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文化外交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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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开始，美国重要非营利研究机构“艺术文化中心”开展了“艺术、文化与国家对策”的重大项目的研究。该项目着重研究美国国家在艺术及文化决策方面面临的重大难题。

《美国政府的文化外交》是其向美国政府提交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是一项阶段性的研究成果。该中心为一家独立的智囊机构，致力扩展和加深国家对文化的理解。中心董事会由詹姆斯•艾伦•史密斯任主席，基吉•布来伏德任执行主席，成员包括霍普金斯大学、鲁特吉尔大学、德克萨斯大学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教授或学者，受罗伯特斯特林克拉克基金会、纳坦卡明斯基金会等数家基金会的赞助。《美国政府的文化外交》项目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弥尔顿•C•卡明斯博士主笔，前不久（2003年）刚刚完成。该项目对美国70余年来的文化外交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并简要地总结了美国政府文化外交的深层模式或发展趋势，笔者对此做一些简要的介绍，相信对于我国文化发展与文化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战后美国文化外交的基本情况

二战结束，冷战相继而至，美国政府开始了新一轮的教育和文化斡旋。在由美国人占领的前纳粹德国地区，美国着手实施了大量的教育和文化计划，对德国人进行民主制度方面的改造教育。教育和文化交流是这一广泛的教育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45年到1954年，有12，000多德国人和2，000多美国人参与了美国政府在两国间发起的交流活动。1945年8月份太平洋地区的战事结束，其后美国占领日本并推行了类似计划。

1945年，杜鲁门总统将两个战时机构??战争新闻办公室和美洲事务协调办公室的国际新闻职能转交至国务院行使。它们的职能与文化关系司的职能合并，形成了国际新闻和文化事务办事处。一年后，这一机构被重新命名为国际新闻和教育交流办事处。这个办事处负责向助理国务卿汇报公共事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负责管理美国文化外交事务的政府机构发生了更多的变动和重组。

1946年，美国开始实施一项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阿肯色州的参议员J•廉•布莱特，曾作为一名领罗氏奖学金的研究生，通过非政府奖学金计划的资助在英格兰学习。他发起和协助通过了79-584号公共法案——富布莱特法案。根据这个法案，美国国务院有权与外国政府签订行政协议，而且可以利用通过销售美国作战剩余物资所得的外国货币为学院和文化交流活动提供经费。后来，美国联邦政府每年都提供年度拨款，用以维持和继续这项开始被称作富布莱特法案基金的计划。1996年，在富布莱特法案实施达50周年之际，美国国家人文中心建立了一个由学者和商界人士组成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私人赞助，对富布莱特法案基金进行了评估。该委员会注意到，从1946年至1996年，约有250，000人次受益于富布莱特奖学金。委员会还申明了一个文化交流计划的潜在原理，它为富布莱特法案基金的支持者们一再推进：

无论接受者的职业或研究属于哪一个领域，曾经获得富布莱特奖金的这一经历本身，就为其将来有可能成为国家和国际带头人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它在美国产生了这样一批先导者，他们熟知和了解世界的需要。而且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当富布莱特奖学金资助的毕业生们承担起领导者的职责时，他们会怀着对美国人所信奉的价值观念的激赏。

1946年，美国政府还进行了另一次文化外交突击，但它却远没有富布莱特法案成功。在国务院内，有一些公共官员试图突出美国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成就。正如助理国务卿威廉?本顿所说的那样，他们希望“向国外所有那些认为美国是一个物质主义者的国家的人”证明“美国既是一个有着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有着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的国家”。以这一思想为指导，美国国务院举办了两个画展。第一个画展是“美国产业者艺术”，旨在展示两个领域的最佳成果——商业界艺术收藏中的文化内涵。

1946和1947年之后，“冷战”开始了。在这种局势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史密斯•蒙德特法令，即美国1948年新闻和文化交流法令。这项法令进一步扩大了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的权限。该法令使得美国政府首次在不参战的情况下，保证“实行世界范围内的新闻，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此外，法令还声明交流活动的目的是“促进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进一步了解，和增进美国人民与其他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在这些措辞背后，是美国对苏联外交目标及美国海外安全的关注，以及对苏联新闻计划中那些反美宣传的具体考虑。立法机关表面上要求美国的交流计划要寻求“促进对美国的进一步了解”，而实际上则是说，美国要动用一些文化外交手腕，特别是新闻手段来壮大自己的宣传力度。

