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司法论文范文10篇

司法适用力即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对司法机关的拘束力，是规范性文件法律效力的一种形式。它体现了国家法律创设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法律关系，与一国特定的宪政体制相适应。司法适用力体现为司法机关对法律创设机关意志的确认和遵从及国家立法权及行政立法权对司法权的制约力，与立法权的司法审查形成既相互冲突又协调统一的整体。然而这一基本理论问题目前还未得到法学界的普遍关注。特别是行政规范的司法适用力问题。由于行政规范的主体的多元性及效力的多层次性，行政规范的司法适用力较为复杂，在各种不同效力等级的行政规范适用力的问题上，我国目前既无宪法和法律依据，也缺乏理论上的深入研究。

行政规范行为是国家行政机关实施的普适性的行政行为，其结果是具有普遍效力和往后效力的规范性文件的形成，表现为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及行政规定等。在现代国家初始权力划分及配置中，议会作为代议机关应履行国家的立法权，以至尊的地位体现民意的要求；而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一样，不能直接表达民意，只是适法机关，即执行议会立法或依据议会立法来裁断争讼。然而，由于行政领域的扩展及专业分工的日益细密，使得专职议员们无以应对，行政事务复杂性、易变性与立法机关行为能力的有限性的矛盾令世界各国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议会作为唯一的立法机关只是一种理性的但不切实际的政治制度设计；行政机关必然以执法者的身份同时行使立法权（或称准立法权），这是力主限制行政权的人所不愿看到的。

议会立法具有司法适用力，即法院应当据之作为审理、裁判案件的依据。这一原则无论是在代议制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民主集中制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无庸置疑的。

然而，行政规范行为具不具有司法适用力呢，从本质上看，行政规范行为是行政机关行政职权的行使，是行政机关基于授权或委任而行使的立法权，属于准立法权；从约束的对象上看，行政规范的空间上的普遍效力及时间上的持续效力主要拘束的是行政立法者自身及行政相对方，而非司法机关。行政规范行为的普遍适用及反复适用的特性是行政管理的经济及效益原则的必然要求，是具体行政行为实施的根据及效力的渊源，其效力的指向并非是司法机关。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行政机关的立法行为是否可以构成对司法机关的约束力这一问题的认识也不一致。美国是一个奉行三权分立的国家，从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法律关系来看，行政权与司法权是分立与制衡的关系，两者应相互监督和制约，但并无从属关系或服从的义务。但到了本世纪，特别是罗斯福新政以后，法院改变了态度，承认了规章的法律效力。通过一个判例，最高法院认为，州的规章具有与法相同的法律效力。美国行政法学家施瓦茨指出：“从质上说，州的规章具有与法相同的法律效力。它们有和法律同样的制裁措施作后盾，特别是它们具有用以强制服从法律的刑事制裁措施。行政立法也许仅仅是准立法或从属立法，因为它的条文必须服从于立法机关的立法，但这并不能改变行政立法的效用与法律本身相当的事实。”①

其它西方国家也普遍确认了行政规范行为的法律效力及其司法适用力。英国早在16世纪就有议会在特定领域内授予下级机关立法任务的事实。目前，英国的委任立法被认为是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法规。在法国，受其国内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各种不同政治势力的影响，国会与政府也经历了长时期的权力的较量。从而形成了法国以条例为原则、以法律为例外的独具特色的行政法体系。

行政立法效力产生的原因可归结为：通过国会授权产生了其合法性的基础，从而取得了同被授权机关制定的法律相同的法律效力，无论行政机关取得立法权的理由是议会的委任还是授权，都可以看作是作为国家代议机关的国家意志表达权部分的分属，是国家权力在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重新配置。行政机关既已取得立法权，就分享了表达国家意志的资格和权能。这一权力及其行使的结果就不应因为主体法律地位而被漠视。因为行政机关是代表国家行使立法权，就应该赢得其他主体的认同和尊重，即使是司法机关也不例外。当然，行政立法获得司法适用力的前提是其必须在宪法及法律的授权范围内，甚至必须有明示的法律依据。在法国，行政机关可以制定执行性的行政条例、自主性的行政条例。执行性的行政条例的制定首先受法律的限制，不能与法律相抵触；而自主性的行政条例所规定的事项是法律以外的事项，其法律效力不由法律规定，只受制于宪法，但受法的一般原则的限制。德国的委任立法不能直接根据宪法，必须有具体法律的明确授权。而根据我国宪法、立法法的规定，我国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不得与宪法、法律相抵触，否则无效。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制定，也需要以法律授权为基矗可见，行政立法权的行使并不能超出法律的控制，需以立法机关事先设定的目的、范围、程序进行，这是行政规范行为司法适用力产生的前提。

