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设计风格成因分析论文

时间:2022-07-14 05: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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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设计风格成因分析论文

产品设计风格是特定历史时期人类文明的具体表现,其形成与相关的人文和社会背景因素关系极为密切。适应时代的产品设计风格能最广泛地指导各种物品的设计与生产,从而引导时代审美特征的形成。但作为文化潮流发展的一部分,产品设计风格的形成原因却仿佛一直令人捉摸不定,不同的研究者和设计者对此见解不同,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历史的实践出发,用客观的眼光去发掘产品设计风格产生的真正原因。

现代主义产品设计风格自诞生以来,设计风格的形成与演变和相关社会和人文背景因素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复杂。许多领域内的事件,如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变化都能影响产品设计风格,造成设计思想和形式上的独特表达。现在正值世纪交替的历史时期,当我们面对未来尚不能确定的一个合理稳定的产品设计风格时,也许后现代主义产品设计风格产生的前因后果能有助于我们看清产品设计风格产生的真正原因,从而启发我们找到未来产品设计的发展之路。

一、设计风格形成的不同理论观点

1.社会因素促成论观点

英国设计理论家塞缪尔·哈金斯(SamuelHuggins)早在1863年就指出:“我们对其本源稍有了解的每一种风格,都不是由意志的行为而产生的,也不是由某些人发明出一种新风格;而是自发的,来自环境的,由某些伟大的政治、智力或宗教革命所导致的。”

哈金斯认为,设计总是与客观现实相联系,与人类活动、社会生活的具体事件相关联,这是典型的社会因素促成论观点。尽管哈金斯提出的社会因素尚不全面,但已明确指出社会因素能够促成设计风格的形成,特定时期的社会特征表现在政治、文化和信仰等客观因素上,每一因素都会给设计风格带来影响,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种因素所起的作用程度各有不同罢了。

2.人为因素促成论观点

英国设计理论家彼得·柯林斯(PeterCollins)也指出:“风格是由艺术家们作出的流行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和真正当代的世界观之表现,这些艺术家最成功的直觉到其时代所特有的人类经验之性质,并且他们能够将这些经验表达在深深合于作为该经验部分的技术、科学和思想的形态之中。”

科林斯认为改变设计风格的真正原因是从事创作的设计家们,是人的因素。因为从他的角度来看,设计风格是设计艺术家们活动的直接产物。尽管设计风格形式反映相对应的社会特征,但任何社会因素都不是设计风格或其表现形式的创造者。真正设计产品的是人,使用、传播设计风格的也是人。

如此看来,这两者的观点虽然相互自成一派、针锋相对,但也都显得言之有理、旗鼓相当。那么,作为后学者的我们对这些现当代设计者们需要如何选择,或是怎样找到正确的理论观点呢?

二、后现代主义产品设计风格成因分析

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产品设计风格的形成为例,我们可以对现当代社会和人文背景进行客观透彻的考察,具体案例具体分析,不必盲从某些特定的理论说教,从而找到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

1.政治因素

二战后,西方社会中严重的矛盾和问题引发了大众强烈的反抗情绪。一方面,政治腐败、贫富悬殊、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工人失业等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另一方面,个人的生存方式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严重干扰,被强行纳入一种僵死的社会模式。60年代后期,积蓄的不满开始变成激进的行动,反抗活动接踵而来。

这种政治生活失衡,其根源是社会低层人群为自身争取权益的结果。低层人群不再盲从于旧时的社会精英为他们安排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以及应有的权益需要得到认可。这一时期的社会动荡不安,这种不稳定同样也表现在社会生活方式之中,因此导致了早期后现代主义产品设计风格的主要特征之一:不确定性。

