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服饰对现代服装设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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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绚丽多彩的唐代服饰形成因素

唐代疆域宽广，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对外开放，促进了多元文化相互融合。这种多民族性与其他西域民族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和相互借鉴催生了手工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纺织业中的印染技术得到了空前繁荣。唐代染织工艺，从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新颖的染料和配色方式的引进，为唐朝的服饰增加了新的图案和色彩。唐代服饰染料大多数来自古印度及西域地区的植物染料和矿物质。异域染料对唐代服饰的影响是一个渐渐渗透，又互相融合的过程。譬如，红花染料是通过与西域的文化交流而引入，在传入中原后，中原染织技术不成熟，人们常把红花染料调配染成的纺织品为橙色或黄色，而并非红色，常把红花中的黄色素当作珍贵的黄色染料来使用。到了唐代，人们扩大红花染料种植面积，加之不断改进染料配方，将红花中的黄色素和红花素用酸、碱分解提炼处理，便可染成橙色、黄色、水红色、莲红、桃红色、银红、胭脂等多种颜色。外来艳丽自然的黄色调染料郁金、奕华、和黄屑，红色调染料还有苏扔、山石榴等，使唐代服饰染料变得更为丰富，服饰色彩也变得绚丽多彩。据说杨贵妃最爱穿郁金香草染成的黄裙，我们从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句“折腰多舞郁金裙”证明了这一点。再从唐代李白的“移舟木兰卓，行酒石榴裙”，万楚的“眉黛夺将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等诗句，说明了红裙颜料从植物染料石榴花中提取，由此红裙称之为“石榴裙”。在唐代人们运用天然植物充当服饰染料的方法和技术，表达了人们的服饰外表形态以及人们对色彩审美的变化。绚丽多彩的服饰与人们审美变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外文化交融促进了唐代服饰丰富多彩。唐代人们受佛教美学的影响颇深，在人们的观念中，形成了万物有情、万物皆有生命之说。正如后代的美学理论家婆罗在《舞论》中解释“:艳情常由常情(固定的情)欢乐而生，以光彩的服装为其灵魂。正如世间凡是清白的，纯洁的，光彩的或美丽的都以‘艳’表示”。艳丽的色调与创新的装饰手法结合，使唐代服饰的色调由古朴色调变为明快艳丽色调，并洋溢着浓厚的异域风情，服色的艳丽华美前所未有。唐代织锦不但色彩繁丽，而且图案典雅华美，我们从唐代图案结构的变化便知，惯用通幅排列和菱格骨架排列，增添了圆形骨架排列表现了图案纹样的多样性，图案构图活泼自由、疏密匀称、丰满圆润。我们从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可以证实。《簪花仕女图》（从图左起)第一位贵妇的服饰，内穿高束曳地红底色长裙，束裙上由圆形骨架排列的宝相花图案，使本来因色彩的艳丽而浓重俗气的画面产生统一的视觉效果，从而达到了“艳而不俗”的色彩美感。第二(左起)位贵妇服饰，内穿白底紫绿色团花纹样高束曳地长裙，外罩红色背中嵌有少许绿色的纱衫，纱衫面料色彩采用大面积朱红色与小面积绿色补色对比，外观十分艳丽。第三(左起)位贵妇，内穿红色高束曳地长裙、外穿白色菱形图长衫，虽有点呆板，但肩上的深紫色披帛，其卷草纹图案由淡红、绿、蓝等色构成，红裙与披帛上以淡红色点缀，色彩浓艳富贵。第四(左起)位侍女，她外穿红色菱形图案的纱衫，内穿圆形莲花图裙衫，腰系白色圆形图案的披帛，趋于简单的搭配，达到了“典雅不俗”的境界。第五(左起)位贵妇，她内穿红底色团花高束曳地长裙，圆形花团锦簇、层次分明，有富丽堂皇之感。第六(左起)位贵妇，头插牡丹，身着红色长裙，裙的下方显现出圆形宝相花纹蔽膝，外披紫褐色纱罩衫，面料颜色深沉，上搭朱红色饰有蓝白卷草纹样披帛，红裙与朱红色披帛互相呼应，增强了装饰效果的节奏感，显现了图案与色彩的妙用。

二、绚丽多彩的唐代服饰成为身份的重要标志

服饰是一种文化现象，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总与政治色彩联系在一起。服色作为一种无声的语言成为我国历朝历代尊卑等级的重要标志，服色在唐代成为社会身份的鲜明符号。就黄色而言，在色谱中，黄色明度最高，作为生命之依的太阳的颜色，同时也是佛教的神圣之色，为袈裟所用。纯净而亮丽的黄色为佛教所推崇，认为其有驱逐邪恶的力量，黄袍加身就成为帝王的专宠。譬如，在唐代高宗时期，认为黄近似于日，日是帝王的象征，禁止官民穿着黄色，把赭黄规定为皇帝常服专用之色。从早期阎立本的《步辇图》便知，画面描绘了贞观十四年(640)吐蕃(今西藏)赞普松赞干布派使者禄东赞入长安见唐太宗的场面。画卷赋色沉着深厚，利用画中唐太宗身着黄袍表明了至尊天子的身份。“贵贱有级，服位有等，……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贾谊《新书•服疑》），以服色辨别身份的等级差别，衣紫、绯者高贵，著青衫者贫贱成为社会定式。由于紫色难得,所以紫衣为贵是西周以来逐渐形成，唐高祖时代，紫色、绯色为高级官员品服，限制他人任意选用。他还规定了大臣们的常服用色，亲王至三品用紫色大团花的绞罗制作，五品以上用朱色小团花绫罗制作，六品用柠檬黄色几何纹绫制作，七品用绿色龟甲、双巨、十花绫制作，九品用青色丝布杂绫制作。从此正式形成了黄、紫、朱、绿、青、黑、白等服饰颜色序列，黄色则成为了封建社会色彩等级的最高标志。虽说白色在服饰颜色序列中排列最后，但唐代首开先河，流行举子着白衣，这与佛教中的善“白”思想观念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佛教的色彩美学有象征性的一面，亦有装饰性与自然性的一面。从《唐六典》记载：天子服有白纱帽，又唐制，新进士皆白袍，故有“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之句。而至唐之后，白色唐锦的使用引人注目，除去做地色之外，还常常用来勾勒纹样的轮廓。白居易用“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诗中描绘了“缭绫”的形状和色彩，用“铺烟”、“簇雪”作比，写出了底、花俱白。可见“白”色的作用意味深长。