一、紧密结合广州司法行政工作进入破解难题阶段的实际推动各项工作科学发展，要着眼于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高度，加快推进全系统创新体系的建立

在多次组织学习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深刻认识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点在于一个“真”字。就是对于广州司法行政工作发展进程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和矛盾要实事求是地应对，不能回避，时间拖得越长，就会越积越多，风险也会越高，解决问题的成本就会越大。当前，广州律师工作、劳教工作、公证工作、法律宣传等工作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制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广州司法行政工作进入破解发展难题的关键时刻。破解这些难题，当然不能用过去的老观念、土办法，关键要尽快在全系统内部培育一种创新文化，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创新体系。为此，在年初谋划工作发展时，我就提出，全市司法行政工作的主旋律是，“创新、管理、规范、发展”，提出了要在全系统内建立一套包括“战略创新、理念创新、组织创新和文化创新”的创新体系。在这个问题上，要防止两个错误的倾向，一个是急于求成，不要指望这个体系在一年半载就能够建立，我们的计划是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一个是教条主义，要坚决克服“照抄照搬”的现象，注重搞好结合，体现广州的实际，突出广州的特色。比如，广州律师业的发展方向，就不能照搬照抄北京、上海的模式，一味追求规模化。北京是政治中心，上海是外贸中心，在地缘优势上广州没法和他们比。但我们也有自己的特色，要做出自己品牌。

首先要在工作定位上实现战略创新。要推动全系统都树立一种观念，就是广州司法行政工作不能简单看作是一个副省级城市的职能工作，而是要努力打造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带动全省、辐射华南乃至全国的司法行政工作品牌。比如在对基层司法所定位思考上，我提出要以提高基层履行职能的能力作为体制创新的突破口，着眼于构建完整的基层司法行政体制，通过激发活力，催生活力，使各级基层司法行政机关主动融入到基层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中，在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法制宣传等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今年，借市委大力加强基层“两所一庭”政权建设的东风，我们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全面落实了司法所“三年规划”建设的资金，到年底基本上可以完成全市164个司法所建设达标任务。

重点要在执法执业上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比如劳教工作，我们就要求要突破就场所安全讲安全的历史工作思路，逐步在全劳教系统队伍中树立包括队伍安全、执法安全、经济安全在内的“大安全”理念。

又比如律师工作。这些年来，一些律师也包括一些从事律师管理工作的同志，在执业理念和管理观念等方面产生了一些模糊认识。有的同志片面认为律师法律服务是一种单纯的法律业务活动，忽视其固有的政治属性，在律师执业活动要坚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问题上不明确、不坚定；有的同志盲目地以为律师法律服务是一种经济活动，忽视其法律职业性和社会性、公益性，在律师工作的功能定位、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等问题上存在商业化、功利化倾向；有的同志错误提出律师是自由职业者，忽视其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本质属性，在队伍建设、法律服务监管等问题上存在认识偏差；有的同志简单照搬别国做法，忽视国情，在吸收借鉴外来经验，完善我国律师制度的问题上，存在简单拿来的思想和心理。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广州律师工作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事实上，我国律师制度是社会主义律师制度，它所形成的理念应该反映人类社会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理论成果，也就是要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律师工作。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反映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先进法治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坚持用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律师工作，就必须确立和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广州律师工作中的指导地位。

二、紧密结合司法行政工作促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实际发挥职能作用，要从着眼于长远规划的高度有新的思路

提要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作为实现国家对社会经济管理的非权力行政的活动形态——行政合同在我国社会生活领域大量涌现。对这种新型的合同制度，需要进行规范化研究，尤其是有关行政合同的司法审查成为新近行政法学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心问题。本文就行政合同司法审查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以期加深我们对行政合同理论的研究，并能对有关合同立法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行政合同司法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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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合同司法审查的理论依据

