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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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触法案件高发，并逐渐呈现出触法行为低龄化、手段成人化、危害严重化的态势，对我国现行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提出了新挑战。本文在对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理论基础和立法目的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借鉴相关法律制度的立法经验，构建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对解决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新变革中所带来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能力;年龄;法律推定

一、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补充适用的现实诉求

（一）我国未成年人触法现象形势严峻。未成年人触法，一般指尚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所实施的触犯刑法的行为。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无论实施何种行为，因为其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被推定为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欠缺主体要件，不构成犯罪。根据“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未成年人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平均年龄为12.2岁，青少年犯罪已经明显的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在司法实践中，我国未成年人触法现象日益严重，尤其是一类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利益、挑战刑法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底线的触法案件逐渐呈现出高发态势——黑龙江通河县13岁男孩张力宝强奸同村女生莉莉，法院判决其监护人作出民事赔偿后，心生恨意，次日将其母亲刺死；北京一不满14周岁男孩在网吧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在公安局对其进行教育批评后，将其释放，后为了报仇在该网吧内纵火；东莞一保安捉获3名正在行窃的未成年，将其扭送至公安局，而后三名未成年人伙同绑架保安的女儿，对其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对比发现，这类触法案件相较于其他一般触法案件具有一些显著的区别特征：1.这类触法案件的行为人大多集中于12-13周岁，在现实生活中，12-13周岁的未成年人大多已经可以理解刑法的性质和功能以及刑罚制裁的后果和意义，并具有了一定的辨认是非和自我控制的能力。2.这类触法案件中的触法行为大都是危害性极大的行为，且手段残忍趋向成人化。3.这类触法案件由于缺乏有效干预措施，行为人大都存在再犯的行为，且再犯行为的性质及造成的后果都严重于先犯行为。4.这类触法案件的行为人犯罪意志偏执、犯罪心理顽固、主观恶性大，初犯之后没有悔罪的意识和举动，而报以报复的心态实施了更为恶劣的危害行为。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肩负着国家发展和民族发展的重任，出于对未成年人人权保护的需要，又鉴于未成年人自身可塑性强的特点，国际上普遍从立法层面上尽可能的将未成年人排除在刑事司法的视阈外，提倡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教育、感化、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因此在这一层面上，例如一些社会危害性不大的、主观恶性不大或在主观上属于过失的、完全不具备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幼龄儿童所实施的触法行为以及一些诸如金融犯罪这类超过未成年人一般认识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触法行为都是可以被“理解”和“原谅”，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触法行为都应当被无限制的放纵和宽容。尤其是对于这类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触法行为，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以积极有效的手段对其进行干预，遏制其恶性发展的趋势而非对其无条件无限制地消极纵容。（二）我国现行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司法困境。根据我国《刑法》第三条的规定，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护国家主权、社会利益以及个人的人身和财产权益。惩罚犯罪，保护法益是刑法的基本功能。但在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上，刑法却是一味地对未成年人采取保护处分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一次又一次地造成了既错失挽救触法未成年人的机会，又忽视了对被害人权益进行保护的双输局面。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现行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规定过于滞后、僵化，与现实社会发展严重脱轨。根据《刑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未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因推定其无刑事责任能力而不认为是犯罪，关于处理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触法案件仅有的法律依据，即《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三十七条：“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因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情节特别轻微免予处罚的，可以予以训诫。”但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刑法制定初期，整个社会在经济发展、文化状况、生活条件、教育水平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之信息时代的来临，未成年人的生理及心理成熟期都大大提前。受到当今环境和个体生理因素的影响，一部分接近但尚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尽管其心理因年龄幼小，社会经验有限而导致不成熟，但对一些主观恶性重大、后果严重的传统型犯罪还是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和意识感知的。令人遗憾的是，现行刑法并没有在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之上针对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进行相应修订，法律条款严重滞后于现实社会的发展，逐渐与实际情况脱轨，此外现行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一刀切”的模式过于僵化，从根本上忽略了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差异性的特征，往往在具体案件中难以实现个案公正。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我国现行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所面临的司法困境——在司法实践中，不仅没有遏制住未成年人触法现象及未成年人犯罪的发展趋势，反而成为了越来越多未成年人实施各类刑法禁止行为的“保护伞”。因此，不论从学界还是从司法实践上，关于修改我国《刑法》第十七条以遏制犯罪、挽救未成年人、维护社会的繁荣稳定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刑法领域，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提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主张。然而，这样的做法既不科学、也不明智，简单地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下限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笔者认为，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在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立法上采用的是缺乏辅助认定标准的一元认定标准的立法模式，极易因为时代的变迁引起法律规定的僵化和不合时宜。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地区发展呈现差异性，尤其部分落后不发达地区的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成熟期较晚，在没有进行严格、缜密的调查和研究的情况下，从全国范围内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势必会造成对部分未成年人群体的不公平。因此，通过一刀切的形式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既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不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现状。所以笔者认为，采取建立“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作为辅助认定标准的弹性立法模式，才是解决这一问题既符合国情又相对科学合理的做法。