三、绚丽多彩的唐代服饰给予的启示

绚丽多彩的唐代服饰主要体现服饰颜色与审美观的变革，往往色彩的对比与和谐，色相的色度和纯度，对人的高级神经细胞的兴奋和抑制产生了各不相同的作用，使得不同的颜色在人的审美感受中也会产生不同的表现性。通常色相的色度和纯度较高的颜色，其相对审美价值较高，反之则较低。作为皇帝御用颜色的黄色，其色相的色度和纯度都是最高的。“在整个光谱的所有色彩中，最亮的是黄色，以黄色为中心，越往两端，亮度就越小。”其二，由于不同颜色对比效果，特别是两种互补色对比，如黄与紫、红与绿、橙与蓝并置在一起，便可产生最强烈的色彩对比效果，均显得更加明亮艳丽，如张萱在《捣练图》中，共画了十二人，在服饰色彩选用了朱红、朱黄、草绿、翠绿、石青、白等颜色表达，红色与绿色之间相互对比，交相辉映，既有富丽华美，又有明快活泼的情调。再从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中可见，服饰用浓淡墨色勾勒，色彩以粉红、胭脂红、浅黄、蟹青、赭石、花青等多种颜色描绘，缤纷艳丽的服饰色调在浓淡墨色的调和下，光艳炫目。张萱在整个画面中很好地运用了色度的层次变化和冷暖相生规律，画面和谐统一在轻重、强弱、明暗及色相的对比之中。艳丽的服饰在灰色马的衬托下，显现了绚丽多彩的效果，又丰富了画面的层次感。唐代服饰色彩搭配的精妙之处，主要体现了服饰用色注重色彩的相互对比，用各种不同性质的色彩对比，互相衬托，相互穿插，色彩层次分明，色中有色，色中有变，于厚重中变化，于深浅中见层次，于变化中求统一。这给当今许多艺术创作者以启迪。譬如，我国著名设计师劳伦斯•许设计的“敦煌写意”,整件礼服用绿色做底，精心绣上五彩缤纷的花卉，微妙的是在大腿与中腿之间，采用朦胧透明的金纱面料，行走时裙摆犹如行云流水，显现流丽的色彩，呈现唐代敦煌意境。再看劳伦斯•许设计“东方祥云”龙袍、“孔雀”、“丹凤朝阳”等礼服，正是汲取了唐人用色精华，绣以绚丽多彩的吉祥图案，意在让绚丽的东方文化走向世界，再次向世界展示神奇的东方神韵。再如我国知名品牌———“渔”牌服饰。“渔”牌传承我国传统服饰精髓，在2005春夏：“蝴蝶”、2005秋冬：“刀马旦”、2006秋冬：“丝绸之旅”、2012秋冬：“锦绣”等系列服饰，传承了唐代绚丽多彩的服饰色彩，艳丽而醒目。“渔”牌在刺绣中的水溶浮雕绣花、剪贴绣花等图形配色上，注重色彩的相互对比，相互穿插，做到了色中有色，色中有变，层次分明，于变化中求统一。设计师们用现代设计理念为平淡的生活注入舞台般热闹的情愫，在“渔”的世界里，以复古为流行，在设计中进行重构，让“渔”变得新颖，而且与众不同，由此表达“渔”牌服饰最完美的意境。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辉煌灿烂的鼎盛岁月，绚丽多彩的服饰在当代服饰文化和时尚流行中的作用不容忽视。笔者认为，如今我们不提倡唐代服饰色彩等级观，但当代中国服饰文化仍然需要体现多样性和创造性。我们应当弘扬民族精神，以“古为今用”的思想理念，品味古老的神韵。我们知道，任何文化艺术的创新都少不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异域文化的融合，在大唐盛世中我们不仅感受到唐代服饰的魅力，同时还让我们看到唐代与周边多国之间的内在联系，它们的相互融合构筑了唐代最绚丽的服饰，这种立足于民族服饰文化的沃土，博采众长，吸收异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的设计理念值得我们当今借鉴和学习。唐代服饰色彩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厚重的人文底蕴，是现代服饰设计创新的宝藏和源泉。如今我们在教学中，该考虑如何选择其中的服饰元素去体现唐代文化的精髓与神韵，能动地吸收和借鉴唐代服饰色彩的文化理念，与各类时尚理念加以整合，以合乎自身的目的，让我们“融传统与现代，赋传统以新意”，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相结合，将传统与西方服饰相结合，新创一些符合其鉴赏趣味的服饰元素，使我们的设计作品注入新的生命与活力。

本文作者:陈庆菊工作单位:湖南涉外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