自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强调了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作用后，我国出现了行政合同和有关行政合同的法律规范。十三大报告又明确提出“无论实行哪种经营责任制，都要运用法律手段，以契约形式确定国家与企业、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责权利关系。”1988年国务院先后颁布了两个行政法规以规范行政合同〔1〕。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行政合同的范围和种类亦不断扩展和增加，随之而来的行政合同纠纷亦不断发生。目前解决这些纠纷的办法，有的由双方当事人按照订立合同事先规定的办法协商解决，有的经过行政复议或直接向法院起诉。然而法院解决此类案件尚未与一般经济合同案件相区分，仍按民事诉讼程序由经济庭审理。由于行政合同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和经济合同，行政合同纠纷的处理有自己特殊的规则和程序，在各级人民法院已建立行政审判庭后，如果仍由法院按照民事诉讼程序由经济庭审理，就不会从根本上彻底解决行政合同纠纷，同时也缺乏相应的理论依据。行政合同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行政合同纠纷只能由行政庭按照行政诉讼程序解决。

（一）行政合同首先是行政主体行使国家管理权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体现了行政合同的行政性特征。

一、我国软件专利的立法选择与司法保护状况

1．诺基亚诉华勤案的特征

当前，我国的软件基本上都以授权许可的方式运行和使用。诺基亚诉华勤案作为我国第一件有影响力的软件专利侵权诉讼，很多IT公司都对此案高度关注，认为其反映了我国当前对软件专利的司法保护态度和状况。诺基亚诉华勤案具有如下特征。（1）案件直接涉及软件专利涉案专利的核心内容为：用户直接将需要传送的信息输入通信设备，通信设备检查用户输入内容的特性（文字、电子邮件符号@、图片等），根据检查结果选择信息传送方式传送信息7。根据涉案专利的内容可知，该专利不涉及通信设备硬件的改进，发明涉及的设备实施的步骤都是通过软件的运行实现。专利说明书中也多处提到通信设备实施的步骤由下载到设备中的软件实施8。（2）涉案专利符合专利法及审查指南的规定涉案专利已经被国家知识产权局经过实质审查授予专利权；同时，该专利在侵权诉讼过程中经历了无效宣告审查，专利复审委员会对涉案权利要求的清楚、支持、说明书公开充分、新颖性、创造性等内容进行了审理，最后作出了维持涉案权利要求有效的决定。可见，涉案专利具备专利法和审查指南规定的授权条件，是合法、有效的专利。（3）涉案权利要求具有软件专利的普遍性涉案权利要求是采用方法步骤（计算机流程）限定的产品权利要求。对于计算机产品权利要求，审查指南只要求按照反映计算机流程的方法权利要求一致的方式撰写装置（产品）权利要求，这种装置权利要求应被理解为实现程序流程各步骤建立的功能模块，不应被理解为通过硬件方式的实体装置，也不要求在说明书中对硬件装置进行描述9。涉案权利要求为产品权利要求，其采用与方法权利要求一致的产品权利要求的撰写方式；涉案专利不涉及硬件改进，所以并未在说明书中描述硬件结构，涉案专利权利要求及说明书的撰写符合审查指南的规定。涉案专利中产品权利要求的撰写采用审查指南要求的通常方式。目前大量的软件专利申请按照涉案专利的方式撰写，并获得授权。（4）涉案专利没有获得司法保护涉案专利在寻求侵权司法保护时，法院没有将涉案专利与被控侵权产品进行对比，直接认定侵权不成立，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权利要求7是产品权利要求，撰写方式是在方法步骤特征前附加“被配置为”进行限定，在文义上应该将“被配置为”理解为使具备或达到其所限定的执行某一步骤的功能或效果。然而本专利说明书中只涉及方法、步骤或者功能，而缺乏对装置本身的描述。一审法院查看说明书全文，仍然不能发现关于装置本身如何“被配置为”的具体实施方式。因此，原告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结合说明书仍然不能确定。无需对其进行侵权比对，可以直接认定侵权控告不成立。

