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思想的三元架构及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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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韩非子内部控制思想从人性本恶的性恶论哲学基础出发，融合集成了法家“法”、“术”、“势”的理论精华，摒弃“德政”、“仁政”转而倡导“不务德而务法”，并在组织管理控制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了“法无二适”、“法不阿贵”、在保持制度连续性的基础上“不法常可”、“治吏不治民”、因事用人、从基层中逐级选拔人才、循名责实绩效考评和保持治理威势以“禁暴止乱”等一系列具体可行的措施方法。时至今日，其三元内部控制体系范式依旧能够从法治观、平等观、权责统一制度理论、管理层组织任免及考核、组织内部管理权威树立等角度，为当代管理者提供理论支持和实务借鉴。

关键词：韩非子;法术势;思想集成;三元内部控制

一、引言

进入新世纪之后，亚洲金融风暴余波未平、殷鉴未远，美国次贷危机再起波澜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会计领域的理论研究学者和实务专家开始重新关注内部控制问题，希冀通过在组织单位内部有效实施各种制约调节措施与方法，从而达致充分获取和使用各种资源、防范控制潜在风险、最大程度提升经营效率的目的。国内现代内部控制研究多是基于美国COSO报告、《企业风险管理框架》和《萨班斯-奥克斯法案》（Sarbanes-OxleyAct）而渐次展开，受制于中西方思维、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把原生于西方的内部控制理论生搬硬套到中国难免水土不服，于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转而将视角投向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化，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百家思想中去汲取内部控制理论精华。其实，早在我国西周时代内部控制思想即已启蒙发端，从传世的《周易》中就可一窥组织管控和风险预测的端倪，后经春秋战国时期的进一步融合、完善和发展，及至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后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以法家学说为代表的内部控制理论体系，并一直传承沿用至今，可谓“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说起中国传统文化和先秦诸子哲学思想，西汉以降儒家文化思想的独有影响控制力和主导地位自不待言。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过程中，真正围绕内部控制提出治理方案并付诸实践的还应首推法家。法家并非望文生义的主张法学，而是一套组织领导的理论架构和方法集合。韩非子作为法家的思想代表和集大成者，著有《韩非子》五十五篇，高度概括总结了法家的刑名法术之学。韩非子之前，法家观点大致一分为三：一派由慎到领衔，主张治国理政中要重视“势”（权力和威势）的运用；第二派由申不害带头，强调“术”（权谋与方略）的重要性；第三派以商鞅为代表，更为注重“法”（法律和规制）的制定与执行。韩非子将以上三者融会贯通，既赞许明主严明执法如天（“法”的作用），又主张驭人行事神鬼莫测（“术”的作用），还兼顾强调令出如山、赏罚分明以求令行禁止（“势”的作用），“法术势”兼而用之、合理把控，自然就形成了完备周全的内部控制系统。现阶段在构建新时代文化自信、聚力民族复兴伟业的大背景下，本文重新挖掘探究和审视借鉴中国传统内部控制思想理论，对于完善提升现代企业内部控制体系依然具有承前启后的理论价值和继往开来的现实意义。

二、融合“法术势”的韩非子三元内部控制思想

