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司法的裁判权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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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苏咏梅工作单位：福建泓源律师事务所

一、引言

行政司法裁判权的存在是以行政司法审查制度或行政诉讼制度确立为前提,现在,人们愈来愈普遍的看法是,这一制度的核心在于,将司法机关(法院)作为一道屏障,矗立在代表公共权利的行政机关和享有私人权利的行政相对人之间,运用司法权力监督行政权力,并籍此给遭受行政权力侵犯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救济。由地各国政治制度等的不同以及由此所受行政法理论影响的不同,其行政诉讼的立法倾向必然存在差异。我们不妨先从关于行政法作用的三个基本理论中来辩异出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立法倾向以及寻求这种改变的价值取向。控制论0认为,确立行政诉讼的目的在于借助司法权力控制行政权力,防止行政专横,保护私人权利。治民论0认为,行政诉讼的目的是维护公共权利,支持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权对公民进行有效管治,界定个人的权利义务,规范个人的行为,防止他们因行为不轨而侵犯公共权利。平衡论0认为,行政诉讼的目的是为了兼顾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在行政权和公民权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一方面要发挥行政权在维护社会秩序,增进公共利益中的作用,预防、控制和惩戒公民的违法或滥用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支持行使公民权以防止行政权的专横与滥用,监督行政权的行使并保护相对弱小的公民权免受行政权侵犯。5行政诉讼法6制定的时候,王汉斌在阐明我国界定现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其中两条立法理由时指出:第一,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出发,适当扩大法院现行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第二,正确处理审判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应当依法审理,但不要代替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的行政行为进行干预,不要代替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以保障行政机关依法有效地进行行政管理。从这段立法说明不难看出,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是深受平衡论的行政法理论影响的0。[1]十余年过去了,现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应当更加注重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因为行政权是以国家强制力和强大的人力、物力作后盾,是强大的,而公民权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其力量仍显弱小,不能与强大的行政权相抗衡,我国行政法中行政机关与相对方权利义务关系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因此,防止处于强势地位的行政权被滥用,加强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拓展行政司法裁制权,加大对公民权利的救济势所必然,本文试图对行政司法裁判及其拓展的相关问题作些探讨。

二、行政司法裁制权的基本内涵

行政司法裁制权又称行政司法审查权,是指法院有依照法律对行政机关或依法授权的组织和个人在实施行政管理过程中因行政行为与相对人引发的争议而予以受理、审理、裁决和执行的权利,行政司法裁判权是建立在行政诉讼制度的基础上的,共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受理权。又称法院对行政争议的初始管辖权或主管权,它解决了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应当接受法院(司法机关)审查和监督问题,解决了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受行政机关不法侵害而是否提供司法救济部题。因而,受理权的确立是确立行政诉讼制度的基本前提。2、审理权。是指法院对被提起诉讼的行政行为按照预定的程序和标准(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及行政自由裁量行为是否正当)进行听证、审查的权利。它解决了法院行使司法裁判权的标准和方法问题。3、裁决权。是指法院通过审查,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正当性作出评判和裁断,以决定是否维持,撤销或变更的权利。甚至包括法院责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或进行赔偿的权利。它回答的是行政行为的最终法律后果问题。4、执行权。是指法院对自己作出的生效的具有执行内容的行政裁决强制地付诸实现,以使受到损害的相对人的权利得到最终救济的权利。行政司法裁判权的另一个特殊表现形式还应包括法院有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对行政机关依照其终局的行政决定申请法院执行时法院依正当职责对该行政决定主动审查并对这类正确的行政决定予以强制执行,以实现行政目的权利,这是一种非典型的也非严格程序的行政司法审查,但就其本质而言,不能不说它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司法审查(裁判)权。

