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乡村旅游经营模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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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乡村旅游经营发展模式的主要观点

戴斌以国内、国外乡村旅游成长发展模式为出发点，按照乡村旅游成长的协调机制把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划分为3种类型:政府推动型、市场驱动型、混合成长型，并指出在乡村旅游发展初期，政府力量的推动是非常必要的，初具规模后应适时向混合型转变，弱化政府职能。郑群明、钟林生对参与式乡村旅游开发模式进行了探讨，认为参与式乡村旅游形式的核心是社区全面参与旅游开发，并总结出了“公司+农户”模式及演化的“公司+社区+农户”模式、“政府+公司+农村旅游协会+旅行社”模式、股份制模式、“农户+农户”模式———示范带动作用和个体农庄模式。彭敏、付华提出了“公司+(社区)+农户”模式、“政府+公司+农村旅游协会+旅行社”模式、“农户+农户”模式、“股份制”模式、个体农庄模式、“企业+政府+旅行社+农户”模式、“上级农村社区联合行动委员会+当地社区旅游发展规划委员会+当地社区居民”模式和“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农户”模式。罗明义基于云南省乡村旅游发展特点和模式，总结出了景区带动型模式、乡村组织型模式、“公司+农户”型模式和综合开发型模式。其中景区带动型模式只是把乡村作为景区的分散服务区，并没有指明其经营管理模式，综合开发型则是偏重于以政府为主导进行一系列乡村旅游开发的模式。李德明、程久苗从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互动持续发展的角度列出了6种发展模式:政府主导发展驱动模式、以乡村旅游业为龙头的旅－农－工－贸联动发展模式、农旅结合模式、股份合作制、“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资源环境－社区参与－经济发展－管理监控持续调控模式。王静、方旭红基于村民自治的角度提出了在乡村旅游发展的不同时期村民自治的经营模式，指出乡村旅游在村民自治的条件下可广泛引入企业制度，如独资、合伙、合作和公司制度，采用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如租赁、承包、外聘等方式。程增建、王金叶提出对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内生式发展模式的探讨，认为实现内生式发展的关键是社区组织、社区经营者、社区居民、乡村旅游者与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旅游媒介、投资商等战略利益群的合作协同，强调通过内部整合，建立多方协同平台，最终形成依靠本地发展能力、当地主导的利益相关者的内生式发展模式。乡村旅游的开发需要多方利益体的共同参与，通过对上述学者研究成果的总结，可以归纳出3种主导的经营发展模式:政府主导型模式、社区居民主导参与型模式和多利益主体参与型模式。

2乡村旅游经营模式的实证归纳

2．1政府主导型模式

政府主导型模式是把政府作为乡村旅游开发建设的主要力量，充分发挥其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经济调节、提供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的职能。广西南宁扬美古镇风景区、钦州灵山大芦村民族风情旅游区主要依托政府主导发展模式，其中南宁市政府先后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大扬美旅游圈”开发建设，辖区政府也积极利用各种贷款和资金加大景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积极引导和支持旅游部门开展树立“扬美古镇”旅游品牌的活动。魏薇、王金叶以四川省“五朵金花”(5个村子)为例，总结出以政府主导，“产业趋动、公司运作、农户参与”的发展模式。赵云在对云南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研究中指出经济发展落后的农村地区以及乡村旅游未开发或初始开发的地区，如怒江州大部分的农村地区，应采用政府主导发展驱动模式。在开发乡村旅游过程中，要在政府主导下构建稳定、公正的农民利益分配机制和科学的土地补偿机制，才能实现经济学原理中政府、开发商和农民的利益均衡。实践表明，在乡村旅游发展初期阶段或是经济落后的较贫穷地区，政府主导优势明显，但是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以及市场需求的变化，这种以政府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应不断调整和优化，政府要重新做好自身定位，实现由主导、引导角色到协调、服务角色的转换，以促进乡村旅游更好地发展。

2．2社区居民主导参与型模式

2．2．1村民自主开发型模式

村民自主开发型模式是村民依托当地的旅游资源，凭借已有的经验和知识，自主开发或是在当地成功案例的引导下进行自主开发、经营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个体农庄”模式、“农户+农户”合作模式和“示范户带领”模式。广西柳州融水县香粉乡雨卜东兴旅游村、桂林恭城红岩生态旅游新村由于受旅游大环境的影响，部分农户自发投资乡村旅游，开展自主经营，慢慢带动更多农户合作开发。杜忠潮等对关中地区乡村旅游进行调查时发现，“农户+农户”发展模式占到50．0%，且调查对象71．3%的居民参与服务接待，参与管理决策的居民占10．9%，进行投资、设施维护的居民不足10．0%，缺乏必要的政策指导和统一的规划。村民自主开发型模式主要依靠自身的经验，资金成本投入少，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能最真实地保留当地的民俗文化和景观，但是在这种模式下游客接待量往往有限且对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缺乏关注，经营管理制度不完善，不利于乡村旅游的长远发展。

