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战略文化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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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各国在制定其新世纪的国家发展战略时，都将文化作为最重要的因素来研究和考察，作为最根本的立国之本来进行部署。世纪之交文化的变革是当代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

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

从国际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与发展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全球化，高新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与媒体技术的发展，使人们不得不对文化的发展投以极大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认识到文化对于当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大影响和制约。世界各国普遍关注文化在人类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认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一部分，而脱离人或文化背景的发展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而世界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自身已经越来越文化化了。

在这一全球性潮流的推动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策划了“世界文化发展十年”（1988-1997）活动，并于1992年成立了以联合国前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为主席的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1995年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经过数年的调查、积累、撰写和修改，推出了题为《我们创造的多样性》（OurCreativeDiversity,1995）的报告，深入论述了文化在人类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作用。报告指出，发展不仅包括得到商品和服务，而且还包括过上充实的、满意的、有价值的和值得珍惜的共同生活，使整个人类的生活多姿多彩。因此，文化作为发展的手段尽管很重要，但它最终不能降到只作为经济发展的促进者这样一个次要的地位。发展与经济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组成部分。发展是一种对个人和集体产生强大的思想和精神影响的现象。所以对发展和现代化的各种问题的认识，说到底都集中在文化价值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文化是一种行为方式的传播。报告指出：

当文化被理解为发展的基础……文化政策的概念就必须相应地扩大。任何针对发展的政策都必须对文化本身保持敏感，并受到文化的激发……这种文化政策的定义和运用意味着，通过更好地利用多元主义的现实和机会，发现那些能够将多元伦理（multi-ethnic）社会结合在一起的内在因素。它喻示着提高政治和管理、技术、工商业、教育、社会与社区发展方面的创造性——当然还有艺术……它喻示着在社会变化过程中文化遗产观念的彻底多样化。在自然环境，它意味着更好地理解环境管理之文化遗产维度，并建立促进此种理解的机构。最后……它还要求一种新的研究，这种研究注意迄今为止被忽视了的文化、发展和政治组织形式的整合。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在瑞士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来自150多个国家的文化部长和高级官员，以及文化组织的代表、人、委员会、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参加了此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又提出了一份《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供大会讨论通过。为其后许多国家在文化领域内的政府行动提供了行动框架和基准（benchmark）。这份《计划》指出，“文化的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对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对今日世界来说，文化间的对话成为最主要的文化和政治挑战之一”；“文化政策应该致力于创造一种多元共同体的国家意识……将其植根于男性和女性都能接受的价值观之上，并为国家所有成员提供得以介入的机会、空间和声音”。“在发展过程中，文化的繁荣同工业和后工业经济一样，也是社会整合、政治民主和经济平等的决定因素之一。《行动计划》还列出了国家通过这些原则所应该达到的广泛的目标，例如：使文化政策成为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高文化生活的创造性和参与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政策和实际行动，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在信息社会中提高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并以此促进信息社会的发展；为文化发展提供更多的人力和财力资源。《行动计划》还推荐了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措施。“未来世纪的文化政策必须面向和更加适应新的飞速发展的需要”，因此，将文化从“边缘”引入各国政策制定的中心已成为各国决策者的当务之急。有趣的是，《行动计划》在草案中曾提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后来在最终定稿中作了修改“可持续发展和文化繁荣是互相依靠的”。这反映了文化观念转变过程中各国的不同态度和观念间的冲突。

文化是每一国家民族的重要资源，当今世界各国对自身的文化资源也越来越重视。西方文化理论家丹尼尔•贝尔认为，在西方，如今的文化已变得至高无上。文化已成为西方文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其能量已超过技术本身，而且这种文化冲动力已获得合法地位。2001年美国的一项“艺术、文化与国家对策”项目研究报告认为，“美国文化是美国智慧和创造精神积聚而成的一种资本。这种特殊的资本既是人类成就和历史的宝藏，也是人类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源泉。美国文化资本在当今全球知识性经济社会中，作为一种关键性社会资源，对于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在寻求保存各自的民族特性和达成相互了解的过程中，正日益显现其重要性。”