2．该案体现出我国软件专利立法选择与司法保护的冲突

目前，我国软件专利面临这样的困境：一方面，我国专利法认可了软件的专利保护地位，同时在审查指南中专门列出一章对其撰写要求作出详细规定；另一方面，经过实质审查和无效程序确认符合专利法和审查指南规定的专利权，却被法院认定不能确定保护范围，无需进行侵权比对，直接认定侵权不成立。可见，目前我国软件专利存在立法选择和司法保护的明显冲突，一项符合专利法及审查指南规定的专利权，可能在寻求侵权司法保护时，权利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得不到法院的认可。事实上，软件专利技术公开、激励创新和抑制竞争、增加社会成本方面的关系，一直是困扰立法者的成本效益命题。同时，应该给软件专利设置怎样的撰写规则，以实现权利人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也是立法者需要考量的问题。在当前的立法者已经给出了明确的价值选择，同时通过审查指南规定了具体撰写要求时，符合专利法和审查指南要求的软件专利就应该得到社会认可和司法保护。在软件专利获得授权时，公民便获得了该项财产权利，在寻求司法保护时，被司法机关判定权利不具有保护范围，相当于变相架空甚至剥夺了该项财产权利。立法选择后的软件专利财产权无法获得司法保护，这体现了在软件专利上两者的冲突和不协调。

二、我国软件专利司法保护的社会影响

一、行政司法监督的困局及其成因

（一）行政司法监督的困局

简单地说，中国行政司法监督的困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制备不完善

在现行的与行政诉讼、行政司法监督有关的国家法律，只有1989年4月4日由第七届令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二十多年来，法学界要求对该法进行修改的呼声很高，但一直未进行。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曾对该法的适用作出一个原则性的司法解释，虽对该法的适用性有所改善和提高，但司法解释并不能改变该法的基本结构。从行政司法监督的意义上来说，该法的最大欠缺之处在于，它没有赋予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中必不可缺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权。由于行政审判法律制备的不完善，人民法院在实行行政审判时，无法可依的状况很突出，造成了行政司法监督存在很大的法律障碍。

2．行政审判机构的弱势地位比较突出

2007年4月9日，子虚律师收到最高司法行政机关转来的虚拟省司法厅的《行政复议答辩书》。针对司法厅的答辩书，子虚律师提出了如下反驳意见：

虚拟省司法厅答辩理由之一为：“尊重并采信审判机关的生效判决，因为司法行政机关没有权力和法律依据去审查或否定审判机关的生效判决。”

子虚律师的反驳意见：①、“生效的判决”只是对该案被告人的判决，该判决不是对证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判决。该判决认定的事实仅对该案被告生效，而对无抗辩权、上诉权、申诉权的证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无效。因为从我国诉讼法的立法原理上讲，不可能让一个公民对法院认定的事实无抗辩权、上诉权和申诉权。

②、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案外人，当然没有权力和法律依据去否定审判机关的生效判决，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其中“全面、客观、公正”地收集证据的过程，就是对相关证据进行审查的过程。在本案中，法院的判决书仅仅是诸多证据中的一份证据，而不是全部证据。申请人提供的六份证据有照片、有书证、有证人证言，足以推翻判决书对律师与法官关系的认定，司法厅不应视而不见。

③、该判决书所涉案件在审理程序上存在明显错误，即未通知作为证人的律师到庭质证，甚至在律师书面申请到庭质证的情况下，仍不让律师到庭质证，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之规定。

④、司法行政机关应该尊重的是共和国的法律，比如前面提到的《刑事诉讼法》第47条的规定，而不是存在明显错误的基层法院的判决书，如果司法行政机关对国家的大法视而不见，而将后者当作《圣经》去读，那就不是执法水平问题了，而是心态问题。没有一个正常的心态，当然会误读法律。

