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美善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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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您出身于变迁时代的中国，成长于“”灾难年代，您是怎样学画的？您的早期素描作品功力深厚，被中外媒体视之为一个时代的缩影，您是怎样画出这批作品的？这对您后来美学思想的形成有甚么影响？

周天黎：

在绘画理论上我没有太多的研究，我只能以自已的绘画实践谈一点个人的体会和经历。我从4岁开始接受传统中国画和中国书法的教育，从临摹芥子园学起，并每天临欧阳洵和王羲之的书帖。9岁开始学素描，总共画了几千张，12岁又开始学油画。我的学画阶段正好碰上十年“”浩劫。不幸中的有幸是当“”开始不久，政治斗争的矛头从批判“反动学术权威”，转向对准了中共党内的各级当权派，后来又演变成各种造反派组织的夺权斗争，使得一些大师级的老画家在一定管制范围内有了一点活动空间。我可能是天生的宿命，对各种绘画有着一种无法抑制的嗜好和狂热。由于我当时只是一个小姑娘，在向一些艺术大师们的求教中，不太引人注目，所以我的艺术练习一直没有中断。当然，这一切行为都是悄悄地进行。最近中国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周天黎早期素描作品》，大都是我在“”中偷偷画成的作品。由于自已家庭和个人所经历的苦难，对人世间的事物我必然有自已的思想烙印，在一个弥漫痛苦呻吟的生存困境里，艺术不可能成为一种奢侈品，我也力图用画笔去描绘那个动荡年代中的一些真实的人物形象。如《走资派之子》、《老教师》、《画家的母亲》、《即将下乡的知青》、《女童瑛瑛》等在艺术上比较成熟的作品，无不反映一些个体生命忍辱负重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内心的孤独彷徨与痛苦。所以有的美术评论家认为我的这些早期素描作品，在“极左”的历史语境里，艺术中满怀着对平等生活的渴望和对“”集团强权暴政的反抗。我是从那个沉郁忧患年代苦熬过来的人，我的灵魂、感情和画笔无法做作和虚伪。我始终认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具有正直的人格、要守望良知并且心怀悲悯，这也是我的美学支点。

二、您后来赴英国接受西方教育深造，您能否说明西方的美术思想和绘画技巧如何影响了您的中国绘画？还有，您为甚么不加入英国籍？为甚么最后选择香港作为自己的定居地？

周天黎：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刚从政治狂乱的恶梦中苏醒过来不久，随着国门的打开，各种西方美术思潮汹涌而进，各种艺术流派五花八门，新印象主义、立体主义、原始艺术、象征主义、现代派、野兽派等等，令人眼花瞭乱。其实在当时，我的绘画艺术已有了一定基础，并正在往中国水墨画方面全力发展。但为了更全面地了解西方美术史，很想出国作一番考察研究。加上英国的美术学院审核了我寄去的一些素描、油画、水墨画作品后，很欢迎我去作研究，因此到了英国。在欧洲期间，我完全以虚心学习的心态，在世界一流的美术馆、博物馆观摹了许多西方美术大师们的作品，也进行了一些艺术实验。我感到中国传统水墨画家大多只甘于笔墨技法而不太重视光、影、色的运用。对几何方式的借用，对集水墨、抽象、具象于一体的技法，能很好发挥的也不多。几十年来政治运动的强烈震荡和磨砺，又使许多画家变得圆滑世故，只顾埋首笔墨技巧，失去了艺术家最最重要的灵犀的深情和艺术的强烈感性，也缺乏西方美术界那种多元创新的内在动力。

不必讳言，当时被中国美术界奉为法定正宗的艺术指导理论，还都是苏联斯太林时期的那一套八股式的教条。艺术创作上假、大、空的现象十分普遍。在完成对西方美术的考察研究后，我当时有三个选择：一是居留在英国，我在英国曼彻斯特注册结婚，英国政府移民局基本上已同意我加入英国籍。二是回到中国上海。三是到香港定居。最终选择香港的原因是因为香港贴近中国大陆，可以使自已与祖国紧密相连，加上我先生是对中国历史研究甚感兴趣的香港居民。大陆是我们的根，是我永远无法舍弃的根。我的生命和我的艺术只能属于中国。