当今世界，技术领域的变革和全球经济的发展，迫使我们重新认识创造精神和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全球许多国家都已经开始把“文化经济”视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新的部类。一些地方已开始研究“创意阶层（创造性群体）”“创造性社团”“创造性劳动人群”对国民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加出口做出的重大贡献。

文化在经济中的作用是实质性的。在美国，所谓的版权经济，包括电影，录像，音乐，出版，软件诸行业一年就创造4500亿财政收入，几近全部GDP的百分之五，为上述行业贡献了790亿的销售额。据估计，上述行业吸纳760万人就业，这个数字每年还在以远远超过其他行业的速度在增长。从属版权经济的文化部门，就占到了美国GDP的2.5%。

美国联邦储蓄主席格林斯潘提醒说：近几十年是思想激发了国际贸易增长的浪潮，同样还是思想促进了生产力和国民财富的跃升。他说，我们目睹了一场“思想——新的洞见——替代物质材料和纯人力的投入”。美国的许多州及地方政府都体会到体现在艺术活力和文化遗产中的思想是如何变成明显的经济财富的。

从经济角度看文化，创新精神和文化创意成了我们在新经济活动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从社会角度看文化，文化就成了维系社会并帮助人们适应变化的资本。无论从哪方面看，我们都有必要重新思考影响文化领域的公共决策。

无疑，未来世界的竞争不仅仅是政治的竞争，经济的竞争，也将是文化的竞争。文化竞争与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已成为21世纪最核心的话题之一。

我国文化的国家战略中的地位近年来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化在国家整体架构的地位日益提高。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首次明确地将文化放在经济、政治同等重要的地位来进行宏观构架，对我国当前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新的战略部署。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宏伟的战略规划，规定了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基础、基本原则，也指明了我国文化发展的未来方向，必将对当前乃至整个21世纪中国和世界的文化发展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党的16大进一步从根本上确立了文化在国家体制、发展战略和未来竞争中的地位。16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我国当前的文化正处在历史性转折的重要时刻，90年代以来，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文化变革的实践对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研究提出的迫切的要求。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政治、文化与综合国力、中西文化的碰撞、沟通与交流，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的建设与发展，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都是当下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的新课题，要求我们做出严肃的回答。在这样一个新世纪发展的重要历史时刻，我们既面临着转折与变革的巨大困难与阻力，也存在着建设与发展的大好机遇。把握好这一重要的历史性机遇，变阻力为动力，开创我国文化发展的新纪元，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

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的重新定位

过去时代的经济学家在分析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时，很少考虑文化的重要作用。主要的经济学分析所建构的生长模式，只考虑经济上的要素，只有经济上的参数。近年来，国际上许多专家学者如泰勒（2000）论证了经济学今后应当研究战后时期经济学理论的一些缺陷，特别是过于依赖那种把社会、心理因素排除在外的理性数学模型的现象，而必须关注文化对经济的充分的影响。马克•卡森指出:“经济学在探讨文化方面已有相当进展。就在几年前，经济学家基本上主张文化对经济表现没什么影响；价格才是主要影响者——在看到的市场中是实质价格，在看不见的市场中是影子价格。直至今天，经济学家猜承认文化的重要性，但主张说，有些东西是经济学不能或不应去解释的。”他认为这种失败主义的论调是没有根据的。他坚持经济学是可以分析文化对经济表现的影响的，并可将此影响加以量化。

那么文化究竟怎样影响经济呢？有的从社会整体的宏观视野着眼，有的则从企业文化等具体实践出发。著名文化经济学家大卫•索罗斯比认为，文化影响经济结果的方式主要有三类：

其一，文化会影响经济效率。借由增进群体共有价值的方式，使群体成员得以进行经济的生产程序。举例来说，如果这些文化价值有助于更有效的决策、更快速及多样化的创新，以及使行为更能因应变迁，那么群体的经济生产力最后将会导致更好的财务结果（以公司为例），或更高的成长率（以整体经济为例）。

