制度和政治。如果文学脱离政治，文学还能做什么?它还能用什么方式建立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今天“捅破窗户纸”，也就是要建立文学与政治的联系。李杨还认为，不可能在国家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划一条界限，对此西方社会学家已表示怀疑，因为关于谁的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文学与政治的问题上，李杨认为，他并不想建立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而应有个人承担。复旦大学的倪伟的发言强调了文学对社会环境的关注，他说，文学从来不曾剥离政治，“个人写作”和“身体写作”的问题不在于作品写了“身体”，而在于应该写出烙刻在身体上的各种社会烙印。他认为，文学批评有时对作家产生误导，使作家陷入理念和简单化。虽然批评中有赞美，当一个“赏花人”也没什么不好，但他本人对分析培植“花朵”的土壤更感兴趣。

郜元宝不同意李杨的看法。他说，从中国文学史看，不是文学没抓住现实，而是缺乏那种脱离现实的文学。因此为文学辩护或唾骂都有道理，但都落空了。亚当·斯密的蓝图在茅盾的《子夜》中不可能实现，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除了鲁迅，还有什么作家作品?第一流作品可以提供了解心灵，第二流作品可以提供社会学资料、文献材料。鲁迅的许多创作完全是一种纯文学，但这样的文学被斥为“反动的文学”，左翼恰恰是在现实层面把鲁迅否定了。别林斯基的“现实”是从先验的概念推演出来的，不是我们意义上的“现实”。我们的“现实”恰恰是一个主客体分裂的概念。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则从知识话语的角度强调文学与政治、现实的联系。他首先表示在争论中任何人都不可能说服对方，正如波尔所言：“不是一种理论战胜另一种理论，而是一代人死去了，另一代人成长起来。”80年代以来，围绕人和自我一直在打架，旷新年说，他不相信“自我”，“自我”本身是一种知识的建构。每个时代的流行真理，都会找到一个新的“自我”。针对有的与会者在发言中认为文学应该强调“伦理”，旷新年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结底还是那一句老话说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男人和女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伦理不会一样。伦理的前提是政治，无论日常政治还是国家政治，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伦理也不同。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文学史的评价，旷新年强调“文学是时代的”观点。他说，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文学，但现实是：在一个时代是文学，在另一个时代就不是文学，正如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排斥。其实把80年代文学说成是纯粹的文学也是片面的，新时期文学话语是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政治文件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提倡人性，表现爱情，但也有被压抑的话语，如关于阶级和政治。

苏州大学的王尧在发言中注意到学院研究在介入现实批评时的差异，他认为这些差异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只是人们很少关注那段历史。他还提到纯文学批评家很少谈“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对这些作品而言，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经验是否还有合理性?他还谈到，当前的文学批评受大学体制牵制，批评文章获奖难，如果变成专著才容易获奖。这是体制问题。扬州大学的徐德明着重分析了当代小说的暧昧身份。他说，当今小说是什么?其中隐含着主体的暧昧，审美的暧昧。首先关于主体，在当今小说家那里，人死了，身体却很活跃。身体视像化，个人的想象空间被排拒，被忽略。他由此认为，今天是一个从崇高走向卑贱的时代。其次语言缺乏个性化的表达，大家用差不多的语言来说媒体教的话，而媒体教的是大众化的群体语言。徐德明不同意倪文尖认为近些年的作品“描写”不好但“叙述”好，他说，这些小说家不仅描写得不好，叙述也不好，因为描写和叙述不能脱节。小说家与一般人在生活中一样，以牺牲美为代价，因此读者的迷惑和作者的暧昧是必然的。

(四)

