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产品设计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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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著名的瑞典家具贩卖商“宜家”搬到了中央美院隔壁，几乎每个周末我都会循窗外望见那趋之若鹜涌入“宜家”的车流与人流。许多人把消费这里的商品看作时尚，而商家不断推出的对于新产品的推广以及对于老产品的打折销售等等营销手段更是不断地制造着消费者的欲望。事实上早在这个著名的品牌搬到望京之前，我这一代设计专业的学生就早已成为了“老宜家”的消费者，但同时也有些沮丧地发现，从“宜家”购买的商品，大多属于“中看不中用”之列——待你买回家组装完成之后，就会发现“宜家”的桌椅几乎都有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就其使用价值而言，不用说无法与“功能与形式近乎完美统一”的中国明式家具相提并论，甚至不如很多中国同期商品的质量。然而即便如此，风格、形式等等“设计”的力量却仍在不停地刺激着一代又一代的消费者消费这并不符合功能主义设计理论的商品。

其实，中国的产品设计实际上也经历着与此类似的情况。1990年代以来，常听到有人感慨“中国工业产品的质量大不如前”。有些人抱怨现在的暖水壶形状、色彩千奇百怪，但很可能不久之后就会发现开始漏水：“还不如八十年代的铁皮暖壶呢！”的确，七、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绿色铁质暖水壶，虽然外形怎么说也不好看，但质量的确可称得上“管用五十年”（“日丰管”广告语），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传统家庭来说，除非意外情况一般不需要更换新产品。而现在这种某个产品使用一辈子的事例却已经很难再听到。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自行车、家具、皮鞋、水暖、管材……等等几乎一切耐用消费品乃至建筑装修等等领域中。这样的例子挺多了，会使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工业技术退步了，“一代不如一代”。但事实并非如此，稍对中国工业在改革开放以来有目共睹的成就有所思考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此其实行内的人早已“心照不宣”——其实这是“有计划的废止制”的“宜家模式”在中国市场的一种实践形式。

很多产品在设计之初就已经决定了其必然在多长一段时间之内报废，其报废原因已经逐渐从“时尚”转向对大众各个阶层都同样产生影响的质量层面。这是因为过去设计师和文化理论家们所重视的“制造时尚”等等，已经几乎无法在一个“长尾营销”的时代切实地影响到那些对“时尚”不甚重视的群体的消费，而作为一个极大的市场，商家是不可能忽视它们的存在的。由此，作为对功能主义的一种修正与反驳，“有计划的废止制”作为一种设计方法论在西方设计史上逐渐明朗。毕竟，（请允许我为本行业的利益说一句“公道”的话）设计研究和设计教育的任务，一方面固然不应该忽视如何“为人民服务”等等传统功能主义层面的内容，但另一方面的确也不应忽视与设计师生存息息相关的再生产问题。面临新的市场环境和设计处境，对于“有计划的废止制”的合理利用，便内在地成了设计师任务拓展的一种必然要求。

在此之前，传统意义上的功能主义设计理论已开始受到越来越沉重的冲击与挑战。

尽管文化人类学中的功能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学术范式早已经衰微，但放眼整个20世纪中国，功能主义设计理论却基本上一直是设计界的主流和理论界的共识。直到今天在设计院校的课堂上，几乎任何一部《设计概论》教材都会专门设置章节来讲授“功能”之于设计的重要性；对于功能的强调总是会引起人们的共鸣，反之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再加上过去设计界总是受到建筑界“形式追随功能”等等宏大口号的影响，天然地把“功能”的对立面设定为“形式”，并且赋予了“形式”一词“华而不实”、“形式主义”等方面的联想，因此“以人为本”的功能主义理论更是“得道多助”。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功能主义设计理论其实从几个方面早已开始不知不觉地暴露出自身的局限。

首先是来自于情感方面的质疑。2003年，美国心理学家唐纳德·诺曼的一部过时的畅销书《日用品的设计（DesignofEverydayThings，请不要误译为“每一天的设计”）》被冠以《设计心理学》的中文书名被中信出版社引进，更是曾经激发了不少人对于功能主义设计理论的认同。直到今天，这本书还被很多设计者和决策者奉为圭臬。2006年的另外一部有关网页设计的畅销书《Don’tMakeMeThink》就仍应该看作是此一学术范式之内的著作。尽管事实上《设计心理学》一书的作者，早已经开始质疑自己在上个世纪提出的这种忽视人类审美情感的极端功能主义的设计理论。在新书《情感化设计——为什么我们喜欢或讨厌日用品（EmotionalDesign:WhyWeLoveorHateEverydayThings）》（中译本由电子工业出版社2006年引进）中，诺曼竟一反常态地承认，自己写作《设计心理学》的时候，片面地重视了功能主义设计理论而低估了“情感”在设计中可能产生的作用。