其二，文化会影响公平。例如，透过不断灌输像关怀他人这样的共有道德原则之方式，并由此建立使关怀得意表达的机制。如果为了后代着想的道德责任能被大家接受为一种文化价值的话，那么在社会为一整体的情况下，我们从跨代平等里即可看到文化在这方面的重要性。一般而言，文化对公平的影响会呈现在群体的资源配置决策上，如此，其成员可达到公平的结果。

其三，文化会影响甚至决定群体欲追求的经济或社会目标。在小群体的层次上，以个别厂商为例，照顾员工即关心其工作环境或许是该公司的文化之一，而这些价值可能会对公司获利或其他经济目标造成不利影响。在整体社会的层次上，文化价值有可能与追求物质进步完全一致，并借此赖判定一个社会的总体经济成果为成功或失败。而另一方面，有些社会的文化并非只追求物质成长，而是追求非物质目标，例如生活品质，如此将会影响经济成长的步调与方向；在此情况下，界定“成功”与“失败”的准则就会与前面的例子不同。

索罗斯比从宏观与微观、不同文化观念对经济的“正”、“反”影响来探讨文化对经济的影响。马克•卡森则主要从比较具体的文化对企业的影响来进行探索。他试图找出影响公司之间关系——如合作或者竞争关系的文化因素，以及公司内部关系——企业文化、企业的组织行为对经济的效益——长期的和短期的影响。

其实，不同的文化理念、不同的企业文化的设定，对文化要素对经济效应的影响的评定起着重要作用。同一个影响，有的可能做正面评价，有点则可能做浮面评价。有的一心追求当下效益，有的则考虑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和远期效益。

人们对创造性的日益关注，是对在信息经济时代创新步伐日益加快的回应。文化作为一种资本已经在新经济中创造财富并在急剧变化的时期满足着人们的各种需要。面对信息经济的全球化与网络空间的国际化，各国都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对文化这个概念进行全新的定位和评价。信息经济正面对文化的种种挑战。

实际上，今天的文化产品与其他物质性产品在性质上和形态上是全然不同的。文化（文学、艺术、设计等）创意产品具有使用的多次性，尤其是精神产品的享用具有无穷性，而且越是使用，其价值就越高，越是使用得多，其增值速度也就越快；而物质性产品则会因使用和消费而消耗，其价值是递减的，其最典型的例证便是那些一次性消费的产品。一栋房产，作为物质产品的它在使用中会逐渐破损直至废弃，其价值会随使用性减弱渐趋于零；而作为艺术性精神产品（如某些艺术建筑）则具有精神享用的无穷性，其价值反而随着时间的延续而递增。

过去，工业革命以来甚至是战后的经济学一直坚持认为，关于创意理念和文化产品形式的经济学现象与用于矿业、冶金、矿产、农产品或大众消费产品的经济学现象是大致相似的，一般都用相同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实际上，与汽车、牙膏、家用电器或纺织品不同，信息产品的消费并不会使产品耗尽，使其价值逐一递减。相反，每一个产品都能为很多人重复使用，并且会随着使用的增多而变得更加具有价值。一件诸如轿车、冰箱或计算机之类的工业产品会因使用中的损耗而贬值，而某种信息或文化艺术产品恰恰会有完全相反的结果。一部电影、一本书、一个电视节目、一款游戏或一件软件产品的使用者人数越多，越受人们的欢迎，其价值就越会不成比例地增加。这就是自商业出版开始兴起，电影和电视节目、当代流行音乐艺术等视听产品大量面市以来的实际情况。但这种对文化产品独特性质的相关评价过去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研究中基本上得不到肯定。

信息时代文化的价值重估

当然，不仅是对经济学，在新世纪这个由媒介革命造就的信息时代，原有的种种文化观念需要重新进行价值评估。大量的信息革命和全球因特网已经对我们所处时代的经济方式、制度架构、意识形态、乃至生活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过去我们对它的理解只停留在论述信息的用途和功能的层次上，新的现实发展变化要求我们对它所介入的经济、社会、政治、特别是文化等因素以及可能产生的巨大变革进行分析、思考、整合，从而看到它面临的现实问题、困境与未来发展的趋势。