对在大陆那段艰辛苦涩的人生经历，我把它视为是整个中华民族在特定时期的疯狂悲歌。对一个艺术家来说，通过承受苦难而获得的精神价值，也是一笔特殊的财富。而许多优秀的艺术家和艺术品往往来自于苦难，苏东坡如果不因“乌台诗案”，在元丰三年被朝廷贬谪黄州，后世怎能有前后《赤壁赋》，后来他回朝荣升三品翰林，并参与党争，就写不出传世名作了。徐渭如果还在总督胡宗宪府中做高级幕僚，把精力用于官场斡旋，又怎能成为中国16世纪伟大的画家。石涛当年如果继续住在京都，做着“近前一步是天颜”的春梦，去求当康熙皇帝的“臣僧元济”，中国画史上也就失去了一位宗师。记得凡高临终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竟也是：“苦难永远没有终结。”

坦白说，我也有些顾虑，当时大陆不象现在这样开放，许多人还把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狭隘的农民意识，封建保守的政治规范，当作文艺创作的金科玉律来传承，艺术创作的忌讳和条条框框还很多。在香港这块中国土地上，我不但可以为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做一些事，还可以以心态的自由和精神的独立注视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灿烂星空，不受任何拘束地进行大胆的艺术实践。在我的心目中，优秀的民族一定是一个开放的民族，优秀的文化一定是一种开放的文化，而任何钳制文化都是艺术创作的天敌。

三、在当前急功近利的浮躁社会氛围中，您曾自谓对一个画家而言，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画家的人间情怀极为重要。那么您认为在当今世纪的中国画坛，什么样的画家才能算是一个伟大的画家？

周天黎：

世界级雕塑大师罗丹的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在艺术中，只有具有性格的作品才是美的。”我个人理解，所谓性格，就是指艺术家在自己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充满个性的灵魂、感情和思想。至于艺术技巧，也只有在人生情感与人生哲理的强烈驱动下，才能原创出能掀起观众心灵凝视力量的好作品。有一个看法我要直说，但也会得罪一些美术界朋友。在中国，在目前这个金钱力量崛起而导致许多画家精神平庸的社会发展阶段，艺术创作不应甜俗地去讨好一般人，一个有抱负、想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重要位置的艺术家，更要去追求中国水墨画之高品位的发展。红尘浪里，孤峰顶上，画家们如果做不到独步百年的孤寂，至少也应该做一个中隐于市的庭院名士，而决不能去做名利场上的角斗士，成为一个缧世之徒。我认为在艺术上，内心的浮躁必定导致创作的肤浅。看到当今中国美术界本来颇有才气的一些艺术家，只向贵富求赏心，不择手段地贪婪地搂抱着金钱，有的拼命挣扎想成为行走于权力走廊上的人物，何苦呢！这只能是走向艺术的堕落。我看，为争个甚么“美协理事”之类头衔而费尽心机的人，在艺术上终难以成大器。有的画家平庸而心有不甘，凭着人心的机巧，或许可以炒作成为一时的“名画家”，但他们的人格缺陷必然暴露出他们严重的思想缺陷和艺术上的窄狭与浅薄，刻意的商业炒作也只能产生更多的文化垃圾而已。

当然，在画画上可各持见解，各有喜爱。对大多数人来说，怡情养性，宽松随意，不必把什么都看得太严重。但我想，在21世纪的中国，作为一位伟大的画家所论，在人格情操上能襟抱高洁，对艺术的追求应该是虔诚的，专注的。除了画艺上炉火纯青、能开创一代新风外，应该热爱自己的国家，与自己的祖国同命运共呼吸。同时，面对几千年封建专制文化的迷惑及可能的构陷；置身一个缺乏信仰，疯狂追逐名利，道德向下的社会氛围中，仍能保特思想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心灵不被世俗化的环境所麻痹，仍有悲悯的情怀，真挚地关注着人类的命运。具体而言，就是视“以人为本”为目的，而不仅是手段；就是指对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价值、人格尊严的尊重；对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对自由民主法制的精神有着坚定的捍卫，作品更要透现出对灵性生活的呼唤和对文明进步的热情讴歌。那才是一种真正大家的大境界。

四、观察您的画作，也可看出您娴熟于许多中西绘画技巧，您如何在不同技法中找到平衡点和统一的风格？（请以具体画作说明）以避免被认为是技法的拼贴堆砌。

周天黎：

在绘画创作上，我觉得自已还处在努力探索的阶段。我也不想过早地形成自己单一的形式语言，以固定的风格去不断重复自己。当然，最终也会有一种专属于我自己的艺术面貌伴随着我结束自然和艺术生命。但在目前，我仍努力在超越自我中去再次寻找更独特的表现方法。我也希望有更大的艺术空间，用倾注生命激情的笔触与色彩，始终在精神层面上，去追求道德的灵光。对中西绘画技法的结合，我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进行了研究，不仅仅是学术性的理解，而是长时期的练习实验。在打破惯性思维的过程中，有失败、有焦虑、也有欣喜。我主要是在作品里把西方绘画中的光、影、透视、色彩，与中国水墨自然地融汇贯通，同时在描绘物体方面，借鉴一些西方的东西。今年六月出版的《走近周天黎》画集中，画作《顽石为邻》里的石块和牡丹花的造型；《春恋》里的紫藤花；《不平》里秃鹰的头部与眼睛；《春雨无声》里纷乱的红花等等，都是中西画法在物体的内部空间和谐地融合一体化。