其次是对功能主义忽视审美教育、甚至误导公众审美的焦虑。进入21世纪以来，几则《脑白金》的广告，让无论审美教育程度高低的人都不得安宁，为此，还曾经发生过上海市民要求停播低俗广告、“脑白金”的企业负责人甚至还曾经当面为广告的低劣水准道歉，并保证日后更改。结果后来的“脑白金”广告依然有恃无恐，才让人明白这种“道歉”不过是一种“做秀”的公关手段。其创意构思不说也罢。然而，似乎市场在与所有人开了一个玩笑：尽管广告创意低速龌龊，但“脑白金”产品的市场销量却是一路飙升。一时间，在“销售额是检验广告成败的唯一标准！”等等“硬道理”的裹挟之下，人们也不得不屈服于这种几乎无法辩驳的“功能主义广告理论”，甚至开始习惯于接受“脑白金”乃至其他跟风的“低俗广告”。“功能主义”开始和它的追随者们展现了其自身“悖论”的一面。眼下，中国的一批优秀的专业设计师审美素养与社会大众接受水平的“落差”已经越来越凸现为一个双方争论乃至误解的焦点问题。的确有很多迎合市场的设计师放弃专业品位而无条件地顺从甲方意志，但作为设计师，恐怕不应忘记一种对社会大众进行审美教育的艰巨的使命。

功能主义设计理论也是与上文中我们所说到的那种“为人民服务”的大众化设计教育理念联系在一起的。的确，可以说这种源自包豪斯的理念是走在“设计”行业自身发展规律的正途上，并且也是近年来国内设计教育大幅度扩招之后所必需及时调整适应的市场导向。设计与纯艺术不同，相比较“纯艺术”，设计更多的可说是一种服务性的行业，如果说受众是设计师的衣食父母恐怕并不例外。脱离大众和市场的设计教育恐怕连毕业生的生存问题都无法解决。但这里笔者更想强调的是，任何一种教学思想，我们都不应该走向极端；任何一种外来的教育理念，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符合中国的国情。在中国，由于设计体制和设计组织长期以来处于“缺席”的状态，至今没有一个能够维系起全国设计师的行业组织，因而“设计”行业在社会上没有以一种团结一致的形象发挥积极的作用，设计师不但缺乏公信力也缺乏职业认同。在很多人看来，“设计师”只是一种缺乏社会地位、为自己服务的“小工”。并且与欧美国家受众审美教育程度不同，如上所述，中国的甲方和公众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对于美和真正的创意的理解与接受，相当一部分人敢于毫无顾忌地用自己未经过专业训练的审美观念干涉设计师的创作独立性。——在这种社会对于设计行业的认知、接受现状中，倘若设计理论从业者再进一步用一种“平民化的、民主的设计立场”影响公众和圈外人士对于“设计”行业认知的话，无法保证这不会进一步助长国内各级甲方和公众自以为是的心理，从而对国内尚未成熟的设计行业带来更大的伤害。

然而，从根本上说，真正对于功能主义设计理论构成颠覆性挑战的，可能还不是商品的情感、审美等等艺术层面的属性，而是在技术层面上如何能够保证设计师持之以恒地从消费者身上获得利益和收入——这正是以往功能主义忽视设计主体的一种体现。所以功能主义自身蕴含着深刻的悖论——即一方面，“功能主义”设计理论倡导尊重产品的使用者、考虑使用中的便利性与耐用性，但同时这种“以人为本”的实践不可能做得很彻底，因为提倡产品耐用性的同时，往往容易导致对于产品设计者经济利益的忽视。功能主义理论在重视产品使用功能的同时也包含了一个反命题，即产品的使用功能与商业功能二者很多时候互相抵牾。

毫无疑问，当“有计划的废止制”一旦从一种商家隐性的策略变成设计学中一种显性的设计方法，必然有可能在设计伦理的层面引起了小的波澜，难以让广大的设计用户接受。因此，即便是“有计划的废止制”的典型代表“宜家”，也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广告宣传诉求于其“耐用性”的一面——尽管这种宣传往往隐含着更大的陷阱。诸如在售卖现场用一种机械装置不断地撞击座椅以表明其坚固等等，但稍有常识的人便知道这种表演示的撞击与我们对于“宜家”产品的使用经验相去甚远，真正坚固的家具恰恰不需要通过此种手段来加以证明，而且甚至可以更加干脆地说——人们在市场中倾向于购买“宜家”的产品，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其产品设计的喜爱，至于“耐用性”的问题反倒不会被优先考虑。因此，这种“撞击实验”放在宜家的展厅的时候，总让人感觉一种欧美人士特有的反讽或幽默。

这并不是说功能主义设计理论已经到了穷途末路，而是说，功能主义设计理论需要重新检省自己的理论构成及其逻辑严密性。因此，正视“宜家模式”对于传统的功能主义设计理论所形成的挑战，是把功能主义的研究视角从受众转向设计者和市场，从产品的使用功能转向商业功能。说到底这还属于功能主义设计理论范式在新的市场条件下所必须加以回答和应对的“分内之事”。换句话说，真正对功能主义设计理论形成挑战的，恰恰正是“功能主义”理论自身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