首先，我们必须对我们过去时代认识文化的角度进行重新审视。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传播技术、自动化技术和激光技术等高科技广泛运用于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之中，给当代文化经济与文化产业的存在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在文化领域掀起了新科技革命的高潮，已经导致新兴文化形态的崛起和传统文化形态的更新。文化领域内部发生了行业内的大调整、大改组，新的艺术传播媒介如电视、卫星电视及网络文化的发展，使得一些昔日文化艺术界的“龙头老大”如电影风光不再，转而成为电视业、音像业、和网游业的补充，而网络文化则为人类创造了新的数字化生存的新方式。

文化产品的可重复使用性所带来的增值服务在全球因特网技术环境推动下掀起了迅猛的浪潮。近年，工业经济学与信息经济学的分歧由于引入了能够促进理念传播的基层网络，已经变得十分严重。信息经济学在使用中调节创意理念的价值这种固有倾向随着像剧院网、巨人连锁书店和有线电视之类网络的普及而一直在稳步提升。但有了因特网之后，就有可能用视听、文本或数据等在网络空间上以数码方式来传播设计优美的知识与创意理念的形式来发展全世界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受众。一种创意传播形式的经济价值若以指数来表示，现在可以上升到一个各国经济史上前所未知的高度。这主要是因为，当一个联网的信息系统使理念和文化产品形式的价值上浮时，它甚至会造成对某一种表现形式的需求进一步增加并由此推动某种特定形式的传播呈螺旋状上升的现象。

网络空间信息的多重杠杆功能对文化的经济含义做出一种与传统经济学全然不同的解释。传统的“文化事业”视角将文化的范畴限制在一种既定的、继承的、累积的艺术实体、美学形式、符号意义体系、文化活动上。然而，对于任何一种文化来说，保护遗产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化在今天是否还具有发展和创意的能力。在当今信息社会，通过经济和社会来营造一种创意性发展的气候已经成为各国政要的重要任务。今天，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必须鼓动全社会各阶层和团体积极参与理念创新，必须不断发明、创造，实现动态发展，才能够是自己民族的文化在历史中得以延续和生存。只有在这种动态发展的语境中，遗产和传统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指出：“信息化经济的独特之处，是由于它转变为以信息科技为基础的技术范式，使得成熟工业经济所潜藏的生产力得以彻底发挥。新技术范式首先改变了工业经济的范围与动态创造了全球经济。”曼纽尔•卡斯特认为，信息技术的新范式有五个重要特点，这些特点全面影响了我们所处的社会形态：

新范式的第一个特性乃是信息便是其原料。过去时代，信息是用来处理技术的，今天，技术主要是用来处理信息的，信息才是我们的资源、材料和待运用的内容；新范式的第二个特性是新技术的效果无处不在。信息是所有人类活动的一部分，我们个人与集体存在的所有过程都直接收到新技术媒介的“塑造”；新范式的第三个特性指涉全部使用这些新技术的系统或关系的“网络化逻辑”。网络的形态适应了当代交流中日趋复杂的互动，以及源自这种互动的创造性力量的未来发展。新范式的第四个特性是信息技术范式富于弹性，具有重要的重新构造的能力：信息技术经过重新排列其组成方式，其过程可以逆转，其组织与制度也可以修正，甚至彻底改变。这在一个以不断变化与组织流动为特征的社会力是一种决定行的特性。新范式的第五个特性是特定的技术逐渐聚合为高度整合的系统。原先各自区别的旧技术的轨迹，在新系统中已经相互融合了。（参见83－85）信息技术的这些特点形构和塑造了一个日新月异的网络社会，也确定和影响了我们时代文化的运行、传播和生产。