三、行政司法裁判权制度的确立

1、国外行政司法裁判权制度的确立行政司法裁判权制度是现代民主国家普遍设立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是国家通过司法机关对国家行政机关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活动进行审查,对违法行政活动通过司法活动予以纠正,并对由此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造成的损害给予相应补救的法律制度。以法国、英国和美国等为代表的现代民主国家率先确立了这一制度。在这一制度的确立之初,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这一制度建立在对国家权力的分工与抗衡理论基础上,并更多地受行政控权论的影响,旨在抗衡行政专横,以求给公民、法人等行政相对人的权益树立起一道保护屏障,使其免受不法行政行为的侵害,他们均以行政诉讼模式,即以审判式的程序解决行政争议,监督行政活动0。使当事人立于平等地位,实行公平对抗。最终达到维持行政法治和保护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达到稳定行政秩序,长治久安目的0。[2]但由于各国的宪法体制、历史文化及法律传统不同,具体行政司法审查权的机关、司法审查范围、司法审查的依据以及具体的补救方式也不完全相同(此处且不详述)。2、我国行政司法裁判权制度的确立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或是通过自封(如推翻旧朝,建立新朝的开国皇帝),世袭或是假借上天承命0君权神授0的欺骗手段来攫取国家权力,且往往集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一身实行大权独揽,由于他们的权力并非来自人民,不代表人民大众利益,自然不受人民监督,更由于没有制约这种权力的独立的第三力量(如独立的司法机关)的存在,他们的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因而根本不可能有行政司法裁判权制度的建立。我国的行政司法裁判权制度的确立,最早是在辛亥革命以后的事情。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5临时约法6,该法第四十九条明文规定:法院依法律审判民事诉讼及刑事讼讼,但关于行政诉讼及其他特别诉讼,另以法律定之。0这是关于行政诉讼的第一次法律规定。但是,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短暂,约法中所规定的和政诉讼不仅没有得以实现,甚至连具体的有关行政裁判权制度的行政诉讼法也没有制定出来。至一九一四年五月十八日,根据北洋军阀政府制定的约法,公布了5行政诉讼法6并相继设立了平政院,作为专门的行政诉讼审判机关,从而正式建立了行政诉讼制度。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实行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制。司法院是中央行使司法权的最高机关并设行政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在此期间,曾颁布过5行政法院组织法6、5行政诉讼法6、5诉愿法6等。行政法院隶属司法院,与最高法院平列并主管全国的行政审判,概据5行政诉讼法6规定:公民因中央或地方机关之违法行政处分,认为损害其权利,经依诉愿法提起再诉愿而不服其决定。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0。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诉讼,基本上抄自大陆法系,本质上是为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服务,但它赋予司法机关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开了我国行政司法裁判权制度的先河,对逐步清除封建思想和专制制度的余毒,起过进步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有临时宪法性质的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6第十九条规定:人民和人民团体有权向人民监督机关或人民司法机关控告任何国家机关和任何公务员的违法失职行为0。这无疑为确立新中国的司法裁判权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础。因此,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的5最高人民法院试行组织条例6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设立行政审判庭。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规定并未得到切实执行,连相应的行政诉讼程序方面的规定也没有制定。时至一九八二年,刚颁布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6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0从此,建立和健全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提上了法制建设的议事日程,各级法院逐步受理行政案件(主要是经济行政案件),后来,我国陆续颁布的一些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了行政诉讼内容,特别是一九八六年九月颁布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6明确规定,公民对于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违法行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为了适应行政案件不断增多,行政审判工作专门性日益凸显的新形势,从一九八七年开始,各级法院开始积极而稳妥地设立行政审判庭这样一个专门审判机构,审判操作日益规范,审判专业队伍逐步形成,并呈现日益蓬勃的发展态势,至一九八九年四月四日,我国规定行政司法裁判权程序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6顺利颁布,这一重大立法事件,标志着我国行政司法裁判权制度完善和成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从此,行政审判活动象刑事、民事活动一样,在全国极其稳健地开展起来,在厉行法治的进程中,发挥其独特作用。