二、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补充适用的理论基础

（一）刑事责任能力与刑事责任年龄。确定犯罪行为人刑事责任，必须以其具备构成刑事责任的基本要件——刑事责任能力为前提。刑事责任能力在实质上可以被理解为，行为人对自我行为的刑法性质、意义及刑法风险进行价值判断和认识的能力，以及对自我行为的控制和抑制并承担刑法后果和责任的能力。概括而言，即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辨认和控制的能力。在法律上，一般通过刑事责任年龄来反映行为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因为辨认和控制能力取决于自然人的生理发育、智力发展和知识获取的程度，这是一个后天获得的过程。从自然规律来说，辨认、控制和区别是非的能力的提高与年龄的增长是成正比关系的。因此刑事责任年龄可以作为刑事责任能力体现，但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体现，不能以此忽略行为人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在刑事责任能力认定上的实质作用。由于刑事责任年龄只是刑事责任能力的一个不完全外部特征，所以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具有天然的实质缺陷。因而基于在责任能力理论的基础上，建立附加机制对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进行实质补全的可行性为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补充适用提供了最基础的理论支持。（二）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定义。根据责任能力理论，对实施违反刑法禁止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而对于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是不认为构成犯罪的，也无须承担刑事责任的。因此，在司法实践上，就需要根据一定的法定标准，对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进行区分。这样的区分行为，实质上就是在对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和程度进行推定。笔者认为，对于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应当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进行理解。1．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广义理解。广义意义上的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可以定义为，指通过一定的法定标准和技术手段来判断一个人刑事责任能力有无和程度大小的法律制度。广义意义上的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也被称为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在世界各国的立法中，均有关于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规定，例如国际社会中普遍认可和通行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该制度在严格遵守责任能力理论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和尊重了辨认和控制能力的增长与年龄的增长成正比关系的自然规律，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在司法实践中也易于操作，但同时该制度也存在严重的僵化性和易滞后性，所以，以年龄作为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也未必完全科学。2．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狭义理解。尽管国际上存在着不同种类关于刑事责任能力认定标准的立法，但并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认定标准可以完全准确科学地对一个人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和程度进行推定。即使如此，在国际上仍有相当一部分的国家在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上采用的是以人的生理年龄作为单一认定标准的立法模式。由于这样的立法模式具有僵化、硬性的缺点，往往在司法实践中导致大量未成年人借助刑事责任年龄制度逃避刑法的矫正措施而造成刑法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不统一的现象产生。因此一部分国家为克服这样的立法缺陷，开始采用多元认定标准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如《意大利刑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少年法院法》采用的以生理年龄为基础，辅以心理年龄的认定标准。诸如此类以多元认定标准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在结构上普遍具有这样的特征：即采取一种认定标准为主标准，并辅以另外一种或多种认定标准对根据主认定标准所划分的某一范围内的人的刑事责任能力进行补充认定——其中这种具有补充认定功能的辅助认定标准在实践层面中就被定义为狭义意义上的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之所以要这样对“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加以广义与狭义的区别，是因为多元认定标准立法模式中的主认定标准与辅助认定标准在本质上都同属于广义意义上的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但在单独对其中具有补充认定功能的辅助认定标准进行研究时，应当加以区别，以免混淆。笔者认为，狭义意义上的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必须具有结构从属性和内容独立性这两个基本特征，否则就不属于狭义意义上的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为了方便读者对这两个基本特征的进行理解，笔者将以一些在司法实践中与狭义意义上的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相似的法律制度进行辨析：（1）精神疾病免责条款：该条款属于广义意义上的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但它与我国现行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之间不存在结构上的从属性，两者都是相对独立的认定标准，所以该条款不属于狭义意义上的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2）我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关于相对有刑事责任能力阶段的规定：该规定虽然在结构上从属于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但该规定仍然是以生理年龄作为核心判断标准，即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对于某些特定的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所以该规定在内容上缺乏独立性。因此该规定仅是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组成部分，不属于狭义意义上的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3）恶意补足年龄制度：首先，该制度在结构上是建立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框架下，对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中所划定的某一范围内的人群进行补充认定的辅助认定标准，在结构上具有从属性。其次，该制度在判断标准上采用的是以检方的举证证据作为判断标准，在内容上具有独立性。因此该制度属于狭义意义上的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而本文所研究和讨论的对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进行补充适用的“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就是这类狭义意义上的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

