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设计艺术的视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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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书籍设计艺术发展史上，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年）的书籍设计作品是中国社会文化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折射出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变迁轨迹。“十七年”的书籍设计艺术是特殊时代的艺术形式，其创作的表现形式、创作风格和创作思想紧跟着时代步伐，围绕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一主题展开的。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民族文化也倍受重视。书籍设计作品在传播主旋律的同时，也吸纳本民族传统艺术的精华，融汇生成出特有的新中国“十七年”。这对于书籍设计师来说，是时代性的创作课题，体现出中国书籍设计界独特的设计风格。围绕这一理想，以钱君匋、邱陵、古元、任意、张兹中、沈云瑞、黄永玉、吴寿松、柳成荫、袁运甫、余秉楠、张守义等设计家和画家为代表，凭借他们深厚的文化素养、审美观念和丰富的联想，积极地思考着、探索着、实践着，并与时俱进。在创作过程中，设计者在掌握信息内容的同时，通过理性的整理后，运用信息传达的手段从不同的视点探索书籍艺术设计表现的可链接之处，以感性的理解、悟性的把握，对书籍进行艺术设计，达到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并创作出大量富有时代特征、匠心独运的优秀书籍艺术作品。这些探索实践，其凝聚成的表现力呈现出新中国“十七年”书籍特有的审美形态，形成了新中国“十七年”书籍设计作品特有的风格，绽放出绚丽的光彩。其质朴明快、张扬大气、鲜艳热烈的设计，激起了读者心灵的共鸣，显现出华艳的生命力，并为当下中国书籍艺术的发展和提升奠定了基础。

一、文字设计的严谨质朴文字是书籍设计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语言信息的载体，又是具有视觉识别特征的符号。字体是指文字的结构形态，不同的字体传达着不同的性格特征，各种字体的结体，风貌不一，形态各异，视觉传达的作用各不相同。①文字不仅表达概念，同时也通过诉之于视觉的方式传递情感。新中国“十七年”初期，我国书籍艺术设计中的封面书名一般采用美观自然、便于阅读的宋体或黑体。宋体或黑体有外形规整、点画变化统一、适应性强、富有装饰性的特点，整个文字严谨规范。内文文字一般采用挺拔秀丽、质朴自然的仿宋体。如《选集》书籍设计，在朴实的淡褐色的护封上印有王朝闻先生的浮雕作品——侧面头像，封面上有“选集”五个金色大字，文字结构严谨，造型挺拔巍峨，笔划锋利处如刀刃，转角处则衍化成优美的弧线，内敛而深沉。这些文字简单明了、功能准确，符合当时受众接受信息时崇尚简洁的审美心理。正文字则是竖排，正文的标点首次采用了偏角式（以前书中标点都是居中），美观适用，沿用至今。封面下方正中心有一颗红色五角星，显得十分庄重。在文艺作品中也有不少采用丰富内涵的书写体作为封面的标题文字。利用书法体作为标题，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鲜明的民族特色。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汉字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文字改革的通知，对于一些笔画过于繁琐的文字进行了大胆简化，并规范了出版印刷文字，这在汉字的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以前较为严谨的文字设计也开始走向多元化。如艺术家袁运甫先生为《李有才板话》设计的书籍，画面上黑色的文字设计独具匠心，文字设计布局疏密有致，笔画粗细对比，疏密得体，雅中见趣，拙中见巧。整个画面在淡黄色的背景上印有深黄色的代表晋东南民居土窑洞图案，巧妙地将财主的砖瓦房与贫苦农民的土窑洞进行对比，含蓄地暗示了原著的精神。通过其视觉式样向受众传递出“具有倾向性的张力”或“具有个性”的表情，使书籍中的文字设计具有了力量与声音。这样的文字是通过结构的疏密、点划的轻重、行笔的缓急来表达作者的意向和艺术水平的。既具有可阅读性功能，又具有装饰性功能，增强了书籍的整体视觉诉求效果，同时又增加读者对文字的记忆，很好地起到了传播信息的作用。

