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思维在建筑景观设计的应用

导语：跨界思维在建筑景观设计的应用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摘要：“跨界”指方向或类型转换、变换，是建筑景观设计的一种思维模式，要求全面更新观念、不断开阔眼界、积极革新思维，观念上的变革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灵感，激发设计创新活力。将跨界思维运用在建筑景观设计中，是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提升建筑景观艺术性和审美的重要方法，对推动建筑艺术设计的重构创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跨界”思维应用于建筑景观设计的理论方法

现代建筑景观艺术设计美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审美变化的思维体现，即设计不仅要满足人们的生理与心理要求，还要从整体的大环境中综合地处理人与环境、人际交往、审美取向、文化内涵、实用功能等多重关系，而且还要注重表达审美的情感，体现审美意义和价值，尤其是具有先锋性的建筑景观。因此，美学理论的新思维、新理论、新方法为当代建筑景观艺术设计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跨界（Transboundary），从其原始词义来看它实际指的是“方向或类型转换、变换”，由于诸多领域的引申应用，其含义也被赋予了“跨界合作”。本文所指“跨界”并不是所指“跨界合作”，是设计过程的思维转换，是通常不受本学科范畴限制，不局限于原有的学科专业设计模式，是设计思维的拓展、引申、融合、交叉和碰撞，最大限度地借助于其他学科，使设计思维得以转换。当前被普遍接受的跨界思维定义为：通过从多个层面，以不同的视角来分析和解释某一现象或问题，并探索以多种有效的方式来解决的一种思维活动。跨界本身就是一种超越自身领域边界的突破，它打破了固有的结构模式和思维定式，具有新颖、积极、鲜活的特征，对原有的范式有着较强的冲击力，这也是一种创新发展的生活态度，是人类社会得以进步的必要需求。跨界要求全面更新观念、不断扩大眼界、积极革新思维，观念上的变革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灵感，这样的人才更具有活力。跨界最难跨越的不是技能之界，而是观念之界。在2012年由中国美术学院主办的“道生悟成”——第二届国际艺术设计研究生教学研讨会暨中国艺术设计研究生教学机制改革研讨会改革论坛提出了“跨界创新”与“学科育人”的重要主题。莱特曾说，一个人在成为伟大的建筑师之前一定要具有“诗人”“艺术家”一样的潜质，因为建筑不仅是一种技术，更像是一种极精心的遣词造句和精妙艺术创造。从人文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无论哪一个学科在其生态中，思想基因层面的全新改变和创造性发展都是引发其全生态系统演化的根本因素。这样的例子在世界上数不胜数，而我国建筑领域的现代思想基因重启，源于1996年杰出建筑师张永和所设计的“席殊书屋”。此时席殊书屋的横空出世，无疑具有不可估量的启蒙价值，被认为是中国实验建筑最早也最为著名的作品，是思想观念的萌动与跨界的衍生物。跨界思想是设计领域的生命，是设计的灵魂，其根本内涵就在于“创新创造”，打破传统、走向开放是其根本要求，事实也表明，只有具备跨界思维能力的设计师才能创造出奇迹。艺术设计对“界”的划分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艺术设计中的平面设计、环境设计、工业设计、染织设计等设计门类之间没有一个明确的划分，相互之间都存在着共同的部分。在设计师的脑海中有一个自我感知的界限，当设计师进行设计时，只在自己界的意识范围内思考，他的思维就大大受到了限制，无益于创造性设计思维的发展。设计师运用跨界设计就可以打破这一思维上的束缚，从一个特定的高度上实现设计师的创造性设计思维，实现艺术设计的创新发展。

