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服饰中视觉设计元素的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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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服饰传承至今，在维持大体框架的基础上，在款式、纹样、材料、艺术风格等视觉设计元素的各个方面都有极大的创新。文章通过对中国古代服饰中视觉设计元素具有的传承体系与创新因素进行分析，探讨中国古代服饰视觉设计的传承与创新，为中国古代服饰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实际应用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中国古代服饰；视觉设计；传承；创新

西周时期，社会等级制度逐步确立，与之相对应的是服饰的体系化，在之后2000多年的服装发展历程中，其大体框架基本都被沿袭了下来。但是受到生产力发展、社会观念变革、外来文化冲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服饰的视觉设计元素也有极大的创新。笔者将以整体分析、个案研究、对比研究的形式，探究中国古代服饰中视觉设计元素的传承与创新，为中国古代服饰的现代化及其在服装设计等领域的相关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1中国古代服饰中的视觉元素分析

关于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沈从文的《中国服饰史》《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周汛和高春明的《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编的《中国织绣服饰全集》等都有较为详尽的叙述。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关于中国古代服饰的一个普遍认识：中国古代服饰的基本形制为上衣下裳，男性与女性、贵族官员与平民百姓皆以此为服装的基本要素，但是在具体形制、纹样材质方面有所不同；中国古代服饰虽在西周时期就已基本确立上述形制，但是因生产力发展、社会观念变革、外来文化冲击等原因，一直以来都在发生改变，其中较为重大的变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可以说，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是在一个大体框架下不断创新的过程。本小节主要就中国古代服饰的整体特点进行讨论。从中国古代服饰发展的历程来看，服饰的起源很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但中国古代服饰基本形制的确定则应在西周时期。随着等级制度的逐步建立，“上衣下裳”的中国古代服装基本形制也被确定下来，一直延续至现代。最开始出现的是宽衣博带的样式，这种服饰样式在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铜人、洛阳东郊出土铜人、洛阳庞家沟西周墓人型装饰等文物中都能见到。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深衣与胡服等便于活动的衣物，并且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衣物的纹饰也逐渐丰富。到清代时的服饰在“上衣下裳”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成熟的体系，包括贵族、官员的朝服、礼服等正式服装与常服等生活服装。其中，贵族妇女的服装与饰物十分华丽，出现了襦裙、半臂等衣物。下层百姓则穿着衣袖短窄、便于活动的衣服。“上衣下裳”这一原则始终贯穿其中，只不过有时两者是分开的，有时却连成一体。中国古代服饰发展到今天，纹饰已经十分丰富。仅在周汛和高春明的《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①中就记载了600余种纹饰，而其余不成体系的纹饰更是不胜枚举。但是在纹饰分类方面，仍然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邢璐的《中国古代服饰纹样中美学思想的体现研究》②中，提供了关于纹样的分类方法：从纹样的来源、空间构成、形式构成、素材等四方面对中国古代服饰纹样进行分类。其中，素材分类方法是较为常用的：纹饰可以分为植物纹样、动物纹样、人物纹样、抽象纹样等。而从纹饰的文化内涵来看，又有等级纹饰（十二章纹或补子等标识身份的纹饰）和吉祥纹饰（万字纹、葫芦纹、如意纹等具有吉祥意味的纹饰）等。笔者认为，此种分类方式更加适合本文的研究，故下文分析采用素材分类的方式对纹饰类型进行分析。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服饰的纹饰类型也是在西周时期形成了完整的制度（十二章纹的出现标志着服饰纹饰制度的形成），随后逐渐丰富、发展，吸收了外来文化的元素，逐渐形成了传承至今的服饰纹饰。关于中国古代服饰的材料类型，在沈从文和王㐨的《中国服饰史》，周汛和高春明的《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等著作中均有涉及。《中国服饰史》中依照时间顺序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史进行了梳理，其中自然涉及服饰的材料。而在《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中，则按照材料的类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在北京周口店遗址中出土了山顶洞人曾经使用过的骨针及佩戴的装饰品，从这些可以想见，最初的服装是用兽皮鞣制的。①而进入新石器时代后，纺织技术的诞生使人工织造的布、帛等材料逐渐取代了天然的兽皮，成为服装制造的主流。发展到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古代服饰的材料类型已经十分丰富，包括帛、纱、穀、绡、罗、绢、纨、绮、绫、绸、缎、锦、麻、葛、布、绒等类别。如果从材料来区分的话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植物类材料、丝质材料、毛皮类材料。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体现，中国古代服饰的特点反映古代中国人的价值观与审美观。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等级制度与人文内涵在服饰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一言以概之即“礼”。这一点在纹饰中的十二章纹和明清补子等以及服装形制的等级制度中可以窥见。而儒家强调的“中正平和”思想在中国古代服饰的对称性中得到了体现。道家强调的“天人合一”思想也出现在了纹饰和材料等方面。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同时，服饰也不断受到佛教等外来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如穿着胡服和宝相花纹、万字纹的应用等。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服饰的审美是一个社会价值观、审美观的集中体现，随着社会整体价值观、审美观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服饰体系，这一体系外化的视觉设计元素不仅有内在的传承系统，还有外在的传播性和创新动力。