二、图形设计的张扬大气图形是视觉艺术不可缺少的情感传达媒介，也是设计者思想的物化形式。图形设计的风格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在书籍设计中，图形是书籍文字内容视觉化的表达和补充，是对文字内容具体的视觉说明。书籍设计中的图形将文化信息置于图文并茂的心理诱导之中，是对作品内在意义的解读和挖掘。与抽象的文字媒介相比较，图形具有可视、可感、可读的优越性，还能准确、清晰、简洁地传递信息。将图形的感知性、可视性特征纳入文字细嚼品味的范畴，并借助文字所具有的确定性、情感性、丰富性来表达图形的内涵与外廷，又通过图形的直接性、形象性、通识性，将文字所阐述的内容和情感更广泛传播。新中国“十七年”书籍设计作品更多地借助图形的表达，形成形式多样、具有艺术表现力的图形语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书籍设计运用了镰刀、五角星、铁锤、橄榄枝和鸽子等象征革命符号的图形，意在凸显书籍的革命性、严肃性和民族性。如沈云瑞先生的设计《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书籍红色封面有黄色的五角星。五角星具有“胜利”的含义，也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红色象征革命，黄色在红底上显出光明，整个作品张扬大气，产生了极强的视觉效果。类似这种形式的作品在当时较为普遍。

1956年，随着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即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书籍艺术设计逐渐呈现出繁荣的发展态势，书籍设计的艺术性开始转型，开始探索新的形式意味。不少文艺书及其他出版物，除了用写实的人物，以速写或线描方法处理外，大多用传统的植物图案纹样作装饰。如钱君匋先生设计的《曲艺论集》，该书籍的封面运用了河北民间艺人王老赏的剪纸艺术作装饰。富有动感的动物和植物相互交融，充满了力的扩张，给人一种活泼向上的视觉感受。整个作品大气磅礴，大方美观又富于中国艺术的情调，很好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和审美意识，同时也折射出欣欣向荣的新中国的时代风貌。

三、色彩设计的浓重热烈色彩是书籍设计艺术中重要的视觉元素，有着丰富的情感语言，是表达情感和传递书籍内涵的重要载体。每种颜色都有不同的情感特性。色彩能传递表情和心绪，能把信息有效地传递出来。色彩丰富的情感语言，使书籍艺术意境和情调的营造更加多元。因此，色彩对于揭示书籍主题、创造深邃意境、传达作者情感等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设计者进行形象思维和艺术表现的重要手段。在书籍设计艺术中，准确地选择相应的色彩，才能准确地传达书籍的内涵。设计者在进行设计时往往要根据书籍的主题内容进行立意，而色彩的象征性及其引发的情感联想是设计者创作时考虑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的书籍作品在色彩上表现出惜色如金、以少胜多，但用色鲜艳热烈。如宋广训先生的设计作品《红岩》，在封面上一棵参天松树屹立在耸峙的山岩上，那雄奇的干，遒劲的枝，浓重的色，在无边的苍穹之中，彩霞烁金，越发衬托出青松的坚韧挺拔。书名是粗犷有力的“红岩”字样。挺拔的青松象征革命先烈的气节，封面的整个构图富有创造性地体现了书籍内容的悲壮气概。整个画面以红色为主，强调红黄、红黑的对比，用色既洗练又具有象征意义，有力地凸显了作品的主题和内在的精神气质，寓意深远，整个作品洋溢着革命热情与时代特征。新中国“十七年”后期，书籍艺术在不断地探索中逐渐走向成熟，不少文学类设计作品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气度，色彩设计也很热烈。如画家黄永玉先生设计的《阿诗玛》（精装本），封面的主色调为蓝色，贴印彩色木刻阿诗玛像，采用我国传统水印桃色木刻的手法，细腻、生动地体现出人物的情调与民族的风味。采用侧面肖像的方式，展现了主人公阿诗玛的形象，端庄而秀美。

头饰色彩丰富多姿，具有撒尼族的特点，青绿色的上装与头饰相呼应，共同衬托出阿诗玛的脸部。生动的线条和亮丽的色彩，与人物简约的脸部形成了反差对比，产生了视觉兴奋点。这幅肖像在简约中透出了丰富，在丰富中却又很简练，耐人寻味。书名则采用玫瑰色，书脊印有民族风格的装饰图案，整个作品既有民族特色，又具有现代气息。结语新中国“十七年”，设计者通过多种形式，将多元的设计元素和传统形式融为一体来进行创作，使书籍作者的思想和作品的特色，成功地通过整体的艺术形式完美地展示出来，创作出了独特风格的书籍视觉形象，呈现出一道独特的书籍设计艺术风景线。在这一时期，设计者通过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对当下及未来的书籍设计的发展均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新中国“十七年”的书籍设计作品在延续传统的同时，也给几千年古籍开创了新的篇章，在书籍设计艺术史上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是当下艺术书籍设计者学习和借鉴的财富。正是这些珍贵的历史片段，丰富并建构了我们今天的书籍设计艺术的历史，也正是这些强大的力量，推动着中国的书籍设计艺术不断地向前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