当然创意产业并非仅仅指互联网、信息科技、生物基因等高科技基础，更重要的是运用高科技展开的文化内容产业。比如韩国和日本运用发达的网络技术，发展出一个围绕在消费者身边提供各类下载软件、音乐游戏的几百家内容提供商，他们的财富是“脑力风暴”的成果。并且，他们运用高科技知识带动了经营模式与管理方式的创新，进一步发挥了人力资源的潜能，进而满足、适应并翻新了市场需求。从新的理念出发，以创意作为卖点，加之以新的行销模式，创造新的消费方式，就是成功的创意产业。北欧的宜家家居企业将桌椅橱柜做得风声水起，绝对不是依靠那些木头的气息，有关“改变生活的创意”才是他们的味道。美国人发现了星巴克的味道，其实不过是他们在满足客户需求方面依照创新理念做了新的实验。欧洲早已做了更加细致而深入的实践，并且悄悄地取得了丰厚的商业利益。

国家的文化财富：信息经济时代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在信息经济的基础上，文化日益被看作是全球竞争中各国得以成功的关键。进入现代时期以来，创造新的理念和文化产品新形式的能力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价值资源，而过去这种关键的价值资源则只能由农业、矿产和制造业等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资产构成。对于文化财富，我们不应再按过去的观念把它看作是某种固定不变的、传承的东西，而应把它视为一种衡量某个特定领域在全面开展创意活动的活力、知识、精神和发展机制的指针。在各国加入全球信息社会后，对于文化的关注更加聚焦于营造一个相关文化的政策、法律、制度、教育、基础和流通等各个方面的良好的环境，以便改革它的机制，使之在动态的发展中创造新的体制；而不仅仅像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单纯地将文化视为事业，而由国家实行三包遗产或产业基础。每个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不是怎样为了保护某个已被接受的艺术实体和传统而去规定一种环境，而是怎样去开创一种在所有的文艺和科学领域中都掀起创意和革新浪潮的局面（参见温彻利，2000，1999，1998b）。那些无法赢得这种挑战的国家只能消极被动地跟在那些真正具有活跃的创意能力并能够对新的创意形式进行商业开发的社会后面拾人牙慧，亦步亦趋。

在这场关于文化的辩论中，有几个方面的因素是至关重要的。无论在欧洲还是其他地方，那些反对保护文化产业的民族国家终将发现（倘若它们尚未发现的话），那些反映在媒介和视听内容上的文化冲突并不是美国与法国之间的表面化的、高层外交的高压攻势。与此相反，它与那些形成了信息经济之核心的一整套（即所谓的“金牌”）产业的命运有关。在封建农业的和商业的经济中，土地、农产品和像茶、香料和黄金之类的自然资源构成了财富的基础。特别是黄金，自古以来就是使财富得以跨越文化和国家界限的天然货币。在工业时代，财富的基础转变为其他的矿产资源，例如石油，还转变为创建工厂的资本、设备以及用诸如铁、石油和木材等天然原料加工制造的大众产品。对这些资源的控制和为了扩大市场而将其转化为大众产品的手段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就一直是经济力量的基础。如今，信息社会正在改变这个公式。财富和力量的来源，即信息经济的“金牌”，是一种不同类型的资本：在各种信息网络上以不同形式进行组合和分销的知识与创意理念。获利的多寡取决于一个国家连续创造文化产品内容或广为传播的文化产品新形式的能力，为此各国需要对整个经济体系进行创意人力资本的投资，而不仅仅是对配套设施和硬件进行投资。

有鉴于此，每一个想要“发展”新媒体制品和文化产品的国家，都需要拥有生机勃勃的和多样化的视听产业、出版产业、知识产业，以及一个非常活跃的艺术创作者群体。谁拥有创意资本，谁就在竞争中获得上风。那些着手有效地避免文化产业出现衰退的国家与那些轻易地放弃努力的国家相比，就会占据优势地位。它们参与国际上文化制作商和分销商的竞争，努力进入那一正在形成的国际文化产业发展的多样化格局，并努力使本国的创意产业在全球化背景中实现全球传播。

无疑，全球因特网已经从根本上对各种文化形式（包括视听产品）的分销和消费产生了革命性影响。文化和信息产业已经达成了共识，否则它们就不会在这场变革中积极地为自己定位。与此同时，新兴的信息产业正在重新发现传统文化产业部门的重要性，例如印刷出版和电影业，因为它们构成了各种在线文化产品形式的创意基础和生命线。简言之，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支由艺术家、作家、设计家、影视编剧、剧作家、画家、音乐家、电影制作人、导演、演员、舞蹈家等和网络工程师、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广大的媒介知识分子组成的生气勃勃的创意产业人力大军，就不会拥有打赢这场信息经济战争的知识库，因此也就只能听凭他人来左右你的命运了。