一、科学立法：律师参与须强化制度机制

其一，律师参与立法有利于代表民众表达诉求。律师一般都经过专门的法律知识的学习和思维训练，尤是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与社会即公权与私权的二元构造中，律师、代言、代议等行为始终站在公民一边，而且律师在为不同社会阶层提供法律服务的办案过程中，最为了解和发现法律实施的不足。从这个角度上讲，律师群体应是民众参与立法的天然者，能够代表公民就立法发出有力声音。其二，律师参与立法有助于防止立法的部门主义。立法的部门主义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施行法治首先要有良法，这就必然要排除部门主义及可能蕴藏的“多数人暴政”，在法律框架内实现社会公众利益的最大化。作为新社会组织，律师服务对象频繁变动和工作的流动性决定了他们的利益独立性，除受司法行政部门指导监督外，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干预。因而这种内在逻辑决定律师不会成为某一部门或地方固定利益的代表，能够较为公正地从立法原理和技术的角度进行法律的规则设计，使立法博弈向着民意化、合理化发展，促进立法科学。从另一个角度看，律师参与立法还能够防止专家立法的学术化、理论化、抽象化，淡化立法的学究色彩和理想主义。其三，律师的工作属性要求参与立法。“律师作为受过专门训练的法律工作者，又极贴近于生活，法学嗅觉灵敏，有审慎对待现行立法的能力，可以成为演进立法的力量。①”良法是律师职业的坚实基础和依靠，最好最优最精良的法律制度有助于律师实现职业使命及利益、价值追求。因而立法有必要听取法律运用者的意见，哪怕是反对的意见。因为“律师对不同利益的准确把握，对论辩技巧的熟练运用，必将使其成为立法机关审议法律法规以及对行政、司法进行监督的最活跃的力量。②”从历史沿革看，律师参与立法由无到有、由少到多，刑法、刑诉法、合同法、物权法、民诉法等一大批立法项目都有律师参与，提供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在一些地方立法中律师还直接参与起草，立法贡献有目共睹，不可代替。较为遗憾的是，律师参与立法至今还没有形成长效的制度机制，呈现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碎片化现象明显，这不利于律师积极参与立法。从律师参与立法的特殊重要性考虑，建议随着律师队伍的进一步扩大，条件成熟时，司法部和全国律协要积极争取在人大和政协中单独设立律师界别。这样，律师就能以一个结构性的界别直接参与立法、提出立法建议。修改《立法法》、《律师法》，明确赋予律师参与立法的权利，为律师参与立法建议稿起草、决策、评价的全过程提供制度保障。借鉴、总结各地律师参与立法的经验和模式③，进一步完善律师接受委托起草法律法规草案或提出修改意见的制度。当前，要积极鼓励律师提出立法建议④，同时，探索律师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其常委、领导等担任法律顾问制度⑤，直接以律师的法律智慧为立法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和立法技术支持。

二、严格执法：建立“大法治部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有几个着力点

一是最基础的，加大公务员普法力度，提升各级公务员的法治意识特别是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治国者必先受治于法”。行政管理活动应遵守和服从独立于行政之外的非人格化法律，法律在公职人员思想和行动上保持尊重和无上的权威，凡事自觉依法律而行。这就需要应有的法治意识。二是最关键的，各部门应明晰执法权力清单，遵循法律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依法办事，切实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特别是应当加强执法的制度精细化建设，突出执法问责和执法评价制度建设，确保“法无律、无行政”，以此打通法律与执行法律之间的制度通道。三是最核心的，各级政府及部门领导依法决策，加强决策的合法性审查，确保决策的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律师作为政府法律顾问能较好地使用法理法据，帮助政府领导增强对法律的“内信与外迫”，达致依法用权。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看，非常明显的是，中央各项改革举措凸显法治思维，改革不可能离开法治。“在某种意义上，法治政府建设的成效已关乎改革的成败⑥”，法治政府建设的质量直接影响改革的质量，这也就使得法治政府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动力。法治政府建设涉及方方面面。然长期以来，政府系统的法治化建设“分条而治、各自为政”，缺乏整体和系统的推进，统筹协调力度不够大，纵向横向没有形成一体化。显然，这样的法治政府建设体制机制不能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应从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和系统论的角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首当其冲是需建立一个统筹政府法治建设的机构，一揽子实施政府立法、行政执法、执法监督、法制宣传、依法治理等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全方位对接各领域深化改革的需要。目前，法治政府建设的实际组织者是政府法制部门，却没有明确的法定职能依据⑦。这导致政府法制部门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监督指导手段不够有力，且其机构设置只到县一级，不少县级法制机构只有1至2人，人力、财力保障不太健全。法制办一般为政府的办事机构，在体制讲究较为严格的政府系统，其统筹政府法治建设实际上存在较大难度。如果由司法行政部门牵头实施法治政府建设，一是有省委法治办作为依托，具有较为成熟的地方法治建设工作领导指导、督促考核机制；二是司法行政属政府序列部门，省市县乡四级体系较为完善，人员力量、财政保障等相对较强；三是省委法治建设领导小组均由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领导任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或组员，法、检及省直政府部门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是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较为理想的工作载体。由此，建议其一是在新一轮省级及以下的政府机构改革中，以“大法治部门”理念为指引，参照省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和省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一体设置的模式，进一步明确省委法治办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领导和指导职责，加强对法治政府建设的组织保障。其二是抓紧形成并运用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重点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据此进一步完善依法行政考核制度、行政执法监督和追责等制度，强化法治政府建设的执行力。其三是按照提出的“把能不能依法办事、遵守法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条件”，大胆赋予省委法治办具有对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进行法治能力考察、鉴定的权力，进一步推动和强化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依法决策，从而既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地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不断增强合力。其四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的要求，司法行政部门应设立专门的法律顾问工作部门，加强对法律顾问的工作指导。这已有基础，如法律顾问湖南模式、吉林模式。因为从作用看，政府法律顾问能以其相对独立的法律职业身份，对政府的行政决策、工作举措等合法性进行客观分析和发表意见，并可直接代表政府参与行政立法，这直接有利于依法行政，防止权力滥用乱用，以至有观点称，“只有通过建立政府律师制度，才能有助于各级政府机关克服权力行使中的弊端，促进依法行政，树立各级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⑧”