古人哲思地道出：画家之道其实并非绘像之道。近年来，我画的飞鸟和直杆棱节之竹、运动感很强的风中野百合，以及充满激发性色彩笔触的牡丹花，体现了对西方几何方式的艺术颖悟，对形式作大胆的简化，增加在想象力强烈表现方面的丰富，提高了艺术风格的力度。我又从老子哲学思想中，感受到“致虚极、守静笃”的高妙境界和某种难以言喻的诗性思维，使我在艺术上幡然感到独自拥有的辽阔。我所用的“逸笔变形”画法，就如把画面中的杂音剔除，大大纯化了感情的力量，充分表现了我对自然审美精神内涵的深切体悟。《君子大节伴清风》、《一院奇花》、《花间行者》是我这种最新风格的代表作。

我个人艺术实践的体会，在艺术的创造中，许多东西没有一个固定的方程式，艺术创作是十分个性化的体验，往往只能心领意会而无法言传。学习可以培养技巧，至于天马行空般的独创性，似乎只能来自某种天性，或者再加上一些笔墨运用中的偶然因素。我觉得对一个画家来说，最不可缺少的是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稍有些疯狂更好。许多中外著名美术评论家也认为，没有这种能力的人，即使能熟练地使用画笔，也成不了有造诣的大画家。

五、对于当代的艺术创作而言，您认为真的有自创风格的可能性吗？这种风格是否只是创作者的个人色彩？某种程度上只是特定技法所带来的效果？您曾强调艺术家要有反叛精神，您能否进一步说说您的艺术理念？

周天黎：

我认为创作者的个人色彩和自创风格并不矛盾。艺术家面对的人生现实充满了残酷的不合理。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理想和愿望，在艺术中都可以给予心灵以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补偿。世外烟霞纸上逢，人世间的苦辣酸甜、嬉笑怒骂、悲欢离合，包括社会文化中的佛学、道家、宗教和古典诗词，都能赋于艺术家以情思与灵感，凶险又美丽的大自然，更奔涌着取之不尽的艺术之泉。一个画家不管其表现方式如何，只要他把绘画创作当作生命的顶峰来体验，又在自已创作的形象中去体验灵魂的存在，那么，他就能从世俗画家（画匠）仅仅拥有熟练笔墨技法的低层次艺术领域升华到自创风格的艺术高度，并确立起自己的文化品格。至于目前社会上瞎吹胡捧、利欲熏心、自我拔高的所谓“名家”“大师”，笔墨陈旧，画作崇尚矫饰，媚俗甜腻，争名敛财，这些人和真正的艺术家是两回事。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艺术追求，什么是为艺术献身，也无法感悟什么是崇高的艺术境界。

今年5月，我在和广东《南方都市报》的艺术对话中，曾表示过，一个优秀画家必须具备一种反叛精神。我当时想表达对中国传统绘画而言，优秀的画家要有笔墨创新的勇气。中国绘画艺术有着悠久的传统，经过上千年的积淀，博大精深。这是每一个中国画家都引以为骄傲、无可异议的事。但我认为艺术贵在创新，作为当代中国画家，应该“笔墨当随时代”。如果今天的画家们虽然口头上高叫着“继承和发展”，实际上只沾沾自喜地承袭着传统文化而不敢开创一代画风，甚至深深陷足在过去了的几个世纪里绘画，就会在中国画坛助长起一种复古主义的倾向；就会缺乏一种主动、积极的批判精神。如果对历史缺乏反省意识，就会丧失一种自觉的革新精神。试想对旧的一套顶礼膜拜，不敢大胆改革，那么这种国人们引以为骄傲的传统文化，很可能演化成一种保守的精神刑具。如果不能在石涛、八大和吴昌硕、潘天寿等前辈们奠定的基础上再作超越和发展，那么中国画的未来又在哪里？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教旨主义者是没有出路的！我是因为深深感受到中国画的创新与发展之路仍然是荆棘满途，才以听起来有些刺耳的声音，向中国美术界同行们发出呼吁。

