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论述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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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计质量使事务所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事务所的价值在于其独立客观性，如果事务所丧失了独立性，对上市公司的一切要求都言听计从，那么它出具的审计报告则一文不值。如何衡量事务所审计报告的好坏，主要依靠审计质量。审计质量包括专业水平和独立性两方面，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会计报表的可信性。审计质量是审计的灵魂，始终占据事务所品牌的核心地位，并由此延伸其他业务。因此，审计质量不仅关系到事务所生存和发展，也与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如果事务所审计服务质量遭到质疑，那么会使事务所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甚至破产，如安达信。可见，审计质量对事务所有重大影响。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审计质量是无法直接观测到的，能观察到只有事务所的名称及其规模。当审计师的声誉受到公众的普遍关注（如“四大”都是靠声誉建立起的商业帝国），并根据其声誉对审计服务质量进行定价时，事务所规模成为审计质量的最好的观察指标。只有当事务所规模可以代替审计质量时，大事务所的价值才会得以体现。同时事务所规模作为审计质量的“信号”，可以使市场运行效率得到提高，并不断优化审计市场的竞争结构。而且对事务所长远发展来说，审计质量与规模化的结合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此，探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相关性：理论与经验证据

国外大量文献表明,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即事务所的规模越大，审计质量也就越高。但我国很多学者发现，事务所的规模和审计质量之间并无显著影响。如原红旗等指出事务所规模没有对审计意见产生明显影响。因此，我国事务所规模化不必然导致审计质量的提高。其根本原因是我国的法律诉讼环境比较薄弱，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法律制度并不完善。而发达国家法律制度比较完善，事务所将面临高的诉讼风险，会对审计质量提供保障。基于此，本文从声誉和法律制度的角度，探究我国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的联系。（一）理论分析。声誉理论，如果被审计的上市公司发现事务所提供审计服务的质量低，客户会选择解聘该事务所或降低审计费用，从而使事务所丧失原来的“准租”，受到市场的处罚。DeAngelo（1981）从“准租”的角度进行研究，发现事务所规模越大，获得客户未来准租越多，单个客户的准租所占总准租的比重越低，其独立性越高。审计师将不会因为某个客户而进行“机会主义”行为，因为一旦该行为被监管机构监测到，事务所的声誉会严重受损，会被其他客户解聘。因此，事务所不会因某个客户的准租，而选择失去未来更多的准租，以至于他们有动机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声誉可以使审计师保持独立性。而且声誉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前期付出的成本是巨大的，一旦建立起来，可以获得客户未来的准租（Wattsandzimmerman，1986）。因此，审计师为了维护声誉，有动机提高审计质量。因为当声誉受损后，可能丧失的准租也就越多（KleinandLeffler，1981）。DeAngelo的声誉与准租的传导机制，“事务所规模大——获取的客户准租多——单个客户的准租所占总准租的比重低——审计师的独立性强——审计质量高”，需要满足三个基本前提。第一，准租是真实存在的。审计工作的特征：当审计师获得新的客户，前期的审计成本是很高的，在以后的年度逐年下降，因为审计师会获得“准租”。同时客户更换审计师也会发生额外的成本。因此，基于“双边垄断”的存在，事务所的规模越大，获得的准租越多。