三、公正司法：积极完善司法行政权

司法工作必然要求一定的行政性保障，虽然司法工作及体系强调独立性，但“其仍是国家体系的一部分，国家不可能为它单独建立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保障体系，国家必须利用现有的行政体系为司法系统提供各种行政保障⑨”。因而在政府系统里为司法工作提供行政服务的工作即司法行政工作应然而生，与此相伴随的是司法行政权。司法行政本就是司法同行政相分离、纠正司法权“行政化”的必然要求，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特征。从建国初最广义的“国家司法行政机关”，到后来的“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再到今日“行使部分司法行政权的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我国司法行政机关定位不断变化，但司法行政权的不合理、不完善仍然客观存在。党的十八大强调，“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这既是对我国审判独立、司法公正原则的重申，也是对当前司法工作重点和改革方向的明确。之前，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机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至此，可认为各界呼吁多年的法、检“去地方化”、“去行政化”迈出实质性步伐。构建审判、检察与司法行政相分离的体制，首先须统一思想。一是在检察、法院内部实行司法与行政相分离。二是司法行政部门是否有能力管理。1982年司法行政事务收归法院管理的重要原因是司法行政机关不熟悉业务，缺乏能力管理等。恢复重建30多年来，司法行政机关不仅在队伍建设、经费保障等方面快速发展，而且职能明显增强、地位显著提高。因此，将法院司法行政事务收归司法行政管理的主要问题已得到有效解决。三是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分离的时机已到。建国初，检察机关自己负责司法行政事务，很重要的原因是源于其一般监督职能和垂直领导体制。但这两项制度已先后被废除，司法行政与检察合一体制的基础已经动摇或不复存在10。这种历史条件改变或迟或早都会必然引起现行检察体制的变化，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司法行政事务与检察业务的分离加速。四是司法行政部门是否会干涉独立审判。“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司法行政部门只是个‘收发室’，其只是把司法部门的意见和要求反映给政府有关部门，要求其提供保障，以保障司法部门能正常工作，然后再把这些部门的所有服务打包提供给司法部门。11”其中，司法行政部门是较为纯粹的服务行为，而这样的制度设计能把司法部门和有关政府权力部门进行“物理隔离”，防止后者干涉司法部门独立办案。因此，司法行政机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法、检机关司法行政事务的合适管理者，成为其“组织部、宣传部、教育部和后勤部”。第一，厘清司法业务与司法行政事务的各自范畴，实现审判、检察业务与司法行政事务完全分离。审判、检察业务由法院、检察机关负责，其司法行政事务由司法行政机关主管，司法行政事务与司法业务自成体制鸿沟，从而保障法官、检察官全部精力用于办案，减少各方面的行政干预。法、检机关的一般司法行政事务由司法行政机关主管，法、检机关内部可设立联系部门，负责与司法行政事务管理部门进行协调并予以协助。第二，进一步完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尽早形成法律职业人才的一体化选拔、培养、交流机制，为国家选拔高素质法官、检察官，实现公正司法提供人才保证。依据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审判员、检察员须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免，但其选拔、考试、培训和工作考核等应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使用权属于法院、检察院。健全法官、检察官遴选机制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之一，司法行政部门应成为遴选机制的主导。如果法官、检察官遴选仍由法、检机关负责，势必会强化上下级的垂直领导，同法、检独立办案的要求相违背。