2中国古代服饰视觉设计元素的传承

中国古代服饰有序地传承至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本文限于篇幅无法一一探讨所有中国古代服饰的视觉元素。本节仅对中国古代服饰的主要形制、吉祥纹饰、环保材料、主流艺术风格进行探讨，以小见大，通过对其中个案的研究探析中国古代服饰的传承与发展。前文提到，“上衣下裳”这一形制在西周便出现，后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服装的基本形制，但是在这一基本形制下仍然有非常大的区别。根据考古资料的记载，西周开始出现宽大的服装式样，其主要特征体现在衣袖宽大，腰带流行宽束腰，服饰整体都十分精美。但是春秋战国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服装的阶级分化已逐渐明显，上层贵族的服装沿袭西周之风，着宽衣博带；而下层人民则因实用之便，着衣身紧窄的服装。当然，上层人物中也有着窄衣的特例，但宽博之服仍是主流。在日常生活中，短衣窄服通常是在各个阶层中通用的，只是穿着场合不同。例如，士大夫阶层日常穿着的，同时也是作为下层人民礼服的深衣。下层民众的深衣形制相对于贵族的深衣而言便是一种短窄的衣物，多为贵族中衣形制。但是总的来说，上层贵族在参加重大活动时所着礼服仍然为宽衣博带的样式，并且成了之后礼服形制与士大夫阶级穿着的主流。而这种形制，可以称其为“长衣形制”。②“宽衣博带”这一服装传统自西周之后其发展历程也多有曲折。秦沿周制，服装方面没有较大改变，西汉时期大体采用与周代相同的上下分裁，但是东汉时期却渐渐流行起通裁的形式。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汉代首次规定了舆服制度（至少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是支持这一结论的）。虽文献记载与现实文物情况有诸多不符，但仍然为考证服饰制度的变迁提供了大量资料。在《汉书•礼乐志》中便有记载：“至武帝即位，进用英雋，议立明堂，制礼服，以兴太平。”③而处于中国民族大融合时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于规格严谨的礼服，另一种不着内衣、中衣的长衣形制在士大夫阶级之中流行开来，现南京博物院藏“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雕就是这一时期服饰特点的最好反映。这种长衣形制也深深地影响了唐宋乃至明清的士大夫阶级的着装。到了隋唐时期，冠服形制基本确定，最隆重的礼服为皇帝所着的冕服，官员则大多着圆领窄袖袍衫。随后的宋元明清时期，“宽衣博带”这一形制基本都是作为隆重祭典中所着祭服而存在，冠服及常服都采用相对窄袖的形制，这或是为实际需要之便。“宽衣博带”这一特征在中国古代服饰中是一种有序传承的、十分重要的形制。它不仅是“上衣下裳”这一基本形制的体现，更是中国传统礼教的重要精神载体，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前文中，笔者已经简要地讨论了有关中国古代服饰的纹饰分类问题。而在这个小节中，笔者将对吉祥纹饰这一题材进行简要的分析，以理清其在中国传统服饰纹饰中的一些问题。首先，笔者需要对吉祥纹饰做一个界定。在本文中出现的吉祥纹饰是指图像本身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吉祥意味的纹饰，可以是我国本土的，也可以是外来的，是从其本身具有的精神内涵与实际用途来定义的一个分类。吉祥纹饰在中国传统服饰的纹饰中有广泛的分布，并且由于其涉及政治、文化、宗教等多种方面，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其次，关于吉祥纹饰的种类也需要有所界定。前文提到中国古代服饰的纹饰可以依靠其来源素材进行分类，吉祥纹饰也可以这样来进行分类：如植物纹样中的莲花、葫芦、宝相花、菊等，动物纹样中的龙、凤、鹿、龟等，人物纹样中的八仙、福禄寿三星等，以及抽象纹样中的万字纹、太极纹、如意纹、回字纹等，笔者认为吉祥文字纹样也可算在这一分类里。最后，吉祥纹饰在中国古代服饰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其来源可以追溯到新、旧石器时代人们对于自然的敬畏与崇拜，先民们在恶劣的环境中为求得生存，出现了图腾崇拜与自然崇拜。在生产力逐步提高，人类提高了对自然灾害的防御力之后，这种纹样又被赋予了吉祥的寓意。在商周时期多次出现的玉鱼、玉蛙等可以看作是吉祥图案的雏形，如商代妇好墓中出土的玉器①。这种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在服饰中大量出现并一直延续，另外一部分则是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受到佛教影响的宝相花与万字纹等诸多纹饰。综合来看，中国古代服饰的吉祥纹饰这一分类既有中国本土文化的传承，也善于吸收外来文化。这种情况也体现了吉祥纹饰背后所折射出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兼收并蓄的特质。在前文针对中国古代服饰材料的讨论中，可以明显地发现一个特点：无论是植物材料、丝质材料、毛皮类材料，其本身来自对素材的物理性加工较多，较少对材料化学性质的改变。而将范围扩大到印染材料的范畴，部分特点依然存在。在《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中便有涉及服装染采的内容，书中认为中国古代服饰的常用染料分为两类，一类为矿物质染料，另一类为植物性染料。②笔者认为，这个论述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服饰染采的事实，虽然在染制过程中涉及了一些化学反应，不过对于环境危害甚小。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服饰材料的一个特点是具有环保性，这里所指的环保性是指在材料选取的过程中取材于自然环境，在制作过程中对环境形成危害较小。而材料的环保性在中国古代服饰中的体现则可追寻至上古时期的皮质衣物。在社会逐步发展中，无论是植物性材料、丝质材料、毛皮材料大多遵循这个原则，如麻制衣物和部分少数民族的毛皮质衣物等。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服饰的风格是一脉相承的。自西周订立服装形制为“上衣下裳”以来，这一形制基本上就是中国古代服饰的主要形制，其体现了“中正平和”这一理念。在纹饰、材料等方面也有“天人合一”理念的影响，然而在其他诸多方面如窄袖衣物、外来纹饰等，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兼收并蓄。所以，中国古代服饰所体现的艺术风格既有中国自古传承的观念，也有外来文化的不断影响，形成了一种包容、中正平和、自然、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艺术风格。