关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的可能性，王晓明针对会上对茅盾《子夜》的不同评价，阐述他对未来创作和批评的看法。他说，会上有人重新肯定茅盾的创作，强调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这是和论者在90年代对“私人化”写作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的现代文学界对茅盾的这种写作方式做过批评性的分析，“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是作为创作的一个失败来看的。因此，今天若要重新评价，就应该比过去已经达到的分析更深入、更复杂，而不仅是做一篇“翻案文章”。否则，就很容易给人“你要倒退回去”的印象，尽管你实际上并非如此。倘说80年代对茅盾小说的批评有简单化的毛病，忽略了茅盾小说对人的社会性有更多样的——不仅仅是图解式的——呈现，那就应该把这个复杂性读解出来。至于90年代文学的“私人性”问题，重要的不是写了身体，而是这身体是不是写得好，有没有写出生活与人的丰富性。目前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为什么有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写出多样的“私”，没有写出真正的“个人”。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认为，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研究必须从中国的真问题出发。80年代强调“纯文学”，我也是始作俑者之一，虽然文学从来就没有“纯”过，但当时是为摆脱“”的束缚，而且当时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也带有策略性。现在看来这些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起过积极作用，但也遮蔽了一些文学与政治的实际关系，以及文学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到了90年代，对问题越看越清楚，就应该来揭示那些被“纯文学”观念遮蔽的东西，这不是赶时髦，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他认为，现实的问题不仅是“旧病没好，新病又来”，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今天拿什么来面对现实。他认为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拒绝记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而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对这份遗产缺乏认真研究；另一种是把苏联社会主义整个搬过来。他说，必须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贡献，也是最好的工作。

李陀认为，当前知识界的检讨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倾向，这也是希望的征兆。他说中国知识界面对两个历史，而西方学者只有资本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有痛苦的教训，这是不能抹掉的，但对它在这一百年来的合理性也应该进行反思，如果不合理，怎么那么多知识分子为此前赴后继?所以对两个历史的清理和检讨都重要。关于文学的“反抗”与政治的关系，李陀认为，拉美文学有强烈的政治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的顶峰，过去我们对其中的复杂性注意不够，需要今后共同努力。罗岗在发言中强调，我们过去谈“干预”，总是和国家和行政联系在一起，但忽略了这一切背后话语的介入，这是另外一种干预和控制的权力。

会上，围绕文学、人性、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等话题，大家的看法也是多方面的。郜元宝认为，搞文学的人不必非认清社会、人、价值体系、现实等问题以后，才能搞文学，虽然文学有参与这些问题的功能。王鸿生认为，伦理问题是全球化中文学的关键问题，对伦理的关切不一定给我们带来终极答案，但有没有这种关切就不一样。来自新疆石河子大学的张吕在发言中，通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阐释人性、个体与政治和历史的多样关系，她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鼓励人面对现实的积极精神。苏州大学的栾梅建则从古代文学与纸张发明的关系谈起，考察现代科技进步与文学演化的关系。他认为，由于电子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图像的泛滥有可能使文学边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文学也有可能渗透到更宽广的领域。复旦大学的张业松认为，当年周作人讲“闭门读书”是担心新文学走向载道文学，但他没能力挽狂澜于既倒。20世纪文学家做的其实是政治工作，因为他不能不做，今天则不同，今天综合国力增强，社会分工不至于混淆。他据此认为，研究文学的人应该提倡“岗位意识”，这也是承担知识分子的职责。浙江大学的盘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知识分子应该“迎上去”，进入大众文化市场，改变或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他说，30年代革命文学与商业合作进入市场，取得了成绩，如果不真正研究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其实批判、反抗都是无力的。苏州科技学院的徐麟在发言中强调在大众文化包围中精英写作的意义，同时他认为，未来的精英写作应该不是“代言”，而是指向个人化的表达。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则认为，面对如此多样的新课题，现在需要更多实际的研究，并通过具体的工作来推进研究，而不是空泛地坐而论道。

会议结束前，李陀、南帆、薛毅和王晓明分别就个人体会作小结发言。他们认为，这是一次比较有学术质量的会，会议气氛好，大家既坦诚的交换了意见，又相互尊重，抱着诚恳地交流与切磋的态度。虽然大家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有分歧：如文学是纯粹审美的，还是一个与政治、社会相关的话语世界；如何认识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巨大作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如何从历史的再叙述中发现新的可能性，等等。但通过两天讨论，随着这些问题不断“浮出水面”，大家的认识在原来的基础上都有所澄清、也有所推进。正是因为有这些澄清和推进，这次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例如对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对80年代文学史的重新叙述、思想和文学研究的“伦理”维度、文学的政治性、如何发掘现代文学的思想资源，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夜幕降临，这次学术研讨会在热烈而意犹未尽的气氛中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