审计工作的特性为准租的存在提供了可能，但应以审计团队长期固定且为特定客户提供持续的审计服务为前提。如团队成员不固定或不为特定客户提供持续的审计服务，那么审计成本不会逐年降低，则不存在准租效应。第二，准租与声誉正相关。高声誉审计师拥有更多的客户，可以获得更多准租。声誉受损的审计师将会被客户解聘，不能获得未来准租。但如果客户不解聘，对其准租将没有影响，此时准租也不再具有抵押品的担保作用。第三，事务所的规模和准租归属相关。审计师以事务所为单位，不进行区分。其拥有的客户资源，准租都属于事务所本身，才能使事务所的规模与内部保持同质。DeAngelo的声誉与准租的传导机制才会成立。“深口袋”理论，与小规模事务所相比，大事务所拥有更强的经济能力和赔偿能力，拥有较深的“口袋”。事务所进行审计时，上市公司希望能够减少信息风险，以此确保财务报表的质量。同时也把审计师作为上市公司的保险人。一方面，审计师被雇佣审查财务报告，为了减少错误和信息不对称，确保报告的质量。另一方面，上市公司支付给事务所费用，形成委托——关系。如果审计师没有发现问题或发现问题没有披露，法院会判决审计师进行赔偿，进而风险转移给了审计师。如果有相关证据证明公司面临财务危机或破产，无论法官还是财务报表的使用者，都会做出相同的选择，向具有支付能力的审计师索取赔偿。大事务所拥有更深的口袋。事务所规模越大，其经济能力和赔偿能力更强，公众更有机会获得赔偿。当面对高的诉讼风险时，事务所规模越大，遭受经济损失越多。因此，大事务所为减少损失，有动机提供优质的审计服务。但需满足的一个前提，只有当事务所面临高的诉讼风险时，“深口袋”理论才成立。如果起诉事务所难度很大或即便诉讼成功等到的补偿较少，那么将不会对事务所提起诉讼，因为并不能从中获取利益。对于事务所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支付的成本是固定的，大规模事务所也将不会提高审计质量。（二）经验证据。如果只从结果来看，这两个理论是一致的：事务所规模越大，其审计质量也就越高。但两者的作用机理是完全不同的，DeAngelo认为审计质量的提高主要是审计师为了维持声誉，而Dye认为审计质量的提高主要是事务所面临的诉讼风险。从实证方面来看，许多经验证据表明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具有正相关。如Watts和Zimmerman（1991）证明事务所规模可以作为审计质量较好的替代指标，大规模事务所能对合伙人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提供的审计服务质量更高；Simunic等指出聘请大事务所也有助于降低IPO的发行溢价；Teoh和Wong指出“非六大”客户盈余反应系数低于“六大”客户盈余反应系数；Fama指出大事务所可以降低股权融资成本等等。为想进一步探究这两种理论，找到使大事务所提供更高审计质量的原因。声誉理论认为，大事务所的声誉较高，面临诉讼的风险较低，但如果遭到诉讼，客户会大量流失。1999年，Lennox对此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英国的大事务所面临更多的诉讼，但客户并没有减少，这与“深口袋”理论相符合，与声誉理论相矛盾。2004年，Khurana等对“四大”审计质量进行评估，将股权融资成本作为财务报告可信性的替代指标，挑选了与美国经济体制相似的前三个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但审计师面临的诉讼风险要显著低于美国。研究表明，美国“非四大”客户的股权融资成本显著高于“四大”的客户股权融资成本，但这三个国家得出的结论并非如此。基于此，诉讼风险保证“四大”的审计质量更高，而不是声誉。

三、声誉机制与法律风险机制的运行效率

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相关研究表明，声誉理论和“深口袋”理论都认为事务所规模越大其审计质量越高。单从结果来看是一致的，但二者发挥的功能却不相同。Khurana等认为在发达的资本市场中，诉讼风险保证大事务所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与其声誉相比，对大事务所的约束更明显。但无论是声誉理论还是“深口袋”理论，都是基于审计失败对审计师产生的不利经济后果进行的分析。声誉机制和法律风险机制的有效性会对其经济后果有重大影响。因此，探究事务所规模和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可以对声誉机制和法律风险机制的运行效率进行分析，从而解决更好的两者之间的相关性问题。（一）声誉机制的运行效率。