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化厂经营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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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原厂的内迁复厂及发展概况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大举进犯上海，地处该地的天原厂被迫停产，总经理吴蕴初向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提出内迁要求。9月5日双方达成内迁预算。预算决定给予天原厂补助金额28万元、地皮100亩，并息借建筑费50万元，流动金30万元［1］63。天原厂的重要器材设备于1937年10月27日在上海起运，先后途经苏州、镇江、南京等地，同年12月12日抵达汉口［2］201－202。与此同时，天原厂在汉口刘家庙购得土地200亩，并设立办事处，准备立足武汉。此后南京失守，武汉形势日益严峻，吴蕴初决定将天原厂再度西迁至四川。经过长途迁移后，天原厂的各种物资器材于1939年春陆续运抵重庆，并选定嘉陵江北岸猫儿石作为厂址。随着各种物资器材的陆续到达及员工的努力工作，天原厂于1940年6月重新开工投产，实现内迁复厂。迁渝后的天原厂，在抗战期间虽历经各种困境，但从整体来看，也取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

(一)产品产量增加

天原厂作为抗战时期大后方为数不多的大型化工企业，主要从事基本的化学原料生产，其在1940年至1945年的产量如表1所示。从表1可见，天原厂出产的产品主要包括烧碱(100%)、45°B’e液体烧碱、盐酸(20%)、20°B’e盐酸、漂白粉(含氯量35%)及纯盐酸六大类，除纯盐酸表中只列了六年的整体产量外，其余均单列了每年的产量统计数据。六年间天原厂主要产品产量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前五类产品的最大生产值较1940年的生产值分别增长574%、262%、527%、212%和482%。

(二)设备得到不断扩充

迁入重庆开工以来，天原厂便根据自身的实际发展情况及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命其进行扩充的奉令，一直进行着扩充工作。1941年，因其“盐酸过剩决先加建粉塔壹座”［2］248，该项工程于次年三月份完工。1942年2月起“开始建筑盐栈房一所，化盐池三只，及石灰栈一所”，于该年九月内相继完工。其后“第二排电槽五十只之石身及轻气箱七十只，以及阴极花铁板”等也相继开工建造，于1944年完工。与此同时，为维持两列电槽持续工作，“须备第三座粉塔，以便掉换修理”［2］250，天原厂亦于1943年5月份将增建第三座漂粉塔的任务交由昌华营造厂承担建造。

二、天原厂的经营管理

抗战期间，天原厂面临着职工工作积极性不高以及跳槽、物价上涨和资金不足等诸多困境。因此，其采取了一系列的经营管理措施来予以应对，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实施奖惩制度、完善职工福利保障、让售股权和寻求政府支持。

(一)实施奖惩制度，提高职工工作积极性

为提高工人工作积极性，天原厂制定了一系列激励性措施。为增加产品产量，天原厂在1941年5月颁布的工友奖金简则中规定，从该年四月份起，工人“每产50度烧碱30公斤，提出国币一元作为奖励金”、筛灰间的工人“除应得规定级奖金外，每工作一天，另加给奖金四角正”［3］303;漂粉塔上的工人依照“漂粉塔接用电槽全部氯气之工作天数计算”［4］给予相应的奖金;对于暑期仍坚持工作的职员，天原厂“为答酬职员暑假内之办事劳绩起见，特给时期奖金以资鼓励”［5］。此外，对于日常的加班，从1942年起规定“凡星期日员工轮到休息仍照常工作者，加给薪工一天”［6］。为促进产品销售，天原厂积极鼓励推销员对其产品进行营销，制定了奖励营业推销员的章则，即规定从客户实付的总货价中抽出相应比例的总货价对营业推销员进行奖励，漂白粉为其所售价格的1．5%，盐酸为1%，烧碱为0．75%。［3］446在实施奖励制度的同时，为尽量减少职工懒惰的行为，企业也制定了一系列惩罚性措施。如针对该厂所招艺徒，规定“旷工二次者，予以记过之处分”、“记过三次者予以除名”、“如有品行不良，违反厂规时，得视情形之轻重予以申斥、警告、记过及除名之处分”［3］335。此外，工厂也会对职工所涉及的惩罚及时布告，如在对烧窑工人陶过明、秦海清、练习生李志翰处分时就布告，指出此三人“不遵守厂规，制造私物，姑念初犯，从实免惩……以后如有同样行为自应严予处罚”［7］，这一处分布告的公布，除对应受惩罚工人进行处分外，也达到了以儆效尤的目的。职工在奖励措施的激励和惩罚措施的约束下，不得不考虑自身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从而选择规范自己的行为，避免工作的懒惰。