二、“跨界”思维应用于建筑景观设计的实践探索

著名当代建筑批评家王明贤在文章中说道，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建筑师都存在根深蒂固的“文明优越感”，除了中国古典建筑本身具有艺术美感外，中国千百年的传统文化也让建筑工匠们迷失在了自我伟大的精神泡沫里。直到20世纪80年代起,一批具备国际思维的中国建筑师发现现代建筑的魅力后，才逐步在学习和研究实践中走出纯建筑思维局限,开始探索在古典建筑中借鉴现代西方建筑的特点。发展到90年代后，新一代青年建筑师思想更加开放，思维更加敏捷，已经不再满足于对传统文化元素的提炼,开始尝试基于新时代、新需求性的现代建筑文化创造，他们对当下的建筑理论和思想进行重新定义和评价，力求找到既承载东方文化精髓又不失潮流的现代建筑范本。[1]事实上，所谓中国“实验建筑”和“实验建筑师”的出现,是与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息息相关的。当时不论当代艺术还是建筑都涌动着一股新潮，渴望突破传统束缚，渴望与国际对话。当代艺术的发展和对国外建筑理论思潮的引入译介,为中国“实验建筑”的出现打下伏笔。如果说,这一时期（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十年可称为中国“实验性建筑”的“准备期”，那么从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下一个十年则是中国“实验建筑”活跃的十年。涌现出的一批建筑师、建筑作品和建筑事件，记录了中国实验建筑——这一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应运而生的建筑现象的发展轨迹。毫无疑问,张永和、马清运、王澍、刘家琨、汤桦是中国“实验建筑师”的领军人物。张永和、马清运有着海外留学的经历,先后创立了自己的事务所。1993年，张永和创立非常建筑工作室，马清运于1995年成立了马达斯班事务所。1996年，张永和完成了北京席殊书屋的改造设计，这几乎被认为是中国实验建筑最早也最为著名的作品。该作品是中国较早的当代艺术与建筑艺术、环境艺术相融合的跨界主题展，揭示了环境设计的多元特质。马清运的宁波天一广场、上海青浦曲水园入口改建，体现了对城市性的理解。他的作品很多带有反讽和戏谑的成分，充分回应着急速生长的新城市肌理和旧肌理的衰落、死亡和更新。与张永和、马清运不同，王澍和刘家琨都是本土成长的建筑师。王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和强烈的兴趣使他具有了一种传统文人的气质,他坚持用传统文化中的意境作为自己建筑创作的参照。王澍坚持在建筑或装置中运用青砖、木、瓦、夯土等传统的材料和施工工艺,这种对“中国性”的探索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和宁波博物馆中得到了较为极致的体现。从艺术观念的角度出发，对艺术家展望而言，镜面不锈钢因为带着“晶亮浮华的假性外貌特征”，以此媒介所复制和改造出来的“假山石”，他期待能够取代中国传统庭园习见的自然假山，借以提供一种符合工业时代美学的“新梦想”。展望认为，经过转化再制的不锈钢镜面假山石，比起传统中国庭园所见的自然假山，其实更加适合于摆设在已经现代化的北京城市之中。同时，就材质的美学来说，不锈钢也更能与现代工业城市的建筑及空间景观搭配，形成相得益彰的整体效果。国内评论家评议假山石：第一现代材料的替换。第二完全自然主义的复制。第三改变了的材料——不锈钢在现代都市生活的环境中所呈现的新视野，从当代艺术设计角度来看，《山石》[2]所展示的思想似乎并不重要。但在某种意义来看，以自然对象进行复制或“置换”。这种创作思维的方式和方法是值得借鉴的，它有意无意地打破了统治中国园林的日子为景体的单一特点。为我们开创了一个新视野。解构主义代表屈米、盖里的作品诠释了基于跨界思维下重构的可能，拉斐尔·莫尼欧评价盖里创作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建筑时说：“没有任何人类建筑的杰作能像这座建筑一般如同火焰在燃烧。”我们又可以在建筑大师屈米的作品中看到，他在不断地尝试着将艺术中的某些理念和手法运用到自己的建筑设计中，那些已经形成的红色构架也并不能完全彰显作品的全部内涵，那数千张设计图纸与它们有着同等的重要价值。并不存在谁描述谁，谁解释谁的问题，正如建筑师本人所说：“ParcdelaVillette没有一张图是纯理论性的，她的每张图都是可直接生成的‘建筑物’。”[3]这表明了，设计图纸与构架一样重要，都是实现由思想构设到实物的基础支撑。屈米曾经说：“这些图犹如病狂一般，它们如果被建成就变成了概念过程的一个节点……抽象事物，跨界元素，冻结的形象和动态性转换、构成、错位过程中的凝固支架。”[4]屈米的建筑思想将各种景物、框架和装置等融合在一起，这种解构主义作品带给人一个表面凌乱而实则新奇的感觉。勒·柯布西埃是现代主义建筑的奠基人，他也对这种建筑思想持积极赞赏态度，他曾痴迷于油画、绘画等现代艺术，也将这种艺术性带入了建筑设计领域。建筑界常将他的作品称为功能主义、理性主义甚至有些粗野，希望以这些词汇来解释柯布西埃的复杂抽象思维。然而事实上，如果柯布西埃不是具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如果没有倾注自己的毕生精力进行研究，就不可能有超凡的建筑构思，也绝对不可能创造出让世界叹为观止的建筑设计。[5]在这个方面作为当事人的柯布西埃也曾明确表示：“在世人眼里我只是一个建筑师，但很少有人赞同我在艺术上的成就，而我的全部灵感都来自绘画与雕塑等艺术创作。作为建筑师，我非常感谢艺术带给我的启发。”[6]