（一）三元内部控制思想的总体框架。（1）“内圣外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朴素内部控制思想。现代意义上的内部控制概念最早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由美国学者提出，框定“内部稽查核算与管理控制制度特指出于保障企业资产安全和记账准确性目的而采取的具体措施方法”，之后美国审计程序委员会几经修正改良，最后把内部控制制度划分为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和内部管理控制制度两大类。国内最被广泛认可的定义则是（杨雄胜，2011）“遏制非我与损我、促进自我与益我的系统化制度”的提法。无可辩驳的是，内部控制概念的总结、提炼和提出虽然只有八十余年时间，但是内部管控活动却早在三千多年前就被中国古人践行。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所言，“中国无论哪一派哲学，都直接或间接关切政治和伦理道德。因此，它主要关心的是社会，而不关心宇宙；关心的是人际关系的日常功能，而不关心地狱或天堂”。从更深层意义来看，中国传统哲学既是出世的又是入世的，“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这一诗句便是对中国哲学精神，既追求理想更关照现实，既讲求实际又不肤浅庸俗的最好刻画。中国的圣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山林隐士，他们内心致力于心灵的修养，而在社会活动中却也有能力、有办法成为统领一切的君王，这便是古人理想中“内圣外王”的最高境界。要达到“内圣”与“外王”的融合统一，自然就无法脱离政治和社会管理，故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本身就是诸子百家的政治思想，先贤们重视并致力于形而下的社会管理实务，率先提出并践行系统化的内部控制思想理论，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的内部控制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修身养性”引导做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先贤学习与自身德性修养同步进行、互为促进，他们笃信只有持之以恒地修身养性方能臻于圣人境界，才有能力和资格成为组织的领导者。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了当时公认的理想人格进阶流程，也正是这种被社会各阶层所普遍认可和接受的理想人格，充当起构建以人为本内部控制体系雏形的基石。与儒家相类似，道家的创始人老聃和代表人物庄子、列子也都在各自的著作中表达传递出了“顺乎自然”、“不自是、不自伐”和“安时处顺”等修养自身德性的方法主张，这些劝人回归本真、发掘天赋的见解无不闪耀着朴素内部控制思想的光辉。二是以“有礼则安”规范做事。中国古来便有“礼仪之邦”的美誉，主流价值观推崇“礼尚往来”，主张“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直到今天，“礼”的观念和规范依然深刻影响左右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活动。“礼”最早发端自上古祈求神灵护佑的宗教祭祀仪式，继而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展逐渐引申为封建宗法制度中的行为规范，形成了等级森严的社会阶层划分机制，并成为统治阶层维护社会稳定和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工具。由此可见，古人依礼而行来规范做事程序，其内部控制架构的核心和制度体系的基础都在于“礼”上，以至于“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礼”之内涵及应用可谓无所不包，也从侧面反映出古代内部控制体系和制度机制的周全完备。三是以“以法为本”管控治国。周朝的礼治随着分封制和井田制的崩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冲击而趋于礼崩乐坏的境地，新兴地主阶层羽翼渐丰力主推行法治。继公元前536年主张“宽猛相济”的郑国子产“铸刑书于鼎”之后，公元前407年魏相李悝也在魏文侯的支持下进行变法，并推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初步形成了“盗、贼、囚、捕、杂、具”六大定罪量刑通例与原则的法律体系，在一改过往法令典制散乱无序，成就法律条文庄严系统性的同时，也标志着基于法治和制度机制建设的内部控制框架雏形得以确立。从唯物辩证史观的视角来看，“法”脱胎于“礼”而又去除了后者伦理化道德化的羁绊桎梏，韩非子倡导以“不务德而务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取代儒家“为政以德”的德治理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商鞅变法使弱秦变强秦、秦始皇采纳运用法家理论构建起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都证明了“依法治国”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也佐证了内部控制体系在国家治理、组织管控方面的实用性和执行力。