三、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域外构成及相关问题的反思

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和恶性触法案件的频发并非是仅存在于个别国家的个别问题，而是一个普遍性的世界难题——如何对实施了刑法所禁止的社会危害行为的未成年人适用相应的刑罚而不使他们借助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法律空白逃避责任？如何切身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将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排除在刑法的调整范围内？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同我国一样正面临着如今未成年人犯罪变革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由于未成年人触法案件情况复杂，个案与个案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国际上鲜少有国家直接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下限来解决这一问题，况且这样的做法在国际社会中也是不被认可和赞同的。在一些立法经验丰富，刑法理论较为完善的西方国家，在解决未成年人触法行为日益严重的态势与法律层面空白的矛盾的问题上，普遍采用了在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基础上再补充建立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做法。各国在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认定标准的选取上各具特色，也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借鉴性，但在分析借鉴国外关于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先进经验的同时，也应当对其制度在该国司法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加以分析，总结其司法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以帮助我国建立科学、合理的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例如，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国家在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上采用以医学、心理学的标准判断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该制度的实施不仅离不开相关配套制度的铺展，还需要专门的社会机构对未成年人的生活环境、成长经历进行充分地调查和评估，并组织心理专家、精神疾病医师、鉴定机构等专业人士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能力进行科学、系统的甄别判断。在现实生活中，这无疑会极大地增加司法机关和当事人的司法成本，会对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及经济条件不宽裕的当事人造成极大地不公平，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又例如，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在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上采用通过检方提交证据来证明其心智是否成熟的方法判断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在立法上，这类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将举证责任交由检方，将刑事责任能力判断的决定权交由法院。由于这样的判断标准具有强烈主观性和人为操作性，很容易导致个案与个案之间的不协调、不统一。此外这种扩大司法权限的立法，也极易滋生司法腐败，损害司法公平和当事人的权益，同时也会增大对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工作负担。