2.文化因素

a.非理性思想

二战后,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存在主义思想逐渐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思想基础。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的理性科学主义思想,讲求实用的功利主义,主张从科学中排斥人的存在。这必然与存在主义的人本思想相对峙。两种思想不断抗争,此消彼长。在经历了二战及其后各种局域战争的痛苦以及核战危机后,人类终于意识到机器的可怕和自身的脆弱。这使得人本主义的存在主义思想最终趋于上风,导致了社会思想因素的变异,并通过文学、艺术、设计等领域的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b.反主流文化兴起

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爆发,声势浩大的“反主流文化”运动进一步将反抗推向高潮。反主流文化拒绝传统价值标准,反对科技对人的驱使,不信任工业文明,提倡以人的多元性发展代替科学逻辑带给人的单一性。反主流文化运动迅速传播,使标准化、理性化、精英化的主流文化不再是文化发展的惟一选择,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受到同样的重视,造成了多元文化的发展格局。反主流文化使激进的变革意识深入人心,同时也推动了设计领域对现代主义原则的怀疑与批判,并形成了以“波普”设计和“孟菲斯”为代表的反主流设计思潮。

c.生活与艺术的混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人们发现从前高高在上的艺术,在后现代艺术家手里变得如此平淡和低俗。生活中的一切东西皆可登堂入室,而日常生活本身也成了艺术。生活与艺术的混合宣告了一种非理想的开端:艺术开始走向无深度的平面表达方式,生活也开始走向一种非伦理的反规范的幻境,传统的美丑观念已不再具有权威性。

以上这些文化因素的改变,无疑最直接地体现于后现代主义产品设计风格上:非理性思想导致了人文主义的产品设计特征;反主流文化的兴起导致了各种即兴、暂时、多元和拼凑的产品设计形式出现;而生活与艺术的混合更使得产品设计趋向通俗化、娱乐化。

3.经济因素

20世纪50年代以来,工业文明快速发展,丰裕社会开始形成,物质财富的积累导致了生产、消费方式的根本性变化。60年代后,消费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战后新生代成为消费主力军,职业妇女消费力增强,市场日益细分,用后即弃的消费主义形成。

为适应新的消费需求,新产品设计逐渐涌现。新消费者对非传统产品喜爱有加,物质文化和大众通俗文化更符合他们对新奇事物的追求。此外,他们要求的是代表自己喜爱的、新的时代风范,色彩大胆强烈,产品设计突破旧的造型框框。

消费的改变导致经济因素的变化,战前单一风格垄断市场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同时短期消费行为日益抬头,过去强调长期耐用的设计显得越来越落伍,设计者不得不采用不同样式针对不同的目标市场。为了适应多种要求,折衷主义设计方式(典型的后现代风格特征)大行其道,后现代主义产品设计风格迅速普及。

4.人的因素

阶层划分构成了特定的社会结构,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有着不同的政治文化倾向、教育水平和经济背景。这些社会阶层中必然有某些阶层处于引导设计潮流和风格的特殊地位。一般来说,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大众文化和消费的领导者就是中产阶级。风格与时尚、身份地位、象征性符号对这个阶层的人们来说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并且是其始终追求的目标。

而作为引导社会发展的中产阶级,其组成的稳定性也是相对的。在历史上任何时期,这一阶层的人们有可能会脱离这一阶层,同时处于这一阶层之外的人们有可能进入这一阶层。随着后现代社会逐渐形成,大量新的利益人群开始出现。如金融、房地产、法律、教育、科学和商业服务等方面新白领职位的出现,为后现代中产阶级提供了大量新成员,也为后现代设计文化造就了人群基础。那些在时尚、怀旧、拼凑与矫揉造作基础上的各种形式成了他们创造和使用产品设计风格的强大资源。而后现代主义设计师们则从中提取符号语言,在产品设计上表现新的形式。符号成为象征身份地位、生活方式、个性化审美甚至获得利益的最有效工具,后现代主义设计利用符号来表现对现代主义设计的“非”和“反”,产品制造商则利用符号来迎合或引导消费以获得更大的商业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