六、观察您作为一位当代中国花鸟画大家，可是您的西方绘画技巧也相当优秀，当初您为何选择中国绘画为自己艺术生涯的主轴？

周天黎：

我称不上大家，只是一个艺术的追求者。我从小就沉浸在中西绘画艺术里，对某些奇异的幻象也特别敏感，天上的晚霞，蚊帐的皱褶，甚至墙上的水渍，都能幻化成各种美丽动人的图案。在我的视觉中，变幻的色彩常常能引发我心灵的激动和呼应，只要一嗅到碳笔和油彩的气息，我全身的神经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兴奋起来，甚至会随便拉住一位行人做模特给他画素描。这成了我一种艺术激情的发泄，否则，我整个晚上会在亢奋中睡不着觉。而且我对雕塑也十分爱好，在中国刚刚开放时，我创作的一具《大卫》浮雕头像，被当时的上海工艺美术公司看中，立即大批制作，投放市场，在社会上一度很受欢迎，可见我从小在这方面也下过不少功夫。本来我很可能成为一位油画家，由于“”发生后，大师级的油画家十分难找，而大师级的国画家仍可以设法找到，并还是我父亲辈的朋友们。他们也发现我在绘画方面有些天赋，就悉心的指导培养我，也因此推动我走进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天地。以后慢慢形成了我现在这样以中国水墨画为主，油画为次的艺术格局，好在两者之间，艺术上能有很大的互补性。

七、曾经历“”等政治运动的苦难，您谓自已创作中有一种对人生的批判。在中国传统花鸟画中，几乎找不到对灾难的描绘，而您似乎用某种隐喻的方式，来表达内心倾诉苦难的渴望，您艺术的凝重，揪人心弦，是否是中国文人画本质的使然？

周天黎：

对我来说，是我的命运和性格的使然，但我从不悲观。中国已故美学大师王朝闻曾说：“艺术可以当作生活来认识，生活可以当作艺术来理解。”我虽然出身在一个富裕的企业家家庭，但自从我略懂世事起，政治运动一直不断，对民族资本家的一系列统战政策也越来越脆弱。直到与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暴戾、最荒唐的“”惶然相遇，我们一家也难逃此劫。时间的浪，时间的潮，始终卷不去我对那段岁月的记忆，遍地哀鸿的民间疾苦声，也常常萦绕在我的心头。然而，也就是在人生历程的起落沉浮中，我萌发了念头，要把苦难雕刻成为艺术魅力长存的诗史，要用自己中国绘画的艺术手段，在对整个民族灵魂的拷问中，使其成为悲怆千年的长叹！从英国到香港定居时，我已能熟练地运用中国绘画的各种艺术技巧。而且，创作中我要让画家的旨意高于一切，我要打破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某些构图法则，在艺术上要有所创新和突破。由此，在《不平》中，为了加强其恐怖感，正在扑杀益鸟的凶残飞鹰成为画面的主体，金钢合成般坚硬的鹰爪，有着无穷的力量，象征着善良的人民有时也会遭到难以抵抗、无法逃遁的厄运；在《生》中，为了使生存的力量在惊悚气氛下得到充分的表达，大三点、大三角的构图，险中求稳，高耸的十字架和惊讶的乌鸦更让读者听到了蹑行死神的足音，但被砍伐的大树桩和凛立的杜鹃花寓示着任何邪恶势力、任何强权暴力都无法摧毁人类精神的永恒价值；《春光遮不住》中，我力图用笔墨和色彩来呈显内在的冷峻中，有着一种沸腾的愤怒，表现了光明和黑暗的激烈较量，一时间胜负难定。这些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水墨画，都真实地反映了我那跌宕凄恻、忧怨悲愤的心声，在对历史的反思中，流露出一个中国画家对自己祖国的深深关切和坚强信念，并回应着时代的风雨雷电。我自信这些作品都是岁月和历史的熔铸，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我在几十年的生命中，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可痛苦毕竟不是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本质是表现在对痛苦的不断超越中。作为一个富有理想主义情怀的画家，也一定要不断升华自己的思想境界，这样才能使自己登上更高的艺术之峰。一个人降生到世上，他（她）的人生可能并不幸福，生命也可能不很长久，但作为一个终身追求艺术的画家，我不可以让虚伪、冷漠和苟且来代替我的真性情，我要在浮躁的世风中立定精神，我的灵魂必须选择堂堂正正地站立。因此，我不会在自己作品中自叹自怨，即使面对世俗暮霭中的苍凉，我也要让它们充满力量，我愿意做人生本质中美与善的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