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权力对内部控制报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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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2014－2018年的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引入门槛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研究在CEO自信程度不同水平下融入党政因素衡量高管权力，以及高管权力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影响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高管权力综合指标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受到CEO自信程度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CEO自信程度位于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区间内，高管权力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呈显著的负向关系;CEO自信程度过高或过低时，对二者关系影响不显著。研究结果有利于企业合理配置公司高管权力，有利企业合理采取薪酬激励机制，为企业选聘最适合的职业经理人给予建议，从而完善内部控制建设制度。

关键词:内部控制信息;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高管权力;门槛回归

内部控制信息是企业信息披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内部控制管理水平结果的综合体现。从2012年开始，我国财政部要求所有主板上市公司按规定公开披露内部控制信息，到2014年形成企业信息披露全面覆盖的体系。按规定公开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由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不完善，往往会导致内部控制缺陷的产生。这一问题的存在使内部控制无法合理保证控制目标的实现，无法有效保证内控报告缺陷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充分性。基于此，本文选取2014－2018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将从心理特征CEO自信程度作为门槛变量，研究权力特征高管权力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一)文献综述。纵观国内外研究研究，大多集中于高管权力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之间线性关系，而从心理特征角度出发研究权力特征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充分性影响的非线性关系相关研究较少。为保证研究问题的逻辑条理清楚，本文主要从高管权力界定及测量指标、如何影响内部控制缺陷两方面进行文献梳理。现有的针对高管权力指标测量的研究多数以国外经典理论为基准，逐步扩展至比较全面的衡量指标方法。在选取高管权力指标中，选取单一指标测量高管权力以及高管人员经历［1］等;选取多重指标采用计量方法合成综合指标衡量高管权力［2－4］，结合高管权力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之间关系进行分析，管理层权力的大小直接影响做决策的自主性大小，对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缺陷披露充分性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根据信息披露理论，人们有限理性特性和获取认知信息的能力差异，经营者们基于自利的动机，倾向于利用自身信息优势粉饰会计信息甚至披露虚假的会计信息。一方面，高管权力的大小会作为催化剂，一定地加强或减弱这种倾向，使缺陷披露的真实性、充分性无法得到保证;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外部监督环境逐步优化，同时新时期下坚持“党领导一切”的思想逐步渗入到上市公司，经营者的权力衡量进一步被重新审视及判定。监督机制更加严格，经营者会为了更安全地防范后续监督以及更有效地加强内控管理机制，避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行为的发生，出于谨慎性、专业性原则，会倾向于披露完整的、充分的会计信息。也就是说，企业会为了解决问题而披露缺陷信息，而外部监察机构的惩罚机制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二)研究假设。高层梯队理论指出，企业高级管理层特征对公司的战略决策起决定性影响，权力特征作为影响决策制定最为关键的一项，会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行为造成干扰。同时，根据有限理性人假设，企业主要经营负责人的心理特征也是影响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尤其是CEO在高层管理团队中起核心作用，是战略选择的直接制定者。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相对企业自评报告来说，属于独立第三方审计机构，将根据企业真实内部控制状况和内部控制自评报告进行审计并给出有效性评价结果。如果审计事务所审查的结果中缺陷严重程度高于自评报告的结果，就说明企业披露缺陷是不完整、不充分的。如前所述，高管综合权力过强会导致内控缺陷披露充分性降低。高管人员在企业当中拥有无法撼动的权力，持有公司股权，权力高度集中，自身利益与企业发展息息相关。研究表明，相对于未披露其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那些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具有更高的高管薪酬水平，此结果说明薪酬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CEO的能力程度和信心程度。但另一方面，CEO自信程度较高，就会期望得到更多的物质利益和受关注度。基于人自利的假设和薪酬契约理论，CEO会倾向于维护自我的外部声誉和自身物质享受，产生良好的自我膨胀潜意识，粉饰企业公开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传递出一种经营良好的假象，争取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减弱企业负面信息带来的影响。但是，当CEO自信程度过低时，则受到外界质疑和压力较多，应对风险和整改缺陷的能力较弱，在倾向选择规避风险的同时，宁愿更少受到外界的质疑，选择披露真实、完整的内部控制信息，避免做出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就会降低权力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行为的操作性程度。基于此，本文将高管权力界定为企业主要经营负责人(CEO)拥有权力的大小。大多研究衡量高管权力主要从决策执行话语权、企业所有权、外界声望、专业性等多方面考虑。根据后提出的坚持党对一切的领导和企业“党政一把手”负责制要求，故本研究融入“企政结合”因素衡量高管权力的大小，同时以第三方审计意见作为参考依据，验证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充分性。引入CEO自信程度为门槛变量，对二者非线性关系进行分析。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一:高管综合权力越大，企业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越低;假设二:CEO自信程度在某个特定区间内，高管综合权力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的负面影响存在，过高过低都不存在显著影响;