四是以“礼法相融”实现内部控制。一方面，道家、儒家、法家、墨家等各学派的思想既相互驳斥碰撞，又相互吸收借鉴，相传孔子曾四次专程登门向老子请教“礼”和“道”，其“仁”的理念则取法自齐国的管仲。法家的韩非子本身师从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后来在《解老》中又以法家的视角诠释道家无为，其对黄老哲学的偏好和领悟跃然纸上、一览无遗；另一方面，秦王朝虽借助法家思想变法图强、一统江山，但仅传二世即崩溃消亡，不禁让人唏嘘感叹法家“严而少恩”，功效虽可立竿见影，终非长治久安之道。有鉴于此，从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统治者都选择“礼法相融”兼而用之的折衷方案，逐渐形成了儒、道、法、墨等多流派思想融合并用的治国理政方略。至此，在传统文化氤氲下的中国古代内部控制体系中，“修身”、“循礼”和“法治”三位一体，构建起了稳固的组织治理和内部控制架构。具体如图1所示：（2）“三元融合”———韩非子的内部控制体系架构。韩非子在继承早期法家“法”、“术”、“势”三派思想成就和主要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三者融会贯通并创新构建了一整套能够自我循环的法家理论，也形成了其内部控制体系的基本框架。一是“法”———制定法律以治国。为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法家主张采取新的方法进行国家治理。在韩非子看来，“法”为治国之本，最为适宜的治国方法首推制定法律。“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难三》）。法的功用就是明示百姓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韩非子所言之“法”，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一般法律，而是类似可以使国家富强、能够在面上推行的政策措施。他深信“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而且他还倡导“刑不避大臣，赏不遗匹夫”，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此维护法律的绝对权威与至高尊严。尤为难能可贵的是，韩非子在运用法治加强中央集权、规制臣下的同时，也向君王提出了“虚静以待，去好去恶”（《韩非子•二柄》）和“守法责成以立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等劝诫，体现了他刚直不阿、一断于法和追求公平公正的法治精神。二是“术”———驾驭臣吏以成事。在法规政策制定颁布后，君王还要监察督促臣民百姓加以执行落实。韩非子认为，圣人治国之要不在于确保人人自发行善，而在于有效遏制大众作恶，泱泱大国中能够自觉向善行善的只是少数，只要防范杜绝大多数民众不作恶天下便可太平。由此得出了“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的结论，确立了致力于建章立制、强调“执法”效果而非泛泛“立德”感化的内部控制指导思想。那么君王采用上述办法治国理政，既需要具备立法的能力，又要跟踪督查臣民的行为是否合法，岂非成了一个难以达成的目标任务？法家给出的答案是，君王无需亲自操办，只要拥有驾驭手下群臣官吏的权术手段，物色、筛选和委任适当的人选去代为履行受托责任即可。由是便引出了法家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正名”，韩非子对此的解释是“循名而责实”（《韩非子•定法》），也就是说担任一定职务的官吏具有必须完成分内工作任务的受托责任，君王只需关心考核他们的绩效并据此赏罚即可，颇具现代内部审计和绩效考核的意味。而对于君王如何知晓何人适合某项工作，韩非子的答案是依靠“术”便可辨别，“功当其事则赏，功不当其事则罚”，只要遵循赏罚分明的原则，无能之辈就不敢占据他们力有不逮的职位，优胜劣汰机制自然得以建立。君王手握赏罚大权，就是韩非子所言的治国“二柄”。它们之所以功效明显，盖因人的本性趋利避害使然，这与现性经济人假说又不谋而合。君王驭人之术对臣吏个体行为的影响如图2所示：三是“势”———强化威势以维稳。齐相管仲最早提出“势”的概念，他认为居于优势地位的贤明君王“有必治之势，则群臣不敢为非”。之后，慎到融合道家学说完善了“势”的理论，得出“势位足以屈贤”的论点。韩非子在消化吸收和扬弃借鉴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善任势者国安”（《韩非子•奸劫弑臣》）的论断，充分肯定了威势在其三元内部控制系统中的重要地位。