3中国古代服饰视觉设计元素的创新

从前文所述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服饰是一个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体系，其在秉承传统形制的同时，也会积极吸收外来元素与时代元素，完成自身的再建构。这种海纳百川的理念使中国古代服饰一直在不断创新中前进，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服饰的发展。本节将从中国古代服饰对自身的再建构、中国古代服饰的典型意象与抽象理念的结合、中国古代服饰中关于美学与实用的平衡三方面对中国古代服饰设计元素的创新进行讨论。3.1重组与混搭。在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历程中吸收了大量外来因素，从服装形制中胡服的出现、大量的外来纹样、对棉的运用等实例中可以看出。但是这种吸收与借鉴并不是全盘照搬，而是通过对其重组、改造并与传统形制结合的方式将外来元素内化为自身元素，在保有自身特点的同时也具有新的元素，保证了中国古代服饰的生命力。其中，最直观的体现便是在纹样方面，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丝织品中明显具有西域风格的缠枝花纹、折枝花纹、宝相花纹与中国传统的如意纹出现在同一件服饰上的情况十分常见，而且形成了有机的整体风格。再如法门寺紫红罗地蹙金绣半臂，其服饰上大面积装饰的类似波斯菊的折枝花纹、花心镶嵌红宝石的形制具有浓郁的外来风格，而其领口装饰的云头如意纹则是中国传统纹饰。另外，半臂这种服装形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鲜见于中原地区，在西域地区则十分常见。但自唐代以来，逐渐通过形制、纹样、色彩等方面的改变而融入了中国古代服饰中。这种相互融合的情况在唐代及之后的各个朝代屡见不鲜，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服饰对外来元素的态度是重组、融合。3.2写实与抽象。在中国古代服饰的纹样中，大部分纹饰都有其自身来源，或为自然界中存在的具体事物，或为文字、宗教图案等人为创造的事物。在大部分纹饰中都体现了对其特征的保留与还原，但是在此基础之上，一定的艺术加工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对其艺术元素的提炼与再创造，保留了一定特征，但已经完全不同于自然界中存在的事物。如植物纹样中的宝相花纹，其前身可以追溯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石窟中的莲花纹样，在唐代被不断丰富，增添了牡丹等其他花纹的特征，经过艺术化加工，最终形成了布局对称、造型庄严的纹样。3.3审美与实用。在前文中，笔者已经讨论过一些关于中国古代服饰的审美内容，其对称的形制明显受到了“中正平和”这一思想的影响，而材料的选用及纹饰的素材选用又有“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子。这些传统文化思想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服饰的艺术风格，外来文化也对中国古代服装的审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服饰多元化的审美风格。但是除了出于审美因素对服装产生影响之外，中国古代服饰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具有极强的实用性，但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的实用性体现在不同的方面，如上层阶级礼服的实用性多体现在明确社会阶级、彰显个人地位等方面，而下层服装的实用性则更多地出于实际生活的考量。中国古代服饰所体现的这种审美与实用兼具的风格正是中国实用美学的体现。

4结论

中国古代服饰的演变过程是在一个稳定的基本框架中，不断吸收外来因素、时代因素的过程，其在服装形制、服饰纹样、服饰材料、艺术风格等多方面都有传承与创新，而这种传承与创新又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其设计元素也正是传统思想与外来思想等不断交融的结果。这种多元化的视觉设计元素正是中国古代服饰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最好证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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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艳平 耿纪朋 陈瑞杰 单位:四川文化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