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美学对景观设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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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随着环境美学的兴起，传统美学领域中的空缺部分得到补充。传统美学中仅将艺术品当作审美对象，认为艺术是高于自然的存在，而环境美学首次提出将自然当作审美对象，将其上升到与艺术相当的地位，倡导人与自然一元论的审美模式。由此开始，自然审美重新进入人类审美视野，它不仅在理论领域丰富了美学体系，而且对建筑景观设计、城市规划等方面的工程实践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其范畴下的一些理论对景观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柏林特的参与美学、艾伦•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等。

一、环境美学对传统美学的审美模式拓展

环境美学的命题起源于对审美客体的反思。西方传统美学观念中，认为艺术是审美的中心，黑格尔甚至直接将“美学”等同于“艺术哲学”，这就形成了长期以来在西方审美观念里艺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情况。虽然黑格尔也承认了在“艺术”之外还存在着“自然”的部分，但是他认为“自然美”远远比不上其所推崇的“艺术美”。上溯到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强调“理性精神”，认为艺术是人类灵魂的高级精神化，认为精神是不会消亡不会改变的，而这样永恒的事物被其称为是最美的。由此，永恒不变的艺术凌驾于“动物”“会消亡”“变化”的自然界之上。罗纳德•赫伯恩，环境美学之父，于1966年出版了《当代美学与自然美的忽视》，在其中对艺术欣赏和自然审美的差异进行了辨析：艺术品的欣赏是在外部的，而对于自然的欣赏是可以深入其内的，称之为“内外之分”；艺术作品有一个框架基座，外部的变化不能影响艺术的存在，而自然对象没有框架限制，超出了关注范围的事物，例如一个动物的冲入也会影响我们的体验，此为“有无框架之分”①。环境美学对传统美学建立在心物二元、主客二分基础上的无利害静观审美原则普遍持否定立场，而提倡一种人类与自然统一、主客体合一的介入审美模式。其不仅强调环境审美需要多种感知能力的共同参与，还特别强调环境审美与社会经验和日常经验的关联性。柏林特认为应该摒弃主客二分的思维范式，走出传统美学设立的静观无功利、审美经验和日常经验相对立等一系列美学教条，为美学寻找新的基点——身体，以此为基点的参与美学对景观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景观设计中的传统美学症结

崇拜图案形式，忽略功能内容。传统美学的艺术审美模式影响着欧洲的园林景观。从法国古典园林开始，受到柏拉图的影响，景观设计表现出对几何图案的推崇、对数字比例的完美追求。彼时园林的实质还是艺术品，人们对园林的欣赏并不是对真正自然的欣赏，而是对一件雕塑品的欣赏，对其欣赏还是处于“外”，以一名观看者的姿态去欣赏诸如模纹花坛、迷宫花园之类的自然雕塑品。中国在城市建筑初期受到西方世界的影响，使得这一类型的景观在当代中国随处可见，风靡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②给城市带来许多景观症结，表面上美化了环境，但这种美化其实是流于形式、脱离大众的。领导人对功绩的渴望，甚至赋予数字比例以政治意义，对精确的比例有着苛刻的追求。大连星海广场作为这一阶段城市建设的典型景观作品，显示出许多问题。广场尺度的一些数值都被赋予政治意义，例如广场内圆直径199.9米，指1999年大连建市100周年；外圆直径239.9米，指2399年大连建市将500周年。此时对图案形式的推崇隐含着政治内涵，景观的政治意义已远超过它的人文意义和生态意义。人工取代自然，破坏生态系统。传统美学中对自然的忽略使人工化景观成为主流。西方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追求一种“自然人化”的景观设计理念，将自然改造成人类理性社会所特有的方形几何体，似乎这样就能够体现人类作为地球统治者的地位。现在的中国，人工取代自然的实例数不胜数。为了美化城市而推广的河岸硬化工程、为了防洪而修建的水泥堤坝，都以人工的材料形式取代了天然曲折蜿蜒的河岸。这样的做法表面上看是以足够坚固和充足高度的堤岸抵挡了洪水的侵袭，实际上笔直的河道使流水速度加快，甚至增加了洪水发生的可能性；固化的堤岸不再是动植物的栖息地，严重破坏了堤岸原本的生态环境。追求视觉效果，栽植特殊物种。传统美学中的静观审美模式使人们只关注对象的视觉效果。将视觉效果放在首位，就会产生许多成本投入、高生态效益低，事倍功半的“环保”措施。在植栽植物时，为了追求即时的视觉效果而移栽大树。百年树龄的古树被连根拔起，经过长途运输的颠簸，不仅劳民伤财，而且不易存活，拆东补西而破坏了生态环境。城市建设中对大草坪病态的追求源于西方园林，王室宫殿的城堡让草坪成为了一种权力的象征，似乎草坪越大越能体现领导人的丰功伟绩。为了追求草坪的视觉效果，不惜花费高昂的维护成本，却没有达到与之对应的生态效益。星海广场的草坪充分体现了当代景观设计中的病态思想，超大的草坪让人在其中无所适从，模纹花坛只能以鸟瞰的方式看出图案，这些植物除了体现气派之外别无他用（图1）。人与环境脱离，浪费土地资源。传统美学中主客二分的审美模式影响到景观设计中，表现出人与环境脱离的状况。景观只是拿来欣赏的视觉艺术品，忽略了人在环境中的身体体验，更没有考虑到人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尺度巨大的城市广场、景观大道、节庆时的造型花坛等，在如今的城市中随处可见。这些景观仅仅将人当作旁观者，人在其中活动没有良好的空间感受，广场没有提供舒适的活动场地，景观大道不方便人的通行，进而人们会逐渐放弃在这些场所活动，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星海广场占地面积近176万平方米，却没有种植一棵乔木，烈日之下如炙烤的热锅，使得没有人愿意在广场上停留，人们的活动集中在临海的一小块区域，约七成土地没有产生实际功能。这样的城市景观忽略了为市民服务这一本质功能，成为了脱离大众的装饰品。