四、我国行政司法裁判权的局限

体现行政司法裁判权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已走过了二十年的历程,从无至有,再到较为完善,其进步是无可否认的,但应当看到一是由于受平衡论0的行政法理论的影响。二是由于受我国行政本位和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的影响,三是由于受所谓的行政法不完备,法院的行政审判机构不健全,公民的民可以告官0有观念更新问题,有不习惯不适应问题,也有承受力的问题等陈旧观念的束缚等,我国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虽经最高人民法院的几次相应司法解释而有所扩大,法院受理的各类案件达50余种,几乎涉及行政管理的所有领域0,但与我国十年来社会政治生活发生的显著变化,人们的普遍期待和一些法治国家行政司法裁判权的发展程序相比,我国行政司法裁判权在立法上仍有很多空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我国的行政司法裁判权只重视对公民人身和财产权的保护,而忽略了对公民政治权利的保护;其次,对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普遍存在的因抽象行政行为引发的争议一直未能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使这种大面积存在的侵犯相对人权益的情形难以寻求司法救济;第三,不少法律仍保留行政机关对其行为的终局权,违背了有多大的行政权就有多大的司法权去监督0和不能诉讼的法律不叫法律0的法治原理;第四,司法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监督极为狭窄,仅限于行政处罚的司法变更,对大量存在的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损害相对人权利的情形,司法机关显得爱莫能助;第五,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大量的裁决行为的监督力度显得底气不足,有隔鞭搔痒之感,因为对许多不当的裁决行为仅有撤销并责令其重新裁决之权,而无变更权;第六,在行政判决形式上过于窄小,不能准确反映行政审判的处理结果的具体对策和方式;第七,在对行政判决的强制执行的规定上可操作性不强,规范性和可用措施力度不够,难以彰显行政判决的威严;第八,在规范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其行政决定程序等方面立法空白太多,导致实际操作过程中许多随意性等等。

五、我国行政司法裁判权应予拓展的现实背景

1、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的提出,为行政司法裁判权的拓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背景。法律是人民选举的,反映人民意志(通过立法上升为国家意志)并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所谓依法治国,就是指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来治理国家,所谓法治国家,就是指国家的立法机关依法立法,政府依法行政,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公民的行为依法进行,公民的权利受到法律的切实保护,国家机关的权力受到法律制约的国家。换言之,法治国家,就是包括立法机关、政府、司法机关、政党在内的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都受法律的支配,都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国家。就行政司法裁判权的特殊职能作用而言,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在客观上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应拓宽对行政权力的监督途径和加大力度。2、我国进一步加强国际人权交流与合作,加强国内人权保护新领域的形势发展要求拓宽行政司法裁判权,加强对政府行政权力的监督,以便为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权利提供更广泛更切实的司法保护。我国政府已分别于一九九七年十月和一九九八年十月签署加入的5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6和5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6。对两公约相应承担的国际义务作了庄严承诺。其中5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6第二篇第二条第三款规定:(1)确保任何人所享本公约确认之权利或自由如遭受侵害,均获有效之救济,公务员执行职务所犯之侵权行为,亦不例外;(2)确保上项救济申请人之救济权利,由主管司法、行政或立法当局裁定,或由该国法律制度规定之其他主管当局裁定,并推广司法救济之机会0,该款的规定不仅为对行政行为的司法救济提供了国际法依据,而且力主推广这种司法救济。由此可见,我国依形势发展尽力拓展行政司法裁判权,是顺应国际人权保障潮流的需要。3、展行政司法裁判权,是弥补我国现行立法缺陷的内在要求。自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6颁布,我国正式确立行政司法裁判权制度,已走过了近二十年的历程,即便是迈出跨跃式一步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6的颁布,也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十多年来,我国政治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多年前的立法对如今的现实不可能也不应苛求它有一个准确的预测,因此,当初立法者的观念落伍和立法上的一些限制于今难免不合时宜,立法上的一些空白正为当今补充立法留下了余地,急需作一些弥补,因此,当今通过立法进一步拓展行政司法裁判权,无疑是一种立法完善,是社会主义法制发展的必然过程。4、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协调政府与公民间的矛盾,保证国家经济发展和长治久安的角度来看,进一步拓展行政司法裁判权,其价值不可低估。(1)十多年来,随着我国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贯彻实施,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大量的行政案件,如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九年共受理一审行政案件18726件,而从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八年共受理一审行政案件460308件,同期受理的非诉行政执行案件1369054件。上述案件或是维持,或是撤销,或是变更,或是责令履行法守职责或是执行,通过司法裁判权的运用,解决了大量的行政争议,及时化解了矛盾,为行政机关和公民、组织等行政相对人提供了法律价值导向,进而为他们提供了行为导向,从正面佐证了司法裁判权的存在对社会稳定的巨大价值。(2)这些年来,随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政府调控社会的手段也正发生变化,行政机关一些正当的或非正当的权力的行使正引发大量的新的行政争议。由于现有立法的缺陷,有些行政争议不能通过司法手段得到审查和裁断,也就是说,作为行政法律关系两端行使行政权力的行政机关和行使公民权利的公民和组织权利冲突,由于没能引入处于居间地位的第三者)))司法机关,使得这种冲突难能通过一种有效途径得到缓解。以至不断引发公民申诉和上访事件,甚至个别地方引发群体性的骚乱,有的通过说服、劝解的途径息诉,有的通过政府自纠或让步的方式达到息事宁人,有的通过压制手段迫使权利侵犯的公民一方息怨,但这些非规范,非正当手段和措施并非长久之策,并不能从根本上理顺公民的情绪,化解群众的积怨,往往治标不治本,为社会稳定留下隐患,如果进一步完善立法,拓展行政裁判权的领域,在增强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前提下,从司法审查的法律途径,发挥法院作为社会矛盾的调节器0的特有功能,将可使上述问题能相对有效地得到解决(如果法院能做到司法公正的话)。5、公民民主权利意识的增强,将使他们更加注重自己权利的保护,并因而促使他们更多寄希望司法机关)这一最后的权利保护屏障给他们提供可靠的保护,从另一方面看,行政机关要有效地推行其权力)以达到维护公共权力,而不受来自任何公民和组织的非法阻挠,亦将愈来愈看重借助司法机关的作用,因为维护依法行政是行政司法裁判权的重要职能,因此,进一步拓展行政司法裁判权,将无疑为满足两者的正当要求提供条件和机会。