审计过程就像“黑匣子”，社会公众无法直接观测，其审计质量也无法衡量。声誉可以作为审计质量的“信号”，便于市场进行选择，客户会根据他们的自身需要来选择不同质量的审计师。同时声誉作为一种“信号”,能甄别审计质量的高低，并帮助客户成功选择高声誉审计师。Toth模拟安达信灭亡的实验，发现安达信客户依据审计质量成功选择高声誉审计师。在审计市场中，声誉会对审计师本身和雇用审计师的上市公司产生明显的经济后果。本文基于审计失败对审计师产生的不利经济后果进行讨论，不仅审计师的声誉会受损，而且聘请该事务所的上市公司也会受到影响（市场对公司价值评估降低），以至于上市公司又会选择声誉较高的审计师。DeAngelo的声誉与准租的传导机制，事务所规模可以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指标。但这种替代关系也受到了制约，主要考虑到声誉机制的有效运行受到几个因素的约束。其一，市场对审计质量的需求。客户会根据他们的自身需要选择审计师，对审计质量需求低的公司会选择声誉较低的审计师（审计收费相对低）。基于此，如果审计市场自身缺乏高质量审计需求，大事务所也不会选择高声誉的审计师或提高审计质量，那么讨论声誉机制将毫无意义。其二，审计需求的传递效率。审计需求不能迅速地反映在股价中（审计报告使用者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导致将这种需求转换为客户需求很难实现。其三，被检测出审计失败的概率。审计失败是审计人员没有正确遵循审计准则的具体要求造成的，与公司经营无关。但如果公司的经营状况没有问题，即便审计师发生了审计失败，市场往往无法观测到。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会使审计师维持高声誉的动机减弱。其四，准租的比例的影响。客户需要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时，会选择大事务所（声誉相对较高）。同时大事务所也有动机维持声誉，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为获得未来更多准租。但如果某个客户的准租所占比重很大（如安然公司的准租占安达信分所总准租比重大），该事务所可能会为获得客户的准租而丧失独立性，使其声誉受损。（二）法律风险机制的运行效率。发达国家，具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审计使面临的诉讼风险高及成本大，确保了高的审计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法律制度不完善，事务所面临的诉讼风险较低，审计质量不高。由于不同的国家法律制度环境不同，“四大”也会根据其差异做出调整。研究表明法律制度环境越好的国家，其审计的质量越高。因此，事务所的规模不是影响审计质量唯一指标，法律制度环境也是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法律风险的提高，会使事务所有动机提高审计服务的质量。法律风险主要包括诉讼概率（起诉者起诉意愿、起诉费用及补偿费用的高低）和惩罚概率（需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程度）。如果起诉事务所难度很大（起诉意愿低或起诉费用高）或即便诉讼成功等到的补偿较少（补偿费用低），那么将不会对事务所提起诉讼。对于事务所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支付的成本是固定的，大规模事务所也不会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对审计师的失职行为进行处罚，民事责任制度可以使审计师避免审计失败（阻截功能）、也让事务所面临赔偿责任（“保险”作用）。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可以加强投资者对事务所进行监督，提高其审计风险，使审计质量提高。行政责任制度会使监管部门对事务所作出处罚，如罚款，吊销执照等，会使事务所造成的声誉损失往往大于经济损失。刑事责任制度会使审计师进行服刑，从而更深刻认识到违反法律所付出的成本是巨大的。但行政责任制度和刑事责任制度对事务所规模的大小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没有明显影响。两个因素制约法律风险机制的有效性：其一，审计失败被发现的可能性。其二，审计师责任追溯。随着民事责任制度的不断完善，投资者更有动机对事务所进行监督，起诉审计师的可能性提高，审计失败的概率增加。审计师的责任追溯主要看是否遵循审计准则的具体要求来落实其责任。