他在《八经》篇中把“势”描述为“胜众之资”，是统领驾驭众人的有力武器，并在《显学》等篇章中阐释了“势”的“禁暴”、“止乱”的功能作用，认为“势”是一种具备普遍强制力和唯一至高无上地位的政治资本和权力资源，从一定意义上等同于君王的统治权和国家的主权。韩非子“法术势”三元内部控制系统架构如图3所示：（二）韩非子三元内部控制思想的“法术势”特征体现。（1）韩非子内部控制体系的“法治”特征。一是法条以书面形式对外披露，尺度统一以体现法律的公开公平公正。韩非子强调法律条文和制度规范应以书面形式设立在官府昭告天下，掌握尺度必须严明统一，以便全体民众知晓、领会和遵守，如此方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法律制度的约束力。在统一性方面要力求“法无二适”，避免不应有的歧义曲解。为此，在法律制定上要尽可能严谨周全，不给当事人留下争议辩解的余地，确保治理过程简明有序、控制效果显著直接；在公平公正性方面要“法不阿贵、绳不绕曲”，做到大臣和匹夫同样接受法律的刑过和赏善，废除“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法外特权和不平等规制，构建严明统一、有法必依的良好法制环境，有效防范内部控制失效情况的发生。二是正确处理法律制度连续性与修订调整的辩证关系。韩非子基于“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韩非子•解老》）的认识，倾向法律制度应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的观点，他以民众所从事行业工种频繁变化会大幅降低生产效率作为类比，例证法律制度的严肃性和约束力必然建基在连续性和稳定性之上，一旦朝令夕改很容易让臣民感到无所适从，法的权威性和可信性也会大打折扣；韩非子在强调法律制度连续性的同时，也反对刻舟求剑式的一成不变和守株待兔式的墨守成规，他始终倡导“不法常可”，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创新变化和与时俱进，通过贴合实际的法律制度变革，不断强化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和组织结构的稳定性。三是法律制度的制定施行应注重可行性，做到合乎人情、顺应民心。“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韩非子•五蠹》），如若民众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获得奖赏，如何谨慎都难以避免刑罚，那么立法赏罚的意义和作用将无从谈起，民众也会因陷入恐慌绝望的境地而奋起抗争。故而韩非子理想中的“法”应该是像“朝露”般纯朴自然，让民众心无怨恨、口无怨言，而且在执行过程中不可单凭强权硬性推行，而是要因人情而治天下，达致“得人心则不趣而自劝”（《韩非子•功名》）和“兵强主尊”的最佳效果。四是法治推行须有法可依、执法必严。韩非子把国家强弱的原因归结于能否正确制定法律并严格执行，强调执法过程中必须公正严明，力求做到“绳外不引，绳内不推；法外不急，法内不缓”（《韩非子•大体》），不可因执法者主观意愿而偏离法度；同时，主张法治面前无分贵贱、执法对象一视同仁，让君王、臣吏和民众都有法可依、不失其道，既体现出了法治的严肃性和内部控制的严谨性，也为组织未来利益最大化提供了可靠保障。（2）韩非子内部控制体系的“术治”特征。一是“清净无为”和“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无为而无不为之术。一是清静无为、深藏不露的无为之道。韩非子的无为思想源自老聃，其玄之又玄的玄妙之处皆在于不可知和不可见，故而韩非子劝诫君王“去好去恶”、“去旧去智”，不要把自己喜好厌恶表现得太明，以免臣下趋炎附势、刻意逢迎，发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行政乱象；同时，深藏不露、不被人轻易看透识破，在韩非子看来正是君王正确行使赏罚“二柄”的必备前提，提前把赏罚标准泄露往往导致下属投机取巧，而君王表面清净无为、让被督察者捉摸不透，反而能收到“明君无为于上，群臣悚惧于下”（《韩非子•主道》）的上佳治理效果，这种无为而治的内部管控之道，直至今日依然对企业管理层和内部审计部门具有实际借鉴作用。二是内部管控的重点在于“治吏”而非“治民”。君王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遇事不分轻重件件过问、事必躬亲，只会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而于事无补。所以，“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韩非子•八经》），高明的君王善于发挥群臣的智慧能力，鼓舞和激励大家群策群力共同开创国家良治的大好局面。