作为史密斯•蒙德特法令的一部分，国务院文化司再次重组，改建为两个独立的办事机构：教育交流办公室和国际新闻办公室。教育交流办公室负责“国际人员交流”和维持海外图书馆及海外学会；国际新闻办公室则负责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新的行政设置反映出这样一种观点，即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理应从“新闻和媒体”计划中分离出来，因为前者旨在从长远角度增进国际理解，而后者则包含了较为短期的目标，特别是它针对于苏联的宣传。

随着冷战对峙的加强，美国更加注重向世界其他各国阐明它的观点。1953年，美国创建了独立于国务院的新闻署。它囊括了所有的新闻计划，包括原来从属于国务院的美国之音，但政府的教育交流计划则仍由国务院负责。（两年后，交流计划的部分行政职责??海外运作，划归美国新闻署。）在美国政府公然加强其新闻计划的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作为美国政府与外国共产主义秘密斗争的一部分，在国外赞助了一系列多种多样的知识和文化交流计划。为维护美国人与外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关系，情报局协助创办了文化自由大会，它还为美国在海外的艺术展，艺术巡演，及文化刊物的出版发行提供秘密资助。

然后，在艾森豪威尔在位期间（1953-1961），美国开始再次公开加强其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根据1954和1956年通过的国际文化交流立法项目，在交流计划的最初四年中，有从第兹?格里兹皮埃到纽约爱乐交响乐团的111个公众人物或团体被先后派往89个国家。1954年，国务院海外建筑办公室发起了一个耗资两亿美元的十年计划，用于在世界上的四个大洲建立使领馆。通过一个由三位轮流更替的一流建筑师组成的顾问委员会的努力，美国国务院相当成功地保证了它在国外新建的大使馆都是显赫醒目的建筑。此外，美国还利用政府基金在夏威夷大学创立了一个东西文化交流中心，以“通过共同的学习，研究和培训来促进和改善美国与亚太国家的关系”。另外，美国还于1958年通过了国际文化交流和参与商品交易法案，更加巩固了国务院的文化介绍与展示计划。

这种对文化交流和文化外交的重申与强调充分反映出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个人眼光和价值观念。在1952年竞选之前，当艾森豪威尔还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时候，他就积极支持由讨论会和报告会组成的美国集会的创建。这个集会力图将那些对公共政策的热点问题持不同和常常是相反意见的专家们召集在一起。艾森豪威尔相信，如果可以将这些善意的人们汇聚到一起并对那些重大的政策问题形成共识，那么政府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就能有所改进。后来，在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期间，他同样深信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会使不同民族及时达成更大程度的谅解和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此间，在建立美国本土政治舞台上的新联邦文艺政策时，外交方面的考虑起了主要的支持作用。1961年1月，肯尼迪总统就职，其后不久，这位新总统就委派菲利浦•H•库姆斯出任教育和文化事务助理国务卿这一新设职位。此前，库姆斯曾任福特基金教育计划主持人。1961年9月，库姆斯出席了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西方饭店举行的计划编制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奥古斯特•海克舍尔被任命为第一位文艺方面的特派总统顾问。此外，作为肯尼迪白宫班子的成员之一，小亚瑟•M•施里辛格向肯尼迪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声称很有必要发展一项美国国内的联邦文艺计划，以部分地改变“世界对美国的印象，即只知道赚钱的物质主义者的国家”这种看法。另外，在四年之后的1965年，白宫工作班子的另一成员里查德•古德文向约翰逊总统提及了同样的建议，当时，约翰逊的应允，对于举行九月份深夜的那次众议院会议以及艺术和人文国家基金法案的通过是必不可少的。