为实现“随着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司法职权配置将进一步优化,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将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之间得到科学合理的配置,司法行政职能将得到进一步强化,更能反映司法行政内在的逻辑和自身的规律性12”，在解决司法与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的基础上，还要避免政法机关之间职权过多交叉、某些部门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以促进司法行政权进一步完善。第一，推进看守所划归司法行政管理。公安机关的主要职能是侦查。公安机关在自己管理的看守所提审、讯问犯罪嫌疑人，同时行使着侦查、监管等职权，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这是刑讯逼供禁而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行侦查与监管主体分立，将看守所改由不承担侦查、起诉、审判职能的司法行政机关管理，能从体制上强化监督制约，有利于实现司法机关分工负责和互相配合、制约，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第二，裁判执行统归司法行政。在刑事裁判执行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的基础上,将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的强制执行权划归司法行政机关统一行使，这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法院裁判、执行一体，一旦有司法腐败、消极不作为等违法现象，执行可能为错误的裁判遮脸护面，不利于监督制约。再者，民事、行政裁判执行改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当事人对执行机关无故不履行职责就可以按照《行政诉讼法》提起诉讼，从源头上增加执行的压力和动力，使现行法院执行的“不可诉”变为“可诉”，一定程度上缓解执行难问题。第三，强化对法律服务的管理和指导。公正司法是司法制度和司法工作的生命力。律师、公证、司法鉴定、基层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直接为司法活动提供技术性保障13，在促进公正司法中发挥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能否依法公正执业、诚信执业是法律服务行业服务公正司法的突出问题。司法行政机关应躬身自省，强化对法律服务行业的教育、监管。建立健全教育制度，引导法律服务人员端正执业理念、提升执业素养。将执业也关进制度的笼子，完善接案、收费、业务开展、质量监督等精细化管理标准，严把办案质量。运用市场办法，探索建立法律服务行业诚信等级制度，实现法律服务机构及人员基本信息公开和诚信状况披露。同时，加大对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力度，让有理无钱的人也能打得起官司，同样享受社会主义法治阳光。

论文关键词：行政立法；控权；司法审查；程序规制

论文摘要：传统法治主义否认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主张“无法律即无行政”。但在现代社会，赋予行政机关立法权已是不争的事实。现代行政法所要探究的重点不在于应否赋予行政机关立法权，而是要如何有效地进行控权。我国目前无论是立法还是操作现状，对行政立法的制约都存在一系列不足。本文对行政立法做了明确界定，探讨了行政立法纳入司法审查的合理性，进而提出了我国行政立法的控权模式，试图为我国立法抛砖引玉。

在现代社会，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社会事务复杂多变。行政管理对社会干预的程度和范围也日益加深和扩展。由代表民意的权力机关独自承担立法职能已无法适应变化万端的社会需要，使其不得不制定一些抽象原则而将具体的实施规则委托给行政机关去补充完善。其结果就是“权力机关立法是骨架，政府机关立法是血肉”。行政立法已成为我国法律的重要渊源。行政法的功能之一就是权力的制衡。然而，权力实施主体与权力行使依据的制定者的同一性无疑使得对权力的制约成了一大盲点，而监督主体的广泛性又使得外部监督出现了缺位。这些都为行政法治的实现设置了障碍。