由于官吏本身具备管理职能且对民众具有示范带动作用，故而“治吏不治民”符合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治理程序和逻辑，有利于增强内部控制的实效。二是因事用人、逐级提拔、职责分明和信息透明的组织运转之术。一是因事用人而不能因人设事。在选人用人方面，韩非子主张“论之以任，试之以事，课之以功”（《韩非子•三难》），因事务的需要而考察选用人才，而不能为了提拔官员而设置职位；在用人标准方面，韩非子对“贤材者”和“功大者”推崇备至，提倡选贤任能、唯才是举、不拘一格，无论出身高低贵贱，只要是“明法便国利民”者皆可破格任用。二是人才选拔任用注重从基层逐级提拔。形象概括地提出了曾被多次公开引用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的著名论断，强调高层阶的文臣武将要优先从具备基层工作经验的人中选拔的组织原则。三是任职履职贵在专职专任、职责分明。鉴于一人身兼数职、同时担负多项任务，容易自相干扰、难以胜任，不若专人专务一事、专司一职更为绩效突出，故此“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韩非子•难一》），这与经典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和现代内部控制学说的组织职责明晰论断不谋而合。四是信息沟通和信号传递讲求真实有效。信息传递的实效性是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键前提和保障，韩非子深刻洞悉人性中对不同观点厌恶排斥的弱点，劝诫君王要善于倾听逆耳忠言，并把“众端参观”列为君王驾驭群臣七种手段之首，要求摒弃门户之见广泛听取大家意见，取得兼听则明的良好效果。三是“循名而责实”的内部审计和绩效考核之术。一是循名责实抓好督查考核。韩非子所言“名”和“实”大致包含臣吏承诺之“名”与所任职事之“实”、臣吏所任职事之“名”与实际绩效之“实”、得失功过之“名”与毁誉赏罚之“实”三层含义。循名责实就是要把上述“名”与“实”两相比较评估，核查是否存在名不副实的问题。类似以绩效作为考核最高标准的审计督查办法，仍为当代组织内部审计和绩效考核所沿用。二是“禁奸于未萌”防范杜绝舞弊事件发生。韩非子主张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认为在舞弊事件的萌芽状态就应予以根除，并设计了“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韩非子•说疑》）的控制模式，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提前介入达到防控潜在风险的目的。（3）韩非子内部控制体系的“势治”特征。在韩非子看来，无论“生而在上位”的自然形成之权势，亦或后天掌握操控统治权而形成的人为设立之权势，对于组织最高管理者而言，一旦失去威势后果不堪设想，故而必须充分认识权势“胜众之资”、“禁暴止乱”的巨大作用和极端重要性，强化集权独尊，善于运用管理威势推行法和术，反过来又要巧于利用法和术来维持强化权势，臻于“法势合一”、“抱法处势”进而长治久安的理想管控局面。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在探讨“势”的来源时，提出了“民之所予”的论断，与当今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的主流观点异曲同工。

三、韩非子三元内部控制思想的应用价值与现代启示

（一）三元内部控制思想的后世影响。（1）政治制度方面。韩非子融合“法术势”的内部控制思想和国家治理方案，被秦王嬴政所欣赏和采纳，其科学性和先进性在日后秦朝统一中国和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中得到了验证；“汉承秦制”，汉朝基本延续传承了秦朝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虽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法家作为一个学派的影响力大为减弱，但法家的思想精华和韩非子的内部控制治国方略从未被真正舍弃，可以讲，秦汉以降的历朝历代大多采用内法外儒的政治方针，因是之故，谭嗣同先生才发出了“两千年之政，秦政也”得喟叹。较之世界其他几大文明发源地，传承更迭超过两千余年的中国政治体系和社会秩序之所以相对稳定，与传统文化中内部控制思想和措施的滋养维系是分不开的，韩非子三元内部控制思想老而弥坚、历久弥新，其光辉一直闪耀在中国政治历史舞台上从未泯灭。（2）经济政策方面。