六、行政司法裁判权的拓展途径

如前所述,由于观念的落伍,理论的偏狭以致立法的滞后,导致我国行政司法裁判权的许多局限,要克服这些局限,除了要转变观念,提升理论,完善立法外,别无他途,依笔者之见,行政司法裁判权要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拓展:1、拓展受理权。即要进一步拓宽对行政权的司法审查范围。通俗一点讲,就是要尽可能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笔者认为,基于凡地政权力必受监督,凡公民和组织的正当权利不受非法行政行为干预的人所其知的道理。法律应确立这样一个原则:除行政立法行为之外的一切已经或可能影响公民、组织权利的行为均应在行政相对人告诉的前提下,毫无另外地接受司法审查和裁断。基于这种认认,受理权应从以下途径加以拓展:(1)涉及公民的政治权利的行政争议应纳入司法审查范围根据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6的规定,我国公民的政治权利至少包括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权利。¼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权和他们的违法失职行为的申诉,控告和检举权。根据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6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公民的政治权利还包括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和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宪法规定的权利是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也是受5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6保护的权利、任何机关不得非法限制和剥夺而没有得到司法救济和保护的机会,那么公民宪法权利又如何能得到保障呢?至于刑法规定两项政治权利,虽非公民的基本权利,只对公民因触犯刑律时依法被剥夺,如果行政机关对之非依正当程序和正当理由任意地、无端地加以剥夺而又不受司法审查,那这种擅自扩张的行政权力与公民正当权利的冲突又如何能得到有效的缓解呢?论及此,笔者以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规定的选民名单案件的处理应当从民事诉讼中分离出来,纳入行政诉讼范围,并且除选民名单之外的涉及类似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争议均应纳入行政诉讼范围,因为从本质上讲,负责选举事务的选举委员会应是具有相应职能的行政组织,而公民与选兴委员会的这种争议亦应看作是行政争议。笔者上述关于政治权利引发的行政争议将突破我国行政诉讼法长久以来确立仅限公民人身和财产权一类争议的界定,但这种扩大对于监督行政权力,保护公民权利是必要的,并具有划时代意义,是需要借助立法勇气来实现的。(2)涉及抽象行政的行政争议应纳入司法审查范围5行政诉讼法6第十二条将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怀法审查之外,笔者认为,立法上的这种限制如今看来不具有其合理性。行政法理论一般认为,除行政立法行为外,行政机关的行为只有制定普遍性行政措施(抽象行政行为)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两种,它是行使行政权力的两条基本途径,所谓普遍性行政措施,是指不享有行政立法权的国家行政机关,根据国家法律、法规以及行政规间的规定或者依据自身的法定职责权,为了行政的目的,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对不特定的事项作出的一般性规定,其表现形式通常是行政决定或行政命令,让这种行政行为接受司法审查,至少有以下理由:首先,这种抽象行政行为,也是行政权力的体现,而按照法治的要求,不应有不受监督的行政权力;其次,这种抽象行政行为制定虽然可能有法律、法规或行政规章的依据或行为主体的某种法定职责,但由于它多半是自主性0作出的,且结合0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它难免蕴含行为主体的某种主观意志色彩,难免有行政权力的自我扩张,从而偏离法律正当目的,威胁相对人的利益,因而,在通过具体行政行为实施之前加以必要的怀法审查(当然是告诉才处理),通过这种过滤法0作净化处理,从而可以防止消极的行政后果的产生;第三,抽象行政行为虽然说是对不特定的人和不特定的事,但细加分析不难发现,他针对的的确不是某个具体的人和某件具体的事,但它实实在在又是针对某一群人和某一类事,也是特定化了的。