四、“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构建

（一）“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构建原则。根据对我国未成年人触法案件的分析和对我国在有关未成年人立法上一贯秉持的价值取向以及对当前我国国情的考量，笔者认为，在“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建立上应当遵守三个基本原则：1.以挽救未成年人为核心，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为目的的原则基于这项原则，“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所选择的认定标准应当具有灵活性、针对性，能够从客观上对不同个案中的未成年人进行科学地甄别和合理地区分，并对具有不同程度刑事责任能力的人适用不同的处理方法——或警告，或训诫，或施以刑罚。该原则中，“以挽救未成年人为核心的原则”在实践上一个重要的体现，即对于一切初犯未成年人，都应当给予其改过自新、自我矫正的机会，而不是直接推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而适用刑罚。“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为目的的原则”则要求“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应当对一般未成年人起到警戒、惕慑的作用，使其不敢实施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对已经处于犯罪边缘的未成年人起到威慑、隔离的作用，使其不敢再次实施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而触及犯罪。在立法层面，也应当将实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降低未成年人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作为立法愿景，而不是将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作为立法的最终期望。2.教育先行原则基于这项原则，“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应当将教育、训诫作为处理未成年人触法案件的先行手段。对于任何适用于“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调整范围内的未成年人，在其初次实施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后，在没有其他确凿证据证明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情况下，都应当被推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而对其施以特殊、充分的司法教育和训诫以帮助和促使他能正确认识自己所实施行为以及相关犯罪行为的刑法意义及法律后果。而刑罚也只能针对那些已经经历过这样的司法教育及训诫，但仍旧顽固地、执迷不悟地再次实施犯罪行为，挑战刑法底线的未成年人适用。3.以实现“双重保护”为根本目标的原则该原则要求“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应当坚持“保护犯罪中未成年人的人权”与“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并重。由于建立“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在实质上就是在扩张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所以在“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建立的过程中就应当格外谨慎地避免对犯罪中未成年人的人权进行不合理的压缩。笔者认为，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则应当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限定“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适用范围，即以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为依据，限定某一有限的年龄段适用“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而不是无限制、无条件的适用；另一方面应限定“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适用罪名的范围，未成年人年龄幼小，认识能力、智力水平、行动能力上都有所限制，未成年人在现实当中所能够造成对社会有严重危害的行为大部分是对公民个人财产权利、人身权利的侵害行为，而大部分的对个人财产权利侵害的行为、对个人人身权利侵害程度不大的行为、主观恶性不大或主观过失的侵害行为，都是没有必要上升到刑法犯罪层面上进行处理的。因此笔者认为“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所适用的罪名必须是对个人人身权利及公共安全造成重大侵害的传统类故意性犯罪。（二）关于构建我国“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立法建议。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笔者借鉴了累犯制度的立法思路和立法逻辑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立法构想——笔者认为可以在我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后面增加二款：“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初次实施本法所禁止的行为，应当由司法机关对其进行司法教育和司法训诫，并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因实施本法所禁止的行为而接受过司法教育和司法训诫的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行为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两个条款的提出，正是借鉴了累犯制度中一个重要的立法逻辑——犯罪分子在初次犯罪后，相应的产生了改过自新、自我矫正、远离犯罪的社会义务，但犯罪分子的再犯行为违背了这一项义务，纵然该犯罪分子对犯罪的意义及犯罪的后果有着比一般人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但他仍旧轻视、无视这样的犯罪谴责，纵容自己再次实施犯罪行为，这样的犯罪分子较其他的犯罪分子有着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因此应当施以更为严厉的刑罚手段矫正他，甚至是隔离他。同理，一个未成年人初次实施刑法所禁止的行为，无论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多大，社会都可以以该未成年人因年幼无法对危害行为的意义及后果进行准确的认识为理由宽容和原谅他，但危害行为实施后未成年人同样产生了改过自新、自我矫正、远离犯罪的社会义务，为帮助未成年人履行该社会义务，“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立法上还增加了专门的司法教育和司法训诫的强制措施来帮助并促使他理解和认识自己所实施的危害行为及其他一些具有严重危害性的犯罪行为的意义及法律后果，并帮助他提高对自己行为的控制能力，如果其仍然执迷不悟地实施了这些应当有深刻理解和认识的犯罪行为而又辩称该未成年人对这些行为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则是荒谬的、违背实际的。立法者建立累犯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更严厉的刑罚预期威慑犯罪分子，达到预防和减少累犯的目的。而上述两个条款的构建正是充分吸取了累犯制度的这一立法构想和立法逻辑。在该条款的年龄适用范围上，笔者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北京规则）的有关建议：“低于12岁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不是国际上可接受的水平。”而将适用范围确定在了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阶段。（三）我国“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与展望。该条款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要真正实现其功能和目的，首先必须以该条款中所指的“司法教育”和“司法训诫”得到有效实施为前提。条款所指的“司法教育”和“司法训诫”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简单、口头的教育和训诫，而是经过科学设计，具有系统性、针对性、特殊性的教育改造手段。在实际效果上，要使未成年人在经过“司法教育”和“司法训诫”后能够对自己所实施的危害行为以及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行为及一些具有严重危害性的犯罪行为的性质及其犯罪后果都有充分的理解和认识，并在行为的控制能力上有所提升。这就要求“司法教育”和“司法训诫”应当是结合法律教育功能、道德培养功能、素质提升功能和心理辅导功能为一体的，包括了教育、引导、训诫、考核等手段的一种以矫正、改造未成年人为目的的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强制性的司法措施。可以看出，在建立我国“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过程中仍有很多的配套制度和配套措施需要建设，也有很多的理论系统需要完善，在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改革创新的进程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总之，改革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建立对其进行补充适用的“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对于我国准确打击犯罪、保护人权、维护社会的繁荣发展都有着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作者:刘金政 单位:集美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