韩非子所倡导的“农本商末，奖励耕战”的富国强兵方略，符合其所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和军事发展实际，完全是根据组织所处特定环境而确立选择的目标和战略，与现今《企业风险管理框架》的战略与目标的设计原理基本一致。回眸历史，汉代的“贵粟”抑商政策、三国时期曹操和诸葛亮均倡导的“奖励耕战”、明代张居正力主的“一条鞭法”改革等，无不传承借鉴了韩非子以农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3）企业财务管理方面。不同企业的财务管理模式千差万别，但职能作用无外乎算好账、管好钱、协调处理好关系、核算监控好资产、维护管理好信用、当好决策参谋、协助做好绩效考核七个方面。企业财务管理首重制度建设，海尔和阿里巴巴重视制度机制的规范化、系统化和透明化，其中不乏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影子；腾讯和上汽集团侧重绩效考核和内部审计的传统，追根溯源其指导思想和很多具体措施都借鉴了韩非子“术治”的方法；而京东掌门人刘强东和万科创始人王石对企业控制权的孜孜以求，无不体现了韩非子“势治”的思想精髓。（二）三元内部控制思想的现代启示。（1）要高度重视组织制度机制建设，确保各项制度切实可行。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组织健康有序运行离不开规范系统的制度机制，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新时代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今天，理应继承和发扬韩非子的法治精神，把制度机制建设摆上组织治理和内部控制的首要位置，下大力气抓紧抓好。在组织制度的具体设计方面，应借鉴“举事有道，计其入多、其出少者，可为也”（《韩非子•南面》）的原则，注重成本效益控制，在权衡利弊确定预期效益大于成本支出的前提下，制定施行相关内部管控制度；要兼顾制度机制的针对性、时效性和有效性，以体现“绳外不引，绳内不推；法外不急，法内不缓”的建章立制原则；要注重内部控制制度的公正性和可行性，确保执行中组织成员的全员参与和践行；要充分考量“人情世事”的因素，以人为本地引入运用“高薪养廉”等理念，体现韩非子“势足行法、奉足给事而私无生”（《韩非子•八经》）的立法精神；要适当借鉴采用“严刑峻法，重典治乱”的治理思路，对诸如赵薇夫妇利用空壳企业、高倍杠杆套取股市资金以及众多演艺明星偷税漏税等舞弊行为和违法乱象重拳出击，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组织的有序运行。（2）要强化组织管理层队伍建设，全面提升各级领导者的综合素质。要引导约束组织管理层和领导者时刻保持谨慎务实的工作生活态度，面对组织内外复杂多变的局面，做到“日慎一日”、“去好去恶”、克己奉公、求真务实；要不断加强反腐倡廉教育，深刻思考理解韩非子所例举的鲁相公仪休拒绝他人投其所好馈赠的典故，时刻保有管理领导者清正廉洁的本色；要学会合理运用赏罚激励机制和办法，借鉴韩非子“赏罚二柄”的理念构想，制定符合组织实际且可操作性较强的奖惩标准，以最大程度地调动组织成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要采取有效措施增强组织向心力和凝聚力，正确理解韩非子“威权民予”的分析论断，积极争取组织成员的广泛认同，团结带领大家共同推进组织事业健康持续发展；要具备“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的长远战略眼光，敏于识别发现组织内潜在的问题风险，把各种风险隐患和负面问题苗头遏制清除在萌芽状态。同时，管理层要清醒认识到，韩非子所推崇的黄老学说里的“绝圣弃智”、“使民不争”、“无知无欲”等愚民政策，已经不再适合当今的组织环境，应该在坚决予以摒弃的同时，创造条件帮助组织成员提高职业素养和执业能力。（3）要切实抓好组织人事工作，把好选人用人和绩效考核关。要明确选人用人标准，结合组织的战略导向和发展目标选拔实用性人才。要像韩非子主张的那样“论之以任，试之以事，课之以功”，在实践中培养和选拔人才，建立源头培养、跟踪培养、全程培养的人才素质培育体系，教育引导管理层领导者加强自身修养、筑牢信仰之基，加强业务学习、打牢干事之基，严守纪律规矩、夯实廉洁之基。要坚持因事设人和专职专任的原则，避免滥竽充数、人浮于事和“一栖两雄，其斗谚谚；一家两贵，事乃无功”（《韩非子•扬权》）等被动局面的出现。要借鉴采用韩非子“循名而责实”的办法，建立日常考核、分类考核和跟踪审计相结合的知事识人体系，使选拔任用的领导者组织放心、群众满意，通过组织人事工作水平的不断提高，为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作者:孙童真 单位:郑州西亚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