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西方室内设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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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国

英国布莱顿皇家别墅英国布莱顿皇家别墅由建筑师亨利•霍兰德在1786—1787年为摄政王设计，摄政王就是后来的乔治四世。在1815—1822年别墅被约翰•奈什重新设计并彻底改造。皇家行宫外观如同印度宫殿，内部却充满了浓浓的中国味，有莲花造型灯饰、竹藤楼梯等，在墙壁上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带有中国印迹的皇帝出行图以及仕女壁画、龙形图案等。随眼可见的都是中国古董摆饰，这便是上流社会最为崇尚历史悠久的中国文物的见证。

二、法国

1.尚•德•巴台雷城堡

尚•德•巴台雷城堡位于法国诺曼底附近的纽堡城，17世纪末为德•克莱克公爵建造，其室内环境，与城堡的公园和花园一起，为城堡赢得了“诺曼底凡尔赛”的美誉。城堡卧室中通过床帷幔和窗帘，装垫子的椅子的坐垫和靠垫，以及东方风格的地毯上的红色和粉红色的暖色调来获得视觉效果上的平衡。这些软质装饰品上的图案是典型的复杂的中国风格花卉形图案设计，在18世纪的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在路易十六的皇后—玛丽亚•安托艾内特倡导下十分流行。在尚•德•巴台雷城堡中的瓷器走廊展示了艾玛丽令人激动的收藏和中国的青花瓷器，这些都是18世纪末大量进口到法国的。

2.法国的一座城堡

在路易十五执政时期，洛可可风格风靡一时，特别是法国巴黎贵妇举办的沙龙成为当时世俗的生活核心与文化风尚，许多上层阶级聚集于此，形成了社会文化以贵妇审美趋向为主导的时尚。其中，篷芭杜夫人作为路易十五的情妇，她的喜好对整个欧洲的艺术时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洛可可风格是一种装饰风格而非建筑风格，尤其适合家具、瓷器、铁艺和织物的设计和细节的修饰。洛可可风格最早出现在法国，而且传遍整个欧洲。对法国人来说，充满异族风情的中国风格的图案和装饰是洛可可风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经常与欧洲叶形和花卉形的自然主义枝状装饰交织在一起。床帷幔和带坐垫椅子上的，以及彩色描绘装饰的家具和墙面上的中国风格的图案显然受到了17—18世纪来自中国青花瓷器的启发。

三、德国

1.德国波茨坦塞斯•索斯宫

在由设计师G•W•诺贝尔斯道夫在18世纪40年代设计的德国波茨坦塞斯•索斯宫中，明亮琐碎的法国洛可可风格为更加华丽的、庄严的日耳曼人所特有的变体样式所取代。在起居室中，墙面装饰板上明亮的有光泽黄色油漆与黄色的帷幔和靠垫一起搭配成套，成为装饰其上的洛可可风格图案的展示背景。在图案中凸起的部分是花卉的枝状装饰花纹和花冠，以及异族风情的鸟和中国风格的雕像。

2.德国勃兰登堡的腓特烈三世柏林西边夏洛特堡宫中的瓷宫

夏洛特堡宫是从1695年至1699年间由选帝侯腓特烈三世（晚些时期的第一任普鲁士国王，从1701年起）作为避暑行宫而设置的。它是柏林如今最大的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宫殿。宫殿的第一个名字是Lietzenburg。受苏菲•夏洛特（腓特烈三世的妻子）所托，乔哈恩•阿诺德•讷灵设计了这座建筑。该宫殿内有用中国及日本的陶瓷整墙装饰的“瓷屋”。

四、瑞典

1.瑞典斯德哥尔摩皇后宫中的中国宫

斯德哥尔摩“中国宫”坐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郊区皇后岛上。该宫是1753年由瑞典国王阿尔道夫•福雷德里克下令秘密建造的。18世纪，瑞典也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出现过“中国风”，当时瑞典同中国已经开始直接贸易。与此同时，瑞典人开始在建筑和艺术领域内模仿中国，“中国风”一时成为一种文化模式，它是上层阶级地位的象征，也是中产阶级追求的目标。斯德哥尔摩“中国宫”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2.索贝庄园住宅

位于瑞典的莫萨斯附近，是拉斯•斯尧伯格拥有的地产。拉斯•斯尧伯格是一位设计师，他是建筑和装饰设计方面的国际权威。这栋住宅建造于17世纪60年代，在18世纪60年代部分进行了重新装修。最重要的修整之一是增加了住宅的窗户，这对室内的照明产生了很大影响。墙体用方形的、去皮的原木建造，在一个木材资源丰富的国家，这是传统的墙体建造方法，而且这种墙体构造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冬季严酷的自然环境中能为人们提供非常有效的保护。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该住宅的外观都被漆成白色，到了20世纪90年代，它被重新漆成它最初的铁锈红色。这种颜色，连同黄褐色一起，是这个地带的住宅和库房最常用的典型颜色，而且在18世纪还是殖民地的美国也非常流行，那时的美国有大量的斯堪的纳维亚移民。房间中的椅子是索贝庄园住宅的主人拉斯•斯尧伯格设计的长靠椅的复制品，用写实性图案的面料做靠垫，面料上的图案为一种深色的中国风格的植物形式，可以看出中国的装饰在18世纪末对瑞典的影响。住宅中的地板都用生石灰处理过，地板灰白色的色调与墙面的颜色有所呼应，协调一致。

明清时期中国对西方在各个领域的影响都是十分深刻的，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了体现，本文仅以英国、法国、德国、瑞典为例，但事实上这股“中国风”波及的范围比想象中要广得多，其中还包括最初的海上贸易强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以及后来的美国、俄罗斯。但是，中国的艺术和生活趣味在洛可可时代的欧洲只是被判定为具有洛可可精神所要求的自由、不对称、反规则才被接受，成为实现这个快乐理想的一种手段，那么它们就注定不能在欧洲的文化精神中真正立足，它们所划过的痕迹就如同洛可可精神所追求的快乐那样苍白、短暂、脆弱。当洛可可精神开始走向衰落后，被认为是这种精神中一部分的中国趣味的失宠是必然的结果。

本文作者:张珏工作单位:太原理工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