没有做到如实出具审计报告的审计师，会发生审计失败，声誉受损，受到市场更严格的处罚（吊销执照等）。与声誉机制相比，当民事责任制度逐渐完善，诉讼风险对大规模事务所有更强的约束力。（三）声誉机制与法律风险机制运行效率存在差异。声誉机制与法律风险机制运行效率之间存在差异，主要是审计失败识别机制的效率差异。审计失败识别机制：审计质量监督机制与市场自发识别机制。对于审计质量监督机制而言，主要是指事务所年检制度，诉讼制度等。市场自发的识别制度则体现了市场发挥主要作用，可以帮助投资者做出理性决策，如公司面临破产，经营状况恶化，发生财务困难等。市场识别审计失败是自发的，无论什么时候都进行运作。但如果当审计质量监督机制运行效力低下时，只能依靠市场自发识别审计风险时，公司经营失败与否会对审计失败的识别有很大影响。因为当公司发生经营失败，投资者会关注审计师是否也发生审计失败。但公司未发生经营失败，即便是审计师发生了审计失败，市场也往往很难察觉到。这种信息不对称也会导致声誉机制和法律责任机制运行效率及其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实际风险降低，降低审计师的独立性，发生“机会主义”行为。声誉机制依靠审计师声誉识别审计失败，认为高声誉审计师发生审计失败的可能性相对低，但却不能有效区分当公司不发生经营风险审计师是否会发生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声誉机制靠外在审计失败识别机制的有效性受到更多的约束。而法律风险机制主要靠民事诉讼制度，诉讼本身就是识别机制。这两种机制受到的约束条件不同导致了在运行中的效率差异。

四、法律风险机制推动声誉机制有效运行

声誉机制和法律风险机制两者不是相互独立的，是有相互协调的。声誉机制作为市场的惩罚机制，有时并不有效，需要法律机制进行协调。法律不仅可以替代市场进行惩罚，而且可以使声誉机制运行更有效率。民事法律责任可以有效地解决声誉机制运行效率的不足，不仅提高审计失败被发现的概率，而且对审计师可能发生“机会主义”行为具有抑制作用。同时使审计师“声誉受损”信号迅速反映在股价中，促进了审计需求的传递。与此同时，法律风险机制也有助于声誉机制的形成。前期声誉的建立所付出的成本是巨大的，是非常困难的，这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但如果仅仅依靠事务所自然累积而达到高声誉，几乎不能实现。因为事务所声誉的形成，以审计质量为核心，但审计质量却难以衡量。仅依靠事务所自身“道德”赢得公众的信任是很难实现的，需要借助事后的惩罚机制作为担保，使审计质量得到提高。因此，当事务所声誉尚未成熟或声誉机制缺乏效率的情况下，法律作为外在的保证机制和声誉的替代机制，能对事务所的审计行为进行约束，从而推动事务所声誉的形成。总结2006年中注协《意见》之后，我国事务所进行大规模的合并。随着事务所规模的不断扩张，“做大做强”战略为我国事务所形成品牌商誉提供了可能。国内事务所的不断合并，就是凭借规模化打造品牌。对于规模化能否提高审计质量，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过程。如果声誉机制和法律风险机制同时不起作用，市场认为规模化不能提高审计质量。事务所在形成自己的品牌声誉过程中，需要经过很长时间。仅依靠事务所本身自然建立声誉是缓慢的，如上文所说，需要借助外力。通过法律不仅可以约束事务所的行为，也加快了声誉的形成。如2007年《规定》，宽松了投资者起诉事务所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投资者对事务所的监督。民事诉讼制度对事务所的行为进行约束，有助于声誉机制的形成。因此，我国事务所不断合并的过程中，与“四大”相同，职业地位日益牢固，将形成“法律风险—声誉积累—规模化”的共生互动局面。1988年，Palmrose的实验结果表明，“八大”在法律诉讼案件方面显著好于“非八大”事务所，“八大”审计服务的质量更高。同时在面临低的诉讼风险时，市场并不认为“四大”的审计质量更高（Khurana，2004）。事务所规模化可以提高审计质量。但应保证法律机制和声誉机制齐头并进，而不是急于打造本土品牌仅关注声誉的累积。因为法律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更重要，民事责任制度不仅是惩罚机制，而且对声誉机制的运行效率有促进作用。因此，加快完善民事责任制度是必要的。可以通过法律使社会公众对审计质量更加有信心、保证声誉机制有效运行，我国事务所会在“法律风险——声誉积累——规模化”的发展道路上做大做强。

作者:关玉泽 单位:新疆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