二、变量定义与研究模型

(一)样本选择。实证选取2014－2018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样本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考虑到近几年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信息关于企业党组织领导的体现较为突出。为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剔除期间内ST的公司，财务数据不全或缺失、数据存在异常值的公司，以及金融类行业上市公司样本，以保证样本数据平稳性。整理1311家沪深上市公司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最终得到6555个样本数据。数据主要来源:高管人员是否担任党组书记领导职位，来自沪深两市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年度报告，通过手工搜集获得;内部控制缺陷信息和内控审计信息数据，来自DIB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巨潮资讯网企业披露的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和企业内部控制自评价报告，通过手工搜取获得;其余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二)变量定义。1．解释变量:高管权力为了更加全面、具体地衡量高管权力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将高管权力从组织权力、专家权力、所有制权力、声望权力共四类维度测量［5］。每项维度均采用两类虚拟变量，进一步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合成高管权力的综合指标(Power)。2．门槛变量薪酬契约观认为，企业支付薪酬高低是CEO能力的重要标志，相对薪酬越高，意味着权力和地位越受到重视，CEO的自信程度越高［6］。本文以CEO自信程度为门槛变量，用“CEO薪酬/前三名高管薪酬之和”测量［7］。3．模型设计本文认为在CEO自信程度不同区间内，高管权力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的相关关系不同，即二者存在非线性关系。引入门槛面板数据回归模型，采用Bootstrap方法确定门槛值［8］，设定门槛回归模型如下(篇幅原因具体模型推导不再赘述):ICW_DAi，t=α0+β1poweri，tI(CEOconf≤γ1)+β2poweri，tI(γ1≤CEOconf≤γ2)+β3poweri，tI(CEOconf≥γ2)+β4Bdsizei，t+β5Sizei，t+β6Share_top10i，t+β7Ind_bdi，t+β8Growthi，t+β9EPSi，t+β10Levi，t+β11Mergi，t+β12Separatei，t+β13Financei，t+εi，t上述模型中，i代表企业，t代表年份，I(γ)代表分段函数，γ1和γ2分别代表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εi，t代表随机扰动项。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按样本企业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为标准分组，进行均值差异T检验。其中，披露充分组包含充分性一致数据组和高充分性数据组。将6555个总样本划分为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高和低两组，其中内控缺陷披露不充分占比0.625%，共41个样本，说明绝大部分上市公司是按要求客观地披露内控存在的财务和非财务类别的缺陷。根据样本组间比较的T检验来看，高管权力Power对缺陷披露的充分性并不显著，而且相关性不符合预期假设，需要进一步检验。(二)相关性检验。高管权力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的相关系数为－0.037，在1%水平上显著，其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不超过0.5，说明回归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三)门槛效应检验。确定门槛效应检验:确定门槛个数并估计门槛值，双重门槛的P值为0.0267，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此次检验，拒绝不存在门槛效应的原假设。这说明，高管权力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的操控性程度受到CEO自信程度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CEO自信程度第一门槛值为0.3717，95%置信区间［0.3455，0.3724］，第二门槛值0.3759，95%置信区间［0.375，0.3765］。与门槛效应检验结果一致，可以根据模型估计CEO自信程度的区间范围，进而进行门槛回归分析。(四)门槛回归分析。根据估计门槛值对本文模型进行门槛回归分析:CEO自信程度值小于第一门槛值0.3717，本文认为企业CEO处于自信程度低的状态，Power系数为－0.0103，但不显著;CEO自信程度高于第二门槛值0.3759，认为CEO处于高度自信的状态，Power系数为0.0057，但不显著，说明企业CEO自信程度过低或者过高，对高管权力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二者关系影响不强。当CEO自信程度处于0.3717和0.3759中间时，P认为CEO处于适度自信的状态，ower系数为－0.1335，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CEO自信程度在此区间内，高管权力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文章假设得到验证。(五)稳健性测试替换高管权力测量方法稳健性测试:在检验高管权力对内控缺陷披露充分性地影响时，再利用累计积分变量构成高管权力指数，利用Cronbach＇s检验其信度值为0.736，合成指数越大，说明高管权力越大。以此方法衡量高管权力对内控缺陷披露充分性的影响，再次进行上述主模型门槛效应检验，结果一致。

四、结语

本文以2014－2018年沪深两市公司为样本，引入门槛面板回归模型，结合现有发挥党政作用背景衡量高管权力，研究CEO自信程度不同阶段下，高管权力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的影响。得出结论:(1)高管权力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充分性会受到CEO自信程度的影响，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高管权力越大，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越低;(2)CEO自信程度过高或者过低时，对二者关系的影响不显著。当CEO自信程度在某一区间内，高管权力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的负效应存在且显著。

参考文献:

［1］孟祥展，张俊瑞，白雪莲．外聘CEO职业经历、任期与公司经营战略变革的关系［J］．管理评论，2018，30(8):168-181．

［2］AdamsRB，AlmeidaH，FerreiraD．PowerfulCEOSandtheirimpactoncorporateperformance［J］．ReviewofFinancialStudies，2005，18(4):1403-1432．

［3］卢锐，魏明海，黎文靖．管理层权力、在职消费与产权效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08(5):85-92，112．

［4］朱晓琳，方拥军．CEO权力、高管团队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J］．经济经纬，2018，35(1):100-107．

［5］权小锋，吴世农，文芳．管理层权力、私有收益与薪酬操纵［J］．经济研究，2010，45(11):73-87．

［6］陈杰，刘胜强．管理者薪酬对过度自信的影响研究—基于深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华东经济管理，2012(9):122-125．

［7］宋岩，方蓓蓓，孙晓妍．CEO自信程度、研发投入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基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J］．重庆社会科学，2019(7):38-52．

［8］HansenBE．ThresholdeffectsinNon-Dynamicpanels:Estima-tion，Testing，andInference［J］．JournalofEconometric，1999，93(2):345-368．

作者:乔引花 袁莹 马瑞 单位:1.西安外国语大学审计处2.西安外国语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