(二)完善职工福利制度，构建起完善的保障体系

吴蕴初曾对前来参观天原厂的抗战时期著名记者徐盈表示“工人跳厂跳得凶，好容易请来的工人，一转眼就被别人用高价拉去了”，因此“一再表示对于工人福利特别注意”［8］124。为保证职工福利，天原厂在食住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为应对后方生活困难情形，对员工及其家属均提供食宿补贴。随着战争的持续，大后方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职工生活也变得日益困难。为此天原厂对职工给予了更多的伙食补贴。在1942年改订的工友生活津贴办法中，即规定技工生活津贴为“每月四十元”，长工及艺徒每月生活津贴为“拾五元”，短工每月生活津贴为“拾元”［9］。不仅对职工给予津贴，天原厂也对家属给予米贴补助。1941年的家属米贴暂行办法中规定:凡米价超过镇价“每斗六元时，其超出之价数由本厂予以津贴”，无自给能力的技工子女每人每月“按一市半计示，成人倍之”，技工家属米贴以“四市斗为限”，技工之外的工友及艺徒服务未达六个月者，家属米贴按技工家属米贴的“二成”份额供给，达六个月至十二个月者则“丰数”供给［10］。此外，职工平时的膳食也“概由厂方供给，有在外自膳者，由厂方津贴”［11］。1942年8月，在职员宿舍行将落成之时，亦颁布职员宿舍申请办法，规定“凡本厂现任职员有家眷在渝，或确已通知其家眷设法内来者，均可备向厂申请登记”，申请之租金分为每月75元和60元两等，供职工自行选择。［12］除以上福利措施外，天原厂还采取了更多的配套福利措施，如对在职亡故者的职工家属给予职工抚恤、春节期间对职工发给年终酬金和提供职工图书馆以供职工使用等，构建了比较完善的职工保障制度。

(三)让售股权和寻求政府支持，缓解资金不足

资金不足是战时天原厂发展受限主要因素之一。为此，天原厂采取了让售股权和寻求政府支持的办法来缓解资金不足的问题。其一，让售部分股权。作为股份有限公司，天原厂拥有让售股权、增加股本等权利。在1940年12月召开的董事会议上，董事长朱子谦在会上宣读了董事会前总经理吴蕴初的提案，吴认为“现在环境频恶，朝不保夕，为保全股东血本起见，拟于必要时以净得渝币壹百零五万元为目标”［2］280，请求政府收购其股权。之后，天原电化厂与金城银行签订让售股权的协议，使得金城银行获得天原厂47%的股权。金城银行将所拥有的这部分股权在1943年5月转给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此后，1943年10月初天原厂召开临时股东会议，会上提及天原厂近来遇到“运盐船只损失及电力不足，生产减退，资本不敷周转”［3］199的困难，并通过了增加资本为一千万元的决定。经济部资源委员由此按其所占的股权比例认股四百七十万元。其二，寻求政府支持。在资金缺乏的情况下，天原厂多次请求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给予资金上的支持。1939年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准予照借建筑款参拾万元整”［2］223。其后，在工料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再次向经济部工矿调整处请求“继续拨借国币贰拾万元”［2］224，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最终同意给予其货款，“周息柒厘，四年期满”［2］226。在经济部工矿处的资金支持下，天原厂解决了在筹建后方工厂中资金不足的问题。在发展的过程中，天原厂亦得到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的资金支持，1942年6月8日天原电化厂上呈道“所存舶来材料于扩充电槽后仅敷一年之用……并请将扩充贷款直接拨货”，工矿调整处其后明确表态其协助该厂扩充第二排电槽，“由本处直接贷与之一百万元以原有资产作抵处”，此外“经四联核定贷与之一百万元”［3］470－480。通过让售部分股权和寻求政府支持，天原厂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资金不足的问题。