美国60年代和70年代的文化外交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生的另外两个事件，助长了美国政府计划向文化方面扭转的倾向。1961年，美国通过了相互教育和文化交流法案及富布莱特•海斯法案。正如一名国务院官员所说，这两项立法“将国际教育和交流重建为官方外交关系的公认领域”。然后，在1978年吉米•卡特总统执政期间，美国国际通讯社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得以创立。这一机构将美国新闻署和教育文化公署的职能进行了合并重组。在卡特总统致国会的一封信中，他着重强调了这个新机构的双重职责。它要“向世界讲述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特别是我们对文化差异和个人自由的承认。”它还要“向我们自己讲述世界，以便于丰富我们自身的文化和使我们有效处理国际问题。”1978年的重组力图结束先前的那种割裂状态，即国务院教育文化公署在华盛顿对交流计划的管理和美国新闻署在海外的管理运作之间的割裂。

两年后，也就是1980年，罗纳得•里根在总统竞选中击败吉米•卡特。1981年，里根总统任命其好友查尔斯•Z•威克为美国国际通讯社社长。（威克于1982年将国际通讯社的名称改回为美国新闻署。）作为美国新闻署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领导，从1981年至1989年，威克一直执掌着新闻署的大权。他的任期，既反映了美国文化外交强硬的一面，也反映了其较为温和的一面。威克认同里根总统关于苏联是“一个邪恶帝国”的观点，而且，他还利用反对苏联的宣传这个理由，为自己的机构不断筹集资金。他令美国新闻署计划中媒体宣传的一面得到了巩固加强。1981年，威克提议将交流计划折半削减，希望把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他想实施的媒体方案。然而他这一努力得到了遏制。以前曾获富布莱特奖金的学者和领导们在美国教育和艺术界成功发起了一场运动，他们说服了国会维持交流计划资金的现有水平。而且后来，随着1985年与苏联的新文化交流协议的签订，以及里根就共同削减武器协议而对戈尔巴乔夫做出的坚决承诺，威克在美国新闻署强调的内容也发生了转变。在威克任期的最后几年里，交流计划得到了扩大和兴盛。

在乔治•布什任职期间（1989-1993），发生了几个改变国际关系的重大事件。苏联解体；东欧国家放弃共产主义和摆脱苏联控制；以及东西德重新统一。在这种国际局势下，布什政府开始为美国新闻署和美国文化外交的其他方面构建一副新的非冷战面孔。

其后，在1991年至1992年，美国经济削弱并发生严重衰退。这使得1992年的总统竞选主要集中在对经济和其他国内问题的讨论上。因而该年度的外交政策问题，大概是过去50年中所有的总统竞选活动中最不突出的。比尔•克林顿竞选获胜，在接下来的克林顿政权期间（1993-2001），美国在文化外交领域又取得了一些新进展。对美国新闻署财政预算的继续削减或许要算最显著的。1999年，除了国际广播局外，美国新闻署的职能都被转移到国务院。尽管要接受国务卿的政策指导，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国际广播局还是变成了一个独立的机构。诚如乔治敦大学的朱丽叶?安图尼斯?萨伯罗斯凯所指出的那样，通过这次改组，“美国政府的交流计划又回到了国务院这个发源地”。为调整和审查国务院的各种文化外交计划，美国政府还设立了一个新职位：负责公共外交事务的次国务卿。同时，在白宫，克林顿总统夫妇宣布成立白宫千禧年政务会。用克林顿夫人的话说，政务会当时正在制订计划来决定“作为一个国家，怎样纪念从1999年到2000年这个历史性转折”。总之，有80多个政务会计划被美国政府采纳，其中相当一些是文化外交方面的。

为表扬某些策划者的学识和创造性，克林顿夫人主持举办了九场“白宫千禧年晚会”。美国一些一流的艺术家，学者，和科学家参与了这些富有感召性的，经由广播和计算机网络从白宫东屋现场直播的表演和讨论。千禧年政务会的国际计划激发了大约30个项目，其中许多是与国务院合作的。有的项目包括美国艺术品和艺术家在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巡回展览和访问。此外，在2000年11月28日，克林顿夫妇和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莱特主持召开了首届白宫文化和外交会议。

2001年1月，新的乔治•W•布什政府组建，它和克林顿政府一样，在其执政的第一年主要关注国内问题。然后2001年“911”事件发生，恐怖分子袭击了纽约世贸中心双塔和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五角大楼。这些恐怖事件和美国对这一新挑战的回应，以及随后爆发的伊拉克战争，对美国政府的文化外交提出了整整一系列新问题，特别是它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在2003年上半年，美国的决策者们正是在尽力解决这类与文化外交相关的问题。