三、“跨界”思维拓展未来建筑景观设计新视野

从中国目前的设计教育体系来看，近几年提倡设计的教育是在“新文科”下的“文理”交叉融合，既突破传统文科的思维模式，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为主要途径，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推动传统文科的更新升级。必将践行多学科交叉融合，将人工智能、教育综合、设计交互等前沿技术融入艺术设计，探索“科技中的设计”，推动从单项设计思路转向系统化设计，而作为实践性环境设计创作，将从多元角度审视我们所面临建筑景观设计的诸多问题。无论是教育中的“文理“结合，还是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它都围绕着“跨界”这一核心主题，多元的、多角度的思维模式，是未来建筑景观创造不可或缺的构建体系，我们从艺术史、建筑史寻找大师们的创造足迹中可以发现，当代大部分优秀作品都是基于艺术的观念和建筑的解构来完成的，跨界作为一种启迪的思想，让我们重新反思过去，反思并不意味着颠覆和全盘否定。是创造、构建、重建的一个新的视野。作为央美院长的潘公凯表示:“我这个人比较不安于现状，似乎只有跨界才能让我兴奋，但又会让我变得更安分。我的本业是中国传统水墨创作，在中国画论和美术理论方面也有一些研究。或许大家不知道的是，除了这两个本业外，我还涉足现代观念和装置作品制作，另外我对建筑设计也很有兴趣，虽然跨度比较宽泛，内容也比较多，但我却自得其乐，早已习惯和享受这种在不同领域以不同身份进行游走。”[7]在他的个展中：水墨部分名为“笔墨与人格精神”；装置部分名为“错构与转念”；建筑部分名为“生成与营构”，在此种过程中，对跨界者来说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常常面临一对突出矛盾：一是需要广泛的知识涉及，跨界是在不同界别内穿插，如果不了解跨领域的知识、背景，仅仅是因为有兴趣，这也是不行的，跨界也就好比“无源之水”；二是要求跨界者必须对某一方面做到专精，必须确保在某个界别内要有自己的专业标准。[8]法国著名建筑师让·努维尔对建筑非物质化的理解与实践是颇为深刻和颇具成效的。他很早就意识到，随着非物质化社会的到来，传统的以造型为中心的建筑学必须得到修正。他对后现代主义的反现代性建筑思潮颇不以为然，并认为现代性才是人类在今天这个特定历史时刻为了发展知识而选择的正确前进方向和速度，但现代主义必须是活的、运动的和进化的才是有希望的，所以“在城市建设问题方面，建筑学的思想必须来一次彻底变革”。[9]在努维尔看来，如果建筑学不求变革地抱持着为形式而形式的理论，再过多地奢谈审美、比例、几何、构成等因素，那么就是与我们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著名建筑理论家吉迪恩曾对建筑学下过这样的定义：“建筑学是一门严密的科学，不论它所涉及的材料，还是就它所研究的形式，建筑学都服从于铁一样的规律，它并不享有绝对的自由。一定的历史阶段以及建筑所应遵循的永恒规律设定了一个界限，在这个界限内，建筑学会失去生命力，但建筑的精华亦是它在这个界限内所取得的成就。”[10]而努维尔对这一定义的改写却是这样的，“建筑学并不是一门服从于铁一样规律的艺术，它的品质是独立于建筑材料和建筑形式的,而且，材料和形式的意义越来越小。在一座破落的城市里，建筑可以有相当大的表现自由。它脱离了历来由时代所限定的界限，按照进化的要求调整了其规律，建筑的真谛是不断超越自身的界限。”[1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努维尔的思想是建立在当代基础上的、面向未来的探索。那么，他的切入点又是什么呢？努维尔对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异常敏锐的反应，这使得他善于采用最先进的建造技术,来准确地体现时代的精神并与之相协调。但他不赞同将工艺技巧作为决定建筑本体的关键，反而认为纯粹的工艺并不具备较大价值。对他而言发现或探寻出不拘于形式化造型的建筑道路才更有意义，而这是需要借助于概念置换的。他深受米歇尔·福柯的思想启发，眼光开始转向现代艺术领域，聚焦日常生活环境。大家日常熟悉的影视、摄影、漫画、雕塑等都能够对他构成启发，都可以成为他建筑设计的灵感，这种源于生活化的设计也更加符合大众审美。跨界是建筑景观设计的一种思维模式，是当下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发展下必然的结果，跨界思维是对建筑景观更具有艺术性和审美需求的提升，但是，不是用跨界思维来设计建筑景观就能创造出好的作品，跨界并不是跨了就一定是成功的，并不是把两个东西硬凑在一起就是好的。需要运用智慧和选择；需要有深度的学术研究和广泛的知识层面，才能在各种艺术领域的探索过程中，以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多地域的角度，创作出更多的具有先锋性的、原创性的艺术作品。“所以就中国而言，我们如果欲使中国自己的建筑景观成就早日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那么就必须有属于我们自己真正的先锋建筑和先锋艺术。唯此才能真正地使当代的中国建筑屹立在世界建筑之林”。

作者：张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