三、天原厂的管理成效分析

抗战期间，内迁到大后方的天原厂通过实施一系列的经营管理措施，使其在战时艰难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其产品产量和经营业绩自然成为考量经营成效的两个重要指标。天原厂的产品产量如前文分析，从整体上看，其在大后方从事生产的1940—1945年之间，各项产品的产量都有一个整体上的提升。但天原厂的产品产量也在一些个别的年份、个别的产品上出现了一些较大的产量变动。例如其45°B’e液体烧碱1943年850吨，1944年增加到1232吨，涨幅高达约44．9%。1944年的年度报告分析书中明确提到其上涨的主要原因在于1944年下半年度“第二列电槽开工后，产量倍增”［2］258。此外漂白粉的产量1941年453吨，1942年却下降到137吨，下降幅度高达约69．8%，造成其漂粉产量在1942年大减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实施战时统制政策后，“白纸之限价颇低”，致使纸厂“不用漂白粉而用石灰，以制‘灰纸’来替代‘白纸’”，以寻求减轻其生产成本。即使承购商想购买漂粉，也需“填单申请，凭证运销手续较烦”［2］249，政府所采取的统制措施严重影响到天原厂漂粉的销量。天原厂的经营业绩，若单从产品产量来说无疑较为客观。但经营业绩除涉及到产品产量指标外，还涉及到营业收入、销售成本、销售支出、销售费用和营业盈余等相关指标。因此天原厂的经营业绩不能仅凭产量衡量，而应从多方面去考查。从该企业1944和1945两年的盈余收支，可以管窥其战时的业绩情况。天原厂在抗战的后两年发展中，尚在盈利之中，但其盈利额度所占营业总收入的百分比已从1944年的26．56%降至1945年的3．79%，可以说盈利程度处于严重的下滑之中，造成其盈余在一年之中严重下滑的原因，主要是受大后方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政府统制政策的影响。大后方的通货膨胀从抗战开始便已存在，重庆的基要商品物价指数如以1937年1月至6月的物价总指数等于1作为标准，则短短的五年多时间内，于1943年12月达到了200．33。更为严重的是，1944年1月为218．24，1945年12月达到了1404．48，上涨速度尤其之快［13］165－170。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致使天原厂的销售成本占营业总收入的百分比从1944年的46．99%上升至1945年的77．61%。仅电价上涨一项，即使得1944年度电力一项“约占间接成本百分之四十”，而在1945年度，在电力用量减少的情况下，电力一项所占的间接成本“反占百分之四十四”。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对天原厂所售的产品售价实施统制，此种统制在之前物价较为规则的上涨期间，“每次售价调整，尚能顾到”，但在1945年后方“趋直线上涨，每次呈请调整，俟奉令施行时”［2］263，物价早已发生较大变化，造成生产成本与销售价格的脱节。从天原厂自身购进所需的基本生产资料和出售的产品两方面来看，天原厂都严重受到大后方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影响。此外，政府的统制政策也影响到天原厂正常的经营销售。在客户购置天原产品方面，客户如需购置天原产品必须向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填具购料申请书，呈明所需请购货品的名称、成色、牌号、数量及用途等内容，在取得准购证号后方能前往购买［14］。客户在购买到所需产品后，在运输途中，还需有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发给的工业材料移动证，方能获得沿途关卡查验放行［15］。大量的用户因“申请手续烦琐与困难，恒疾首蹙额，视为畏途”，更有购买者因政府对其购买数量进行限制等因素，即便是在得到批准购买后仍“放弃其准购权利”［2］260。此外，天原厂购置用料方面也受到政府统制的影响。如在1942年，天原厂的变压器、防空设备需用水泥，需先上呈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填具申请，并发给“该项水泥准购证”后方能购买。再如，在扩充加建化盐池等需用水泥时，需附上“各项建筑图样及水泥用途表”呈请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给予核实，即便在核实后，工矿调整处也亦未能完全满足请购水泥的需求，仅给予“水泥混凝土工程需用之水泥约四十三桶”［16］。由此可以明显看出政府的统制政策对于天原电化厂发展所产生的不利。

总之，抗战时期，天原厂通过采取一系列有效的经营管理措施，使得该厂产品产量得以增加。但电力时常不足、通货膨胀等因素也制约了天原厂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战时天原电化厂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也是抗战时期大后方企业普遍呈现的特点与问题。

作者:廖进单位:西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