一、我国行政立法现状分析

(一)行政立法的内涵与性质分析

行政立法是指特定行政机关，依法律授权，针对不特定的人和不特定的事件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则的行为。行政立法与其说是立法机关无能的结果，毋宁说是在社会发展的今天立法机关向行政机关所做出的一些妥协，更确切的说是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所达成的一个无言的契约。这在现代社会有一定的必然性。

［论文摘要］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作为人类法治文明的共同成果，并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建设的“专利品”，“有权力必有限制”、“有限制必有监督”是全部法治国家的共同规律，司法审查是所有国家权力“内部分工”与“监督制约”的必然要求。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初步建立的“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和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其固有的逻辑缺陷和审查“鸿沟”已经不可逾越，并导致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的虚无与错乱、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与滥用以及国家法治秩序的严重破坏。因此，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域外成熟的实践经验，构建科学而合理、系统而可行的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尤其是赋予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及其它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的司法审查职权，不仅是合理配置司法壁垒资源的必然要求，也是践行“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宪法要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司法审查行政行为行政法诉讼资源

随着我国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和谐社会步伐的不断加快，现行《行政诉讼法》中一些重要的诉讼制度已经不能适应这一新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和依法行政、规范行政的基本要求。尤其是该法初步建立的“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由于其初始设计本身固有的逻辑缺陷和审查“鸿沟”的不可逾越，导致人民法院在审判行政诉讼案件中，对于集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司法于一身的行政机关所实施的行政行为，无法实施行之有效的司法监督，并经常处于“四面楚歌”、“投鼠忌器”之尴尬境地。其结果都不可避免地损害着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的公正与效率目标，贬损着国家行政诉讼法典本身固有的尊严和公信力，从而直接阻碍着该法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规范行政和构建社会和谐、建设现代法治文明的正常步伐。最高人民法院近几年在这方面虽然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且这种探索实在难能可贵，但是这些探索毕竟离我们构建真正科学、合理而系统的司法审查制度的目标相差甚远。

因此，切实厘清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内在的权力关系及逻辑联系，真正构建科学而合理、系统而可行的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尤其是赋予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及其它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的司法审查职权，不仅是合理配置司法壁垒资源的必然要求，也是践行“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宪法要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举措，实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修法之急。本文试就这一课题作一初浅论证，以供大家斧正。

壹、域外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及其基本经验

从世界历史的层面考察，一国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而且必要，是与这个国家的民主宪政、尤其是与“三权分立与制衡”这一政权组织模式的发展及其需要密不可分的。它最先产生于近代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近代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在西方启蒙法律思潮的充分熏陶下，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防止封建君主集权专制的复辟，迫切需要解决“三权分立”政体运行中的有效制衡问题，由此它们便纷纷探求符合本国政体运行特色的具体解析方案。

论文关键词：行政征用公益目的程序正义司法审查

论文摘要：行政征用制度是各国出于发展社会公共事业的需要而设置的一种行政调控措施，是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获取土地的主要方式。它涉及到法律调整、政府职能、公众权利等诸多方面，涉及到广大土地使用权人的切身利益，因此，规范行政征收工作，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简要分析我国目前司法和理论界有关行政征用制度的概念、特征的界定的基础上，结合推行行政法治、保护相对人正当的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和膨胀等问题，重新思考我国现行的司法审查制度，对目前我国构建行政征用司法救济机制提出了一些看法。

随着我国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和谐社会步伐的不断加快，现行《行政诉讼法》中一些重要的诉讼制度已经不能适应这一新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和依法行政、规范行政的基本要求，由于其初始设计本身固有的逻辑缺陷和审查”鸿沟”的不可逾越，导致人民法院在审判行政诉讼案件中，对于集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司法于一身的行政机关所实施的行政行为，其结果都不可避免地损害着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的公正与效率目标，贬损着国家行政诉讼法典本身固有的尊严和公信力，从而直接阻碍着该法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规范行政和构建社会和谐、建设现代法治文明的正常步伐。以下就行政征用来做以论述。

一、行政征用的概念和特征

(一)行政征用的概念

行政征用是一个涉及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物权法学等多学科的概念。按照《辞海》的解释，征用是指国家依法将土地或其他生产资料收作公用的措施。由于征用通常由行政部门来实施，因此在行政法学上也被称为行政征用。关于行政征用的概念，我国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