正因为它针对的是特定化了的一群人和一类事,因此,这种行政行为的正当与否将牵连到一群人的利益,其影响尤其为烈。第四,这种抽象行政行为由于有反复适用性的特点,故它的具体贯彻实施尤其谨慎,通过司法审查将能促使其慎重出台,更能兴利除弊;第五,抽象行政行为在普遍实施前就通过司法审查来明确其实施的价值,将能降低某些不当抽象行政行为实施后对相对人权利造成损害所引发的行政成本。试想,如果抽象行政行为不当实施,从而引发一个又一个的行政争议,将不但使行政机关陷入持久的诉讼,而且可能因面临一个又一个的行政侵权赔偿,或是花更大的精力消除后果,合法的正当的行政行为由于得到了司法的支持而能更有效地得到推行。(3)任何行政权力都不应保留其终局权5行政诉讼法6第十二条第(四)项规定,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的某些最终裁决行为不受司法审查。据粗略查考,行政机关享有最终裁决权的法律规定有:¹5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半6规定,申请注册商标,商标评审委员会有权作出终局决定;º5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6规定,专利复审委员会对申请人关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复审请求所作出的决定为终局决定,»5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6规定,受公安机关罚款或者拘留处罚的外国人,对处罚不服的,如果选择对上一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诉的,那么,上一级公安机关作出的裁决是终局决定,不得再向法院起诉等等。当初在阐述立法理由时似乎有这样的说法,商标和专利的审查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法院难以担当这种审任,又说关于外国人入出境的这样规定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现在看来,前者说法差强人意,因年来法院专业审判力量已今非昔比,面以提高效率为由排除司法终局权更是舍本求末,更何况,有句名言说得好,任何人和团体不能成为自己当事者的法官0。废除行政终局权,代之以司法终局权,将更能体现法律的公允。2、拓展审查权。审查权的拓展是关于司法所审查标准的拓展问题,就国内外的司法审查制度来看,对行政行为实行合法性审查是普遍遵循的原则。但有时,对行政行为实行必要的合理性审查,是监督的行政、保护相对人正当权益的重要手段。我国行政诉讼仅确立了对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行为法院可通过审查判定其非合理性而予以变更,但涉及行政自由裁量权更多领域都排除了司法监督,如乱收费、滥用行政强制措施,出于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和行政报复等非正当动机的处罚和裁决等一类具体行政行为,对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有较大幅度和有多种选择的行政处罚权的任意顶格处理。如果抽象行政行为象笔者期望的那样纳入司法审查范围,那么对其正当与合理性的审查应当结合合法性审查一并进行。3、拓展裁决权。根据5行政诉讼法6第五十四条之规定,法院对行政争议的裁决方式有四种:维持、撤销、责令行政机关履行职责和变更行政处罚,根据多年来的行政审判实践,法院对行政争议的裁决应当从以下方面予以拓展:(1)作出撤销或部分撤销行政行为,如判决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应明确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时限,以防止行政机关久拖不为,以消极态度对抗行政判决,既损害司法权力的威严,又使被撤销的行政行为所牵涉的相对人的权利处于不确定状态,并损害行政秩序。(2)扩大司法变更权范围,除现有的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怀法变更外。更主要的应增加对行政裁决的司法变更权。