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根据的司法原则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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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常军

以事实为根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司法审判工作的基本准则。它是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司法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规制司法行为的终极标准。它要求司法机关以真实的工作机制出发，根据案件的真实情况对社会存在的违法性侵害行为，做出对称性的裁判，以对称回应的标准给予违法者以应得的法律惩戒，进而实现案件当事方基本利益的平衡。不可否认，这是当今最理想的司法审判准则，是司法审判工作追求的终极理想目标。但是，司法审判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主观因素的干扰，再加之司法审判事实不可逆性规律的客观作用，使事实根据很难成为司法审判工作的实际操作规则，这一点是应该引起司法部门高度重视的。

一、政治原则介入司法审判本身就是阶级意志的一种折射

如前所述，以事实为根据，是我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司法界转制置换而来的。它做为一种政治原则是特定阶级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所提出的观点、方针和意愿。它是经过特定阶级用科学的思维逻缉总结概括出来的理论成果，是特定阶级思想意愿的主观折射。因此，将政治原则直接置换为司法审判的操作规则，实在是难以抹去主观阶级倾向的色彩，实在是具有以政治原则为根据、以阶级利益为准则去操作司法审判之嫌。它对具体司法审判工作所发生的导向，不是向客观事实的原形靠近，而是促使法官们经常性地思考如何使自己的审判工作更加到位地符合某项即定的政治原则，更加到位地符合特定阶级的意志。当然，法律在接受了政治原则的强烈暗示之后，也会做一些特有的法律加工，使其能够幅射现实世界的客观情况。社会主义法律甚至会对社会进行符合实际的调查，真实反映社会的整体利益要求。但它终究是在阶级意志引导下形成的一种未然社会规则。它与其说是在具体规制着人们的法律行为和法官们的司法审判工作，不如说是从宏观的角度向人们!包括法官"提示一种导向，告诫人们在宏观法律规制下如何作为和不作为，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政治原则置换来的司法审判准则，排斥任何主观因素的介入是很难做到的。

二、司法审判的滞后性，使其只能面对基于证据支持的法律拟制事实

唯物辩证法提示我们，任何事物都存在于无限的因果链条之中，各有自己的存在位置。都是原因在前，结果在后，原因产生结果，结果反映原因，二者是以紧密联系的状态而存在的。因此，由原因预测结果，由结果判定原因，自然也成为世界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在司法实践中只有发生了司法管辖的案件事实，才会提起相应的司法程序，并做出相应的司法裁判。但是，规律性的情况是，案件事实是在法律暂时失控时发生的。案件发生时，司法机关并未察觉，司法机关往往在一定的时间、空间阻断后才启动司法审判程序、实践司法介入的。正是司法审判相对于诉讼案件的这种时空滞后性，再加上时空不可逆的特点，使得法官不能完整客观地再现和复制案件的原始状况，而只能基于一定的证据去模拟可能的案件事实原貌，去主观推断一个又一个近似的案件情节。由此可见，司法审判已不是以原型的案件事实为根据，而是以基于证据支持的拟制事实为根据的。再深入地说，司法审判是以主观回忆的事实形态的主观再造、以法官对证据的主观采信和推定为根据的。那么，什么是证据呢按照我国法学教科书的公认定义，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它必须是客观存在的，是能够证明案件某些内在因素的，客观性和相关性是证据存在的两个必备条件。同样是这个证据的定义和构成要件告诉我们，证据事实并不都是实际案件事实，有一些仅仅是相关的事实。即使是案件事实的某一客观要素做证据，如犯罪嫌疑人丢弃在作案现场的作案工具、衣服和手套，遗留在作案现场的指纹、脚印、血迹、精斑等痕迹，也只能说明这些物品和痕迹属于案件当事人的，而其作为内容如何，其证据和案件事实的特定情节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还需要法官的主观采信和推定。至于案件的目击人，虽然可以再现案件的发生过程，复制案件发生的背景，但其目击人的身份及法律效应，目击内容的真实程度，目击人内心价值的主观取舍，对案件事实客观性的干扰程度如何，都需要法官重叠使用证据去二次进行主观采信和推定。由此可见，司法审判最终采信的仅仅是基于证据支持的法律拟制事实，而不是超然于证据之外的回归于事实本身的纯粹客观事实。其实，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当事人之间主要打的也是证据战。不论是谁主张谁举证，还是举证倒置，诉讼参加人的重要工作是举案件事实，去影响法官做出于己有利的司法裁决，是所有诉讼参加人的全部努力内容。同样，法官在司法审判中也只对证据负责，只负责从采信的证据中推断出案件的拟制事实，并根据证据拟制事实做出司法裁判。这样，在司法诉讼中就会出现作案手段老练、善于人为变造证据体系的犯罪嫌疑人阻滞司法程序，逍遥法外，而那些疏于收集和掌握证据的被害人无法得到法律保护的现象。因此，法律在某些案件事实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无论原型客观事实如何，只要没有证据支持的法律拟制事实存在，法律便无法做出应有的司法裁判。刑事诉讼中的“疑罪从无”的规定，就意味着当客观事实不能通过证据进行主观推定时，就只能主观认定当事人无罪。而刑法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更是主观定罪的典型。只要你具有超常规数额财产，又无法证明财产的合法来源，因而你就有罪。这里虽然规定了倒置的举证责任，将举证责任转嫁给被告当事人。但是，最后的有罪判决，并不是以绝对客观事实为依据，甚至不是证据拟制事实为依据做出的。如果牵强地说有证据的话，也只是被告当事人拿不出证据，这种司法裁判无疑距离以事实为根据这个司法诉讼终极理想目标就更遥远了。总之，在司法诉讼中，法官并不对原本的客观事实负责，并不承担发现客观事实原型的使命。其实，滞后的司法审判也无法去复原案件客观事实的原型。法官在司法审判中的基本使命就是收集证据，强化证据与案件拟制事实之间的联系，并通过非客观的案件拟制事实实现对原本案件事实的相应程度的重构。