2．2．2乡村组织型模式

乡村组织型模式是乡政府、办事处或村民为促进当地旅游发展而自发组织的协会或部门，有组织地引导农民经营户，按照统一规划和建设的要求，提供旅游接待设施及相关配套服务，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模式。罗永常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朗德村为例，该村的旅游活动安排和效益分配由村干部组成的旅游接待小组负责，村民则负责游客食宿游接待和表演，村委为鼓励群众参与旅游接待，总结出社区参与和利益分配机制———“工分制”，这种机制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居民的利益，但总体来看激励机制不足，不能从长远带动朗德村乡村旅游的发展。贾跃千在分析黄山市乡村旅游经营模式中提出呈坎、西溪南、郑村适合“以组织换发展”的内生式发展模式，因其农村基层组织有较高的权威性，呈坎的雕刻协会、西溪南的养蜂协会和郑村的强烈宗族观念分别能够承担起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池静以杭州龙邬茶村的管理为例，分3个发展阶段剖析了农村集体组织主导型制度的利与弊，指出这种模式虽然有较强的激励性，但是也有很强的假设条件，并指出从目前国情看，该模式的使用仍有挑战性。乡村组织型模式以当地居民的利益为出发点，但是在市场化运作、旅游市场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单纯依靠自身拥有的资源并不能完全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而且村民组织对于资源的开发、运营、管理等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村民自身的素质也需要进一步培训和提高。

2．3多利益主体参与型模式

旅游业的综合性决定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要涉及众多的利益分享者，如何协同发展，做到合理的利责分配，则是乡村旅游实现有序有效发展的关键，多利益主体模式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是乡村旅游经营模式的一种趋势。陈志永等学者以贵州天龙屯堡为例，总结了该村“政府+旅游公司+农民旅游协会+旅行社”四位一体的参与式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其中当地政府作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发展环境;旅行社等旅游公司负责旅游活动策划、营销及服务接待;农民旅游协会则代表村民参与旅游事务的管理、监督，负责各种旅游活动、提供基本旅游服务等，各项利益团体各司其职，形成了有效的经营模式。邹再进从欠发达地区乡村特点着手，指出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应采取边远地区型发展模式，需要通过强有力的外力作用高位“切入”，适宜采取“政府+公司+农村旅游协会+旅行社+农户”的综合开发模式，指出多主体参与的乡村旅游开发模式能达到相互促进和形成“合力”的效果。广西桂林蝴蝶谷瑶寨生态旅游景区、龙胜龙脊梯田风景区有较好的市场条件和区位条件，但是该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比较落后，缺乏开发旅游的条件，需要公司运作来求得自身的发展，采取“公司+农户”模式取得较好的发展。句容的茅山镇采用“政府+公司+农村旅游协会+旅行社”发展模式，各个利益团体协同配合，发挥了旅游产业链中各环节的优势，通过合理分配利益，成功地避免乡村旅游开发中的过度商业化，保护本土文化，增强了当地居民的自豪感。魏薇提出了企业庄园创新模式，即大型工业企业依托自身规模优势和资金优势，根据企业业务发展的需要，选择环境和资源条件较好的乡村，投资建设企业基地，并与当地村委联合建立旅游公司进行旅游开发的模式。多利益主体参与型模式能使各方利益主体得到较好的协同合作，在市场体制激励下，提高对市场的应变能力，但是在多方利益的发展下要充分考虑村民的利益，避免过度商业化，要注重对于生态环境、原始风俗文化的保护，避免过度开发，保持乡村旅游最核心的“乡村性”。

3乡村旅游经营模式评述与展望

①国内部分学者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和“开发模式”有很多探讨，且以实例为总结依据，但是在分类标准和概念上存在歧义，易出现总结交叉、归类不清现象，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该划定统一的研究标准与分类依据。②部分学者对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研究以案例为基础进行分析总结，但是对各种不同发展模式产生的根源以及能适用的乡村类型很少有总结性的分析与深入探讨;③国内乡村旅游发展迅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但是缺少对于成功案例的深入分析以及对案例的持续研究，如进一步分析原有发展模式是否适合不断变化的市场需要以及利益分配制度是否合理，该模式的演变机制是怎样的。明确不同地区乡村旅游开发所处的发展阶段，利于经营模式的调整和优化，也有助于探寻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为以后的发展提供经验和借鉴。④国内乡村旅游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在此发展过程中也存在有发展失败的案例，国内学者对其关注较少，其实对失败案例进行分析总结也是对于探讨发展模式的一种有力启发。⑤国外乡村旅游的发展比我国早且积累了一定的成功经验，应该在总结国外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国内乡村旅游发展的情况进行模式的优化。乡村旅游是传统农业和旅游业的完美结合，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正确决策，现在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对其经营发展模式的探讨还在继续。发展模式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不适合，各地应该总结经验，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旅游发展方式。

作者：张新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