文化走向国家发展政策的中心

文化创意的理念已经日益作为资本出现于当代社会现实中，这种认识改变了传统的资本理念，将文化引向了国家发展政策的中心。在全球化的网络时代，经济和社会的中心问题将越来越关注怎样激励革新，怎样将一个文化创意理念的独创性转变为文化生产力，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实践。这就对各国各级政府提出了理念认识、政策制定、总体策划和具体部署等不同层面的要求。政府需要对文化、科技、网络等进行高层次的全面改革和整合。

一、文化创意的经济价值提高了文化的资产评估价值，增加了创意理念与创意形式的广泛社会影响力，也对文化创意的传播方式与传播途径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这是公共政策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它要求人们建立一个能够周密地进行平衡的信息与革新的产权体系，以便创作者和开发者能够因创意理念（因版权）的制作及其产业化、商品化而得到回报。这一切依赖于公共领域的进一步扩大、展开和升级。如果没有广阔而拓展的公共领域，新知识就无法生成更多的新知识，因此就会限制人们参与创意理念的制作和分销，而且会无情地阻碍整个经济的革新步伐（参见温彻利，2000a，1998b）。这充分说明，一个善于正确地将文化产品产权的“公平使用”加以平衡的国家在创意理念的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也无法预料的高潮，这能使它在信息社会中占据竞争的优势地位。

二、创意企业的财政基础，例如资本市场，也必须通过政策而转移到支持多样化和非制度化的轨道上来。

在创意经济体制中，比如说企业家为创意理念进行投资而申请的小额贷款，对于贷方和借方来说都意味着较低的风险，而且可以考虑进行实验及广泛的参与。银行贷款、在公共股票市场上筹集的资金，以及支持创意发展的风险资本基金，一般只能惠顾一小部分企业，而小额贷款却可以给大多数企业提供一个股本，用资金来支持它们在创意经济体制中创造新的理念和表现形式。

三、创造性劳动者对于城市和地区的活力以及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一个鼓励人们参与创意的知识社会所面临的首当其冲的挑战是它需要围绕着知识的传播而重新调整国家对待创意的总体政策。由于文化和创意资源在经济活动中日趋重要，每个国家都会将注意力转移到教育体系的知识结构上来。现代社会之所以需要教育，不是为了像过去工业经济时代那样来培养一支标准化的劳动大军，而是为了给创意经济培养一支高度知识化的人才队伍。过去只要具备了基本的读写能力，再加上模仿地学习，就足以应付流水装配线、车间或桌面办公系统终端的指令，但今天如果仍然这样，就根本无法达到当今创意社会的要求。只有基础教育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需要在教育过程的早期阶段就开始培养跨学科的、独立思考的高智商和创意能力，并且要从学前教育一直延续到研究生院。在各国都开始将教育质量的重要性与基于创意资本的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时，就会出现一场旨在增加课堂知识含金量以及重塑艺术、人文和理科之间知识衔接关系的国际性竞赛。“这些高级技能将会推动和提高独立的判断力、创意能力与想象能力的结合、科学知识、技术培训、学术和批判思想、艺术与理科之间的跨学科知识，以及为创建从个人简历、文化创意到商业头脑的新知识而从事研究活动的经验”。

信息技术革命已经改变了各种社会关系，并使文化政策成为确保社会坚持创意和革新的前提。这导致了下一个政策问题的出现：为了策划具体的积极行动，怎样才能重新阐明我们获得创造力的方法。这需要从政策的立场来详细说明“文化”的意义，以及我们会怎样定义国际和多边体系的文化“问题”的界限。应当将信息社会的文化和创意问题与文化产品的制作、分销及开发的管理政策联系起来，它是一种具有重要国内和国际意义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