三、人为因素的介入，影响和干扰司法裁判的客观本质

司法裁判是一个人为的过程，虽然有着法律的严格规制，但是其中的人为因素时刻都能改造法律的规制，使其成为法官主观办案的必然结果。例如我国的司法审判是在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大环境中进行的。代表国家的检察官以出庭支持公诉、庭后抗诉的形式，监督和规制司法审判工作的进行。这就会给法官增加思想压力，使其在审判工作中思考事实根据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如何办案才会避免与其检察机关发生冲突，这叫做以检察机关司法思维取向为依据。再如，司法舆论前置往往也会左右司法裁判。我国各个诉讼法都规定了审判公开的原则，除了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司法诉讼允许新闻记者参与旁听、采访和报道。因此，往往会出现下述情况，司法裁判尚未做出，新闻媒体就对案件事实进行“一边倒”的报道和界定，并引起社会轰动响应，甚至有少数领导人还做出了倾向性的批示。所有这些都会对法官产生无形的压力，使其原本的客观逻辑发生动摇和模糊，迫使法官一味去迎合社会舆论的潮流，迎合少数领导人的长官意志，去做出司法裁判。这叫做以社会舆论为依据，以长官意志为依据。此外，法官自身存在的主观因素也在时刻干扰着司法裁判的客观性质。例如，法官对司法的价值或成本进行过分的核算，即如何裁判案件更会直接赢得首长的赞许和同行的认可；如何裁判案件才会降低自己的司法行为的价值成本。所有这些，都会导致法官客观裁判取向不适当偏移，转而坚持以利益价值成本为根据去从事司法行为。法官多年形成的思维定势，也会左右司法审判。应该说，法官头脑里形成的思维定势，都是来自于司法审判实践，都是正确进行司法审判的有效武器。但是，当这种思想武器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而使用，在变化了的案件事实面前仍然恪守固定的逻辑思维格式和标准，倾向性地采信证据，倾向性地推定基于证据支持的拟制事实，以自己的习惯思维去主观改造案件客观事实，就会导致法官主观武断地做出司法裁判，这叫做以法官的内心主观意念为依据。更有甚者，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因外界因素产生的一时性的性格冲动，例如，案件当事人不经意表露出的外在形态和语言对法官心理的冲击，产生对案件当事人的主观好恶；外界强力因素，如威胁、欺骗、甚至直接地迫害都可能导致一部分法官做出违心地司法裁判。更有甚者，少数法官职业道德败坏，世界观标准错位，私下收受贿赂，进行枉法裁判等等，都会强化法官内心主观因素对司法审判客观性质的冲击，使司法审判越来越背离以事实为根据的终极理想目标。总而言之，司法是在案件事实发生之后介入的，由于客观时空不可逆性规律的作用，司法介入时，纯粹的客观事实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且，“法官并不对案件的所谓客观事实负责，并不承担发现客观事实的使命，推断出基于证据支持的法律意义上的‘拟制事实’才是法官力所能及的现实使命”，再加上人为的司法审判过程中大量主观因素的作用其间。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关于事实根据的法律悖说又是现实的，面对已经消失了的案件事实，依据一去不复返地超然于证据之外的绝对客观事实去操作司法审判，显然有悖于司法运作的特殊规律，是任何法官都无法做到的。当然，笔者并非否定事实根据司法原则的科学性。笔者的行文目的仅仅是指出事实根据司法原则的相对性，进而寻求最大程度弥补这种相对性的途径。证据是不可避免地要通过法官的主观运作加以采信的。但是，如何使法官对证据的主观采信更受一个公认的尽可能客观的采信标准的规范和制约，使审判工作尽可能地倾向于事实根据司法原则，应该是我们整个司法界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出有利于自己、不利于对方的证据。用证据去证明