三、以环境美学为指导的改进措施

打破审美束缚，认知乡野美。环境美学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审美方式——自然全美。长久以来，受到历史或社会中审美模式僵化的影响，人们以整齐精致为美，视狂野粗放为杂乱无章的“丑”。但是若以环境美学为出发点，那么未被人类接触的自然都是美的，那些野草、野花、荒漠、野地同样是美不胜收的，甚至比精修过的草坪灌木更具崇高感。映射到景观设计上，就是不去追求刻意人为的美化。矫揉造作的植物造景、一尘不染的大理石地面、修剪整齐的行道灌木池，这些固然是大众普遍能接受的美，但场地中的一片稻田（沈阳建筑大学的稻田校园）、一池沼泽滩地（达拉斯泻湖公园），却可以为城市景观带来一丝别样的野趣，并成为引人入胜的景观亮点。人工设施低介入，显露自然。环境美学推崇审美自然，艾伦•卡尔松提出“自然全美论”，认为一切未被人类触及的自然物都具有肯定的审美价值③。自然环境在四季交替中显露出不同的绝美场景，这种变化的美学是人工艺术品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在景观中，我们只需通过适当的设施引人进入场地，将自然环境展现在人类面前，无须增加过多矫揉造作的人工景观。中国著名景观设计师俞孔坚推崇的“野草之美”“大脚美学”④就是按照自然如其所是的那样去欣赏设计景观。大地艺术家帕特丽夏•约翰松在其设计的达拉斯泻湖公园中以慈菌菇为模型，用起伏的根茎来充当水上道路和桥梁，激发了沼泽地的活力。正如她所说：“魅力不在于人们被我的雕刻作品所征服，而在于他们发现了一个奇妙的新世界。”⑤选择本土材料，种植乡土物种。环境美学同时强调以科学认知主义欣赏自然，认为环境是带有社会内涵的。这种社会性可以来自于人的学识、经历和情感，而乡土材料中蕴含着场地的记忆与文化。运用乡土材料一方面可以表现社会性；另一方面可以节省大部分运输成本，同时避免对自然环境产生二次伤害。植物是景观中最重要的材料，因其具有生命特征而需要较多的养护投入，引入外来物种会增加维护成本甚至破坏生态平衡。乡土植物自然地生长在场地中，它们生命力强、维护成本低，可以形成稳定的生态系统。帕特丽夏在泻湖公园中种植乡土水生植物于湖中浅水，与浮游植物产生共生效应；种植高大禾本科植物于湖滨，成为小型动物和鸟类的居所和食物。其通过种植乡土植物为各种动植物创建一个正常运转的生态系统。由土人设计的天津市桥园公园也利用种植水生植物创造了一个共生的生态系统，多种鸟类、微生物可在此栖居（图2）。调动多种感知，增强互动性。柏林特的参与美学强调人要通过多种感知去体验环境。人不止通过眼睛去欣赏“如画的风景”，更重要的是能让人与景观产生互动。人们可在高低起伏的小道上体验运动感，穿梭在树林里体验脚踏泥土的触感，深入花径体验植物的芬芳，甚至在喷泉水流中体验被水花打湿的温度感。泻湖公园中通过高低起伏的道路丰富了人的感官体验，植物根茎般的道路深入水池沼泽，拉近了人与动植物的距离，蹲下来伸出双手就能够触摸。在爱沙尼亚森林之中有一条穿插在三百年老树之中的小道，人们可以离树叶和枝条更近，行走其上，会以不同的角度和距离观察树木（图3）。

在传统美学影响下所发展出的景观是将人与环境分割开的，忽视了人在环境中的感受。当代中国在汲取西方古典园林设计时，出现了许多为了装饰、为了突显政绩而设计的作品，这些景观已经不适应如今的社会，出现了诸如崇拜图案形式、植栽特殊物种、人与环境相脱离等一系列问题。引入环境美学的审美模式能够很好地补充当代中国景观设计中所缺乏的美学思想，在其范畴下提出的“自然全美论”“参与美学”等思想内容为设计提供了新方向。结合环境美学思想，本文提出了改进上述问题的设计措施——低介入人工设施、选择乡土材料物种、调动人的多种感知等。希望通过这些设计方法，建设出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景观工程。更希望通过环境美学思想的阐述，让大众懂得欣赏自然如其所是的样子，杜绝大树移栽、固化河堤等人工取代自然、破坏生态的事情的发生。

作者:胡沈健 马嫱 单位:大连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