美国政府文化外交的深层模式或发展趋势

纵观美国政府近70年的文化外交努力，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深层模式和趋势开始浮现出来。

1．当“外来威胁”或“危机”来临时，美国联邦政府便积极介入和资助文化外交计划。比如纳粹德国的威胁使美国开始其文化外交斡旋；二战加深了美国在文化外交上的介入程度；与苏联的冷战则更进一步扩大了美国在许多方面的文化外交活动。然而在外交威胁较小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则较少关注和资助文化外交活动，文化外交也缺乏创造性。在美苏对峙的两极世界打破之后，由于一国独大，美国文化外交的推行放慢了脚步。近年随着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多元化，新的全球主义的强化，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美国国内研究机构正大力呼吁重视文化外交，美国文化外交将会产生新的发展与变化。

2．2001年“911”事件之后，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安全造成威胁，对美国文化外交的性质和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与前苏联的长期争斗使得美国反恐领域的发展已有40多年，而对全球恐怖行动的新关注，则很可能使这个发展过程变得更加漫长。它将会成为美国在整个21世纪上半叶制订和调整其文化外交政策的决定性因素。美国将一方面动用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又希望文化随行，尽量化解矛盾。当前的紧迫的问题就是在中东达成文化谅解，特别是在战后的伊拉克和阿富汗。

3.在美国文化外交界，论证美国的可得利益，即美国新闻计划中“宣传”的那一面，与主要强调双向的文化理解和交流这层含意，即美国文化外交计划中较温和的一面，此二者间经常存在一条微妙的界线。在近70年中，美国文化外交的这两个方面都有所表现，而且有时两类计划的不同支持者之间还会彼此倾轧。然而美国文化外交的这两股力量都有增长的势头。此外，新成立的白宫全球通讯办公室旨在就政府机构与外国交流交往的战略方向和主题提出建议。

5．另一个正在显露的模式是：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的制定不可避免地相互交结纠缠。针对艺术和人文学科设立的国家捐赠就受到了外交因素的很大影响，而1946年国务院“美国先锋艺术”展的失败则主要是由国内政治因素引起的。近年已有许多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相互影响和改变的例子。

6．政府组织结构和政府对联邦文化外交活动的重组（近年美国有许多这样的重组）涉及到了某些真正的利害关系和真实的政策评价。也就是说，美国的文化外交越来越与美国的经济、政治的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它们经常是美国外交计划中强调的某些方面的一个组成部分或文化随行物。

7．美国的某些文化外交计划，当建立在坚实的立法上的制度基础和得到联邦政府高层的大力支持时，往往显得十分强硬。如里根政权晚期，借助于查尔斯•威克和里根总统的亲密关系，文化交流和新闻计划都得到了不断增长的支持。此外，文化外交计划也曾受益于艾森豪威尔和克林顿的大力支持。

8．发展文化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有一批关心这一计划的政治上的支持者。有一阶段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内部交易中国务院的权力被削弱了，就是因为国务院缺乏这样一批政治上的支持者。近年美国国务院实行了一些计划，说服和发展了一批文化外交的政治支持者。如1981年，富布莱特毕业生和美国学院及文化界人士对富布莱特计划的联合支持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9．美国的文化外交计划也曾因为缺乏支持和关心而遭到削减财政预算的命运，而且有时还会受到猛烈攻击。近年，经历了困难和挫折，美国的文化外交计划坚持并获得了发展，而且看来还会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长久存在。

10．文化外交的某些基本目标似乎同艺术的价值一样，不易对其进行衡量。文化外交中有一部分并不特别关乎政治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而只是在于促进相互间的文化理解，这一点特别显示了文化外交的温和面。政界要人总是争论或怀疑这些计划在现实世界中到底有多少用，而一位美国国务卿则通过下述方式为此做出了论证：南非前总统F•W•德克勒克——他曾释放了纳尔逊•曼德拉和在南非推行多民族民主政体改革，在应美国新闻署邀请访美后对美国国务卿说，他的美国之行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这个事件改变了他关于黑人和白人（是否能够）共处的想法。这是文化理解的生动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