因为按现行的规定,一旦这些行政裁决不当,法院仅有撤销并责令其重裁决的权利,根据现行的许多行政法规定,行政裁决一般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授权,以第三者的身份,依照一定的程序,裁判平等主体的行政相对人之间与行政管理相关的民一、经济纠纷的行政行为,主要包括损害赔偿、权属争议和侵权纠纷等的裁决,笔者之所以主张法院应对这类行政裁决享有变更权,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¹行政裁决所涉及的相对人之间的这种法律关系原本就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法院对不当的行政裁决以居间者的地位依法作出变更只是份演了应有角色;º行政审判是对行政行为的事后救济,是一种法律监督,其性质上是在行政机关充分行使职责后一种补救,是纠正错误的行政裁决,不应看作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逾越,因为既然行政机关没有珍惜依法裁决的机会,就应当让司法机关来行使;»从讲究诉讼效益的角度看,当行政裁错误时,法院只能判决撤销并责令其重新处理,一方面,行政裁决的对象都与群众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因诉讼不及时而促使矛盾加深,将会影响相对人的生产和生活而不利于社会稳定,另一方面,行政机关重新裁决后,如不合乎相对人的意愿或法律的规定,极易引起新的诉讼,这种重复诉讼将导致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再者,由于行政机关先行败诉而重新裁决时可能会有某种情绪化的处理,相对人亦将对行政机关重新裁决行为不信任,这种重新裁决过程将可能更趋复杂化,因此,由法院直接变更易使这种行政争议能及时、有效地解决。(3)增设确认判决。所谓确认判决是指行政审判中法院通过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确认相对人与行政机关之间存在或不存在某种行政法律关系,如涉及到行政侵权赔偿纠纷中,在作出赔偿的行政判决前,就必然涉及到对该行政行为是否违法予以确认。又如:对行政机关不作为引起的行政争议,法院对这种不作为是否违法就得予以确认等等。应增设驳回诉讼请求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是指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后,对原告的实体诉讼请求不予满足的判决,这种判决通常适用于以下三种情况:¹原告超过诉讼期限起诉;º原告要求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机关的不履行正确、合法,原告的请求不成立;»原告提起附地政赔偿诉讼,而其赔偿请求不能成立。4、拓展执行权。执行是行政诉讼的归宿,对生效行政判决执行应在现有基础上增加强制执行方法和力度,应加大执行罚的力度,对行政机关或相对人拒不履行生效行政判决的,如果执行标的是财产和金钱的,按其金额及拖延日期日处较大比较的罚款;如果执行标的是行为的,应在现有规定日处五十至一百元罚款的基础上提高处罚金额。应明确行政判决强制执行措施亦应包括冻结、查封、扣押和变卖、拍卖等措施,对行政机关拒不履行负有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人员赋予法院有采取训诫、拘留等一类司法强制措施,对相对人拒不执行的,应增设代执行的规定。此外,对行政司法裁判权的拓展,还应包括对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已生效行政决定规定严格而详尽的审查和执行程序等,以协调好行政权与司法权,规范这类案件执行司法操作,最大限度地防止对相对人正当权益的侵犯。

七、结语

如果说十年前,人们对我国5行政诉讼法6的颁布还心存疑虑,认为这部法是超前了的话,那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却会发出由衷的慨叹:这部法律已显得有些滞后了,尤其是它界定法院受案范围的狭窄,是的!我国的行政司法裁判判权颁布与实行以及我国十余年行政审判实践经验的决结正变得日益完善,在发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保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扮演了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无庸讳言,与我国较成熟的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制度相比,与人们的期望相比,仍有相当的距离。笔者相信,本文所论述的行政怀法裁判权如能通过立法加以拓展,则我国的行政司法裁判权制度必然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对促进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发挥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